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曼斯泰因回忆录：失去的胜利 -- 香山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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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本色

失去的胜利/第十二章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下）

希特勒在这个阶段虽仍然拒绝让第六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并不能阻止集团军群总部至少要作此准备。十二月十八日，我派情报处长艾斯曼少校飞入包围圈，把我们对突围行动的意见告诉第六集团军，那在最近的将来毫无疑问会变得极有必要。

以下就是他所要说的要点：

契尔河战线上的紧急情况，而更危急的是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都显示第四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以东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作战只能持续一个极为有限的时间。此外，这个装甲集团军能否一直冲到实际包围圈上也颇有疑问，因为敌人正把生力军不断投入以阻止他们。不过基于同样理由，第六集团军现在突围的机会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第四装甲集团军与第六集团军能否会合，就要看后者今后能否积极参加这场战斗。当它开始向西南突破时，敌人就不能再继续减弱其包围兵力，于是就可以使第四装甲集团军继续向包围圈前进。

在第六集团军于十二月一日所提到的“冬季风暴”作战命令中，分配给该集团军的任务是：准备向西突围直到顿斯卡亚-萨拉特萨，以求与第四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现在这个任务可能更要扩展。第六集团军应该尽量向西南挺进直到它实际上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为止。

“冬季风暴”命令还表面上规定第六集团军仍应依照希特勒的命令守住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个新计划却暗示要它分区撤退以使向西南的突破可以继续推进。

艾斯曼少校同时又指出，尽管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它不相信空运情况会改善到容许第六集团军能在斯大林格勒坚守达任何长久的时间。

艾斯曼少校的任务就是为了调和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意见，结果却并不能令人满意。保卢斯本人对艾斯曼告诉他的一切，并非毫无印象，但他却同时强调其所面临任务的困难和风险。该集团军作战处长和军需处长也同样向艾斯曼少校强调说明这种因难，但两个人都宣称在这种环境中不仅应该趁早突围，而且也完全具有可行性。

不过最后决定第六集团军态度的却还是其参谋长施密特少将。他认为该集团军此时不可能突围，并说这无异于自取灭亡。他告诉艾斯曼说，“第六集团军将留在这里过复活节，你们的任务就是使其获得较好的补给。”施密特的意思很明显，使该集团军脱离现有情况完全应该是统帅部或集团军群总部的事情，因为陷在这里并非他们自己的错误，目前主要就是应使其有适当的补给。这是一个可以谅解的观点，而就理论上来说，他也有权利坚持。不幸的是环境更具有支配力量。艾斯曼指出，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竭尽全力来维持补给，但天气不好使空运停顿，那却没有办法，而且也无法变出运输机来。但是他虽善于辞令，可是对施密特而言却无异于耳边风。甚至艾斯曼企图指出第六集团军的突破对全盘作战利益是必要的，这个参谋长也不让步。

尽管该集团军司令可能是一个训练较好的战术家，并且头脑也比较清楚，但是在两个人中他的参谋长却是性格较坚强的一个。结果，保卢斯在其影响之下也就宣称突围根本不可能，并指出放弃斯大林格勒是“元首命令”所禁止的! (注：在这种情况下，施密特的顽固成性实为酿成灾难的主要原因，不过这同一性格却使他在被俘之后有了很英勇的表现，结果他被敌人判了二十五年的强迫劳动。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对他的行为仍应表示敬意。)

艾斯曼固然已使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充分了解当前的情况和集团军群的意图，但对第六集团军的任务，却始终未能获得共同意见。当集团军司令和其参谋长都怀疑这种作战的可行性时，我们又如何希望这个集团军司令部能够执行如此困难的作战呢?

若在任何其他时候，像这样的意见分歧就可以当作要求调换集团军指挥人员的理由，不过在现有紧急情况中，这种行动却是不能考虑的。任何继任的指挥官的参谋长都必须要有时间才能进入状况，而这时却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此外，我们也无法获得希特勒批准，因为他正信托这个人为他坚守斯大林格勒。

尽管如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却决定不顾任何困难和危险，而绝不愿放弃这个救出第六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它准备发出一个正式命令，解除集团军司令对突围的冒险和放弃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责任。这个步骤是我们充分准备采取的。

至于这个命令为什么最后没有被第六集团军所执行，我们在下文中当再加以详细分析，我与保卢斯，以及双方的参谋长，曾经利用新建立的超短波无线电话对此问题作过无数次交谈，而我们总部与统帅部之间也一样。

次日，十二月十九日，又使我们感觉到顿河东岸的情况有好转的希望，可能不久两个集团军即能合作以将第六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

在那一天，第五十七装甲军获得了一个值得敬佩的成功。它居然渡过了阿克赛河，向北挺进达到梅什科瓦河，其矛头实际上距南面包围圈已在三十英里以内！救兵的接近使第六集团军可以突围的机会终于已经来到了。如果第六集团军现在开始突击，而第四装甲集团军仍继续向北进攻，或至少能吸引敌人的兵力，于是敌军就会陷在两面夹攻之下，这也就至少可以希望建立足够的接触，以使第六集团军获得继续突围时所需要的燃料，弹药和食品。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群总部已经集中了一支运输纵队，装载了三千吨的补给品跟在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后面前进，并且还加上牵引机以便拖救第六集团军炮兵中的机动部分。只等坦克开出一条道路之后，即令是暂时的，这支运输纵队也都准备冒险直向被围的集团军冲去。

集团军群在顿河以西的情况，就十二月十九日而言，也还可以勉强支持，直到让第六集团军有向西南逃出的机会时为止，暂时还不会有决定性的发展迫使我们停止顿河以东的作战。

同时，我们在契尔河下游的防线也仍在坚守之中。虽然集团军群发现必须动用霍利特集团军来稳定那一方面的局势，但多少可以如计划般挺住。不过反而言之，该集群暴露在侧面的威胁却仍然存在着。

在顿河两岸的与死亡的竞赛都已经进入最后和决定性的阶段！

集团军群能否使顿河大河弯中的情况再继续稳住几天，好让第六集团军不错过这无疑是最后一次机会呢？只有不再浪费一分钟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在十二月十九日正午，集团军群用电动打字机向统帅部提出一个紧急呼吁，要求准许第六集团军立即撤出斯大林格勒并向西南突围以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见附录三)。

当这个要求未能获得立即反应之后，在十八时，我又直接命令第六集团军，要它立即向西南突围(见附录四)。这个作战的第一阶段还是与十二月一日所命令的“冬季风暴”攻击一样。不过必要时它应再继续前进，越过顿斯卡亚-萨拉特萨以求与第四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并使补给纵队可以通过。

同时，这个命令又规定必要时在“冬季风暴”攻击之后还应继之以一个第二阶段的作战。当接到了“雷鸣”代号命令后，第六集团军即应立即继续向第四装甲集团军前进，并同时分区逐步撤出斯大林格勒。为什么暂时保留这个代号命令的发出，原因是为了使两个集团军的行动和运输纵队的通过在时间上有完善的配合。更重要的是集团军群总部还要尝试说服希持勒收回其死守斯大林格勒的命令，因为当“雷鸣”命令发出之后，一切责任当然应由集团军群总司令自负，而与第六集团军司令无关，可是只要希特勒的命令存在，那么该司令就还是会感觉到有所顾忌，不敢放手去做。

最后机会的错过

自从十一月底希特勒拒绝允许保卢斯在敌人尚未巩固包围圈之前撤出斯大林格勒之后，如果说仍有救出第六集团军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就只有十二月十九日那一天了。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给与了这个命令，尽管第六集团军的突破也许会遇到困难，而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也正处于危险的情况之中。在后一方面所冒的危险将留待下一章再检讨。眼前的问题――那就是从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五日――却还是第六集团军能否与愿否实际执行我们所给与它的命令。

希特勒事实上已经同意该集团军为了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的目标应向西南攻击。不过他却继续坚持该集团军仍应据守其东西北三面防线。他仍然希望有切开一条“走廊”以使在斯大林格勒的集团军能有获得长期补给的机会。对这种想法有两个极显明的反对理由：

（一）就集团军群的全盘情况而论，尤其是有关B集团军群邻近地区的发展，已经不再容许把这两个集团军(第六和第四装甲)留在顿河以东地区。到此时，不仅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而只要敌人肯采取坚决行动，那么顿河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都有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

（二）要想第六集团军一方面动员一切的剩余攻击力量以向西南方作突破行动，而另一方面又希望它能守住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现有防线，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也许可以勉强支持一两天时间，等到敌人明白其意图时，就决不可能在该城中作持久之计，而又同时能够与第四装甲集团军维持联系。

希特勒反对执行本集团军群十二月十九日命令中所规定的计划，其理由固然是不现实的，可是第六集团军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却是不能随意不理的。他们要指出如果要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所冒的危险究竟有多大。

如果该集团军宣称只要希特勒坚持仍应守住斯大林格勒，那么它就不可能进行突围行动，这是一点都不错。因此，集团军群已经明白命令说，在收到“雷鸣”的代号命令之后，该集团军即应立即撤出该要塞地区。不过，这位集团军司令仍应决定服从谁――希特勒还是集团军群总司令。

此外，这个集团军又认为需要六天时间来准备突破。照我们看来即使由于机动部队的巨大损失，该集团军在行动上所面临的困难十分重大，但这种估计仍然还是太高，而在现有情况中更是不能接受。照我们看来，再等六天根本是不可能的，专就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足以证明如此。尤其是围城周围的敌军更不可能在这样长时间之内袖手旁观一事不做，而让我军在他们鼻子底下进行突围准备。这些准备行动(包括其他正面上兵力的抽调减薄在内)，在有限时间之内也许还有掩饰的可能。但是如果为了向西南方作突围行动，对兵力的集结需要六整天时间，那么敌人不等突围行动开始就会在其他方向上发动攻击了。这是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予以避免的。

该集团军同时又怀疑它是否能从其现有防线上抽调兵力以供突破之用，因为这些防线早巳受到局部攻击。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速度问题。如果该集团军能在良好的时机开始突破，它可以避免与敌军在其他方面的纠缠，而只需作迟滞行动来掩护步步为营的撤退。

这个集团军在保卢斯将军与我自己，以及双方参谋长的谈话中，都曾正确的强调表示，“雷鸣”的代号命令应紧接着“冬季风暴”之后发出，中途不可能停息，例如在顿斯卡亚-萨拉特萨。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事实上，集团军群的命令早已暗示，“雷鸣”是应直接连着“冬季风暴”的。

毫无疑问第六集团军司令的心情是十分的沉重，因为部队都已疲惫不堪，而马匹被屠杀充饥后，机动性也就更加减低――尤其是在如此严寒之中――要执行这样困难和危险的任务，成功的可能性当然是不太高的。

不过最主要还是燃料问题使第六集团军决定反对突围，并要求集团军群不应坚持执行其命令。保卢斯报告说他所有的燃料，只能够使其坦克(大约尚有一百辆可以使用)最多行驶二十英里。也就是说除非能够保证供给适当的燃料(和口粮)，或是第四装甲集团军能够前进到距敌方包围圈二十英里以内的地点，否则他就无法开始行动。现在这是谁都无法反驳的：代表第六集团军主要攻击力量的坦克，既然只有足够行驶二十英里的燃料，当然不可能要求它越过约三十英里远的空隙。反之，我们也不可能等这个集团军的燃料储量达到其所要求的水准(四千吨)――根据我们的经验，空运这样大的数量，事实上绝无可能。而且时间的延迟也将使突围的机会徒然坐失。

我们只能依赖手中已有的东西来从事行动――当然，包括今后几天内当这个集团军仍在集结兵力时所继续空运的燃料在内。此外我们还希望在突破过程中仍可以源源不断从空中补充燃料。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部队实际保有的燃料总是超过其文字报告的数量。即令不考虑这些方面，也还可以希望事态依下述的路线发展。当第六集团军向西南发动攻击之后，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处境就会变得较为轻松，敌人将不可能再继续从包围圈中抽调兵力。所以在十二月十九日，第四装甲集团军能否越过梅什科瓦再前进，还是没有确实把握，可是一旦由于第六集团军的行动而使其所感受的压力减轻之后，则毫无疑问他们可以再完成那十二英里的额外距离。

当然在我们的计算中，显然不无冒险之处，但若不如此，则根本就不可能设想把第六集团军救出。不过为什么燃料问题会如此具有决定性，主要原因却是因为希特勒在城中留有一个联络官。经过联络官报告，希特勒知道保卢斯不仅认为燃料情况使他不可能发动突围作战，甚至连达到“起线”都不可能。

我花了不少时间在电话上面，以尝试使希特勒允许第六集团军突围并放弃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回答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想法。保卢斯所有的油料最多只能行驶十五英里到二十英里。他自己说他现在是不可能突围的。”

所以集团军群只好向两方面都屈服了：一方面是统帅部，它认为当第六集团军向西南攻击时必须同时维持在斯大林格勒其他方面的位置；另一方面为第六集团军部，它宣布由于燃料情况使它无法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在支持他的决定时，希特勒又可以利用该集团军的意见来当作一个有力根据。如果他当时没有这个借口，那么事实的压力也许就能迫使他终于放弃即使在突破作战中仍应继续坚守该城的念头。若能如此，保卢斯将军对整个问题也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因为他不再需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来采取行动。

我为什么要把第六集团军未能把握最后机会的动机作如此详细的分析，原因是我认为这与保卢斯的个性或以后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关连的。我早巳说过，他举出的理由没有一个不能说是不合理的。不过事实上这却是我们能够救出该集团军的最后机会。不管所冒危险有多大，若不利用这个机会，即无异于放弃了一切得救的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也就等于孤注一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现在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在这种紧要关头，要批评保卢斯的态度那是太容易了。这决不仅是“盲目服从”希特勒而已，因为保卢斯本人在内心深处也怀疑他应否发动这样一个作战――直接违反希特勒的明令――而又必然会把斯大林格勒让与敌人。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集团军群已经命令撤退，则这个责任自然是由后者担负。

不过除了这种良知的冲突以外，如果这个集团军司令服从集团军群的命令，他也就要面临一个巨大的赌博。突破固然使该集团军获得一个得救的机会，但同时也可以使其遭遇全面毁灭。如果第一次突围就失败了，如果第六集团军陷在半途中，而第四装甲集团军又无力再继续前进，又如果敌人能从侧面或后方击溃了掩护突破的兵力，第六集团军的命运也就从此不堪设想了。所以它面临的任务的确是艰巨和危险到了极点。好比是一个正方形，四面都同时作战，当它向西南突围时，前后左右都有被敌人击破的可能性。而且在执行这个任务时，部队在饥寒交迫之中早已精疲力竭，机动性更是有限。不过，由于希望重获自由以及逃出死亡和被俘的命运，也许可以激发他们死里求活的精神，来完成这种表面上似乎绝对不可能的任务。

当保卢斯将军终于让这个最后机会溜走，当他首先是犹豫不决，而最后终于还是反对这次冒险时，的确还是感觉到他自己所背负的责任。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希望用自己的命令来解除他的责任，但他却仍感到无法卸责――或者是对希特勒，或者是对他自己的良知。

在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立即突围后的这一个星期之内，第六集团军的命运也就完全决定了。

整整六天之中，集团军群甘冒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危险，门户大开以便让第六集团军能够重获自由并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在这个阶段，集团军群无时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敌人在意大利集团军的地域进行突破之后已经决定扩张战果，或是渡过顿涅茨河直趋罗斯托夫，可以切断我方整个南翼的生命线，或者旋转过来窜入顿河集团军群左翼霍利特集群的后方。

甚至在契尔河下游的正面(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和霍利特集群地域的这一点单薄屏障兵力也都有完全崩溃的可能。

尽管如此，集团军群总部还是尽可能把第四装甲集团军留在顿河以东的暴露位置上以求使第六集团军仍能获得逃出重围的最后希望。直到集团军群左翼的发展迫使我们不能不从顿河左岸抽调兵力赶往救援时，这个时限终于到了，于是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梅什科瓦河的第五十七装甲军终于无法久留了。

现在就把这一个星期以来的大事，简明的叙述一下：

起点是在集团军群左翼，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在霍利特集群的左侧面上。意大利集团军的确实情况如何是我们所不清楚的。似乎只有一个轻装甲师和一两个步兵师曾经作过略值一提的抵抗。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在意大利集团军右翼的一位德军军长报告说，因为据报已有敌方的两个装甲军深入了侧面，所以他所指挥的两个意大利师已经望风溃逃了。结果使霍利特集群的侧面完全处于暴露地位。

当集团军群总部获得了霍利特将军的报告之后(他实际上已由B集团军群指挥)，就立即指示他用一切可能手段来阻止意大利部队溃逃。在他指挥之下的集群，奉命守住在契尔河的阵地，并且用梯次防御以掩护其左侧面。

不过在这一天当中，该集群的单薄正面也已经有两处被敌军透入。罗马尼亚第七师未奉命令擅自撤退，罗马尼亚第一军的军部在恐怖中放弃了其指挥所。

到十二月二十日黄昏，霍利特集群的纵深侧面上，情况已经混乱不堪。谁都不知道意大利部队是否仍在抵抗和在什么地方抵抗。在霍利特集群后方，到处都报告已经发现了敌方的装甲矛头，甚至深入到了卡缅斯克-萨辛斯克的顿涅茨河重要渡口之上。

在以后两天，霍利特集群的处境变得更为紧急。不仅正面已经被透入，同时其侧面和后方也已经完全没有保护了。敌人现在在原由意大利集团军所担负的地区中已经可以自由运动了。不要多久，在契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也就注定要受到这种危险情况的影响。

霍利特集群所要作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即为大致在与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平行的位置上，建立一个新正面，以便能同时掩护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侧面、莫罗佐夫斯克与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它们也是对斯大林格勒空运补给的必要基地。同时也应尽可能保护顿涅茨河在福彻斯塔特和卡缅斯克-萨辛斯克的重要渡口能够畅通无阻。

非常明显，这些临时性应急措施最多只能使集团军群左翼暂时稳定两三天而已。早在十二月二十日，集团军群就发电报给陆军总部，明白指出如果敌军在突破意大利集团军的正面之后，决心作扩张行动，他就会一口气冲到罗斯托夫，把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一网打尽。这又恰好碰上了统帅部中的流行怪现象，那一天恰好希特勒正在与意大利的一个代表团进行谈判――只有统帅部的代表参加――甚至连陆军总参谋长都无法把这个紧急报告送到希特勒手中。我们得到的惟一答复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收到的陆军总部命令，指定霍利特集群应改守某一条防线，而事实上那里早已沦陷了。同时在那一天，想靠这个集群的一点兵力从正面撤出来建立一道新防线，也未免颇有疑问。

由于意大利部队的崩溃，在我们的正面与B集团军群之间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大裂口，本集团军群很明显已经不可能盼望统帅部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稳定形势。它甚至连从A集团军群方面迅速借调一个步兵师以保护罗斯托夫的请求都加以拒绝了。所以我们能做到的就只有抽调我们自己的资源――这个决定非常痛苦，因为事实上只有抽调我们的右翼兵力，就是现在正在顿河东岸苦战的部队。可是现在已无犹豫余地，因为在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霍利特集群的危机已经达到最高潮。三个敌方的坦克和机械化军，已经从意军及罗马尼亚第三师的正面缺口冲入。其中两个军(第二十五坦克军和第五十机械化军)早已接近在莫罗佐夫斯克和塔特辛斯卡亚两地的重要空运基地；其中第三个军(第八坦克军)则迂回到这个集群的后方，而这些部队却还正在契尔河的中游或上游地带浴血苦战。

当集团军群的左翼，尤其是暴露中的西方侧面已经变得日益严重时，我们却还希望能够救出第六集团军，这一方面要靠希特勒肯放弃其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意图，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该集团军愿意冒险一试。第四装甲集团军此时正尽其全力来完成向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跃，但同时也希望第六集团军能够发动向西南的突击以使其任务可以比较易于完成。

在十二月十九日到达梅什科瓦河以后，次日这个援救集团军开始陷入苦战，敌人从斯大林格勒不断抽调生力军，一波又一波来攻，以阻止其继续前进。尽管如此，第五十七装甲军还是在北岸上占据了一个立足点，经过一再扩张之后，终于将其构成一个桥头阵地。敌人虽然大举进攻，但结果只是徒然受损而未能撼动我军。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该军的先头部队早已能够看见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炮火反光了!如果第六集团军能够在此时乘机发动攻击和至少牵制敌军不让他们再抽调生力军来挡住第四装甲集团军的进路，则成功似乎还是有望的。可是由于上面说过的理由，第六集团军的攻击始终未曾实现。

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集团军群被迫不能不顾及其左翼的情况，必须把兵力向该地区调动。在契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奉命抽出第四十八装甲军军部和第十一装甲师来稳定集团军群右翼，为了补充这个损失，第四装甲集团军又只好拨出一个装甲师给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若没有这个师的补充，则契尔河下游正面也就不可能守住了。

第二天的发展足以证明这个措施是如何的迫切需要。塔辛斯卡亚机场已经丧失，从空中补给第六集团军的工具也随之丧失了一个。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将其夺回。

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知道第六集团军决不会乘机突围了，于是才作出这个痛心的决定，从第四装甲集团军中抽出一个完整的装甲师。甚至到现在，也是因为第十六摩托化师已经可以参加作战，它才可以抽出。直到十二月二十日，陆军总部才算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允许从B集团军群中抽调“维京师”来代替在耶列茨的这个师，但不幸的是，这个换防程序需要十天才能完成。自从集团军群第一次要求调用第十六摩托化师起，中间整整耽搁了十天的时间!如果能够一要求就获批准，则该师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就能立即用来参加契尔河的战斗，于是第五十七装甲师就可以不必抽调那个装甲师了。正像往常的惯例一样，这都是希特勒犹豫不决的后果。

虽然希特勒现在也允许把第七装甲师拨给本集团军群，可是对于已在进行中的救援作战已经远水救不了近火，同时因为第一个虎式坦克营就要到了，所以希特勒现在希望局势可以好转，但这种希望也同样被证明是荒谬的。除了虎式坦克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以外，因为它们还从来没有经过实战考验，所以最初问题极多，一时毫无价值。希特勒对新兵器的威力总是估计过高，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于是，在顿河以东的战场上，主动权也开始转移到对方手中去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五十七装甲军在梅什科瓦地区遭到强大攻击，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强，我军终于被迫退回到阿克赛河。在以后几天，俄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从东西两方包围这个军。

在第四装甲军北面和东面的正面上，发现了俄军两个集团军的番号(第五十一集团军和第二近卫集团军，共辖三个机械化军，一个坦克军，三个步兵军和一个骑兵军)。这些兵力中的大部分都是从斯大林格勒前线抽调出来的，不过有一部分是越过伏尔加河前来增援的。

在一两天之内，敌人所集结的强大兵力开始压迫第四装甲集团军一直撤到科帖尔尼科沃，这正是它在十二月十二日开始向斯大林格勒进攻的起点。当第五十七装甲军在阿克赛河苦战时，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部队却无力担负对其侧面的保护，所以这种撤退遂无可避免。负责掩护第五十七装甲军东西两方侧面的罗马尼亚第六和第七两个军已经丧失了斗志――部分原因是由于指挥人员未能努力维持士气。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司令面对这种崩溃现象也毫无办法。最后，我们只好将这些部队从前线抽回，将其送回罗马尼亚去加以整补。

从十二月十二日开始的救援第六集团军的企图已经失败了，至少就目前而言是如此。从最近的发展判断，是否尚有卷土重来的希望呢?今天事后看来，从B集团军群地区的情况变化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不过在当时却还不能预料，在意大利集团军遭到惨败之后，在一月尚未结束之前，顿河上的匈牙利集团军地域又会遭到一个更惨重的灾难。

因此，尽管存在一切的反对势力，本集团军群仍然不愿意放弃援救第六集团军。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它又把下述建议向陆军总部提出。

为了维持集团军群左翼，敌人正威胁着要从那里向罗斯托夫突破，所以至少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要陆军总部把一个集团军型的“战斗群”立即投入战斗。它是早已在米涅罗沃地区开始集结，恰好位于B集团军群右翼后方。此外我们又要求从A集团军群的第十七集团军中调出一个步兵师，迅速接管罗斯托夫地区，以便对它提供直接保护。此外，那个暂时已准拨给本集团军群的第七装甲师，对于顿河以东的战斗虽然已经太迟无法赶上，可是对集团军群左翼的战斗却可以有所贡献。

在集团军群中央正面所预计的最坏情况即为撤到顿河-顿涅茨河之线。此外，契尔河下游的情况在最近几天也已经略形松懈，因为敌人已经集中其兵力在较西方面以求攻占我方在塔特辛斯卡亚和莫罗佐夫斯克的机场。

对于斯大林格勒是否还应作第二次解围企图，主要关键就要看我们能否在顿河东岸集结足够兵力来使第四装甲集团军得以击败现在正在追击它的敌军。为了这个目的，顿河集团军群又要求陆军总部立即从第一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第三装甲军和一个步兵师来增援第四装甲集团军――早在十二月十八日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已一再提出了此项要求。这支兵力若与第十六摩托化师(它的到达也应尽量加速)加在一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足以使第四装甲集团军再度向斯大林格勒前进。此外，我们认为在六天之内可以把这些兵力调齐。在同一时间之内，应该可以把燃料一千吨和粮食五百吨飞入包围圈以满足第六集团军的紧急需要。此时，统帅部也已经允许供给更多运输机。塔特辛卡亚和莫罗佐夫斯克的机场在一两天之内也都可以再度使用。同时我们又一再要求应允许第六集团军有行动自由。尽管他们自己可能仍认为在此时突围是没有希望的，但集团军群总部却坚决认为除此更无其他办法，因为根本不可能使在包围中的集团军获得持续不断的补给。不过从一般情况和第六集团军部队的现状来判断，我们认为突围时间最迟应在新年附近，到那时第四装甲集团军可以再度向包围圈进攻――当然，其先决条件为增援能够准时到达。但是即使这次突围能够成功，却已经不再能希望第六集团军在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时仍然是一支完整的部队了。尽管如此，却仍可假定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可以杀出重围。

问题就在于第一装甲集团军能否在这时抽出上述兵力。希特勒与A集团军群总部却都认为是不可能的。这种拒绝的态度是否合理应该留待旁人去判断。

无论如何，顿河集团军群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曾把一个兵力比较表送给陆军总部(请希特勒注意)，上面指出调三个师给我们的计划是绝对可行的。依照表列数字，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德军对敌军的比例，毫无疑问要比顿河集团军群地域中的比例较为有利。此外，顿河集团军群的部队在过去一个半月内一直都在苦斗之中，所以实力也已相当消耗。顿河集团军群现在必须在开阔地区进行战斗，而自从高加索的攻势顿挫之后，A集团军群就已转取守势，他们现在所据守的阵地已经相当坚强。而且即令第一装甲集团军在减少三师兵力之后就不再能抵挡敌军的强大攻击，但它仍然可用弹性战术来迟滞敌人前进，直到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作战已经决定了成败为止。不过希特勒却不肯承认这种可能性，尽管我们总部早已几次指出，即令我们能够救出第六集团军，但高加索正面却还是无法坚守。我们建议的“大解决”是从斯大林格勒救出第六集团军，然后再在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整个地区改作机动性的作战――这却是希特勒不能采纳的。

除了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的基本态度以外，希特勒之所以拒绝减弱A集团军群，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相信他手中还有另外一套法宝足以救出第六集团军，尽管时间上还要延迟很久。

依照我们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接到的陆军总部的训令，希特勒已经决定从西线把一个党卫军装甲军调来东线，这个军是已经休息和整编好了的，下辖“生命“、“骷髅”和“帝国”等装甲步兵师。这个军将在哈尔可夫附近集中，并从那里向斯大林格勒发动一个救援的攻势。不过从有限的铁路能力上来观察，其在哈尔可夫地区中的集结在二月中旬以前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第六集团军在这段时间内如何活下去，这个训令却未提及。即令当时还不能预料在匈牙利集团军地域也会发生一个像在意大利集团军地区一样的灾难，但是从B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之间地域情况日趋严重的事实看来，也可以知道这个党卫军装甲军是的确需要的。可是如果认为这一个军的力量就可以发动一个攻势直达斯大林格勒，未免是太天真了。在十二月从科帖尔尼科沃到斯大林格勒，其间距离不过八十英里，当时第四装甲集团军若有足够增援将完全可能到达。反之在二月份从哈尔可夫前进，距离却达三百五十英里，那根本就是幻想而已。如果希特勒真的相信这种进攻是可能的，就足以证明我们在上一章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

当希特勒拒绝了顿河集团军群在十二月底所提出的一切迅速增援第四装甲集团军的要求之后，第六集团军的命运也就终于确定了。我们虽然已经把所能动用的每一个人和每一颗炮弹都孤注一掷的用在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作战中，但结果还是徒劳!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未曾放弃希望，而且不惜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来当作赌注，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从一月以后，在顿河集团军群的地区中的作战大致就可以分为两个平行的部分：（1）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战斗；（2）为了维持整个南翼的奋斗，包括A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和顿河集团军群在内。后者为了作战的连续性起见，将在下一章分别讨论，前者则构成本章的最后一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出第六集团军的最后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保持之间的关系。

第六集团军的最后战斗

第六集团军的垂死挣扎是在新年前后开始的，这个故事的痛苦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中，均能视死如归恪尽职守，真是可歌可泣。

不过站在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地位，有一个问题是我必须回答的。要求我们军人作这样的牺牲是否合理或必要――如果真是如此，其期限又应该有多长?换句话说，第六集团军的最后苦斗是否能达到任何有用的目标?要想对这个问题获得一个适当的答案，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而不应以德国最后的失败为基础。

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六集团军司令把下述电报送达我们，我们马上转呈陆军总部，我们的政策一向是毫无掩饰的表现该集团军的立场。(从这时起，包围圈和外面的联络就只能靠无线电和飞出来的人员。超短波的电动打字谈话已经中断。)保卢斯上将的电报全文如下：

“流血的损失，寒冷，和不适当的补给最近已经使各师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我应该报告下述各点：

（1）本集团军仍能继续击退小规模的攻击和应付局部性危机达相当长时间。不过条件却是补给能够改善，补充人员能够尽量迅速飞入。

（2）如果敌人从赫特(第四装甲集团军)方面或其他方面抽调相当大量的兵力来对斯大林格勒要塞发动大规模攻势，则我们就不能再长期支持下去。

（3）除非先打通一个走廊，使本集团军获得必要的人员和物资补充，否则不可能执行突破作战。

所以我要求向最高当局表示，除非全盘情况迫使本集团军有牺牲之必要，否则应立即加速援救行动。本集团军自应竭力坚守直到最后一分钟为止。

我同时也必须报告在今天只飞入了七十吨物资。有些部队已经开始断粮。所以现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这个报告的内容充分证明保卢斯的参谋长是如何荒谬，仅仅一星期前他还说只要有适当补给，第六集团军可以在斯大林格勒过复活节。

这个文件也可以证明，一星期以前由于第四装甲集团军迫近该城，集团军群命令该集团军突围时，那不仅是其可以获救的第一次机会，而且也是最后一次。

可是在十二月底和一月初，除了局部攻击以外，第六集团军正面还相当平静。原因有二：一方面敌人可能是累积其炮兵弹药以便发动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他们正调集一切兵力以先击毁第四装甲集团军和在顿河大河弯中获得成功。

一月八日，胡伯将军在晋见希特勒之后返防时，顺便到集团军群总部中来与我晤谈。希特勒命令胡伯从斯大林格勒飞注洛森，以便将第六集团军的情况当面向他报告。胡伯告诉我，他把包围圈中的一切实际情形毫无掩饰的告诉希特勒。(事实上，这与集团军群总部的每日情况报告中已经说明的内容并无太多区别，可是希特勒在末获更进一步的证据以前却不准备相信我们的报告。)

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却是胡伯在洛森小作勾留之后，他却受到希特勒的影响而开始感到有信心了――不管真的还是假的。希特勒向他宣称将倾全力以使第六集团军可以长期获得补给，并且还提到以后的救援计划。在重建信心之后，胡伯回到包围圈中，不久又奉希特勒之命再度飞出以便在外面指挥空运。不过，甚至他也无法改进空运效率，因为并不是实际组织有什么弱点，而是天气不良和飞机资源不适当。胡伯有一句话最使我个人感到刺激，因为在第六集团军中正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我曾发出这样一个电报：“不要放手，我就会救你们出来：曼斯泰因。”虽然我是不惜用一切的手段来将第六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这样的习惯会对部队许出任何诺言，因为是否能使这种诺言兑现，我并无绝对把握，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胡伯将军倒是个无畏的硬汉，他居然敢向希特勒说，象第六集团军被围这种事情对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威望是一个巨大损失。因此，他建议希特勒应该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去执行――至少在东线应该如此。由于胡伯在前往洛森时曾先与我们会晤，所以希特勒毫无疑问会假设胡伯是受了我的鼓动才会放这个“大炮”的。事实却绝非如此。

斯大林格勒陷落之后，我自己曾向希特勒建议改组最高军事指挥组织。因为他早已有了预先警告，所以就断然拒绝考虑这个问题。若非这样，他也许会比较能接受我的意见，尤其在当时，他对第六集团军的丧失多少还有一点责任感。

一月九日，敌人向第六集团军招降。在希特勒命令下，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我对希特勒在军事领域中的一切决定和行动总是很少完全同意的，但对他此时的决定却完全表示支持，因为不管从人道观点上来看那是如何残酷，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必要措施。

我不拟在此讨论那种纯粹军人精神的观点，就是说任何军队只要尚有战斗力就绝对不许投降。如果放弃这种精神，军人这一职业也就结束了。除非世界进步到了无战争和军人的境界，否则这种军人荣誉观念就必须维持。即使投降可以避免显然毫无希望的战斗，但这一点本身仍不能当作投降的理由。如果所有指挥官在他认为毫无希望时就马上投降，那么谁都不会赢得战争了。甚至在绝无希望的环境中也常常可能死里求生。从保卢斯将军的观点来看，不管怎样，基于军人的责任他都应该拒绝投降。只有惟一例外，就是这个集团军已经别无用途，继续抵抗根本上已无意义。这可以说明希特勒的决定是合理的。不管第六集团军继续抵抗，就长期观点来说如何没有希望，但就全盘战略情况而言，它却已经到了决定性的地位，它必须尝试尽可能牵制围攻兵力达最长时限。

十二月初，在该集团军周围的包围圈上发现一共大约六十个敌人大部队的番号(即为步兵师，装甲和机械化旅等。)当第四装甲集团军进攻时，毫无疑问其中有一部分兵力必然暂时被拉动，但却又有新的部队补充进去。到一月十九日，据报顿河集团军群所面对着的二百五十九个敌方大部队中，有九十个是用来包围第六集团军的。如果第六集团军在一月九日就投降了，那么这九十个部队中的大部分就会像潮水一样放了出来，于是顿河集团军群和整个南翼的地位也就不堪设想了。

这个集团军还能打下去，即使从其本身来看已是毫无意义的了，可是它的坚持能力对整个南翼却具有决定性。第六集团军能够多牵制敌军一天，对整个东战场而言也就多一份贡献。今天虽然有人认为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若能早日结束战争岂不可以使我们免受许多痛苦。不过这都是“后见之明”。在那时，就军事立场来看，并无理由认为德国一定会失败。一个军事性僵局也可以在政治方面引起同样作用，所以只要德军南翼能够稳定，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而这个首要的先决条件，就是第六集团军应该尽量牵制敌军到最后一分钟。这个残酷的需要迫使最高统帅要求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部队必须作出最后的牺牲。至于这位自立为王的统帅应对该集团军的覆亡负其责任，那却是另一个问题。

在一月九日第六集团军拒绝投降之后，俄军即开始从各方面进攻，首先是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继之以大量的坦克支援。主要压力是指向马利诺夫附近的西突出部，敌人已在几个点突入。

一月十一日，情况变得益为危急，由于缺乏弹药和燃料，该集团军已经无法恢复失地。由于卡波夫卡谷地――尤其是那里的居民地――的丧失，使西面守军丧失了御寒的保护物。此外，气候情况也使空运的希望断绝了。

一月十二日，第六集团军有一个特别报告足以说明其困境，集团军群总部也立即将其转达陆军总部。内容如下：

“尽管部队英勇抵抗，但是最近几天的激战已使敌人作了深入穿透，仅仅在极端困难之中才堵住了。已经没有预备队，而且也无法再编成。重兵器已经丧失机动性。严重的损失，不适当的补给，加上严寒，已经使部队的抵抗力相当的减低。如果敌人继续用现有兵力进攻，则要塞正面最多只能支持几天。以后的抵抗只不过是局部行动而已。”

一月十二日，天气又使空运停止了，并且也阻止了空军支援守军的艰苦战斗。

那天黄昏，空军方面负责主持空运的佩克特将军飞出包围圈。他将城中的情况描绘出一幅惊人的图画，并认为该集团军的继续抵抗能力只两天到四天的限度。由于部队的英勇和自我牺牲，证明这个估计是不正确的。照佩克特将军的意见，即令空运的情形改进，从现在起也不会再有什么差异，因为陆军的资源已经不能填补敌人所造成的缺口。

佩克特也为我们带来了保卢斯(他现在已经升了一级上将)的一份报告，对包围圈中的战术情况供给了下述报导：

在西北方面，敌人已经在攻击中使用了十到十二个师的兵力。第三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已经从北面受到迂回并被击碎，结果那一方面似乎已经没有重建防线的可能性了。这两个英勇的师已经击毁了一百辆坦克，但敌军似乎仍有五十辆完整无恙。

在包围圈南面，尽管第二十九步兵师曾作英勇抵抗，但经过两天猛烈炮击之后，敌人终于突破了。这一方面也没有更多兵力来填塞缺口。俄军在一个地区的攻击中使用了一百余辆坦克，有四十辆已被击毁。

包围圈的东面目前仍在坚守，不过敌人也正在施加重大压力。

在东北方面，敌人也在几个地点透入颇深，第十六装甲师的战斗力已经用尽。

保卢斯又说该集团军将战到最后一弹为止。胡伯将军现在正向希特勒建议缩小防御圈，事实上这种行动只会加速崩溃，因为所有重兵器都已不能移动了。(注：当时为了突破的需要累积兵力时，希特勒却命令禁止这种行动。因为空运是永远不会适当的，所以现在也就再无改进的希望。这个集团军还能抵抗多久就完全要看敌人攻势的强度了。)

同一天，皮托姆尼克飞机场也陷失了，此后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只有古姆拉克一个机场可用了。

不过在夜间，保卢斯又报告说，如果能飞入几个营的兵力，并携带全套武器，该城仍有继续抵抗的希望。他早已一再要求飞入几个人来补充他的损失，但是集团军群总部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因为它自己也已经没有必要的补充兵源了。而且自从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救援作战停顿之后，也就再没有把增援兵力送入围城的理由。有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假期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围城，这已经是一件够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些军官――有许多都是系出名门，例如俾斯麦和比洛的后人――他们自己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这可以表示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袍泽友爱传统是经得起最严格考验的。

一月十三日，保卢斯的副官贝尔上尉――一个早已赢得武士级十字勋章的优秀青年军官――飞出来见我们，并带来了该集团军的战争日记。他告诉我们部队是如何英勇战斗，不分上下都能视死如归。

贝尔带来了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的信函，信中充分表现出德国军人的传统思想，勇气和完整的人格。他们也充分认识到了集团军群为了救出第六集团军已经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反过来，他们对空运补给的诺言未能兑现却不免很感怨恨。我所能说的就是里希特霍芬上将和我本人都从来没有作过如此许诺。这个应向他们负责的人是戈林。

一月十六日，这个集团军所有正面上又再展开了激烈战斗。有一段时间，任何飞机都已不能降落，因为敌人的地面火力和战斗机使它们受到了无法忍受的损失。所以现在主要只能在夜间飞行或是空投补给。用后述方法，必然有相当部分物资都浪费掉了。

同一天，希特勒改派米尔契元帅负责主持空运。一月十七日，该集团军用无线电通知说，古姆拉克机场又可以使用了，但空军却不同意。不过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应尝试在那里着陆。

一月十九日，我与米尔契作了第一次谈话，他受了一点轻伤，因为前一天他的坐车与一个火车头相撞。我告诉他尽管第六集团军的情况已经绝望，但空运仍有立即彻底改善的迫切需要。除了事实上对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围城中的战友必须维持其补给到最后一分钟以外，这个集团军也正在担负着一个最重要的作战任务，继续牵制九十个敌军大部队。由于本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和B集团军群的暴露侧面上的情况极为危殆，所以我们若能使第六集团军多支持一天，那都是具有决定价值的。米尔契允许立即动用在德国国内的一切可能动用的资源，包括运输机和维护修理的技术人员在内。后者在目前尤为重要，因为莫罗佐夫斯克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现在都已沦陷,空军必须以诺夫切卡斯克和罗斯托夫甚至更远的机场为基地。

从米尔契所告诉我的话来判断，若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即奉命主持这个工作，情况也许可以早就有了相当改善，因为他可以动用国内的资源，这是里希特霍芬所未有的权力。换言之，戈林更应该负责，因为他并未使这些资源在适当时机能够发挥作用。

一月二十四日，陆军参谋总长蔡茨勒将军把下述的通报给与我们：

“本部收到下述无线电报：

‘要塞只能再守几天了。由于没有补给送达，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兵器也都不能移动。当最后一个机场丧失之后，补给即将完全断绝。已经没有据点可以继续执行死守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俄军早已能够透入许多地点，许多地区因为人员全部阵亡而丧失。不过军官和士兵的英勇末减。为了作最后一击起见，应该命令各部队分组向西南突围。有一部分人员将可透过，可在敌后造成混乱。若不采取行动，无异于使所有人员同归于尽，或是被俘，或死于饥寒。我并建议飞出少数人员(军官和士兵都在内)，当作未来作战的专门人才使用。适当的命令也应立即颁发，因为着陆的设施不会存在太久。请列举姓名，当然不包括我自己在内。

保卢斯。’

“本部已给与下述答复：

‘来函敬悉。与我本人四天前所作的建议完全相同。再度呈明之后，元首已作下述的指示：

（1）关于突围方面：元首保留最后决定权。必要时请再请求。

（2）关于人员的飞出方面：元首目前不拟考虑。请派兹维茨来此再作申述。我将带他去见元首。

蔡茨勒。’

关于保卢斯上将要求把其集团军中某些人员飞出围城，我愿作下述的评论。从纯军事利益观点来看，对重要的专门人才若能尽量救出，自然是最合理的――不过其选择是与阶级无关的，若从人道观点来看，更应该设法使每一个人都能出险。不过同时又有军人道德的问题也应加以考虑：负伤人员应优先飞出(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但是专门人才的撤出却又毫无疑问将影响负伤人员的后送。此外，多数应该飞出的专家又必然是军官，由于训练的困难，军官当然的比士兵的价值要高得多，后者很少有够专家的资格。可是在第六集团军这种情况中，德国的军事规律却要求当生命感受威胁时，军官应该让士兵先获得安全。因为这些原因，集团军群并未要求希特勒接受保卢斯的建议。

至于在最后关头分成小组突过敌线的企图，希特勒的“最后决定”始终末成事实。尽管如此，集团军群却仍曾设法想帮助他们获得生存，例如在敌后某些地点投掷食物，并派侦察机去搜寻他们。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到达集团军群正面，同时我们的飞行员也没有任何发现。

无论如何，保卢斯的电报却指出直到最后一分钟，第六集团军官兵只要尚有余力，仍未丧失其战斗意志。的确，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青年官兵也还准备突围杀出。这也是我们采取上述措施的理由，尽管结果是毫无所获。

一月二十二日，俄军到达古姆拉克机场，结果补给已经再也不能着陆了。在报告他已经无力填塞空洞，弹药及粮食也已断绝之后，保卢斯现在希望希特勒准许他与敌人谈判投降。关于这一点，我曾与希特勒在电话中作了长时间辩论。我力劝他批准投降，因为该集团军的抵抗已经日益减弱，对于整个集团军群已无作用，所以现在应该结束这个英勇的苦斗了。在这种苦斗中，第六集团军为了牵制一个远为强大的敌人，已经用尽了最后的气力，所以对整个东战场的前途是已经作了决定性的贡献。从现在起，第六集团军已经不再能够牵制任何敌军了。

在长时间和激烈的辩论中，希特勒拒绝了保卢斯和我所作的要求，并命令该集团军抵抗到底。他的理由还是说，能多抵抗一天，则在斯大林格勒的俄军不能转用于其他地区。事实上，全盘情况现在已经够严重了，俄军在顿河已经击溃了匈牙利集团军，B集团军群在地图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从顿涅茨河上的伏罗希洛夫格勒起到顿河上的伏洛尼兹为止，已经裂开了一个大缺口，大量敌军可以从此涌入，几乎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在这种环境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现在正从高加索撤退中)能否救住，似乎都已经大有疑问了。

希特勒认为第六集团军现在即令已经不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正面，但仍可以分为几个小包围圈，再继续抵抗达相当长久的时间。最后他又宣称投降根本上不可能，因为俄国人从来不会遵守他们的诺言。

第二个预测就原则上来说是很正确的，尽管表面上并不如此，事实上落在俄国人手中的战俘总数为九万人，今天能够不死的不过几千人而已。而且此处应该强调说明，当时俄国人有完整的铁路线直达斯大林格勒。若他们能有善意，则对战俘是可以供养和撤出的。固然寒冷和疲惫足以丧失很多生命，但死亡率还是高出了应有标准。

当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不准第六集团军投降之后，我自然面临一个私人问题，是否应该辞职表示我的不同意。我是起了这个念头，也不是第一次。当一九四二年圣诞节前后我未能说服希特勒准许第六集团军突围时，这个问题尤其压迫着我的良心。在以后几个月中，我又一再碰到这个问题。

我想任何人都应能谅解我当时的心情。一个人在作任何紧急军事行动时，都必须先要与自己的最高统帅进行一番神经紧张的拉锯战，这会使任何人都感到吃不消，而想摆脱责任。当时我的作战处长布歇上校曾向第六集团军的工兵指挥官说：“如果我不是为了部队的缘故一再恳求他(曼斯泰因)留下来话，他早就向希特勒掼了纱帽。”布歇是我最亲密同僚之一，他的话很能代表我在当时的态度和立场。

但是对于一位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辞职的问题，我也有略加评论的必要。第一，高级指挥官也象普通士兵一样，并不能随意卷起铺盖回家。本来就无法强迫希特勒接受辞呈，在这种情况中尤其如此。在战场上的军人，所处的地位并不象政治家那样自由，后者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军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服从命令作战到底。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位高级指挥官发现若要执行某种命令时就会与他的责任感冲突。于是如塞德里兹在佐恩多夫会战时说的：“在会战之后，国王可以随他的意思来处分我，可是在会战中他却应准许我用自己的头脑。”任何将军在战败后都不应宣称他是违反自己的判断被迫执行某种命令，所以才会失败――这种借口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形下，他惟一应该采取的路线就是不服从，因为他应向他自己的头脑负责。成败往往足以决定他的是非。

这就是我在十二月十九日违反希特勒的命令下令第六集团军立即向西南突围的理由。事实上，仅仅因为第六集团军未能执行这个命令，所以才会无所成就。以后我在必要时也常常违反希特勒的命令行事。成功证明我是对的，所以连希特勒也得容忍。（注：不过越轨行动却不可有，因为那会使邻近的集团军群感到手足无措。）

不过辞职问题除了上述理由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考虑。这就是说高级

指挥官对其部下也应有责任感。在这个时候，我所要考虑的还不仅只是第六集团军。我们整个集团军群，连同A集团军群在内都在危难之中。我若在此时抛弃我的职责，就希特勒拒绝批准第六集团军投降一事的人道性动机而言，尽管是合理的，但对那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正在作生死搏斗的其他英勇部队而言，不免殊深愧对。

以后顿河集团军群还是稳定住了战争中最困难的局势。足以证明我当时没有由于纯粹的感情用事而辞职的决定是合理的。

要了解第六集团军的艰苦抵抗究竟有多大重要性，只要把顿河集团军群，A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在一九四三年一月间的情况发展作一个简明的分析即可。

十二月二十九日，陆军总部终于拗不过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开始命令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最初从左翼开始――即第一装甲集团军――撤到库玛河之线。(在萨尔斯克河东南面约一五五英里。)因为想救住那些装备，所以行动非常迟缓，暂时没有任何兵力可以抽动。

到一月九日，即第六集团军拒绝投降之日，第一装甲集团军仍未能达到库玛之线。

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掩护A集团军群在顿河以南的后方，并同时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被切断。它在顿河南岸与极大优势的敌军(共三个集团军)苦战之后，已经被迫通过科帖尔尼科沃向西撤退。到一月九日，它正在萨尔河与马立克河之间的库伯勒河沿岸上艰苦防御，而我们可以看出敌人有从两面向其包围的意图。俄国第三近卫坦克军本在顿河上的康斯坦丁诺夫斯克附近，现在正向东南旋转，直扑第四装甲集团军后方的普罗里塔斯卡亚。同时，从卡玛克大草原方面前来的俄军第二十八集团军，也沿马立克河企图向南执行一个大迂回运动。

霍利特集群在顿河大河弯中一番苦战之后，被迫退到卡加尼克河地区。甚至在这里，敌人也早已突破了其阵地的南侧面，一月七日，一支小型的敌军已经在诺夫切卡斯克(即集团军群总部所在地)的东北面渡过了顿河。在这个集群的北翼，第七装甲师正用局部突击战术来迟滞敌军向福彻斯塔特的顿涅茨河渡口前进。对于卡缅斯克渡口，只能用一些临时部队和少数尚未脱离战场的罗马尼亚部队来加以掩护。

从这一点向西北，即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留下来的巨大缺口。在米涅罗沃附近战斗，一度几乎完全被包围的则是属于B集团军群的脆弱的弗雷特-皮科战斗群。

一月二十四日，第六集团军最后在斯大林格勒城和其附近被压碎，变成三个孤立的小包围圈，已不再能牵制大部分俄军兵力了。当时其余正面的情况是这样的：

A集团军群的北翼仍在贝拉亚-格林卡附近，甚至于更向南，在阿马维尔之东，距离罗斯托夫在一百英里到一百二十五英里左右。把第一装甲集团军的主力从罗斯托夫抽回的计划，现在终于获得陆军总部批准。

在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第四装甲集团军正在罗斯托夫东南拼命苦斗以确保顿河渡口畅通，使第一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我希望该集团军能够加在本集团军群的左翼以扼守伏罗希洛夫格勒以上的顿涅茨河防线。

霍利特集群正在防御顿涅茨河防线，从顿涅茨河与顿河的交点起到福彻斯塔特为止。

弗雷特-皮科战斗群(下辖两个残破的师)，正在卡缅斯克两侧防守着顿涅茨河。

由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都已溃散(后者此时在顿河上也已被击溃)，所以自从一月十九日起，从顿涅茨河上的伏罗希洛夫斯克到顿河上的伏洛尼兹，中间已经裂开了一个宽达二百英里的缺口。自一月二十三日起，直到斯塔罗比尔斯克为止的正面就都改由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在那个地区中实际余留下来的惟一兵力即第十九装甲师的残余部队，面对苏联的三个军，在苦战之后终于放弃了斯塔罗比尔斯克。

当第六集团军于二月一日停止其最后抵抗时，敌人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正准备以三个坦克军，一个机械化军和一个步兵军所组成的集群渡过顿涅茨河进犯。此外面对该河之线，从里斯扎斯克到查拉扎斯克为止，另有一个集群(包括三四个坦克军和一个步兵军)也似乎正要进攻。

如果不是第六集团军的英勇抵抗，在斯大林格勒牵制敌人巨大兵力达那样长的时间，则从一月九日到二月一日之间的情况发展以及以后的演变都将会不堪设想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集团军方面，看看其最后的情形。

一月二十四日，正面破裂，缩成三个小包围围，一个在斯大林格勒的中央，其他两个分别在其南北周界上。

一月三十一日，刚刚升任元帅的集团军司令和集团军部人员都做了俘虏。二月一日，第十一军残部在城北投降，最后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第六集团军的苦斗终于完毕！

德国军人在弹尽援绝，饥寒交迫之下才开始投降，而被俘之后，由于虐待和饥寒，更是死亡枕籍。不过应该感谢空军人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围城中还撤出了三万多名伤员。

若人有追究斯大林格勒悲剧的责任，那么希特勒亲口所说的话应该算是答案。二月五日，我被召往统帅部，我曾力劝希特勒本人到前线去亲自视察一次，或至少应派参谋总长或约德尔将军前往，但却不能打动他。

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大致是用下述语句作为开场白：

“我对斯大林格勒应单独负责!我也许可以责备戈林，怪他对空军的实力不应作不正确的估计，但是他已经被我指定为继承人，所以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格勒的责任加在他身上。”

这一次希特勒居然肯勇于负责，而不是去找替罪羊，总算难能可贵。但是使我们感到遗憾的却是他并不承认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其领导错误。

这些英勇牺牲的军人在德国军事史上是永垂不朽的。其全部番号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