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悲哉，壮哉 ─ 苏联、南斯拉夫、还有利比亚 -- seasonsyan

　　　　　　　　　　　　 王丹悲剧的历史教训

● 张汉音（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

　　作者从王丹在“六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深入分析导致这起

悲剧的前因后果，以及各有关方面应负起的责任。他并强调中国有必

要从中汲取教训，为未来的稳健发展继续努力。

　　王丹是一名富有理想追求的北大历史系学生，但是由于陷入了

1989年“六四风波”的旋涡，结果两次被捕，在饱尝了牢狱之苦以后

，才于数日前获准去美，得以在半流亡的条件之下求学发展，王丹的

铁窗经历，连同整个“六四事件”一起，是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发生

的震撼过千百万人心灵的悲剧。

　　从本质上说，王丹悲剧的起因就是“六四事件”的起因。关于“

六四事件”的起因，王丹在纽约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说过：“我们都是

年轻人，在某些方面有点幼稚，因此犯了错误，导致这场悲剧。不过

我们不应负起最大责任，最大的责任必须由政府负起，因为是政府下

令杀人的。”这是王丹第一次公开承认学运组织者的责任，他的勇气

令人赞许，看起来，他对这一事件的见解已经超越了一般民主激进派

的狭隘。

　　不过，王丹的认识还是有待深化，对于一个有志推动中国民主事

业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正确认识“六四事件”以及他本人悲剧的真正

原因，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较有把握地防止悲剧的重

演，才有可能理性地参与推进民主，去促进而不是去妨碍中华民族的

健康发展。

　　笔者认为，导致“六四”大悲剧和王丹小悲剧的主因有三：一、

王丹和其他学运组织者在“九八”民运后期的行为极端化；二、海外

势力、尤其是西方传媒的误导；三、执政党在“八九”民运之前和之

中的错误。

物极必反导致强烈回应

　　“物极必反”是中国古代发现的一条哲理。物极之所以必反，是

因为“万物皆有其度”，超出限度的行为自然会导致与愿相违的结果

，对于中国的民运来说，这个“度”就是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

就是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1989年学运初起时，一大批热血沸腾的

北京大专学生，在胡耀邦淡然离世的刺激下，走上街头，提出了“为

胡耀邦平反”和反对贪官污吏、制止通货膨胀、实行民主选举的要求

。在这几项要求之中，中间两项是合理的，执政党作出了正面的回应

；第一项和第四项在当时和现在都没有实现的可行条件，不过作为学

生的要求，提出来，反映他们的心愿，也是无可指责的。

　　如果王丹和其他学运组织者懂得民主运动的实质和正常做法，循

西方民运组织者之常道，把群众示威当作向决策者施压的暂时性手段

，在表达心愿之后立即停止示威，如同当年几十万美国黑人“进军”

华盛顿要求种族平等那样，那么，他们的学运就不会威胁国家的安全

与稳定，不会搞乱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句话，就会局限在限度之下，

起到震动执政党和促进改革的作用，这样也就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六

四事件”。

　　遗憾的是，他们却采用了非常极端的策略，不断提高要求，直至

喊出“李鹏下台”和“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并且把数十万人参加的

示威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不达要求，誓不罢休，从四月中旬开始，直

到6月4日执政党决定镇压为止，一直不愿作出任何妥协。这样一来，

就超出了限度，因为他们的做法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其他地区辐射，开

始严重动摇中共的执政地位，而且他们的要求一旦得到满足，把中国

改革的总舵手邓小平拉下马，再撤换李鹏内阁，实行全国性各级选举

，由各派政治力量尽情发展和互相倾轧，同时允许种族分裂主义分子

和其他黑暗力量利用民主的借口，大行其道，这样，中国很快就会陷

入比文化大革命更加黑暗的一片混乱之中，葬送刚刚有所起色的经济

改革，而且很有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内战和流血。在当时，这样的推

断会被很多人笑为“天方夜谭”，但是在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内战发

生之后，除了非常天真幼稚和钻牛角尖的人以外，恐怕很难找到什么

人会反对这样的见解了。

　　邓小平毕竟不是凡人之辈，他及时洞察了这一风险，下定了阻止

激进民运的决心。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和执政党在呼吁不灵、对话

失败之后决定镇压激进民运，乃是针对学运组织者的极端策略所作出

的反应，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复兴的大局、迫不得已而采取的

回应。

海外误导的诱惑

　　王丹及其伙伴的策略立场在“八九民运”后期之所以转向极端化

，在相对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海外的支持、煽动和鼓励，受到了西方

传媒的暗示和误导。

　　海外的支持来自不同社会势力，其中有一部分人是真心实意地希

望中国好，认为欧美式的民主制度是中国应该实行的理想制度，所以

竭力声援北京民运，他们是不大懂得中国国情的理想主义者。另外一

些人的兴奋点是促成中国执政党的下台，至于当时中共垮台对中国局

势所可能造成的破坏，他们并不在意，他们是不了解中共变化和不关

心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反共保守派。第三部分人是处心积虑地推波助

澜，试图借机导出中国的分裂，混乱和再衰败，以便防止中国有朝一

日会挑战西方在全球的支配地位，这是以种族沙文主义者和狭隘民族

利己主义者为主体的唯西方支配派。他们殊愿同归，通过大众传媒、

集会声援和提供资助等手段，对北京学运进行了大规模的支持，使学

运组织者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觉：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伟大的，可以

得到全世界的鼎力支持，必然会取得辉煌胜利！

　　从心理学的行为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来自海外的支持，对学运

组织者的行为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强化，致使他们陶醉在一片受赞美、

自感英雄无比的喜悦之中，丧失了冷静分析形势和理性批评“主义”

、信息的能力，飘飘然，盲盲然，不由自主地模仿着西人的“V”字

型显示胜利的手势，在极端化的险道上越走越远……

　　“六四事件”之后，西方的政府和传媒纷纷谴责中国当局，实际

上，他们在“六四”之前对北京学运的支持和误导恰恰是导致王丹/

“六四”悲剧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执政党的疏忽

　　客观地说，对于王丹/“六四”悲剧的发生，中国执政党也负有

相当的责任，虽然不像王丹所说的那样要负主要责任。首先，执政党

在领导经济改革的初期和中前期，忽略了廉政建设，结果，在全社会

抓经济、向钱看的狂潮袭击下，一批又一批的党政干部及其子女陷入

了利用权利谋取私利的泥沼之中。如果用新加坡肃贪局的标准去界定

贪污腐败，中国党政机关之中算得上一尘不染的清廉公务员很有可能

已经不占多数，至少，从几次大规模抽样调查所反映的民众估计来看

是这样的。这一状况引起了强烈的民愤，这是1989年北京学运要求民

主选举和惩治腐败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他们立即得到北京各界人士

的广泛同情、支持的基本原因之一。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学生的要求

自然得不到社会上的强大支持，这样，学运组织者采用极端策略与中

央政府对抗的可能性就会减低，如是，导致暴力镇压的概率也便会随

之减小。

　　执政党的第二个错误是，在阻止学运的激进化方面过于犹豫、迟

缓。

　　执政党的第三个错误是，至1989年为止，没有预料到在某些情况

下自己有可能会面临来自人民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没有研制应付

此种场面的设备；在决定制止“八九”学运时，也不懂得去国外购买

不会杀害示威群众、却又可以驱散他们的现代防暴设备，如塑胶子弹

和催泪弹，不懂得传统逮捕和现代防暴设备相结合的作用，在此种条

件之下命令军队向示威人士开火，是非常令人悲痛和遗憾的，是应该

受到非议的。

心良亦可为孽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为了避免王丹/“六四”悲剧的重演，中

国的民运组织者，海外的民运同情者以及中国的执政党，每一方都必

须谨防前述错误的重复发生。王丹在记者会上声称，他准备“把这一

生献给中国的民主化事业”。他的努力究竟会导致悲剧以某种形式重

演，还是会有助于中国的安定与发展？现在还难以定论。

　　从原则上讲，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没有错。但是推进什么样的

民主？何时推进？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推进？如何推进？对这几个问题

究竟如何处理才是决定行为性质的关键。关于这一点，王丹没有提及

，也许他还没有认真地思考过。

　　心良亦可为孽，仅有美好的心愿，不一定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福音

。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之中，从领袖人物到普通党员，追求美好理想

的人不计其数，他们要建立的社会是近乎某些宗教理想的社会：没有

剥削和穷困，没有阶级和压迫，人人平等，自主自由，凡人皆可摆脱

异化和愚昧的桎梏、带着尊严和智慧而复归于自然，这就是他们所憧

憬的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们前仆后继，死而后已。

　　公正地说，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理想和真诚。然而，就中国

改革之前的状况而言，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被认

为在实现理想社会之前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生产力相

对低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种专政让千千万万的人，包括共产党

人自己（如刘少奇、邓小平、朱（金容）基），毫无必要地遭到残酷

迫害，美其名曰：为了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为了走向理想的

共产主义，与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改革之前的经济体制也使中国大

陆的经济发展滞慢了许多宝贵的年头。

　　追求民主与此同理。戈尔巴乔夫和耶尔辛所追求的那种民主以及

他们的追求方式，中国要不得。“八九民运”中，后期所采用的那一

类追求方式，中国也要不得。中国所需要的是真正有利于中华民族振

兴的民主及其追求方式，这种民主及其追求方式必须是“适度”的，

是与生搬硬套主义和极端行为划清了界限的。

　　在尚难了解王丹真实想法的现在，为了防止物极而反的悲剧再现

，希望他（也希望其他有志于促进中国民主的人士）能够注意以下几

点：

　　一、中国不宜全盘抄录欧美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的民主模式应

该兼容强势仁政和理性民主的两类长处，超越西方的现有模式。

　　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循序渐进。中国大陆正值百弱待举，弊疾

重重之际，尚未建成最佳而又稳定的经济制度，更有国土分裂主义势

力在多个地区的蠢蠢欲动，不适宜马上着手推动中央和省级的全民普

选，也不适宜鼓吹西方式的人权。现在的中国执政党虽然抱病在身，

但是从整体上看，仍然不愧是力求改革、奋进的党，也是目前唯一有

能力引导中国大陆健康地走向振兴和强大的政党。目前的当务之急是

辅助这个党完成经济改革，迅速发展经济，同时敦促它做好廉政反贪

，整顿好社会秩序。

　　在不适宜鼓吹西式或准西式的民主、人权时，偏偏去做，那不是

勇敢，也不是大智大慧，而是超越了限度的愚莽，只会招致强烈的反

弹，推之越急，拒之越烈，求之愈甚，失之愈多。

　　三、中国国大、人多，国情复杂，为了防止社会混乱，也为了发

挥西方没有充分重视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作用，在将来条件成熟、可以

对国家主席实行全民普选、对国会议员（人大代表）实行分域普选之

后，对各省的省长似乎仍应实行任命制或有限选举制（香港、台湾例

外）。在国土分裂主义倾向没有解决之前，在有关省份和自治区对省

和自治区的首脑绝对不宜采用民选制度（台湾例外）。

　　四、在中国大陆尚未具备建立民主选举制度的条件之前，不应鼓

动西方政府和其他人士纠缠民主和人权的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千

万不可充当那些口唱民主、人权高调、实际上意在干扰和破坏中国发

展的伪君子的棋下卒子。

　　但愿王丹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真正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