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充满魅力的游方基督教教师或先知的消失以及主教权威的最终确定可能都是二世纪末的一场冲突所导致的。冲突双方分别是公教会与一场名为孟他努派或“新先知”的运动。孟他努是小亚细亚弗吕家山区的的一名原住民。二世纪的小亚细亚已经成为了早期基督教中心之一，基督徒数量集中，宗教热情也十分高涨，毕竟圣者约翰就一直在小亚细亚活动，启示录之所以迟迟未能入选新约可能也反映了当时教会对于在小亚细亚基督徒当中反复出现的先知主题的担忧。就像许多其他皈依者那样，孟他努热情四溢地宣扬着自己的新信仰，但是他还进一步声称（具体日期不能确定，不过大约应该是在165年左右）他从圣灵那里得到了新的启示，可以对现有基督教信息进行补充。令当地基督教团体领导层担忧的并非这些信息的内容，而是这些信息对他们的权威所构成的挑战。这样一个既没有教会职权也没有使徒传承的家伙凭什么竟敢妄称关于信仰的新真理并趁着兴奋劲头将公众聚拢到自己身旁呢？

更糟糕的是，孟他努的身边还有一名在迷乱状态下发言的女先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女性领导权在教会中一直处于颓势，而眼下这种女性自信与先知预言的结合看起来极为危险地类似于古代异教崇拜中心的女性先见，对于一门急于将自身与其他宗教分离开来的崇拜体系来说，这种呼应无疑是最为危险的。小亚细亚教会就这样遭到了撕裂：这个孟他努究竟是赐福还是诅咒呢？两边都向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教会求援。令孟他努派大为受挫的是，他们遭到了罗马主教爱德流的谴责。于是就向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反对与敌视驱使着孟他努派就他们眼中的自身使命发表了越发出格的言论，这一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公教会主教团所施加的完全且彻底的绝罚。在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孟他努派对于圣灵的激情仅仅在惯于热火朝天地信奉基督教的北非地区才得到了主要基督教活动家的长期同情，尤其是三世纪初期的著名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但是在其发源的弗吕家地区，孟他努派一直坚持存在到了公元六世纪，直到550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的军队占领了此时备受尊崇的孟他努派据点巴普萨并摧毁了教派创始先知的圣祠，彻底消磨了“新先知”的骄傲后裔的士气。到后来甚至连巴普萨的位置都遭到了遗忘，直到最近考古研究人员才再次发现巴普萨的可能所在地。*68* 但是在帝国破坏巴普萨之后不到一百年，一场新的“新先知”运动就开始动摇拜占庭帝国的基础。麦加的穆斯林军队从北方席卷而来，直逼帝国的小亚细亚边境。或许此时小亚细亚依旧存在着欢迎新先知狂热作风的孟他努派残余。

早期的孟他努派成员坚信他们即将目睹新耶路撒冷降临在巴普萨，相比之下公教会则基本上抛弃了保罗关于基督即将再临的主张，两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整体而言，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只有在边缘化的基督教群体中才能发现此类主张。在孟他努派的同代人当中，只有爱任纽对于世界末日将会在他生前到来的看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他的主张使得接下来几代基督徒尴尬不已，以至于他最初的希腊语言论已经完全消失了，许多拉丁语译本也将涉及这方面的段落剔除了出去。直到十六世纪，爱任纽原始言论的拉丁语译本才得见天日，并同样令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尴尬不已，因为他们十分不悦地发现，天主教信仰的堡垒之一居然发表过与同时代新教极端分子一样的言论。*69*

有人也许会认为孟他努派对于圣灵新启示的强调是他们对于新约正典范围不断收拢的反应，但是他们的言论中实在找不到多少可以称之为异端的内容。问题在于权威。教会领导层对于孟他努派的激烈反应可能体现了一世纪晚期城市基督教与农村基督教之间的紧张关系，此时城市教会的领导权正逐渐向个人手里集中，而此时基督教才刚刚发展到偏僻闭塞的农村地区。*70* 教会正在巩固专制主教与三重事工的权威模式，而孟他努派则回敬以身份随意的先知。在接下来的基督教历史当中这两套模式之间还会发生许多冲突。日后第一批新教徒将会起而反抗罗马，新教徒以外的激进教派如卫理派、米勒派、五旬节派以及众多非洲教会也都将体现这一冲突。所有这一切日后我们都会有所涉及。此外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另一场在两千年后重新回归成为教会热门话题的冲突，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神职教授撰写了译本至今依然很有用的工具书，其中对此作出了提纲挈领的沉郁警告，时至今日他的话依然能说明许多方面的问题。“假如孟他努派获胜，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就将不再由智慧最受尊崇的教会教师来监督，而是会落入大呼小叫的神经质妇女手中。”*71*

诺斯替派与孟他努派对于教会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致使教会对于所有基督徒新身份的可能性紧闭了大门。与诺斯替派争斗的最显著效果就是延缓了基督教脱离其犹太根源的进程，这个开始得如此之早的进程占据了一世纪的大部分基督教生活。从一开始基督徒们就为了他们对于神人一体基督耶稣的热烈信仰而急切地在希伯来圣经中上下寻找任何与之相应和的内容。现在教会更加自觉地引用希伯来圣经文本并在集体崇拜活动中诵读圣典内容，并通过这些做法有力地将所谓旧约在价值上与新约并列在了一起。但是不管怎么说，教义的新一批主教护卫者们依旧面对着如何在城市文化圈内传播信仰的问题，这个城市文化圈覆盖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越过罗马帝国边境之外，由常年浸淫于希腊学识、文学以及思想方式的精英知识分子所主导。保罗本人大概没有接受过传统的高等教育，至少从他的文笔或哲学观念当中反映不出来。他甚至都懒得提到哲学。实际上新约中明确提到哲学的地方倒也的确有一处，保罗的仰慕者在歌罗西书中将哲学贬斥为“花言巧语”。*72*

百年之后，这种从心所欲的做法就行不通了。著名基督徒往往都受过良好教育，这对于他们的信仰观念也造成了影响。他们接受了许多今世的社会价值规范，也摒弃了诺斯替派按照其他思想体系的特点对基督教进行的极端改造。这一来剩下的问题就成了公教会与希腊罗马上层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世纪最后几年里，不少作家在文学创作以及对于希腊文化过往的自觉骄傲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这些人现在一般称作第二代智术师（Second Sophistic）。有思想的基督徒们在倾听了身边世界主导高端谈话的自信声音之后自然会设法去粗取精为自己所用。但是这样做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在传播福音的时候真的能够求助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他们的当代诠释者吗？第二代智术师的智慧与基督教经文的启示完全无关，那么这些智慧是否因此会因此而毫无价值呢？对于众多学识渊博且思想深刻的基督徒来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希腊文化遗产是教会存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资源。可以说，他们试图驯服这笔资源为基督教所用的努力在极其宏大的层面上创造或构造了基督教的学说。无论利弊如何，教会对于他们所取得成就的回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发展都从未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