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0-1 -- 桥上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所说的《左氏春秋》，就是今天的《左传》。他又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依司马迁之意，《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一人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云云，可见司马迁是根据《春秋》（实指《左传》）和《国语》作《十二诸侯年表》的。《汉书律历志下》引《国语楚语下》“少昊之衰”及《周语下》“颛顼之所建”等语都称《春秋外传》。因此许多人便把《左传》称为《春秋外传》，《国语》称为《春秋外传》。甚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便说：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三国-吴国-韦昭作《国语解序》也同意这一说法，并且还解释说：

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

《论衡案书》也跟着说：“《国语》，《左氏》之外传也。”

而最可笑者莫如康有为。他著《新学伪经考》，说：

《左传》从《国语》分出，又何疑焉？

康有为的所谓新学，换句话说，就是王莽之学，因为王莽逼汉孺子婴让位，国号新。而刘歆为王莽国师，康有为接受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论点，更加以穿凿附会，因此指《左传》等书为“伪经”。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这些书在当时政治上起的作用，自然应该另行论定。至于在学术上，却毫无是处。章炳麟作《春秋左传读叙录》，一条一条地驳斥刘逢禄，读者无妨把这两部书大致翻看一遍。至于康有为的书，既不必看，更不值得驳斥。崔適作《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也和康有为之说同，同样不值一驳，因为他们只是臆测，不举可靠的证据，不依合理的逻辑。这是某些今文经学者的通病，我们在这里只提一下，若详细剖析，便可能写出一本相当厚的专书。

《左传》和《国语》是两书，《国语》更不是一人所作。过去有不少学者加以论定，我只不过加以编排整理，而插以自己心得，写成此章罢了。

《晋书束皙传》云：“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汲郡所出的《国语》，应该就是今天的《楚语》和《晋语》的一部分。据荀勗《穆天子传序》，所发现竹简，为古尺二尺四寸，当晋时通用尺二尺。每简四十字。但不知道多少简为一编，因而也无从知道这三篇竹简《国语》究竟多少字。总而言之，汲郡所发现的，《师春》是抄袭《左传》的卜筮书，《国语》另是一部书。在战国时，《左传》自《左传》，《国语》自《国语》。自然，这还不足以证明《左传》取材于《国语》，更不能证明《左传》作者先写了《左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因为这时，《左传》和《国语》都已经同时流行。

要研究这个问题，唯有从现存《左传》和《国语》本身作分析。

第一，我已经说明，《左传》是一人手笔，取材虽然丰富，但行文风格完全一致，并无后人添加的字句。《国语》却不同。首先，它的文风与《左传》不能相比。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陆淳的话说，《国语》“与《左传》文体不伦，定非一人所为”。李焘也说，《国语》“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单峻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崔述《洙泗考信余录》说得更透彻：“《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这是从文章风格以《左传》和《国语》相比。

其实，《国语》也不是一人之笔。崔述又说：“且《国语》周、鲁（即《周语》和《鲁语》）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这又是从文章风格上论《国语》各国语言和文风的不同。

第二，《左传》虽然在旧的分类中列为经书，《国语》却列为杂史。若从两书体例分类，《左传》应属于编年史，《国语》应属于国别史。其不同于其他国别史的，一是言多事少；二是各国史实互相间很不相称。《郑语》只是一段文章，所叙自郑国始封君桓公，而于其后仅叙晋文侯（非晋文公）定天下，齐僖公小霸，楚蚡冐始启濮三句，这些事或者在春秋以前，或者在春秋初期。而齐桓公、晋文公之事却一字不提。以郑国而论，郑庄公在春秋初期亦是一霸，也不提及。而且据《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产引《郑书》“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又昭公二十八年《传》，叔游引《郑书》“恶直丑正，实蕃有徒”。然而这几句《郑书》语，不但不见于今之《郑语》，也无从在今《郑语》中安插进去。若说《郑语》成书在前，不及见齐桓公、晋文公，更不及见子产。若今《郑语》“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闽芈蛮矣”（原作“蛮芈蛮矣”，今从汪远孙《国语发正》据《周礼职方氏》郑玄《注》引文订正），足以证明《郑语》作者看见楚威王伐越，杀王无疆，而越以此散（详《史记越世家》）诸事。楚威王灭越，在公元前三二九年，则《郑语》作于这年以后。尤其是《郑语》又说“曹姓邹、莒，皆在采卫”。《汉书韦贤传》说：“韦贤，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作谏诗曰：‘王赧听谮，实绝我邦’”，这么，邹国实在于王赧时被灭。王赧后人都作周赧王，实误。“赧”非谥号，其人名“延”，音转为“赧”，朱希祖《汲冢书考》有《周赧王周隐王考》言之甚详，可信。韦诗云：“王赧”，不云“赧王”，又可为朱说添一证据。王赧即位于公元前三一四年，则〈郑语〉之作，又在此后。不但《郑语》内容与《左传》无关，即郑国大政治家、外交家子产，《郑语》亦无所记载，难道《左传》作者竟对郑事，不别“纂异同”么？

《左传》很少记载越事，可能《左传》作者离越国很远，看不到越国史料。今存《越语》上下二卷，都叙越王-勾践和范蠡、大夫种谋报吴仇事。二篇文风又大不相同。《越语下》专叙范蠡，又多排体韵文。越灭吴，据《左传》，在哀公二十二年。《史记六国年表》与《左传》同。而据《越语下》，越灭吴在鲁哀十年（依王引之《经义述闻》说），相差十二年。《左传》作者既把越灭吴事详尽地编纂于《国语》中，为何不用其灭吴年代？更为何连大夫种（或文种）、范蠡一字不提？

《周语》有三卷，自周穆王征犬戎至苌弘被杀。苌弘被杀在鲁哀公三年。其他关于春秋时期史事，几乎都不合于《左传》。尤其是《齐语》一卷，完全叙齐桓公事，也和《左传》不相同。而《鲁语》二卷，《晋语》九卷，偏偏又多和《左传》重复。只是《左传》言简意赅，《国语》罗嗦芜秽，使人读它产生厌倦。《左传》作者为什么既不去其重复，又不采其异闻，使自己的两种著作起互相配合的作用呢？

我现在征引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一条以为佐证：

地理之学为从来作书与注书者所难。予尝谓作《国语》之人便不如左氏，何况其他？或者怪其说。予曰：《左氏》昭十一年《传》，“楚子城陈、蔡、不羹。”杜《注》云：“襄城县东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传》，“今我大城陈、蔡、不羹。”对曰：“是四国者，专足畏也。”杜《注》云：“四国，陈、蔡，二不羹。”予考之《汉地理志》，颍川郡有东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为二，杜氏之言盖是也。作《国语》者不通地理，认不羹为一，谓之城三国。（见《楚语上》）……以知左氏之作，杜氏之注，皆精于地理如此。或曰：“《国语》与《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叙事互异，疑非一人。予亦偶因不羹事，颇有取其说云。”

最后，征引叶適《习学记言》卷十二《国语总论》代替我的结论：

以《国语》、《左氏》二书参校，《左氏》虽有全用《国语》文字者（伯峻案：应作“《左传》与《国语》相同者”），然所采（伯峻案：“所采”二字可商）仅十一而已。至《齐语》不复用，《吴-、《越-语》则采用绝少，盖徒空文，非事实也。《左氏》合诸国记载成一家之言，工拙繁简自应若此。惜他书不存，无以遍观也。而汉、魏相传，乃以《左氏》、《国语》一人所为，左氏雅志未尽，故别著《外传》。余人为此语不足怪，若贾谊、司马迁、刘向不加订正，乃异事尔。

• 谢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