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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0-1 -- 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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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五)《左传》的作者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颖达《疏》引沈氏说:

《严氏春秋》引《观周篇》(西汉本《孔子家语》中的一篇。今本《孔子家语》是曹魏-王肃所伪作)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严彭祖要早于司马迁,而两说有同有异。同者,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传》。不同者,孔子作《春秋》在前,左丘明恐怕孔门学生各执己见,走失孔丘原意,因而作《传》,是作《传》在后。严彭祖却说孔子和左丘明同车到周太史那里看书,一个作《经》,一个作《传》,是《经》、《传》写作同时。左丘明这个人,《论语公冶长》曾经提到: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丘说话,引左丘明以自重,可见左丘明不是孔丘学生,所以司马迁称他为“鲁君子”,《仲尼弟子列传》也没有他的名字。那么,他至少是孔丘同时人,年岁也不至小于孔丘。唐人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例》甚至说:

夫子(孔丘)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尔。

这样,把左丘明的生存年代提到孔子以前若干年,便是否定左丘明曾经作过《左氏传》。

后人还有对左丘明的姓表示疑问的。司马迁既说“左丘明”,又说“左丘失明”(《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也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而他的著作又叫《左氏传》。究竟他姓左名丘明呢?还是复姓左丘名明呢?还是有其他说法呢?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九便主张左丘为复姓之说。他说: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应劭《风俗通》:“丘,姓,鲁-左丘明之后。”然则左丘为复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为作《传》。《春秋》止获麟,《传》乃详书孔子卒。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为弟子者自当讳师之名,此第称《左氏传》,而不书左丘也。(桥注:讳也讳不到氏上。)

这种说法有两不通。第一,左丘明不是孔丘学生,《史记》证据显然,朱彝尊受杜预等影响,因为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说:“左丘明受《经》于仲尼。”《晋书荀崧传》引荀崧上疏也说:“孔子惧而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这样,硬把左丘明变成孔门弟子,却和《史记》不相合。这是一不通。而且周人以讳事神,却“临文不讳”。周文王名昌,武王名发,可是周初文献,“昌”字“发”字并不避忌(屡次出现)。《诗周颂雝》“克昌厥后”,又《噫嘻》“骏发尔私”,都可以为证。何况左丘为复姓,并不见于姓氏书。这是二不通。

第二种说法是,司马迁既称其书名为《左氏春秋》,班固《汉书艺文志》又称其名为丘明,那么此人姓左名丘明。孔颖达在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疏》中说:

《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史也。”是言“丘明为《传》”,以其姓左,故号为《左氏传》也。

但怎样解释司马迁之称他为“左丘”呢?有人说,古人本有复名单称之例,例如晋文公名重耳,《左传》屡见,而定公四年《左传》所引载书(盟约),省称为晋重。这种例子并不少。何况司马迁是在做文章,并不曾考虑到因此引起后代争议。杨树达先生《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有《二字之名省称一字例》,而且说:“《史记》中此例甚多。”那么,司马迁省左丘明为左丘,便不足为奇。何况若称丘明,便和本句的下文“失明”的“明”字重复。司马迁这段文字既都是四字一逗,又要避免重复,其称左丘明省为左丘,竟是文势所不得不然。

至于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说:

《广韵十八尤》“丘”字《注》引《风俗通》云:“鲁-左丘明之后。”丘明子孙为丘姓,义最古无疑。丘明传《春秋》,而曰《左氏传》者,以为左史官言之。

依俞氏之说,左丘明三字,左是官名,丘是姓,明是名。然而左史省称左,自古没见这例子。清-乾隆年间便有人奏请立丘姓人为左丘明之后,段玉裁替礼部写了一篇《驳山东巡抚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文见《经韵楼集》。俞氏考据之学号称精审,但这种议论实在不高明。

无论左丘明的姓氏如何,无论左丘明是孔丘以前人或同时人,但《左传》作者不可能是《论语》中的左丘明。

《左传》最后记载到鲁哀二十七年,而且还附加一段,说明智伯之被灭,还称赵无恤为襄子。智伯被灭在纪元前四五三年,距孔丘之死已二十六年,赵襄子之死距孔丘死已五十三年。左丘明若和孔丘同时,不至于孔丘死后五十三年还能著书。于是有种种说法:

吕大圭说:“左氏者,意其世为史官,与圣人同时者丘明也。其后为《春秋》作《传》者,丘明之子孙或其门弟子也。”这种说法很巧,可惜古人未曾说过,吕氏也举不出任何论证来。“意其世”云云,便表明只是臆测。

姚鼐《左传补注序》说:“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这是说《左传》经过后代传习的有所增加,但又指不出哪些是增加部分。至于“悼之四年”至“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一段是证成陈成子“知伯其能久乎”这句话,自是《左传》作者应有之笔,未必为后人所加。由于《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四零三年以后,自然看到赵襄子的死。

章炳麟《春秋左传读》说:“《韩非外储说右上》曰:‘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者,卫邑名。《内储说上》曰:‘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注》:‘左氏,都邑名也。’《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钱穆因此及其他类似说法,竟作一结论说:“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二,香港大学出版社版)这种结论我也不相信。据《史记吴起传》,吴起治国,用法家;善用兵,几乎战无不胜。大凡古代的真法家和大军事家,极少有迷信思想的。如果迷信,便会不知敌我,不讲形势。而《左传》一书讲“怪、力、乱、神”的地方很多,其不是吴起所著可知。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传授过它。一则它是一部当时基本可信的近代史。二则《左传》的描写战争,不但生动,而且每一战争,著重点各有不同,各有特色。许多军事观点,很值得军事家学习。

我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不但不是《论语》的左丘明,也没有另一位左丘明(有一说如此),因为《汉书古今人表》以及其他任何史料都没有提到第二位左丘明。吴起虽然传授过《左传》,《左氏传》之称绝不是因为吴起是左氏人。《左传》采取很多原始资料,如成公十三年《传》载〈晋侯使吕相绝秦书〉,这是一篇强辞夺理的文字,可是艺术性很高。秦国后来竟模仿这篇受辱的文章,写了一篇《诅楚文》(见严可均所辑《全上古文》卷十四)。由《诅楚文》知道《吕相绝秦》一定是原始纪录,或者原始文献。《左传》作者安排改写这些史料,有始有终,从惠公生隐公和桓公至智伯之灭,首尾毕具,风格一致。其人可能受孔丘影响,但是儒家别派。《韩非子显学篇》说:“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孔丘不讲“怪、力、乱、神”,《左传》作者至少没有排斥“怪、力、乱、神”,所以我认为是儒家别派。他的改编史料,正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样。《资治通鉴》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史,虽然有当时著名史学家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助,但据司马光的《进书表》“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云云,司马光实曾把全书作了统一工夫,所以现在读《资治通鉴》,真像一个人写的。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司马光恐怕《资治通鉴》卷帙太多,内容太富,晚年又节缩著《通鉴举要历》八十卷(此书已不存)。由此足见司马光于《资治通鉴》实曾通读并加工。《左传》作者虽然取材也多,但仅二百五十五年,全书除《春秋经》外,不过十八万字左右。纵使当时写作条件艰难,也不如司马光有皇帝支持,公家供给,而未始不可以一人成书。从《注》中可以知道,后人所谓刘歆等增益者(如南宋-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都不可信。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左传》的成书年代。(桥注:《左传》之成书,未必与《资治通鉴》相类,也许更类似于《公羊》,是将多年讲诵流传的东西“著之竹帛”,所谓多年讲诵流传,自然包括不止一代人的积累,可能包含了孔子甚至其先辈的讲授材料。写定者主要为一人,因此可以解释风格之一致。由于内容本来已经在脑子里,所以成书相对可以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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