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13左传中的孔子 一、 圣人之后 -- 桥上

孔子门下人才济济，是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忽视的，“堕三都”事件十几年之后，季家重新巩固了其执政地位。鲁定公已死，继位的是年幼的鲁哀公。季家的家长季桓子也死了，继位的是季康子。季康子得位不正，更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需求，于是找来了孔子弟子冉求（有子），让他作季家的大管家（按《论语》中的说法，冉求之前，季家还曾征召了冉有的同族，也是孔子弟子的冉雍（仲弓）做大管家，《论语子路第十三》：仲弓（冉雍）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冉求在对抗齐国入侵的“郊”之战中立下头功，还受到孔子的表扬（《哀十一年传》（p 1660）（12110105））。

既然任用了孔子的弟子作大管家，而且又任用了不少孔门弟子在鲁国任职，这些孔门弟子还都表现得很不错，例如子贡、樊迟、有若，都已经崭露头角，因此季康子（季孙肥）也就派人去召孔子回国。正好孔子和卫国君臣闹了点矛盾，就放话说：“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603）），借机回国了。这一年是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

孔子回国以后就成了年轻的鲁哀公的老师，还成为鲁国的国老（国老一般指退休了的重臣，也就是说季康子给孔子平反后直接让他退休了），有重大事件时会咨询他的意见，《左传》中就记载了一次季康子就重大事务的决定征求孔子意见的实例。

那是在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季康子准备把军赋制度从原来的“丘赋”改为“以田赋”，就派自己的大管家、也是孔子弟子的冉求去正式征求刚回国不久的孔子的意见，但是在行礼如仪之后，孔子就只说了一句：“丘不识也。”意思是我不知道，冉求问了三次，孔子都不再作声，冉求难免有了怨言：“您是国老，这件事等着您认可，为什么您不说话呢？”孔子还是不说话。

等正式的会见完毕，到了私下的场合，孔子终于对冉求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君子要施政，都是按照‘礼’来的：在赏赐下属的时候，要宽厚一点；在动用民力的时候，要适中；在收取赋税的时候，要尽量不太严苛。要能这样，原来的法子也够用了。如果不按照‘礼’来，还贪冒无厌，那么尽管以田赋了，也还会不够用。而且季孙大人要想实行你们的法子，尽可以去援引周公之典，要是只想搞些权宜之计，又何必到处征求别人的意见。”虽然孔子说的话很重，但季康子还是没听他的意见。

这一段见于《哀十一年传》：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p 1667）（12110701）。

上面这种在正式场合不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一定要在私下里才开口是当时常见的方式，在《左传》中出现过好几次，可能是为了在正式场合说话的分量与在私下说的话是不一样的吧。而且在私下里可以充分沟通，《左传》中的这几个例子都是在私下里给了一个复杂的答案。

其实本来季康子以为他开恩平反了孔子，孔子必然会感恩戴德，支持他的施政，结果孔子不识好歹，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结果季康子只好把孔子打入冷宫，不再就政治方面的事务咨询孔子的意见了。

下一年，《左传》中记载了一次季康子就重大自然灾异咨询孔子意见的事例，当时到了十二月份，按说是冬天了，可是还在闹蝗虫，当时《春秋经》中的记载是：“冬十有二月，螽。”（《哀十二年经》（p 1669）（12120006））于是季康子就去请教孔子，孔子告诉他，这不是什么天气异常，而是历法编制的不对，现在傍晚的时候还能看到“大火”这颗星（心宿二），只有在傍晚看不到这颗星以后，才到了各种虫子蛰伏的季节。所以按说现在不应该是十二月，是负责编制历法的官员漏排了闰月，所以历法上的季节就偏早了。

这一段见于《哀十二年传》：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p 1673）（12120501）。

我觉得这正是后来执政者季康子咨询孔子的常态，即主要咨询一些纯技术性的问题，发挥孔子博学多闻的特长，他不再想让孔子染指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