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9孙子与左传的一些对比 一 -- 桥上

三 胜于易胜者

前面已经提到，《左传》中人征引的古兵书的说法，有一点特别突出，就是“取乱侮亡”、“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宣十二年传》（p 0721）（07120201）），除此之外，还有类似的论述，例如：“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闵元年传》（p 0257）（04010502））这都是在考虑是否开战时提出来的，是说不可轻易开战，开战也要捡软柿子捏。这反映了当时的人对待战争的一种持重的态度。当然还有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是说遇到敌人就要和他打一仗再说，否则就是胆小鬼（《宣十二年传》（p 0721）（07120201））。不过，《左传》作者是赞成持重这一派的。《孙子兵法》作者也赞成这样的态度，《孙子兵法》中提到胜利的五个因素时，第一条就是“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孙子译注》（p 023）李零（030500）《谋攻第三》），并且总结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孙子译注》（p 027）李零（040200）《(军)形第四》）这些论述发展了古人“取乱侮亡”，“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观点。

《孙子兵法》中还有一个“乱军引胜”的说法（《孙子译注》（p 022）李零（030400）《谋攻第三》），正好是从被“取”的一方论述军队不可以生“乱”，一旦生“乱”，就会成为别人“取”的对象。当然，《孙子兵法》中的“乱军引胜”有其具体的指向，不过其中所说“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则说明只要构成一定的条件，就会招来进攻，所以“乱军引胜”这一说法还是有普遍意义的，正可以与《左传》中人征引的《仲虺之志》“乱者取之”（《襄三十年传》（p 1175）（09301002））这句话相辅相成，凑成一对。

《左传》与《孙子兵法》相比，更富于过分就将转化的思想，常常希望等待对方内部出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决定在战争中采取的对抗措施。从进攻的方面讲，《隐元年传》有：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p 0012）（01010402）），《成十五年传》有：栾武子欲报楚。献子曰：“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p 0873）（08150303）），《昭十三年传》有：十三年春，叔弓围费，弗克，败焉。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p 1343）（10130101））。这些例子都是等待对方自己出问题，甚至创造条件让对方自己出问题，然后再开始进攻。就是说不仅要捡软柿子捏，而且是预计到并且促成柿子变软，然后再捏。

《孙子兵法》中类似的说法则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译注》（p 019）李零（030200）《谋攻第三》），没有上面《左传》中的实例里表现得那样具体生动。

而在《左传》的叙述中，有些时候不仅是进攻一方采取这种等待并促成对方自己出问题的方法，防守一方也可以以某种方式采用这种方法，例如，《宣二年传》有：楚-鬭椒救郑，曰：“能欲诸侯，而恶其难乎？”遂次于郑，以待晋师。赵盾曰：“彼宗竞于楚，殆将毙矣。姑益其疾。”乃去之。（（p 0655）（07020202））。结果楚军此次虽然得志，但楚军的主帅鬭椒（子越）回国以后，不能自我抑制，很快就卷入了争权夺利的漩涡，终于招来了灭门之祸（《宣四年传》（p 0680）（07040302）），楚国的力量当然也削弱了。赵盾的主动撤退应该说促进了鬭椒进一步自我膨胀，不能理智的认识自己家族力量的限度，成为导致鬭氏家族和整个若敖氏之族覆灭的因素之一。又例如，《襄二十六年传》有：冬十月，楚子伐郑。郑人将禦之，子产曰：“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若何从之？”子展说，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堕其城。涉於乐氏，门于师之梁。县门发，获九人焉。涉于氾而归，而后葬许灵公。（（p 1123）（09261102））。当时晋、楚争霸，已经打了八十多年，双方都打累了，正准备实行“弭兵”，楚康王趁这个空子企图捞一把就走，显示了有今儿没明儿的心态，果然，他很快就死掉了。还例如，《哀二十七年传》有：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p 1735）（12270501））。郑国的主动退让加深了晋国的内部矛盾，晋军统帅知伯自我膨胀，终于身死族灭。上面这三个例子都是防守的一方认识到进攻方的领导者有自身的弱点，内部将要起变化，于是就牺牲自己的一些局部利益，不和对方硬拼，坚持到对方因自身原因而后退，也让对方的局部胜利促成对方自身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当然上述以弱避强的方法其作用必然是有限的，要想达到目的也要有各种条件配合，以上三例是比较成功的例子，而这些条件到了战国以后往往不容易具备，例如韩国派工程师郑国入秦让秦国修郑国渠，就是试图采用类似的方法，以此搞乱秦国，而没有成功。

从另一个角度说，聪明的人会利用外患作为警戒，防止本方自我膨胀，例如《成十六年传》中有：六月，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士会子士燮）不欲战。郤至曰：“韩之战，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轸不反命；邲之师，荀伯不复从，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彊，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彊服矣，敌楚而已。惟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p 0882）（08160504））。“外宁必有内忧”，这话我们是不是有点耳熟。

• 《左传》中的成语10附：晋楚战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