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毛公当年是否依法办事谈起 -- 洗心

袁剑

2010年9月

作者袁剑 中国著名财经评论员。曾担任《价值》杂志主笔，现任财经杂志《董事会》执行主编，著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中国：奇迹的黄昏》。

一、寂静的巨变

1989年6月3日的晚上，恐惧牢牢地植入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手忙脚乱、慌不择路的一着昏招，却意外地为一种新型政治奠定了长期的心理基础。在这个夜里，人民恐惧了，退却了，威权政府却趁着夜色呱呱坠地，威权政治其实变成了中国政治唯一的选择。由于这种政治转型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

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有一种非常普遍而且牢固的印象：中国经济领域已经天翻地覆，但政治领域却纹丝不动，即所谓只有"经改"，而没有"政改"。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政治不仅一直在变，而且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如果说"6.4"之前，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还将信将疑，因而还是一个半带宗教色彩的极权政府的话，那么在"6.4"之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则彻底灰心丧气，从此，中国共产党政权开始向一个马基亚维利式的世俗政权急速转型。虽然1989年之前的改革已经为这种政权转型作出了铺垫，但6月3号晚上的枪声，对这种转型则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

就像一个人在经历人生巨变之后突然变得玩世不恭一样，"6.4"之变，也让中国共产党如梦初醒。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一是政权性质发生了改变。"6.4"之后，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在"6.4"之前，无论是左翼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还是右翼的党内自由民主派，都对共产党的施政设置了某种道德约束和理想主义目标，不管这种目标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但在"6.4"之后，共产党彻底摆脱了来自左、右翼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纠缠，成为一个实用主义的官僚集团。"6.4"之后，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所代表的传统左翼以及胡耀邦、赵紫阳所代表的民主右翼迅速而且彻底的失势，非常能够说明中共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红旗落地，道德凋零之后，世俗利益的自我实现就成为这个官僚集团唯一的冲动。这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丧失了表达、整合社会各阶层意见及利益的政党功能，变成了一个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相当活跃、派别斗争非常频繁，这固然极端无序和混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表达基层、平衡利益的整合功能。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前邓小平时代，共产党主要分布在文化、教育、宣传、军队等部门的意识形态力量通过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行政官僚部门起到了强有力的牵制和钳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权力斗争主要就是表现在毛泽东所代表的力量（有时候表现为党的力量。当党也官僚化的时候，就表现为毛个人的力量）与刘、邓所代表的官僚力量的拉锯式平衡。这虽然经常被解读为派系斗争，但从功能上看却起到了某种整合利益的作用。毛泽东对行政官僚系统一直有深刻的怀疑，他经常会借助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或者直接诉诸于底层民众运动来钳制甚至残酷整肃官僚系统，向官僚系统输入压力。但邓小平却恰恰相反，他似乎更喜欢官僚系统的理性化所带来的秩序感。所以在邓小平终于成为仲裁者的时候，在几经摇摆之后，他决定将左右两级的意识形态和激进力量彻底边缘化，而将行政官僚体系变成他的改革和发展惟一可以托付的力量。从邓的经验和禀赋出发，在中国，惟有讲究程序文化的行政官僚系统才是稳健和务实的，因此也惟有官僚系统才有能力在保持安定、秩序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在毛时代，代表激进和浪漫主义力量的毛取得全胜，而在邓时代尤其是邓小平铁心依靠行政官僚体系的后邓时代，官僚系统则取得压倒性优势。邓凭借其一手缔造的经济神话的威力将所有方向上的激进分子（按照邓的标准）彻底扫地出门。如果说，毛时代共产党是以党代政的话，那么在邓小平时代则完全颠倒为"以政代党"。人们可以发现，在后邓以及江泽民时代，中国党内的意识形态部门表现的得相当顺从和务实，而人们一直借以预测中国共产党走势的意识形态争论和派系斗争奇迹般的销声匿迹了。这种反常的发展，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实现了一次静悄悄的剧烈转型：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左翼极权一跃而转变为右翼专制。而这个新政权的基础就是越来越专业、务实但同时也越来越利欲熏心的行政官僚体系。在这里，"党"（以及党的意志）彻底消失了，它被"政"彻底吸纳，彻底融解，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僚政权。也由此，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变成了官党一体化的"官党"。这就是是为什么在邓小平之后的时代，以前经常困扰中共并引起争吵的老大难的"党政关系"问题神秘失踪的原因所在。

与以前充满意识形态狂热的"党政权"相比，邓小平时代的的官僚政权虽然具有越来越专业化、理性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特征与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权毫无二致。毛泽东的"党天下"变成了邓小平的"官天下"，一个极端狂热因而也极端残忍的政权变成了一个极端理性，因而也极端自私的政权。这实际上是邓小平为自己的改革留下的一个灾难性的后门。对于一个丧失了信仰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政权，这种理性化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则为这种极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绝佳的制度条件。今天中国贫富极度悬殊的现实以一种绝对冷酷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用他一贯的冷嘲热讽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毛的这个梦魇在1990年代的中国迅速变成了事实。只不过，这个所谓"资产阶级"与现代资产阶级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它更像是那个古老的"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政权更像是蒋介石先生逃往台湾之前的国民党政权。1990年代之后，在老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流行过一句感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表达到就是对这种历史重来的无奈。

1990年代，我们一直有一种天真的判断认为，邓后时代中国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将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提供新的活动舞台。但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发生。中国的社会问题的确恶化了，但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却比以前更加边缘，甚至成为与右翼民主力量一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网站被封、集会遭禁止，景况与右翼丝毫没有区别。这种发展说明，共产党赖以起家的传统社会基础即那些传统产业工人、农民的命运，已经在今日共产党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作为一个执政官僚集团的共产党的利益边界十分清晰，那就是维护本集团及其精英联盟的利益。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几乎从来就秘而不宣，但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在公开场合的一句戏言，却不经意的暴露了这个秘密。在一个公开场合，江以一种得意甚至亢奋的神态告诫大家要"闷声发大财"。这句半真半假的戏言，似乎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但在了解中国政治演变的知情者看来，这怎么都像是说给共产党人自己听的。

从一群满怀乌托邦激情的狂热信徒跌落到一个看破红尘、自私冷酷的官僚利益集团，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在心灵秩序无疑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崩解。在任何时候，对一个权力趋于极致的执政集团来说，这种心灵秩序的崩解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全面失控。然而，1989年之后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秘密在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利用现代知识和技术逐渐构建了一套成熟的现代经济的控制系统。作为内在失序的一种外在补救，现代化的宏观（尤其是宏观经济）控制系统的逐步完善不仅是中国政权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面向，也是整个1990年代中国社会保持基本平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一批具有现代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的崛起功不可没。

1989年之后，太多的人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了各种不祥的预言，然而，中国这一独特的政治体制凭借其神奇的适应能力，将这些预言一一击得粉碎。而中国1989年之后持续至今的经济增长神话更是对那些西式的民主理想构成残酷的嘲弄。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的政治领袖和各级官僚都从1989年之后的政治实践中吸取了越来越强的政治自信。在表面上，中国的政治领袖仍然战战兢兢，但在私下里，他们则相当傲慢（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态度中看到），在他们那里，中国共产党在1990年代的政治发明，不仅在未来可以应付自如，甚至还可以长命百岁。未来要做的，充其量也就是使这部机器更加灵巧，更加精致。不过世事难料，过去的成功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包袱，如果中国政治领袖真的以为能够以不变应万变，那么，中国这架看上去运转良好的政治机器，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出其不意的抛锚。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抛锚的迹象。因为，1989年之后由执政者刻意设计出的博弈可能正在曲终人散，中国的政治逻辑也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换，所以，专门为这场博弈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机器肯定也会不断遇到麻烦。

二、狡猾的博弈

"闷声发大财"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89年之后的主流意识，也同样是这一时期中国民间的主流意识。而后者，正是执政者通过枪杆子的威慑和财富的利诱刻意诱导出来的。1989年之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教化力量双双失效，在这个时候，强大的威慑和世俗的利益便成为这个政权实施统治最可行也是最后的两种手段。威慑的目的在于告诉人民不可以做什么（比如"6.4"上街之类威胁政府统治的举动），利益则可以诱导人民努力去争取些什么，一堵一疏，亦威亦惠。统治者既然以一种马基亚维利的方式统治，那么人民也就迅速学会了一种马基亚维利式的生存。经"6.4"一役，"不合作"，成为部分人反抗政权的最高手段，而更多的人则一种表面驯服姿态与政权开始一种新的博弈，以一种补偿的心理玩命地追求财富。人们知道，只要不冲撞政治高压线，任何追求财富的方式（哪怕再不道德的方式）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在另一边，统治者也非常清楚，只要能够给予利益，人们就不会（起码暂时不会）挑战官僚政权的垄断统治。显然，这是1989年之后人民与政权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或者说隐性契约。正是这种隐性契约，维系了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平衡。在这种默契中，既没有任何正式的游戏规则，也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只有相机行事的机会主义灵感。机会主义虽然意味着个体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没有任何准则和道德基础的情况下，这种理性不如说是一种奸猾。政权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说机会主义策略对个体来说可能意味着理性的话，那么将这种机会主义叠加、放大到一种民族的战略，陶养成一种民族文化，则可能在长期中构成整体的不理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有政治评论家曾经恭维邓小平，说他"抓住了高速变动中的社会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但这显然只说对了一半，事情的更全面的真相是：邓小平依靠了枪杆子带来肉体的秩序，但却没有带来甚至瓦解了人们心灵的秩序。从长期来看，后一种秩序更加昂贵，也更难获得。肉体的秩序可以短时间迅速重建，而心灵的秩序一旦破坏，则很难复原。"6.4"之后，一切文化的约束，一切内心的敬畏都从中国人的心灵中被驱逐出境，他们不再服从鬼神，不再服从信条，不再服从人类最基本的同情，一句话，不再服从任何东西。在一个崩溃的心灵秩序面前，任何看上去强大无比的制度都将被狡猾的人性所击败。中国改革中诸多制度失效，大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三、"核心"可以走多远？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总结6月事件的经验时说："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

邓小平这段话固然有自我安慰之嫌，但基本上道出了实情。"6.4"之前，作为中国主体阶层的工人、农民在改革中基本上没有受损，并没有成为"6.4"运动的主力，至多，他们只是以道义声援的方式加入了这次运动。因而，"6.4"运动虽然血流遍地，异常惨烈，仍然只是一场在中国精英分子之间展开的搏杀。这种搏杀，同样以剧烈的方式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赵紫阳以及胡耀邦的残部与党内老官僚之间的这场恶斗，险些弄翻了共产党这艘大船。这让素来以开"钢铁公司"（毛泽东形容邓意志刚强的评语）着称、见过无数大阵仗的邓小平也难免心惊肉跳。惊魂未定之际，说出一句"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其中半是侥幸，半是恐惧。

出于这种高层分裂的担忧，邓小平彻底抛弃了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改革幻想，开始重新强化共产党的传统决策模式。这个政治决策模式就是邓从毛泽东手上继承下来，并最终为邓小平所正名的所谓"核心模式"。邓小平时这样论述"核心"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师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作为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时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的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这段话其实就是"江（泽民）核心"的由来。

在老板（中国的领袖层）的逻辑中，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将其类比为中国这个巨型企业的利润），经济增长的福利就能够自动惠及所有员工和股东（民众）。所以，只要作为经理人的官僚集团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这个目标，那么官僚集团就是胜任的。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官僚集团从这个利润中多贪污一点，多收得一些不义之财，也是小节，不足挂齿。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中国领袖层一向是懂得这种驾驭之术的。这是在1989年之后中国的大老板（中国领袖层）与经理人（中国官僚集团）之间一直延续的一种默契。凭借这种默契，中国领袖层与官僚集团之间一直相安无事。不过，官僚集团显然是不仅仅满足于做最高领袖层的xx人的，它一定要想方设法利用这种xx权力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1989年之后组织、推动经济增长的实践中，中国官僚集团对xx业务日益"精湛"，他们与老板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逐渐加大，老板（中国领袖层）因而也对经理层（中国官僚集团）越来越失去控制能力。

1990年代中期之后，1992年狂飙突进的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能量逐渐衰退，中国这个巨型企业制造利润（经济增长）的能力也开始不断减弱。但不幸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官僚集团经理层在xx过程中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和胃口也不断膨胀。官僚集团及其外部合谋者不仅要将利润（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据为己有，甚至还要将属于股东和员工（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本来就已经相当可怜的份额据为己有。如此一来，中国政治在前改革时代的仍然可以勉强维系的局面就开始破裂了。

毫无疑问，正是上述种种"左手倒右手"的掠夺式交易--一场彻头彻尾的GDP骗局，维持了199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奇迹"的玫瑰颜色。然而，中国领袖层几乎还未来得及享受这场"GDP奇迹"所带来的愉悦，民众就已经变得忍无可忍，纷纷开始以暴易暴了。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老板们才发觉大事不妙，慌忙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中国领袖层一定在疑惑：昨天还在高歌猛进，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危机四伏了呢？老板被经理们糊弄到这个地步，也真是可悲可叹。

当然，中国的新老板并不是阿斗。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官僚体系失控的严重性。2006年年初，中国共产党的现任组织部长贺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反思道： "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在不少地方的人事任免和干部选拔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GDP增长等硬邦邦的'政绩'，一些地方因此出现了唯GDP增速论干部上下的简单做法。这样造成的不利后果，就是部分地方领导单纯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不顾长远协调发展，对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甚至为了'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致使一些地方GDP增速虽快，但群众却无法分享发展成果，有的地方还因追求畸形发展背上沉重债务。"据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门准备在新一轮党政干部换届时，将使用一套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以约束和控制官僚行为。这一套新的考评体系，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通过引入群众满意度等新指标，尽量防止干部考察中容易出现的失真失实现象"，以矫正1990年代以来唯GDP是从的极端倾向。不过，大致可以预计，这一套新发明，很快就会像共产党无数类似的新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当一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掌握在他的上级而不是在在地居民手上的时候，地方官员就只可能对他的上级负责，而不可能对在地的民意负责。要求受上级节制官僚对民众负责，当然只能是与虎谋皮。不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就无法保证权力的使用问题。对于官僚集团来说，GDP只不过是权力滥用的一个手段，一个幌子而已。不要GDP，他们还会找到其他的手段，其他的幌子。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广泛流行GDP标准本身，也并非是地方官员发明的，而是中国领袖层自己发明的。地方官员不过是投其所好罢了。纵观1990以后的中国，中国领袖层对GDP速度的偏好一点都不亚于地方官员。GDP速度不仅是官僚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国老板们的利益所在。没有GDP的高速增长，中央税收远远超过GDP的线形需求就无法满足，中国最高层的赎买能力就迅速流失；没有GDP的高速增长，失业就会在现在现在的高危基础上迅速蔓延。而这些恰恰是脆弱的中国政治老板们最不能承受的痛苦。除非中国的政治领袖原因承担这种代价，否则，几乎可以打赌，他们将很快回到GDP标准上来。所谓中国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仅仅是某一项或者某几项特殊的经济政策失误所造成的，而是1989年之后岌岌可危的政治合法性对中国经济的一种内在要求。这就是说，不解除政治领袖的合法性焦虑，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只能被锁定在粗放方式上。这是中国领袖层或许还没有察觉但却深刻困扰着他们的又一个两难。在这种两难之中，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实际上已经陷入动辄得咎的境地。而随着矛盾的进一步积累，中国政治领袖们完全可能突然在某一天彻底失去腾挪余地，必须在民众和官僚之中择一而从。留给他们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与中国1970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不同，中国的基层民主不可能像土地承包制那样可以立即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因而也不可能像GDP那样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并迅速加强本身的合法性。相反，它看上去很可能是乱糟糟的。除非中国的政治领袖在意识形态上确立民主的价值，并用最大的决心加以保护，否则，中国的基层民主将随时都可能夭折。民主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政治领袖才对基层民主犹疑不决，起步多年却仍然在起点原地踏步），它着眼的是对资源以及经济成果的更公平的分配，并由此培育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一个社会得以被结构的隐形地基，是创造价值的价值。在经过30年代的改革之后，今天中国所奇缺的并不是创造更多利润的动力，最缺乏的是对利润更加公平的分配机制（而这种不公平分配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内需不足以及经济结构畸形的关键原因），基层民主正好可以弥补这种机制的稀缺。1989年之后，中国一直采取的是"政治问题，经济解决"的办法，但现在我们恐怕得的掉过头来，采取一点"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办法了。在胡锦涛时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任务，已经从全力推动、维护经济发展的单一目标中退出，必须开始解决更为棘手的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社会分裂等同时出现的多重挑战。而这些任务的完成，单纯的经济改革已经力有不逮，需要中国政治制度实现切实的转换。时代不同，任务不同，中国政治制度正是从这种新的时代压力中获得了充足的转型动力。1989年之后，中国的上层斗争彻底消停了，但十多年之后，中国基层却正在着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基层民主和自治，已是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跟出租车司机交谈的习惯。在大量的非正式采访中，我吃惊的发现，他们中间理解民主，并认同民主价值的人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什么叫历史潮流？这就是历史潮流。很多人低估中国基层民主的动力和可能性。但在我们看来，中国基层民主的条件已经烂熟。有这种基础，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就必定带有某种民主性质，不管你如何称呼它。时势如此，如果还只身相抗，那就不是明智的政治家了。时变而法不变者，乱。今日中国，时已变，势已变，惟独法不变。基层民主，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可塑性（或者称之为"可改革性"）的一块试金石，如果基层民主都不敢或者无法推进，我们就大致可以判定：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弹性，其后果就是现体制在压力下的整体性崩裂。

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中国，惟一比经济增长更快的是民众的怨恨和愤怒。对于一直沉溺于经济神话中的中国政治领袖来说，这一点多少有点始料不及。虽然我们无法定量测算中国社会中所积累的愤怒情绪，但就我们的观察而言，今天中国民众中所积累的能量已经远非"文革"前可比。现在绝大多数人"看到"的"文革"，实际上是"文革"受害者描述的"文革"，是一个经过加工后的"文革"。撇开高层权力斗争的维度，"文革"的另外一张面孔，是大众对官僚体系的反抗。作为一种强劲的动力，1949年之后在大众中压抑多年的对官僚的不满，借助高层权力斗争打开的缺口，像潮水一般汹涌而出。这就是发生在中国1960年代中期的"文革"。而后来的人们所记住的"文革"，仅仅是无情纷争的高层，凶残迷狂的大众。将"文革"仅仅描述成"权力斗争＋大众疯狂"不仅相当肤浅，也会让我们遗漏重要的历史心得。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中国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故意遮蔽"文革"的部分真相，才让中国改革在牺牲大众利益方面走得如此之远。继"文革"险胜，"6.4"大胜之后，中国官僚利益联盟在1989年之后的改革中，将利益的天平狠狠地拽向了自己一边。就对大众的掠夺而论，30年改革时期已经远远超过文革前的17年。难怪有人大声发问：改革会变成"武革"吗？这种剥夺甚至远非1949年之前可比。因此，其积累的反弹能量也远非那两个历史时期相比。一位下岗之后靠开黑车谋生的中共党员，在一路痛诉了社会的种种不公之后，在临下车时候非常认真地请求我这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以后你们搞什么组织一定要带上我。"显然，这是一股不断膨胀，正在四处寻找突破口的地火。一有机会，它们就可能喷涌而出，汇成滚滚洪流。这种能量既可以引爆一场无序而惨烈的动荡，也可能成为一场深刻变革的巨大推力。

透视当今的中国政治情势，我们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官僚利益集团欲火焚身，大众怒火中烧，政治领袖急火攻心。遭两面夹击的中国领袖层，虽然名义上握有最高权力，但却左右为难，完全找不到着力之处。灭大众之火，则官僚之火更炽，并最终将自己拖下水；灭官僚之火，则大老板断手断脚、自剪羽翼。面对如此困局，中国政治领袖们既然无法釜底抽薪，只好满足于不断地扬汤止沸疗法。除了一个正在逐渐变色而且随时可能彻底变色的"经济奇迹"之外，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上继承的唯一遗产，就是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除此之外，别无长物。官僚体系作为中国政治领袖们的惟一xx力量和执政工具，江泽民必须依靠它，胡锦涛也必须依靠它。所谓江规胡随，并不是胡要随，而是胡不得不随。然而，这个曾经创造了中国GDP神话的官僚体系，在长达30年代的转型中也逐渐累积了巨大的自毁力量。对于这种不断扩张的结构性自爆力量，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并迅速拆除其引信。当务之急是，必须在官僚合法性与领袖合法性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以防止火势向最高层蔓延，使整个秩序结构同步崩溃，与此同时，必须通过基层民主和自治，重建中国社会的基层秩序，以消解官僚体系力量的泡沫式扩张。否则，一旦官僚体系的权力泡沫因为扩展到极限而破裂，就可能同时炸毁下层和上层秩序，而陷整个中国社会于又一次悲惨的治乱循环。

所幸的是，在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全面转化为中国政治领袖的合法性危机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中国大众政治文化中，历来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即贪官是坏的但是皇帝是好的。这种政治文化体现在今天，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种抱怨："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执行走了样。"民众这种对高层与官僚的区别对待，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意外地保护了中国政治领袖们的合法性。目下的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处于全面的合法性危机之中，但传统政治文化的保护膜仍然全力维护着最高权力者的合法性。对于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来说，这是历史赐予他们的一个极其宝贵的时间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能否摆脱体制惯性，创造奇迹的关键时段，也是我们观察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

出于历史的逼迫，中国在胡锦涛时代出现重大转折的概率相当之高。但种种迹象的确让我们担心，中国政治正在逐渐丧失和平政治转型的条件。所有改革的经验都表明，被迫改革的时候，总是领袖们最为脆弱的时候，利益集团最为疯狂的时候，民众最为暴烈的时候。所有异像，由模糊而清晰，都齐齐集于今日。中国，将面对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