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随着帕金森氏症逐渐摧毁了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皇所必需的工作能力，他毕生最大的成就——加速压迫且非代表性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所带来的后果继续改变着东欧与俄罗斯地区基督教的命运。随着铁幕之后的天主教教会重新振奋士气并且恢复自信，当地的东正教也迎来了再一次的复兴。在不堪回首的过去几十年里，这两个教会的求生意志都在所谓“人民民主”的高压之下日渐流失。不过天主教教会可以仰赖梵蒂冈在共产主义势力范围之外的力量与国际地位。考虑到普世牧首岌岌可危的处境，再加上法纳尔与莫斯科牧首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东正教教会并没有可以与梵蒂冈的外援相提并论的盟友。

约翰.保罗二世首次以教皇身份访问波兰的影响在其他类似地区也得到了重复。在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们曾经接连举行过好几次与斯拉夫基督教先驱西里尔/君士坦丁以及麦瑟迪乌斯相关的周年纪念活动。将这两者进行比较很能说明问题。在共产党政权的精心组织下，所有周年纪念活动都极其低调且侧重于学术性，相关的公开展览也仅仅强调两人作为教师和文化大使而非基督教传教人的角色。1985年的第二场活动纪念的是麦瑟迪乌斯牧首去世一千一百年，这次的庆祝活动则牢牢掌握在罗马天主教教会手里。庆祝活动的举行地点是位于摩拉维亚前首都韦莱赫拉德的麦瑟迪乌斯陵墓圣所周围的广场上，在场信众则达到了二十五万余人之多。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74* 自从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彻底打消了人们对于改革派共产党政权的希望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的大众集会——政府的干涉手段十分有限，只能有气无力地限制官方嘉宾名单。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热情下一次如此汹涌的流露还要等到四年之后的“天鹅绒革命”。

1989年底，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权遭到了迅速且不流血的颠覆。同年12月29日，布拉格的圣维特大教堂举行了张灯结彩的庆祝活动。也就在这一天，前不同政见者瓦茨拉夫.哈维尔在依然由共产党掌管的联邦大会上当选成为了总统。不久前还遭受过警方暴力监禁的受害者、议会代表以及欢腾的人群一股脑地涌入了教堂，倾心聆听由安东宁.德沃夏克改编自西方教会古代拉丁语赞美诗的《D大调弥撒》与《感恩赞》。捷克爱乐乐团的倾力演出搭配了十九世纪浪漫民族主义的全套排场。时年已经九十岁高龄的布拉格大主教弗兰迪塞克.托马赛克（Frantisek Tomasek）也莅临现场。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自由，坐在观众席豪华座椅上的他满脸都是喜悦而又茫然的神情。大主教出生在哈布斯堡皇帝的统治之下，在第一捷克共和国时期开始担任神职，还挺过了纳粹与共产主义的恐怖统治。他的身边坐着剧作家出身且信奉不可知论，穿着一套不合身西装的现任总统哈维尔，他一个人就全面象征了六十年代文化对于欧洲的影响。两人身后还坐着成排的国会议员，几周之前他们还在一党制国家的死板体制里投票。全体观众们都很高兴地意识到，眼前景象是对于1948年另一场虚假庆典的逆转。当年就在这座大教堂里，新上台的共产主义领袖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下令排演了同一套曲目，旨在打消自由派民主人士与天主教徒对于新生人民共和国的恐惧。也许只有捷克人才能以如此之高的时髦值来举行如此庄严的庆典，如此轻松愉快地将历史时期、怀旧回忆与文化格调并列在一起。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只有西方拉丁语教会几百年来的传统才能够包涵此等矛盾。在更为阴暗的历史纠葛卷土重来之前，这一锅快乐的大杂烩很值得珍藏在人们的记忆里。*75*

在苏联时代共产主义的崩溃中心，另一个宗教周年纪念日为俄罗斯东正教的复兴提供了机会。1988年是传说当中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基督教的一千年纪念日。最近当选苏共总书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不久前还是克格勃的总负责人，骚扰基督教原本是他的份内工作。身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试图重塑俄国共产主义，使之更加多元化，而周年庆祝活动在他看来打开了推进这方面尝试的新前线。苏联政府允许——甚至鼓励——周年庆祝活动；教堂建筑重新开放，宗教教育与宗教出版再度获得了许可。这些做法的受益者不仅只有东正教。当时俄罗斯所有的幸存宗教团体，从天主教到浸信会，全都发现自己遭受的限制越来越少了。*76*

到了1990年，戈尔巴乔夫发现他的改革举措带来的自由超出了他的预想范围。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前任宗主教当选成为了阿列克谢二世牧首。这位牧首出生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共和国，但是母亲是俄罗斯人。阿列克谢二世为牧首区带来了新的活力，但是他虽然存心想要革新教会生活，但是采取的方针却是将教会倒推回选择性的片面历史观当中。他蔑视俄国东正教教会在二十世纪初期尝试性开展的合一运动。尤其令莫斯科方面火大的是，自由化潮流在1989年导致了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的重新冒头，使得乌克兰教会脱离了强加的与莫斯科的联盟。双方在教产归还与管辖权问题上的持续争论像极了1989年新近独立的乌克兰与俄联邦之间的紧张关系。*77* 就像很多人都注意到的那样，随着苏联在1991年的最终解体，俄罗斯东正教会反而成为了俄国境内“最有苏联气质的机构”。*78* 这方面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事例：无缝继承了苏联克格勃遗产的联邦安全局精心修复了莫斯科的教区教堂为自己所用。2002年，阿列克谢牧首本人亲自主持了圣智慧大教堂的重新圣化仪式，全套东正教排场摆得十足。当天他还向联邦安全局主管尼古拉.巴祖谢夫赠送了一幅同名圣徒的圣像。斯大林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也许不该把话说得这么满。*79*

东正教传统的复苏自然少不了振奋人心的故事。我们很难不佩服俄罗斯最重要的历史性修女院之一新圣女修道院的繁荣。这座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修女院拥有一位非同一般的英明指导人塞拉费玛嬷嬷（Mother Serafima）。她是贵族出身，原名薇尔薇拉.瓦西里瓦纳.琴察歌娃，她的祖父曾经是沙皇手下的将军，后来改行当了牧师。此人在斯大林大清洗期间被秘密祝圣成为了大主教，也成为了千万名死者当中的一员。塞拉费玛以党外人士的身份踏上了建树卓越的科研生涯。苏联解体之后，守寡且许下修道誓言的她大力整顿了这个此时已经遭到荒废的修道地区，使其重新焕发了生机。尽管此前二战为教会带来了喘息之机，但是新圣女修道院仅仅获准获准重新开放了一座礼拜堂与一座小型印刷厂，苍白地应和着1917年前前此地曾经繁荣了几百年的崇拜、慈善与教育活动。在塞拉费玛以85岁高龄于1999年去世之前，这个小老太太在五年时间里白手起家，将一个新生社区拉扯得有声有色。起初修女院连住宿条件都没有，修女们到了晚上不得不各回各家。现在这里已经为许多苏联解体后苦苦挣扎的女性带来了希望。这片地区拥有自己的工坊与农场，整修过后的大教堂以及其他圣所位于中心，为很多人提供了庇护之所。*80*

这些事例确实很鼓舞人心。但是作为俄国官方教会的东正教教会对于自己重新得到的尊荣地位的珍视未必总对自己有利。到了1997年，一部名为《关于道德与宗教组织的自由》的法律违反了1993年俄联邦宪法当中关于俄联邦是世俗国家的主张。现在这部法律认可了“东正教对于俄罗斯历史以及俄罗斯精神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特殊贡献。”纵贯俄国各地，大量资金突然喷涌而出，流向了教堂建筑的修复与新建，这一点很难使得神职人员们感不到沾沾自喜。比方说行事高调的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就率先垂范，不惜重金修复了在斯大林时期遭到爆破拆除的基督救主大教堂。时至今日记录这座地标建筑爆破场景的胶片影像仍然是苏联政府攻击宗教的标志性画面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还有另一座东正教基督救主大教堂，其设计明确仿照了莫斯科大教堂。不久前这座教堂刚刚在加里宁格勒竣工落成，这座位于俄属巴尔干领土，一度名为柯尼斯堡的城市曾经是条顿骑士的东普鲁士大本营，1945年以后这座城市已经彻底改头换面了。加里宁格勒东正教大教堂的设计初衷是成为市中心的主导结构，要比最近刚刚从战争废墟当中得到修复的古老路德宗教堂更加宏大气派，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建筑发表不容忽视的政治宣言。*81*我们可以在另一个东正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发现类似的情况：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里，罗马尼亚的多民族特兰西瓦尼亚村落当中总能见到被手脚架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罗马尼亚东正教教堂，要么正在扩建，要么正在新建。相比之下其他族裔的教区教堂则未免显得有些老旧。

在神学与社会声明方面，莫斯科牧首区也同样遵循了保守路线，最终出手约束了俄罗斯东正教当中最好斗的主教之一，叶卡特琳堡的尼康（Nikon of Ekaterinburg），此人在1994年与1998年两次公开焚毁若干东正教作家的著作，因为他不赞同这些人的质疑精神。尼康所在的教区传出来了一系列针对他的指控，一条比一条耸人听闻。结果尼康被剥夺了圣职，打发到了普斯科夫的洞穴修道院。*82* 被尼康的东正教观念挑出来当成敌人的作家当中有一位已故教士阿列克桑德.曼（Aleksandr Men），他在苏联统治行将结束的1990年莫名其妙的去世了。这位犹太裔出身、秉承合一主义精神的神学家在东正教神学领域的探索足以与1917年之后流亡海外的东正教神学家相提并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早期的诸多失误之一就是大大咧咧地眼看着好几位已故沙皇教会当中最有趣且最有创造性的神学家离开了俄罗斯。*83* 这个流亡者群体当中走出了许多值得一提的人物，他们一方面试图理解自己在西方的经历，同时又竭力试图忠于动态的东正教传统。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是亚历山大.舒默曼（Alexander Schmemann）与约翰.梅耶铎夫（John Meyendorff），两人都在北美地区布道。他们的著作也被扔进了叶卡捷琳堡的烧书火堆。

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保守精神与反西方民族主义。当南斯拉夫王国于1918年在奥匈帝国的尸骸上建成时，掌管国家的当权者依然是战前的塞尔维亚君主，塞尔维亚人也是国内最大的族群。东正教教会一直是塞族身份认同的核心，同时又接纳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当中较为保守的若干位流亡者——主要是那些更喜欢呆在东正教环境当中而不是涉足异端世俗化西方世界的流亡份子。*84*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期，民族自豪感、塞族生存奋斗的真实历史以及为了描述这场奋斗而将基督教主题改编而成的强大传说聚合在了一起。这种聚合物被人称作圣萨瓦主义（Svetosavlje），得名于十三世纪的标志性贵族宗教领袖。贝尔格莱德大学东正教神学院的成员十分鼓励这种崇拜，流亡的俄罗斯学者也从中出力不小。*85* 鉴于一战同盟为塞尔维亚在西方积累的深厚善意，这种意识形态未必一定会反西方，但是一股强大的影响力偏偏就将其推向了这个方向。这股力量来自一位塞族神学家兼圣徒传记作家贾斯汀.波波维克（Justin Popovic），两次战争间期他牛津大学神学系从事研究工作，不过这份工作结束得很不愉快，因为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充满了针对西方基督教毫不动摇的敌意，结果没能通过主审那一关。*86*

波波维克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他在知识领域的操守致使他在共产主义南斯拉夫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对于下一代修士的属灵培养来说，他的思想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联盟开始解体的关键时刻，他们成为了塞尔维亚教会的领导人。此时此刻，惯于蛊惑人心的政客们往往会抛弃共产主义，转而借鉴塞尔维亚历史当中毒性更强的元素，借以为自己打造新的权力框架：这其中包括二战期间塞族人在安特.帕韦利奇的克罗地亚（以及天主教）准法西斯分子手下遭受的苦难，关于历史上塞族人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极度选择性解读，以及一首十九世纪东正教黑山采邑大主教创作的嗜血畅销史诗《山之花环》（The Mountain Wreath,），这首诗美化了传说中一场针对十七世纪黑山穆斯林的大屠杀。*87* 逐步冒头的后共产主义政权与教会之间再度结成了联盟，这场联盟的象征又是一座政治建筑：贝尔格莱德的“圣殿”坐落于传说中十六世纪土耳其人焚毁圣萨瓦遗骨的地点（很可能有误），如今是城里最突出的建筑物。这座建筑动工于1935年，样式仿照了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象征性地将大教堂从土耳其人的俘虏之下交还到了基督徒的手中。共产党在南斯拉夫之后，圣殿的修建工作随即戛然而止，但是到了1985年又再度开工了。*88* 政权与教会的联盟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后果，至今依然余毒未清。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目前为止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后退一步，仔细审视自己在过去的乱局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89*

一方面东正教与古代非卡尔西顿派东方教会在二十世纪遭受了连番打击，另一方面其他新兴基督教教派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此消彼长之下，传统东方基督教在当代基督教活动当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少了。 1900年，东正教教徒估计占据了世界基督徒总量的21％，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这一份额已经下降到了11％。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教徒所占的比例则从48％上升到了52％，这一点主要归功于天主教在南半球的大力发展。*90* 然而我们不应当孤立地看待东正教“市场份额”的下跌，而是应当将其与全球基督徒总人数大幅上涨的背景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记住，无论是出于沾沾自喜还是危言耸听的心态，基督徒痴迷于统计数字其实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甚至比西方世俗社会普遍追捧统计数字的历史还要切近。英国人最早患上了这种现代神经质官能症，并且将其发扬光大。而且相对而言他们患病的时间也非常贴近现代，向上追溯充其量只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英国政客在十七世纪晚期率先开创了统计学在政经领域的应用，但国教会直到1851年之前都并不特别关心统计学。当时英国政府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决定顺便也搞一下宗教信仰与教会活动参与程度的调查。结果最终公布的数字一针见血地刺穿了圣公会自诩为国家教会的自以为是心态，尽管同一组数字也有力地证明了在进行民调的当天，全国一共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依然前往教堂参加了宗教活动。从那以后，圣公会就一直为了数字而牵肠挂肚。这种态度在西方教会当中绝非个例。*91*

在东正教或者非卡尔西顿教会的眼中，一个年头更久的问题或许更重要：修道生活与士气的重振。修道制度曾经是他们的生活与灵修的核心。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圣山与埃及的科普特修道院都遭遇了突然且出乎意料的复兴。这次复兴带来了新鲜血液与新的希望，尽管有时也难免伴随着针对现代世界的极端传统态度。几百年来，圣山上的修士们一直过着彼此隔离的生活。他们并不打算成为隐士，只是借此追寻各自的灵修之路而已。作为修道复兴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今集体生活再度回归了圣山。*92* 依然有待观察的问题在于像这样超脱尘世的属灵生活与强调古老礼拜仪式的做法如何才能与现代世界结成建设性的关系。前文中我们已经见到了东仪教会的文化如何接连受到了两个冷漠强权的遏制：十四到十九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外围势力以及伊朗伊斯兰君主国，还有统治时间虽短但敌意却远远更强的二十世纪苏共政权。吊诡的是，这些压迫同时也保护着受压迫的教会躲过了许多棘手的神学问题——套用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在不同背景下的说法，这也算是“一种解决方法”——因为这些教会整天只顾着给自己吊命，根本没有闲心将目光投向门墙之外。*93*新教与天主教形式的西方教会一直在努力应对启蒙运动的子女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东正教经常蔑视这方面的努力。在所有东方教会当中，只有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沙皇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多少有些机会做到这一点。现在东正教已经无法逃避这项任务了。东方基督教将要因此而受到的影响一定会非常有趣。

当代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故事暗示着某些由来已久的错误判断。有些人可能会因为眼下的局面而感到沮丧：眼看着传统欧洲基督教世界崩溃之后，很多基督教分支仍然与强权政治纠缠在一起。但任何潜在的权力来源都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吸引堕落的人性，宗教不仅能带来和平，也能带来刀兵。创世记作者在撰写该隐与亚伯兄弟相残的故事时，独具慧眼地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宗谋杀案紧紧安排在了第一场崇拜上帝的行为之后。虽然从苏联控制之下解放出来的各个国家全都无意完全重建基督教教会，但是右翼基督教在美国政治中却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毫无疑问，基督教正在美国争取独霸地位。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往往能看到新君士坦丁时代的迹象。1991年，五旬节教会信徒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凭借自己的改革方案赢得了一场自由且公平的选举并就任赞比亚总统。他成为了第一个宣布本国为基督教国家的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元首，将“赞比亚政府和整个国家敬献给了耶稣基督的权柄”。虽然奇卢巴由于在执政期间污点颇多而于2001年不情愿地退出了改选，但是后续赞比亚政府一直没有否定他的宣言。早在此前的2000年，赞比亚境内自称基督徒的人口已经达到了85％。*94*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当中发出的声音同样值得一听。几十年来，各种派系的基督教在中国境内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压制与打击。但是如今基督教实践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很可能将会催生足以与米尔维安桥大捷相提并论的惊人事件。曾有人在2002年向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提问，问他将为中国留下何等遗产。据报道称，江泽民回答他将会提名基督教成为中国的官方宗教。这句话是不是中共高层官员偶尔为之的世界历史性玩笑呢？*95* 江先生一定不会忘记，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以及他那位长年深受尊敬的高寿妻子宋庆龄都是卫理会基督徒。此外他可能也会本着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政策一贯的实用主义特色注意到此时中国与印度的地下基督徒总数已经占据了世界总人口的6%，估计足有1.2亿人，完全有资格以世界第五大宗教自居。此外中国政府也认可了过去几十年来官方教会的显著扩张，尽管一开始并不情愿。*96*

官方青睐基督教的现象在韩国也很明显，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2008年，李明博政府遭遇了一项很令人尴尬的指控，指控声称政府与基督徒结成同党一起歧视佛教徒。*97* 这场对抗在一个方面反映了许多韩国人对于大行其道的“繁荣福音”的看法。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关注人世成功的教义从某些特别具有影响力的五旬节教团当中侧漏了出来，渗透进了新教主流当中。这一点并没有导致基督徒数量的流失，而是使得信徒们转而投奔了与新教霸权无关的替代性基督教。2005年韩国人口普查显示，新教徒人数实际下降了约1.5%，佛教徒人数小幅上涨了3%，但天主教徒的数量却令人大跌眼镜地蹿升了74％。*98*

假如新的官方教会真能在亚洲发展起来，他们最好能够超越希波的奥古斯丁对于“勉强人进来”这句圣经短语人尽皆知的误用。有一位勇敢的波兰异见神父捷尔吉.波皮鲁斯科留下了一条更合适悬挂在宗教事务部部长办公室里的语句。此人在1984年死于波共秘密警察之手，在导致死亡的多次公开发言当中他曾经说道：“需要步枪来保证生存的思想必然会自生自灭。”*99* 政客们依然一如既往地干预着基督徒的生活与组织机构。除此之外，基督教教会之间与之内的权力纷争也从未停歇。这两者都反应了基督教内部与社会大环境当中的文化战争。大部分传统教会如今都可谓身经百战了，确立战斗模式的因素则是由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之后的天主教教会内斗。美国与澳大利亚的保守派政治势力也曾多次试图接管南方浸信会与长老会的教会决策主体的体制控制权。他们的决心很坚定，而且往往能取得成功。

这其中最为臭名昭著且跌宕起伏的故事就是普世圣公宗的内斗。这些内斗往往遭到了过度简化的表述：冲突双方分别是在信仰问题上一再妥协的富裕西方国家与致力于维护旧日确定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联盟。这样的叙事的确符合冲突的一个侧面，但就像圣公会历史上一再体现的那样，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支持圣公会保守派自我断言的大部分宣传与财力都来自于福音派。他们觉得自己在美国、欧洲以及说英语的前英国属地的文化战场上已经遭遇了失败，因此决定将自己的资源调动到其他方面。这场运动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是澳大利亚的悉尼圣公会教区，这个教区是绝大部分早期澳大利亚历史遗产的继承者，当年国教会似乎理应在在新大陆上获得官方地位。接连两场（不流血的）政变不仅为低派圣公会创建了一座要塞，最终还为归正宗新教福音派塑造了一个特殊的分支。最重要的是，大量艰苦努力以及针对关键委员会的工作在1933年促成了霍华德.莫维尔（Howard Mowll）当选成为悉尼大主教。此人是一位才华卓著的教会领袖，尽管他一直很重视扩大福音派在东亚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向主流合一运动打开了大门。他为悉尼教区定下的基调一直坚持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100*

在九十年代，一对名叫简森的兄弟拉起了自己的一票人马，试图将悉尼福音派转向更加积极的路线。这样做无异于扭转全世界范围内圣公会的发展方向。在一场更加激进的十六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当中，圣公会原本可能发展成为另一番模样，而这正是简森兄弟的目标，而且他们还时空错乱地从美国复兴主义那里借来了福音派的运动风格。虽然他们的希望在一场主教选举当中遭到了阻挠，大量游说工作还是确保了彼得.简森在2001年的继任。接下来简森的家族成员就被纷纷安插到了教区的关键岗位上。尽管新任大主教在牛津大学读博时的课题是伊利莎白时代的英国宗教改革，但是简森兄弟的圈子却像不待见盎格鲁天主教一样不待见克莱默的《公祷书》。因此在菲利普.简森执事的管理下，造型优美的悉尼圣安德鲁大教堂实际上已经舍弃了历史悠久的圣公会合唱传统。悉尼位于一张遍布整个圣公会的世界性运动网络的正中央，这场运动毫不掩饰地意图终结兰贝斯宫在圣公会群体当中的核心角色。*101*

就像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基督教内部的许多纷争一样，这一回圣公会内战的首选武器也是性问题，尤其是同性恋问题。将世界各地的圣公会保守派联合在一起的案例是两名成为主教候选人的公开男同性恋。其中一位英国人由于国教会秘密任命体系的坑害而未能当选，另一位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吉恩.罗宾逊则在2003年通过公开投票顺利就职。性道德一直是保守派进行战斗动员的趁手旗号，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所有保守派都认同的题目——不仅仅是基督徒保守派，还要算上穆斯林保守派。非洲圣公会保守派在谴责西方对于性问题的态度时最喜欢的论据之一就是非洲基督徒遭到了穆斯林的嘲笑与奚落，因为他们与一个纵容同性恋的教会牵扯在了一起。在民族解放斗争当中对于西方关切更加敏感的南非圣公会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线。图图大主教曾经言词激烈地表示，接受同性关系的道德正当性是“关乎普遍正义的问题。”*102*

在这些一时一地的冲突背后隐藏着遍及整个基督教的更深刻辩论：圣经和基督教的传统是否有可能是错的，今人是否能对其进行改造，上帝对于人世的计划是否以异性恋男性为核心。“男性领导”（Male headship）是圣公会悉尼变体压倒一切的关切题目之一。在世界范围内，一丝一毫也不肯改变对待同性恋态度的圣公会信徒群体与坚决反对女性接受祝圣成为教士乃至主教的圣公会信徒群体重合得非常熨帖，双方的论辩口径也很一致。因为这场辩论的原教旨主义性质，许多基督徒如今都结成了一个世纪以前无法想象的联盟，因为他们对于二十世纪自由派新教主义所衍生的合一运动都十分冷淡，对于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 也往往深表怀疑。比方说莫斯科与罗马如今就在同性恋与女性祝圣问题上取得了步调一致。同样，2003年吉恩.罗宾逊接受祝圣之后，保守派美国圣公会成员在达拉斯某酒店的会议中心进行会面，讨论他们的未来。在会议期间，这些异端新教派系的成员惊喜万分地接收到了一条鼓励的信息，信息发送者不是别人，正是（改名后的）罗马宗教裁判所领头人红衣主教约瑟夫.拉青格。拉青格在信中向他们表达了自己“为全体与会者做出的衷心祈祷。你们的会议意义之大，绝不局限于达拉斯，甚至还超越了我目前所处的城市，超越了这座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前往英格兰主张并且强化基督福音的启程地。”*103* 一年后的民调显示，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美国福音派群体当中享有的支持率甚至超过了许多宗教右翼发言人，例如杰里.福尔韦尔与帕特.罗伯逊。仅仅在一代人之前，福音派信徒还会将教皇当做敌基督。*104*

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合一运动的门面也有撑不住的时候。主要断层线出现在美国新教与天主教或东正教有直接竞争的领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危机期间，莫斯科牧首的众多烦恼之一就是边界开放致使大量美国福音传教士进入了俄国，这些传教士宣扬福音派基督教的热情足以与其他推销冒险资本主义的美国人相提并论。五旬节运动在拉美的巨大扩张最能体现教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五旬节运动一般会采取美国的宣传风格，并且认同美国的文化态度。在最可耻的情况下，例如九十年代危地马拉内战期间，五旬节派的传教工作沦为了与实际战争并行的、针对玛雅土著人口古老文化的美国文化战争。危地马拉的统治者、重生五旬节基督徒里奥斯.蒙特以及一连串与他类似的军事独裁者们针对这些土著族群发动了近似于种族屠杀的政治与军事攻势，五旬节派在当地的传教路线则与他们一唱一和。许多受害者最后都皈依了五旬节派，就好比十六世纪的南美洲土著大规模皈依天主教一样：危机中的社会总会转向提供繁荣与权柄的力量。天主教对于五旬节运动的反应也分为正反两面，因为天主教本身就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传统派精英，另一边则受到了解放神学的影响。或许在这里以及拉美其他地区应对五旬节运动的最有效的潜在反应就是解放主义“基层社区”（base communities）所奉行的非等级制天主教。但是梵蒂冈完全不支持这种十分流行的做法。*105*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旧时代”宗教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老旧。的确，福音派或五旬节派依然十分擅长将现代社会提供的条件整合进福音传播工作当中。例如他们对于网络的掌握就很令人刮目相看。但是情况还远不仅仅如此。福音派和五旬节派的联盟自从五旬节派成立的第一天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止始终非常不稳固，不过这个联盟本来就不太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五旬节派强调圣灵赐予的洗心革面，因此实在没有什么理由非得与福音派原教旨主义结成联盟。毕竟后者讲究的是严格遵守一套特定的智识或教义主张，或者严格按照某一套特定方式理解过去的文本。在与上述两者相差甚远的西方基督教派系即罗马天主教当中确实出现了一场不可等闲视之的“灵恩”运动。五旬节运动可能还会与其他形式的基督教结盟，前提是盟友能够以更灵活且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来看待圣经——将圣经文本当成包含真理的故事，而不是诸如道路交规或者或汽车维修手册那样一字不可易的准则。早在十七世纪首次张扬亮相的时候，贵格会肯定已经获得了这方面的经验：福音派基督徒很不适合成为属灵探索的搭档；五旬节派恐怕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加纳历史学家卡瓦博纳.阿萨莫.加杜（Kwabena Asamoah-Gyadu）描述了他在加纳土著五旬节教会当中见证的一起生动事件。在正式讲道开始之前负责暖场的唱诗班一旦开口之后就根本停不下来。他们中有些人开始发抖，尖叫，跳跃，称颂主名，在场会众也纷纷起身效仿。如此热闹的场面持续了一个小时，于是牧师就坡下驴地决定当天没有必要讲道了，因为当天对于上帝的颂扬已经足够多了。这是礼拜仪式——尽管在风格上与西方传统所熟悉的礼拜仪式并不一致——压倒布道的有趣胜利。五旬节运动与美国文化形式的频繁联盟也不必非得是自身源头的产物：许多联盟都另有源头，而且随着全新表达模式的出现正在演化出全新的教派政治关系。*106*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以传统派自居的宗教当中，基督教历史的某些方面也已经被不声不响地抛弃掉了。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神学伤员就是地狱理念。地狱已经退出了基督教布道，首先在新教徒群体当中，然后天主教也依样而行。这个现象首先出现在新教徒当中，天主教徒随后也很快跟进。此外如今的天主教徒对于拉丁语教会宗教改革前夕一度引发连天战火的炼狱教义也已经很不以为然了。*107* 有人可能会仅仅将这一点视为欧洲社会世俗化的结果：欧洲大陆上存在着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发展最均衡的消费社会，这样一片大陆如今还需要基督教的天堂与地狱吗？自找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使得整个欧洲亲身经历了地狱，看清了盲目教条式的信仰有多么愚蠢。现在欧洲早已开始了新的建设，这次的目标不像人间天国那么雄心勃勃，建设工作本身也不依靠神圣故事或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的帮助。

然而这种现象并非局限于世俗化的欧洲，不仅深入渗透了世界各地的自由派基督教阵营，就连保守派阵营也未能免俗。地狱的消失代表着基督徒们安然接受了最早在十九世纪英国新教当中亮相的主张。最早提出此类主张的人是一位思想宽宏的神学家F.D.毛里斯（F. D. Maurice）。此人早先是独神论信徒，后来皈依了圣公会。1853年，他在伦敦国王学院任教期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认为永恒惩罚的概念是对于圣经信息的误解。当时这些论文害得他丢掉了教职。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在几乎同时代的前千禧年主义福音派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理念。这一边的主要人物是思想活跃的爱德华.欧文以及他那些设法留在了官方教会内部的英格兰学生们，例如托马斯.劳森.博克斯（Thomas Rawson Birks）与爱德华.H.比克斯特斯（Edward H. Bickersteth）。通过这些神学家的努力——他们设法说服了自己的追随者，让他们相信自己并没有抛弃加尔文主义，尽管这话说出来并不太可信——地狱之火的温度逐渐降低了下来。如今仅仅在福音派电视传教节目当中还能勉强看到两三点小火苗。*108*

基督教当中有一项特别惊人的发展，尽管无可否认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一点还主要局限在西方：自基督教初期以来一直奉行的土葬死者做法已经遭到了扬弃。随着地狱烈火的熄灭，火化炉的火焰却越烧越旺。以前基督徒只有在收拾异端的时候才会点火，现在焚化遗体的火焰却经常会在葬礼仪式上对于死者生前善举的颂扬达到最高潮时熊熊燃起。我们自然还记得，基督教教会最早的公开身份就是葬礼俱乐部。考古学家们总能通过开掘古代与中世纪早期的坟墓来判定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因为基督徒的遗体一定是东西向安葬的。传统主义者的论点似乎很难辩驳。1874年7月5日，林肯郡主教克里斯托弗.华兹华兹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一次布道当中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

“弟兄们，自从燃遍罗马帝国各地的焚尸火堆被基督教扑灭以来，一千四百多年已经过去了……用火葬替代土葬无异于从基督教堕落至异教，正如异教是原始宗教谬误的表现。”

火葬最早的倡导者其实是意大利的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经常无法获准安葬在由教会控制的墓地里，所以选择火葬在意大利也就成为了反教权的姿态。*109*

但是如今火葬却在西方大行其道，华兹华兹主教的义正词严以及早先针对火葬的普遍愤恨彻底遭到了无视，这个结果恐怕会令他大惊失色。2000年，70%的英国葬礼与25%的美国葬礼都选择了火葬。相比之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基督教世界根本没人进行火葬。火葬替代土葬的主要原因并非神学考量，而是出于保护公共卫生与公共用地的目的——特别是在英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然而这种改变所涉及的礼拜仪式变革却非同小可。死者遗体的最后一站从教堂转移到了火葬场。前者是一个社区举行崇拜活动的圣所，是基督徒生活各个方面的布景；后者却只是一处专门处理死者的专业化机构，其中往往弥漫着令人压抑的气氛。有迹象表明，基督徒们围绕着处置骨灰创造了各种个性化新仪式。比方说美国佛罗里达州某烟花爱好者就曾经将自己的骨灰装进了礼花从而将其射向天堂。此外如今还有一颗搭载了多份骨灰的人造卫星正在地球以外飞速运行。这场变革在在神学方面的影响也很深远。死亡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遭到了净化或者驯化，成为了消费社会当中消费选择谱系的一部分。人的一生稍纵即逝，完全看不出头绪，充斥着失落与困惑。而教会则拥有通过公共礼拜仪式来收拾人心的力量。可是如今教会手中最强的几张牌就这样被人硬抢去了一张。*110*

对于死亡和地狱的态度转变标志着相当大一部分当代基督教正在越发重视现世。解放神学对于政治道义的关注以及五旬节运动的“”分支都体现了这一点，尽管双方的政治立场往往针锋相对。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对比：五旬节派的礼拜仪式往往一心关注信仰带来的喜乐，而社会正义神学更倾向于提醒人们，在基督教故事的核心，在一个无助婴儿出生在帝国某偏远行省之后，是一座由殖民政权树立的处刑架。另一类不同的现世思想是西方人（无论怎样世俗化）对于基督教艺术、创造力与圣所的痴迷。在英国，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爱教堂建筑艺术与唱诗班音乐，公共资金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慷慨地流向对于这两者的维护。从晚祷到便餐馆，英国教堂生活的旺盛生命力与巴黎的圣徒礼拜堂形成了鲜明对比。圣徒礼拜堂的门可罗雀象征了现代法国教会多灾多难的历史，而建筑本身的美丽又是进一步的双重象征。圣徒礼拜堂表达了一条中世纪的信念，即圣徒遗物能够为人们打开通向天堂的入口（特别是对于那些花钱购置遗物的国王们来说）。但凭借着充满现代气息的十字转门与观光人潮，这里也反映了现代人希望美与古迹能为他们打开天堂门户的模糊希望。旅游与朝圣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教会能够帮助游客成为朝圣者吗？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当中的有趣现象之一在于许多（尽管绝非全部）最伟大的宗教音乐都是由那些彻底放弃成体系基督教信仰的作曲家创作的。爱德华.埃尔加以红衣主教纽曼的诗作《基朗提奥斯之梦》为题创作了英国天主教最伟大的现代清唱剧。）但是他却在这部作品的首演之际感叹道，他始终认为“上帝反对艺术”。等到弥留之际，他干脆丧失了一切基督教信仰。（迈克尔.蒂皮特曾经通过黑人灵歌《我们时代的孩子》（A Child of Our Time）探索了人类的苦境，还在《圣奥古斯丁的异象》（The Vision of St Augustine）当中与希波的奥古斯丁以及孟尼迦并肩站在奥斯提亚的花园里，在他们俩竭力试图一窥上帝真容的时候陪伴着他们，但是他本人却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基督教主张。牧师的儿子拉尔夫.沃恩.威廉斯信奉不可知论，但这并不妨碍他编辑质量最上乘的英文赞美诗集《英语赞美诗抄》（The English Hymnal），或者为基督教传统圣典搭配众多独唱或者合唱配乐作品，为其增光添彩。激情四溢的英国牧师诗人乔治.赫伯特的诗句现在如果不搭配上沃恩.威廉斯的音乐几乎不可想象。甚至就连尼古拉里姆斯基 - 科萨科夫这样在俄罗斯东正教音乐的重建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是咄咄逼人的无神论者。至今这位无神论者依然是代表东正教走出俄国境外的形象大使。*111*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个悖论呢？自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世俗化进程就一直在欧洲稳步推进。从那以后基督教音乐就与礼拜仪式分离了开来并且转进来到了音乐厅。但是这一点很可能表明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本身就具有某种特殊品质。俄国音乐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曾经在十九世纪晚期艺术冲动的驱使下发起过一场象征主义运动，旨在为一个尘世社会打造全新的出世感受。作家安德烈.别雷是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在这场运动当中的同事之一，他曾经指出 “音乐不关心在空间当中刻画形式。无论过去与现在，音乐本身就是空间。”*112* 伪丢尼修，阿奎那以及众多东西方神秘主义者都曾用过这种语言来表述上帝。就连上帝自己借助西乃半岛上一蓬燃烧的灌木在摩西面前显身时，也用过类似的语言来描述自己。在新教宗教改革期间，人们曾经体验过上述僵局的若干变体。上帝之道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是凡人的言辞激流却在上帝之道周围奔涌横流。好几个版本的新教宗教改革都曾经受困于这股激流当中难以脱身。而音乐或许正是摆脱这一困局的出路之一。

本书内容没有结局。因为与耶稣基督不同，秉承了源于启蒙运动的西方世俗化传统的历史学家们并不认为人类历史存在收场台词。本书描述的历史可以吸引我们关注过去，关注统一在基督教名下的非凡多样性。伟大的英国异见赞美诗作家以撒.华滋曾经写过两行诗。唱诗班的歌手每每唱到这两句诗都会面露微笑：

世间众生竞相献上

特异荣耀归于我王。*113*

这样一幅救主在世界末日之际端坐宝座，各种珍禽异兽向其参拜的景象尽管赏心悦目，但却并非出自华滋的本意。用十八世纪英语写作的华滋想要谈论个人宗教经验美好的独特性，在某一个具体情况下彰显基督徒品质的最恰当方式；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与外界紧密相关。在一个时代看似古怪的现象——某个遭到讥笑或迫害的教派的特质——到了另一个时代却往往会成为通例或者通例变体，例如废奴、女性领受圣职，素食以及禁烟。*114*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曾经明智考虑过教会历史的一个方面。他关于灵修体验的终极个体性质的强调或许能使得当前文化战争的参战者们暂且收手片刻：“在教会里，除非首先经历长久的孤寂，然后才从黑暗当中浮现出来并且走到教众集体的光明当中，否则任何思想都结不出果实。”*115*

二十一世纪初基督教面临的大部分问题是成功带来的问题。2009年全世界基督徒人数大约超过了二十亿，与1900年相比几乎翻了四倍，相当于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与目前咬得最紧的竞争对手伊斯兰教相比整整多出五亿人。*116* 至少基督教历史当中充满了自信过头的后果，足以使人头脑一凉。对于基督教来说，更有趣的难题在于礼貌的漠不关心在当今社会中正在逐渐取代二十世纪的剑拔弩张：在欧洲（与其说是一块大陆，倒不如说是一种心态）、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美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对于欧洲人以及与他们抱有相同思路的人们来说，基督教还能不能传达关于悲剧与胜利、痛苦与宽恕的新信息呢？世俗主义难道必须像纳粹主义大战苏联共产主义那样与基督教信仰彼此为敌吗？能不能说世俗主义其实为基督教提供了一个自我改造的机会，就像基督教历史上反复发生的那样呢？面对着已经决心抛开基督教自行其是的当代社会，基督教的众多面目能否找到一条足以改造自身的信息呢？

原罪是西方基督教包裹当中较为合理的概念之一，因为它与日常人类经验契合得严丝合缝。而助长罪孽的强大因素之一就是思索体验的缺失。即便是那些仅仅将基督教历史当做一连串故事的人们或许也能通过思索——倾听别人并且深思熟虑的能力——获取理智。如果有人说这门如此年轻但是历史经历却又如此丰富的宗教如今已经揭示了关于其自身的所有秘密，我们恐怕会相当惊讶的。

正当佛朗哥在1939年品尝到胜利滋味的时候，包括罗马天主教在内的所有西方教会全都面临着希特勒1933年操纵选举的后果。新教徒就像天主教徒一样沾染了遍体污秽。由于与德意志帝国认同关系密切，德国新教很难适应1918年帝国的失败以及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因为这一变故不仅一下子推倒了德皇，还扫清了帝国境内的所有王公贵族，而这些人当中的新教徒也都是国家新教 教会的领导人。德国新教领袖就像公众一样觉得不败的德国军队遭到了帝国敌人的背叛，而且绝大多数新教徒都将魏玛共和国的成立视为背叛行为的具体体现。普鲁士的感受尤其苦涩，因为1918年接过教育和公众崇拜部部长公文包——当年威廉.冯.洪堡也曾掌管过这个岗位——的人是一位反教权社会民主党人阿道夫.霍夫曼。据估计，当魏玛共和国于1919年诞生的时候，共和国内部80％的新教神职人员同情与之为敌的君主主义者以及愤怒的民族主义者。这样的大背景并不利于人们批评纳粹主义，而纳粹则有效地利用了这股怒火。*51*

自由派德国新教神学伟大传统的诸多悲剧之一在于这个传统的若干条基本假设可能把一部分最伟大的传统践行者变成了纳粹反犹主义的同路人。他们是路德宗成员：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路德在律法与福音之间、或者说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发现的绝大神学反差；他们肩负着十九世纪圣经学术研究传统的成果。自从F.C.包尔以来，学者们就习惯于将福音书解读为希望靠拢犹太教的彼得路线与希望另辟蹊径的保罗路线之间相互冲突的产物。阿道夫.冯.哈纳克干脆否认了整部旧约，认为其不属于圣经正典。此外他对于古时候马西翁在相同方面的努力也抱有批判性的兴趣。对于下一代的其他学者来说——著名新约学者格哈德.基特尔在这方面尤其恶名昭彰——这一立场使得他们对于希特勒夺权报以欢迎态度，也使得新约圣经学术最重大也最经常遭人查阅的著作《新约神学词典》中混入了不少反犹偏见，毕竟基特尔是这部词典的主编。*53*

这样的智识生活背景为一个自称德国基督徒的新教团体的成立提供了肤浅的可信度，该团体的目的是配合纳粹消除教会当中的犹太人影响力，并试图成为德国新教的发言人。他们再次借鉴了德国新教过往的一个方面，即统一各派新教教会的尝试。这方面的历史确实非常值得尊敬，但如今这段历史已经遭到扭曲，成为了公开种族主义的后盾。为了解释救主本人的加利利出身，德国基督徒认为该地区一直是雅利安民族认同的飞地。他们不仅从十九世纪人类学猜测与来头极为可敬的学术成果当中借用了大量内容，还主张要有选择地接受路德的观点（例如他对于犹太人的过分评论以及顺从更高力量的主题），借以为自己改写基督教信仰的行为张目。这些人得到了纳粹的撑腰，在1933年7月的国家教会选举当中表现出色，他们当中最突出的牧师路德维希.穆勒还获得了帝国主教（Reichsbischof）的头衔。

谁人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或者勇气，能够挺身而出抵挡诱惑与恐吓的阴险混合物呢？确实有这样一位神学家，名叫卡尔.巴特。他是瑞士人，来自德国新教圈子以外，这一点成了他的优势。此外他也同样出身于归正宗新教传统，与德国国家路德宗相比，归正宗在鼓励教会直面世俗权力采取独立或批判立场的方面留下了远远更为丰富的神学遗产。自由派新教领导层对于德意志帝国俯首帖耳的态度早已激怒了巴特，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越发增强，巴特的怒火也越烧越旺。在他看来，源自施莱尔马赫的传统充斥着虚假，主张理性能够开辟理解神性的道路就等同于骗人。*55* 巴特的《罗马书释义》（Commentary on Romans）出版于1919年，这部著作总结了曾经令希波的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都沉迷不已的保罗思想主题：在理性层面上彻底堕落的人性只有通过基督耶稣传导而来的上帝恩典才能得到拯救。不出所料的是，老牌自由派学者阿道夫.冯.哈纳克成了巴特的第一批对手之一。不过巴特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还是折服了不少低层神职人员，其中就包括哈纳克在柏林的学生迪特里希.潘霍华。*56*

在当时，这位瑞士归正宗牧师与人脉广泛的年轻路德宗教士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归正宗与路德宗同伴，大多是年轻一代。这些人在1931年下定决心必须采取一致立场来抵制德国社会当中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德国基督徒后的人数有了明显增长。在这一点的刺激下，这些异见人士在1933年至1934年兵合一处，组成了一个“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1934年5月，教会发布声明，在乏味的工业城市巴门召开主教会议，旨在展示其福音派与归正宗信仰，抵制“德国基督徒与当前国家教会政府犯下的破坏性错误”。认信教会调集了一系列圣经文本，不过引人注目地遗漏了在宪制宗教改革人士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毫不通融地要求人们顺从权威的罗马书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相反，声明在谈论顺从问题的时候选取了彼得前书2.17：“敬畏神，尊敬君王。”*57* 尽管这句话在明面上也主张要忠君敬上，但是与罗马书13.1相比却要含糊得多，或者说更具有二重性。在上帝与君主之间寻求平衡的作法致使加入认信教会见证基督教真理的作法不仅危险，而且很有问题。

就像所有身居恶邦的良善基督徒一样，认信教会也遭遇了许多困难。此时统治德国的邪恶势力不仅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基本没有先例。巴门声明没有提到犹太人正在遭受的苦难（三十年后巴特对此表示了遗憾）。认信教会仅仅在通过教会神学施行的种族歧视问题上才采取了正式立场：教会坚持认为国家无权通过种族主义立法将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从教会成员群体当中驱逐出去。许多认信教会的成员都认为犹太裔基督徒应该拥有自己的独立教区。*58* 几乎所有教会成员也都感到有责任继续支持民选德国政府。这场运动当中的高层人物之一是马丁.尼莫拉，一位路德宗牧师兼前任潜艇指挥官。他一方面自然而然地支持保守主义与爱国主义，同时又极其厌恶纳粹的暴力与非法行径，这两种思想一直在他心里纠缠不休。在导致纳粹掌权的一系列选举当中他一直投票支持纳粹。他的兄弟，同为认信教会牧师的威廉还是纳粹党员。不过尽管如此，尼莫拉还是在1937年遭到了逮捕。甚至到了1938年4月，就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不久，大部分认信教会的神职人员仍然很乐意宣誓效忠元首。*59* 所有人都要在这种滋生道德混乱的大环境下做决定。纳粹不可能对任何基督教组织报以始终如一的支持，无论该组织怎样紧跟纳粹党。纳粹极其擅长四处市恩收买人心。对于卫理会与浸信会这样的小型教会团体来说，纳粹结束了老派国家教会一直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歧视政策。希特勒甚至还曾经以个人名义为某座卫理会教堂置办过一座崭新的管风琴。这些教会很喜欢第三帝国鼓励家庭生活并且反对现代颓废风气的做法，以至于在无意之间沦为了稀释英美两国姊妹教会当中敌视纳粹德国观点的帮凶。*60*

所以随着欧洲在1939年陷入全面战争，新教与天主教两边的很多基督徒都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就会与纳粹主义同流合污。当然，这其中还是有区别的：有些人积极支持纳粹，也有人只是出于困惑而消极不作为，甚或进行抗议乃至抵制。前一类基督徒的代表自然是德国军队的随军牧师。德军入侵苏联之后屡次发动大屠杀，而他们的身影每每出现在屠杀现场。埃里希.科赫是德军在乌克兰暴行的主要执行人。他不仅是资历最老的纳粹党员之一，还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一度曾经在东普鲁士路德宗教会省级议会担任主席。*61* 全世界最可恨的教堂之一就是柏林南郊玛丽恩多夫的马丁路德纪念教堂。这座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民族主义路德宗兴建的教区教堂在纳粹上台以后遭到了接管，这座教堂随即成为了他们的形象工程。虽然雕塑上的万字纹已经被小心地凿掉了，昂首挺胸的党冲锋队员雕像已经被人缴了械，希特勒的胸像也早已不知所终，今天的路德宗教会还是不知道究竟应当如何处理这个令人震惊的礼拜场所——毕竟教堂管风琴的首次奏鸣就是为纳粹纽伦堡集会伴奏。而且这座教堂的未来仍然存在疑问——正所谓造化弄人，当年盟军虽然把柏林炸成了一片废墟，这座教堂却始终保存完好。

同样难以原谅的是在希特勒征服之后冒出头来的傀儡政权，它们将狂热的宗教热忱与他们自己的小号希特勒式种族主义——与正品一样讲究杀字当头——拧成了一体。在斯洛伐克，天主教神职人员始终引领着斯洛伐克身份认同，并且有意识地针对1918年后捷克人的新兴主导地位下手。当希特勒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之后，1939年到1945年间斯洛伐克傀儡政权的为首人物名叫约瑟夫.蒂索，此人在任职总统期间一直担任着天主教教区神父，此外还负责遵照纳粹意旨驱逐犹太人和罗姆人（吉普赛人）。在克罗地亚，有一位安特.帕韦利奇主掌着一个不甚自然的天主教政权，致力于结束多民族国家局面，摆脱犹太人、吉普赛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不过奇怪的是，新教徒与穆斯林倒是被他放了一马）。他的残暴手法甚至令纳粹感到震惊。天主教会也没有谴责帕韦利奇全盘计划当中强制东正教教徒皈依的行径。一位名叫悉东尼.舒茨（Sidonje Scholz）的方济会修士来到集中营里，以死亡来逼迫塞族囚犯皈依天主教。此人后来遭到了塞族抵抗组织的诛杀。萨格勒布大主教斯特皮纳奇主办的报纸随即将他称作“以宗教与天主教克罗地亚之名而死的新时代殉教者”。在邻国斯洛文尼亚，大量天主教徒都十分厌恶克罗地亚的暴行并且采取了抗议活动，要求教皇进行公开谴责。1942年抗议书送交梵蒂冈，此后就没了下文。*62* 波兰教会领袖也曾针对纳粹向被占领波兰人民施加的暴行提交了内容详尽的报告，使得梵蒂冈进退维谷，难以公开回应。

在德占乌克兰，随着苏联红军被德军逼退，一度沉寂的宗教生活再度活跃起来，而民族主义也趁机采取了宗教路线，但是推进宗教路线的方式却是可怕的全新势力组合。德国占领的恶毒作效果是挑动波兰人与最近才实现自我认同的乌克兰人彼此作对，以至于乌克兰希腊天主教徒与乌克兰东正教徒结成了同盟，共同反对波兰罗马天主教徒，尽管他们也像希腊天主教徒一样效忠罗马——三个世纪以来的联盟与敌对局面就这样搅成了一锅粥。1943年，在近来由波兰人管理的沃里尼亚争议领土爆发了双向的种族屠杀式冲突，期间乌克兰人很知道如何将波兰人辨识出来，因为波兰人过圣诞节的日期比希腊天主教与东正教都早。而且波兰人喜欢在木制教堂里庆祝圣诞节，这种建筑一点就着，逃出火海的人也难免遭受枪击。总体而言，此类暴力活动在整个乌克兰导致了大约7万波兰人的死亡与2万乌克兰人的死亡。*63*

至于法国，天主教仍然是国家的痛苦之源。1940年，德军的毁灭性进攻打垮了法军，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随即土崩瓦解，第三共和国对于1789年启蒙运动价值观的世俗主义吸引力也随即遭到了败坏。一个坐落在温泉小镇维希的新政府管理着法国境内未被纳粹直接占领的部分。就任维希政府元首的老迈战争英雄菲利普.贝当元帅将自己动力十足的保守主义立场与童子军传统意识形态捆绑在了一起，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多少宗教热情。教会官方很高兴支持新政府的口号：Travail，famille，patrie（“劳动，家庭，国家”）。四十年前在德雷福斯案件当中遭到挫败的法国反犹主义也与远远更为激进的纳粹反犹主义勾搭在了一起。法国天主教教会集团逐渐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怎样可怕的错误。自从法国战败之日起，年轻的初级神职人员们往往就对维希政权抱有疑心，尤其是因为某些维希政客将准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与明目张胆的反教权主义搭配在了一起。

渐渐地，随着德国占领军的剥削性质越发露骨，民族抵抗运动也愈演愈烈。天主教徒在抵抗力量当中作用显著，许多人都英勇地投入了拯救犹太人免遭野蛮对待与驱逐死亡的事业。然而讽刺的是，维希时代留下的最恒久纪念恰恰正是现代天主教礼拜音乐方面最优美的作品之一，莫里斯·迪吕弗莱 的《安魂曲》，将安魂弥撒的素歌旋律纳入了最为丰盈繁茂且摄人心魄的法国唱诗班浪漫主义风格当中。这部作品正是维希政府掏钱资助的结果，作曲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发行商则是贝当元帅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战后许多年里，法国人对于迪吕弗莱这部伟大作品的起源都语焉不详。*64*

庇护十二世教皇身处上述一切冲突的中心。他在二战期间扮演的角色引发了一场又一场辩论，至今依旧未能平息。在一片喧嚣的学术争议与不那么学术的争议当中，我们仍然很难注意不到教皇本人的“沉默”。这种沉默具有两面性。比方说当他在1939年末得知德军内部有人企图暗杀希特勒的时候就对德国政府保持了沉默，同时还谨慎地与西方盟国就自己关于这一事件所掌握的情报进行了沟通；但是随着大屠杀的开展，他也对犹太人的厄运保持了沉默。虽然各种梵蒂冈机构在意大利帮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脱了围捕，但是教皇本人仅仅借助1942年圣诞广播的机会进行过一次鼓足勇气的公开声明。在声明中教皇的确提到了“有时仅仅是因种族或血统就遭到处死或注定要缓慢灭绝的人们”，但是他并没有点出主要受害者的名称。此外教皇还有第三处沉默：战争结束之后他的任期又延续了十三年，期间他从未公开反省过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行为。这种做法无疑是成心的，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65*

与教皇本人闷闷不乐的含糊其辞相比，另一位天主教教会领袖则不惮赴汤蹈火：他就是1900年以来的加利西亚乌克兰希腊天主教督主教安德烈.舍普泰斯基（Andrey Sheptytsky），当时加利西亚乌克兰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身处1944年德占加利西亚的险恶环境当中，舍普泰斯基实在想不到除了党卫军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支撑起抵挡俄国人进军的守卫部队。看上去这可能表明他是乌克兰的蒂索神父或者帕韦利奇。但是尽管他全身心投入了乌克兰民族的构建，舍普泰斯基终究是贵族出身，他家祖上可以追溯到多教派多信仰共存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他原本是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成员，后来才皈依了希腊天主教，他的一位兄弟曾经在1920年出力打造了赢得胜利的波兰军队。德国入侵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庇护多名犹太人免于驱逐，还建立了一张藏匿犹太人的网络。

舍普泰斯基的作为还不止于此。随着纳粹招募乌克兰谋杀犹太人，然后又鼓励他们杀害波兰人，舍普泰斯基不惜亲身涉险，向海因里希.希姆莱寄去亲笔信，恳求他不要动用乌克兰警察。接下来他又签发了一份教牧书信，在乌克兰全境的希腊天主教布道坛上宣读。这一回的大环境比起《焦心谕令》的时候还要更加险恶。这封信的题目是《不可杀人》，舍普泰斯基在信中提醒全国教众，谋杀行径绝对无法得到原谅。这并不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一封教牧书信。他还曾经在1942年给庇护十二世写信，谴责纳粹主义是“将利己主义夸大到荒谬程度的体系”。能有这样一位领导者是教会的幸运。虽然这位老人在苏联坦克滚滚开回乌克兰之后仅仅几个月就去世了，但他的记忆却支持着希腊天主教徒度过了接下来长达半个世纪的不幸与压迫。*66*

庇护十二世教皇的前任们直到十九世纪都一直强迫罗马成立的犹太臣民在贫民窟安家。但是基督教自从创始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都在推行体制化的反犹主义，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教皇不必也不应独自承担责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新教徒面对战时过往的态度比起教皇也好不到哪里去。*67* 全世界的卡尔西顿派基督教在反犹问题上都难脱干系，就连英美两国社会也一直不假思索地奉行反犹主义，直到二十世纪后期才有所收敛。毋庸置疑的是，大多数纳粹的确痛恨基督教，假如纳粹最终取胜，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摧毁基督教的体制权力。然而这一点本身并不能成为开脱基督教的理由。*68* 纳粹的种族灭绝机器招募了无数欧洲基督徒，他们在工业化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当中要么甘当螺丝钉，要么袖手旁观。纳粹之所以能够裹挟这么多普通人为虎作伥，让他们投身于将受害者非人化的日常工作当中，是因为这些帮凶们长期以来一直浸润在一千八百年间基督教对于犹太教的负面刻板印象当中——更不用说新约文本里面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了，正是新约的相关描写刺激了这些刻板印象的出现，并且导致了类似“血诬”这样最恶劣最伤人的后果。这是战后欧洲基督徒必须肩负的重担。各派教会都尽全力面对了事实。就像印度传教工作的失败一样，大屠杀也提供了有用的鞭策，时刻提醒基督教保持谦卑。

挺身而出的基督徒也有不少：他们往往形单影只地抵抗着看似无远弗届的纳粹成功，往往令时人感到费解。弗兰茨.杰格斯塔特（Franz Jagerstatter）是希特勒的奥地利同乡，原本只是个籍籍无名之辈，家庭背景也像希特勒一样晦暗难明。这样的个人境遇使他成为了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一开始他决定一辈子在当地的小小教堂里当一名执事，后来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时候又决定在全民公决当中投反对票，最终又下定决心绝不为了邪恶的理由为自己的国家作战。他于1943年在柏林被纳粹斩首，二战结束后他的名字也被列入了家乡的战争纪念碑，并且引起了热烈的争论。*69* 认信教会也拥有了迪特里希.潘霍华这样的招牌人物。虽然他在抵抗纳粹的活动中只能算是个小角色，但是这位路德宗牧师在企图毁灭纳粹政权的秘密圈子里却是个局内人，事先就知道最终将导致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未遂的秘密计划；因此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并将他投入了监牢。他的境遇使得基督徒重新面对了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提出过的刺杀暴君的道德正当性问题。他在战争结束前夕遭到了处决。德国路德宗就此又多了一名殉教者，反衬着他那些苟且偷生的教友们。潘霍华入狱之后留下了一系列短文与信件，以此为自己毕生的辛勤神学著作事业收官结尾。这批文字当中包含着许多至今仍能令西方基督教振聋发聩的语句，为教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线索。他的父母在绿树成荫的柏林郊区有一座僻静的住宅与花园，盖世太保就是从这里将他押送到监狱里的。此地至今仍然是他的纪念堂，但他的埋葬地点可能永远都不会为世人所知了。

在打击纳粹德国的盟国阵营当中也有不少头脑清醒的基督徒，他们意识到盟军也会干坏事。乔治.贝尔是潘霍华在英格兰的亲密友人，也是圣公会主教。他在欧洲大陆的合一主义联系人多得令人吃惊。他在二战期间一直充当着英国统治精英的良心，令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不胜其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德尔.戴维森（Randall Davidson）的家庭牧师（实际上就是私人秘书）。正是在戴维森的努力下，国教会的官方声明才与阿瑟.温宁顿-英格拉姆主教所体现的疯癫爱国主义拉开了距离。现在已经成为奇切斯特主教，而且从1938年起还占据了一个议会上院圣公会主教议席的贝尔比起戴维森走得更远。他决心要将德国与纳粹主义战争行为分离开来。盟军在战争的后半程已经打残了德国空军，因此针对德国城市的系统化无差别空中轰炸也就成为了可能。贝尔对于这种做法大加斥责，也因此招致了不少斥骂。考文垂曾在1940年遭受过德国空军的蹂躏，而考文垂主教则为英国的报复性轰炸政策提供了道义支持。相反，贝尔从1943年就公开谴责饱和轰炸，将其称作“错误的行为”。人们普遍认为，贝尔的直言不讳惹恼了丘吉尔，他也因此而失去了接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职位的机会——但是对于像他这样擅长鼓舞人心的道德领袖来说，这次失利或许未必完全是坏事。战争结束后，他与德国教会人员的温暖友谊以及基督徒的宽恕冲动致使他做出了许多很有问题的判断。在他看来，好几位特定的德国人都不必为自己与纳粹的纠葛而承担后果。*70*

二战在东欧地区最具破坏性也最为野蛮。人们很难想到如此惨烈的局面能为苏联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假如没有击退纳粹军队（俄国人很正确地将其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提供的威信，苏联根本不可能一路蹒跚地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毕竟早在希特勒入侵之前苏联就已经毁灭了这么多的生命，严重地掏空了政府的合法性。被极度自满蒙蔽了双眼、没能看清希特勒背叛双方联盟企图的斯大林摇身一变，成为了足以与罗曼诺夫家族第一代或者彼得大帝相媲美的战时领导人与俄罗斯民族捍卫者。卫国战争也将俄罗斯东正教会从体制灭绝的厄运当中拯救了出来，虽然大量的道德妥协仍旧难以避免。1939年，全苏联只有四位东正教主教依然还是自由之身。1943年9月，正当俄国上下拼命战斗阻止德国军队挺进腹地的时候，斯大林邀请牧首与三位宗主教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也是俄国自1917年以来首次召开教会会议。这次会议使得整个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投入了战争努力当中，督促信众为国捐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教会也同样从各自的爱国活动当中得到了好处。亚美尼亚教会带头筹集的资金足足为红军添置了两个坦克师。*71*

战争结束之后，这种体制化的容忍得到了延续。1946年，斯大林正式铲除了东正教会在俄国境内的竞争对手，苏联政府一度曾经鼓励过，此时已经步履蹒跚的革新派（Renovationist）教会。一开始，激进派神职人员真心想要创造1905年流产的革命过程中产生过的改革版东正教，但他们的愿景最终还是沦为了破坏东正教的手段与鹦鹉学舌式的共产主义宣传。斯大林意识到他最好栽培一个惟命是从的东正教领导层，使得自己在世界各地其他基督徒领袖面前不至于跌份。莫斯科牧首之位就这样成了斯大林继任者们的工具，尽管与此同时他们也恶狠狠地试图在同一座教会里终结所有的公众宗教生活。*72* 当苏联再次横扫乌克兰之后，斯大林骤然终结了在红军撤退后纳粹进驻前曾经繁荣一时的希腊天主教教会。1946年，乌克兰的傀儡圣议会宣布1596年布列斯特联盟无效。在接下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希腊天主教教会被强行纳入了莫斯科东正教教会的旗下。*73* 西方盟国对于斯大林将东欧纳入势力范围做法表示了无奈的接受，苏联军队随即长驱直入。除去希腊以外，各个国家的东正教教会都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莫斯科牧首一起与各个共产主义卫星政权维持着合作与迫害并存的关系。这些地区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有着更密切的外部联系，勉强可以支撑下去。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通常更容易被视为“人民民主国家”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