主题：从毛公当年是否依法办事谈起 -- 洗心

利益驱动，是一种见效快的治国之术。利益的来源无非三种：

1． 对外部的掠夺，比如西方殖民，或者中国古代如秦国统一战争中对东方六国的兼并。其边界是扩张的效费比。

2． 对内部的掠夺，比如我们现在对民工阶层的压榨。其边界是弱势阶级的承受力。

3． 对自然界的掠夺，比如科技的进步，开发出更多资源或者更高效地利用资源。其边界是不确定性。

而人的欲望，如被调动起来，是无限的。所以，一旦利益的来源被中断哪怕是暂时中断，就会立刻陷入“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的困境。

所以，如要社会稳定存在，必须要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的存在，以克服利益驱动论的“无限欲望和有限资源”的内在矛盾，以有效降低“刑赏”的高昂成本。

汉之后，古代中国在占据了东亚最肥美的全部土地之后，儒教的独尊不是偶然的，因为对外的扩张结束之后，内部的利益分配就成为主题。以一家一姓为基础的君主看重的“礼”，并不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因为这本身就是和一家一姓的私利相矛盾，而是长幼尊卑有序的“礼”，这是一个堕落。而在明代和清代，君权的绝对化之下，儒教更是沦为一种愚民术统治术，明代李贽认为人皆可以为圣，把贩夫走卒和士大夫的良心相提并论，就被斥为异端，可见那时的儒教已经异化到了何种地步。愚人愚己，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王者之民堕落为阿Q后，士大夫阶层在三千年变局时面对海盗后人们的痴憨愚笨怯懦自私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我国的一大痛。

TG由小到大的成功不是利益驱动，而是与传统彻底决裂的理念的成功。而太祖在1949年立国的时候，中国已经被连绵的战火摧残了几十年，如果用利益驱动去做每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没有那么多资源。所以太祖强调整体的利益，长远的利益，提倡奉献精神，对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能够以通过追求自我私利而达到公共利益的和谐的理念解释之—即便西风压倒东风的今天，这种理念也依然面对着资源不足的现实困境。而要行“为人民服务”的大道，仅仅依靠革命的元功宿将们的自觉，精英阶层的自觉是不够的，文革时，建国已经17年，而各省市的头脑依然是那一批革命的元功宿将们，人员流动的停滞，势必带来利益的分化。这是现实。所以，要让“为人民服务”的大道延续，人民必须要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诉求，参与政治。于是，有了文革。

我承认太祖或许在文革中犯了“左倾”冒进主义的错误，比如工农兵学员的问题，但是，就现在被展示的“罪行”来看，很多的也就是本来属于上等人的权利，被下等人玩了一把而已。“暴民们”的所作所为，历史上我们的士大夫皇帝们其实天天在做。我们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是乐意为尊者的讳的，在他们如椽巨笔下，无父无母无兄无弟，可以被描写为王者无私，虽然帝位总是传给自己的儿子;七情上脸精虫上脑的鸡鸣狗盗，可以被描写为人约黄昏后罗袜生尘的缠绵，虽然勃起后一射的康泰总是相去不远，为贱者讳，不符合他们附皮之毛的身份。传统的道德观念本来就充满了矛盾之处，又如何能够以此来指责“暴民们”？！

反过来看，普及政治，让最广泛的人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为之搏斗，本身就是大功德，MD的选举不就是这种搏斗么，无非是受控且操作精密而已。在国史上，作为最广泛人群参与政治运动唯一记载的文革，肯定是非常让人难受的，因为这个运动实在是太颠覆传统了，无论国内国外—就比如，本来宝剑是各有其主的，某一天，人人都被赐予或者剥夺宝剑，逆来顺受者，逆天而行者，天真无邪者，老成世故者，劳苦功高者，后起之秀者，养尊处优者的反应都将极端的不同。。。将乡野里盛行的阿Q教养成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权利的公民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养尊处优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习气也不是能够靠一场运动打掉，所以，其中的吊诡之处，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对最深厚的传统，用最颠覆传统的手段对应之，这是他的魄力：既然我们深厚的酱缸传统对官僚传统的反思和行动太无力了，以至于不能象西方那样发生内生的对权威的反思和反抗，并在此之上获得高一层次的妥协和提升，那么可以说，太祖以自毁形神的决绝方式，给过我们这个机会。

之后，得靠我们自己了。

另，我上面的那个回复中写错了，马克思说的是“决不会”，我被以前马原两个“必然”的口诀误导了，同时也可能误导了你—你可以看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再另，请不要叫我老师及与此类似的称呼，这让我生理上很不适。为了我的健康，我提出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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