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前几天去福建参加了漳州师院和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合办的学术会议，在会上，听到顾祖钊老师的发言《文化诗学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以水浒为例讲到了对文化理解如果帮助我们深刻洞察文学作品的意蕴。顾老师的发言给我不少启发。

《水浒》形成时，宋明的儒家文化已经非常成熟，按照儒家的政治观，“君主”的德行主要是“仁”，而其他人的德行则主要是“忠义”，构成了社会文化网络的“核心”和“骨架”。施耐庵虽然同情造反者，但是他的基本意识形态只能是忠义。宋江等造反者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但是宋江却带领大家打方腊，战死疆场。前半部说的是义，后半部说的是忠。李贽把《水浒传》命名为忠义水浒传，最懂作者用心，并不认为此书前后有什么矛盾。

顾老师认为，这个悲剧展示的梁山英雄们死在自己的精神枷锁之中，真正重要的是打破精神枷锁，比砸碎肉体上的枷锁更重要。这是顾老师的现代解读——这个解读就已经是历史化的。

浙江工商大学的吴炫老师提出，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既合作又疏离。水浒传在表层上尊重“忠义”，但是在叙事中，这些忠义英雄们的悲惨遭遇又似乎在说明：忠义的结局是可悲的，这又是疏离。

但是我还要对顾老师的解读再次历史化：任何社会都必须有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控制的人，就是禽兽。意识形态是社会成其为社会的必要条件，没有忠义，这个社会恐怕会更加可怕。忠义自然有其负面之处，但是若无忠义，中华民族将根本无地自容。

在《好皇帝、坏奸臣》的博文中，我提出皇帝与百姓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此在古代话语体系中，低层反抗主要针对所谓“奸臣”。而反奸臣，本身就是“忠义”。宋江的造反与诏安，表面看起来矛盾，实质上是忠义思想一脉相承。

我认为，汉代以后，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无一不是失败。一般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中唯一的胜利者，然而，朱元璋造反在话语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来源并不是“农民”反抗“皇权”，而是汉夷之争，是民族斗争，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皇权，而是反对外族皇权，元末起义军是民族革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反元的诸位领袖纷纷称王，而与“忠义”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任何冲突与矛盾，反元朝皇帝本身就是忠义之举。称王与否只有战略战术问题——朱元璋因为“缓称王”，躲开了成为出头鸟的命运。这与宋江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清末的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提出“民族、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而实质上在这次革命中最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是民族斗争——推翻外族统治。

中国真正的农民起义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自成和黄巢。他们在攻取都城之后，马上走上下坡路，最终失败。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无法建立起有效的合法性基础。

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必然模式是“好皇帝、坏奸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推翻皇帝的位置，那么就彻底否定了“忠义”，变成个人野心的游戏。农民造反本来在社会组织能力上就比较欠缺，一旦丧失了合法性，就很难稳固政权，失败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