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亚历山德拉的神学家们与希腊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早期基督徒在建立这一关系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失去与教会主流发展方向的接触。这一点很难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亚历山德拉的克雷芒与奥利金所教导的基督教学派实际上是这个古代世界最富盛名的高等教育中心的冰山一角。犹太人、希腊人与埃及人已经在这座城市里共同生活了好几个世纪。诺斯替教派在此十分繁荣，与基督教也常有彼此渗透。克雷芒面不变色地从自己的竞争对手那里借用了gonsis（知识）这个词，而且他也十分乐意维护以下主张，例如“理解与敏悟之人……即为诺斯替之人”或者基督徒应当“完美而诺斯替”地生活。*81* 对于许多反感他们的后市作家来说，克雷芒与奥利金已经逾越了基督教正统的界限。这两人的文稿大部分已经轶失了，这一点绝不是巧合。当某本著作仅仅依靠一份文稿流传于世，只要别人都认为没有誊抄的必要，那么这份文稿最终就将会化为尘土，沉入忘川。这些危险而鲁莽的神学大家的许多作品都因为安静的教会审查而未能得到流传，就此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克雷芒是一位走南闯北的学者型皈依基督徒，他在190年接替了一位如今已经默默无闻的基督教教师潘代努，成为当时著名的亚历山德拉教理学校的校长。12年后，远离亚历山德拉的小亚细亚地区卡帕多细亚的凯撒利亚城爆发了一场迫害基督徒活动，于是他赶赴该地区，安抚惊扰的教众，甚至还趁机吸收了一批新人。*82* 但是在他以卓越的牧师才能力挽狂澜之后所创作的作品显示，他认为对于基督徒而言知识不仅是有用的分析工具，还是通向更高形式精神生活的门户。就像他本人十分崇敬的柏拉图一样，他也相信知识能提高某人的精神价值。在他与奥利金的作品中都能发现这种知识精英主义，许多基督徒对此都很不感冒。

随便研究一下克雷芒的教导内容，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关注重点与之前我们所描述的诺斯替派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鸿沟。和诺斯替派一样，他也声称自己的老师传承给他一套特殊的传统，但是这套传统来源于使徒：“彼得与雅各，约翰与保罗”，这是一个群体而不是诺斯替教派的单一权威。这套传统的基础是所有圣典，旧约与新约都包括在内。*83* 他强调基督教的创世教义以及生命在现世的积极价值，将现世的存在当做以了解上帝为终点的旅途，达到终点则要依靠艰苦的工作与道德进步。救赎不会像诺斯替教派所宣称的那样来自随机的外来赐予，对上帝的理解蕴含于圣典与人类智慧的成就当中，例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著作。“哲学是一项准备工作，旨在为那些由基督所圆满的人们铺平道路。”*84* 克雷芒十分注重强调基督徒在圣洁方面取得进展，因此他认为个人的旅程在肉体死亡后依然会继续下去。“在最终脱离皮囊之后，依然还要继续前进。”*85* 他借用诺斯替派十分熟悉的宇宙等级概念来谈论往生当中的进步，但是他也将这一进步过程比作烈火的净化——不是地狱之火，而是（借用了斯多葛派的说法）智慧之火。*86* 对于那些担心突然死亡会将自己猝不及防地推到上帝面前的人来说，死后继续净化的概念是很能安抚人心的教条。这一理念日后在基督教思想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几百年后它发展成了一整套关于往生的理念体系，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会称之为炼狱。

由于克莱芒十分重视道德进步，他就基督徒的日常生活规范创作了大量著作。他是所谓道德神学一派的最早期作家之一。他讨论了俗世的财富，对于富人成员越来越多的教会来说这是个十分必要的问题，但是在这一点当稍微有点麻烦，因为耶稣当年告诫过一位富人，在跟随他之前要变卖自己的所有。而克雷芒则指出：“那抛弃俗世财富之人依旧可能满心恋财之意，尽管财富的实体已经消逝……因此人必须告别对自己有损之物，而不是那些只要运用得当就能为其带来助益之物。”*87* 他对于基督徒负责任照管财富的作法进行了辩护，并借此为接下来千百年间的基督教财富观提供了一套引申广泛的框架。就像斯多葛派的教师一样，他为那些拥有足够财富，足以享乐过度的人们制订了饮食方面的节制原则，不过他的理论基础不仅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亚历山德拉人的一般常识，也来自圣经文本。此外他也致力于肯定性行为的价值，许多主流基督教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就像诺斯替教徒一样，认为其可鄙而堕落，不值得花费自己的精力。不过克雷芒这么做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非基督徒亚里士多德或多或少还算科学的观念相形之下要比希伯来圣经和保罗对他的影响更大。克雷芒对于婚姻的坚决辩护并非基于浪漫爱情，而是生儿育女的需要。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为了生育以外的任何目的而行房实为悖逆天理。”人们不妨将其称之为亚历山德拉法则，直到今天罗马天主教会许多正式道德神学假设的背后依旧有着这条法则的影子。

奥利金继承了克雷芒在亚历山德拉教理学校的位置。他出身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尚未成人之时就赶上了202年将克雷芒赶到卡帕多细亚的帝国迫害活动，并被强行按到了领导位置上。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就成了一场无休止的学识操练：他投身研究，向刨根问底的非基督徒展现自己的信仰，并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多起神学争端当中充当了一支单枪匹马的学术别动队。四世纪的伟大史学家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是他的崇拜者并为他撰写了传记，因此我们今天知道很多关于他的情况。奥利金的脾气十分火爆，这使得他差点在202年的大迫害当中丧命，当时他一门心思只想跑到街上大呼自己是基督徒，万幸地是他的母亲十分冷静地把他所有的衣服全都藏了起来。这一次英雄主义终究在羞臊之心面前甘拜下风，而他也因此多活了许多年并为教会撰写了许多著作。*89*

奥利金的好斗天性为他招致了许多敌人，其中就有他所在教区的主教，竭力维持埃及教会统一的底米丢。此人为一部威力强大的教会机器打下了基础，这部机器日后将会使得亚历山德拉主教成为基督教教会中的一支主要力量。自然，底米丢被自己手下这位跟随克雷芒路线、相信基督徒生活以追求知识为第一要务的独立思想者折腾得苦不堪言。奥利金有一次前往巴勒斯坦教会拜访仰慕者，期间闹出了一连串就主教看来以下犯上的行为，致使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巴勒斯坦教会的成员首先邀请奥利金进行布道，尽管他此时并无神职在身。接着他们又十分不合适地试图通过授予他长老之职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问题，但是却没有征求亚历山德拉方面的意见。后面这件事导致了奥利金与底米丢的彻底决裂。奥利金就此退隐到了凯撒利亚，在一位富有仰慕者的慷慨资助下潜心从事学术工作。在尤西比乌斯的笔下这一系列事件多少有些令人下不来台。*90* 最终奥利金对殉教的渴望修成了正果，他在三世纪中期的一次迫害中惨遭虐待而死。

奥利金的重要性在于两方面，他既是圣经学者又是长于思考的神学家。在这两个不同角色当中他很有趣地分别表现出了不同的才能。作为圣经学者，他没有比他还早的竞争对手。他为一件早已占据教会大量精力的大项目——引导希伯来圣经的内容来阐明与彰显基督耶稣在上帝计划中的重要性——制定了标准与方向：换句话说就是敲定今天的基督徒们所熟悉的圣经文本。他的圣经评注成为了后世理解圣典的基础。*91* 奥利金的圣经著作表明他十分注重所接受文本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这一点在圣经文本依旧存在大量不确定细节的时代尤为必要。而他的神学虽然以此为基础，但却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见到的那样，他的神学著作包含着近乎胆大包天的论断，尽管这些论断看上去往往只是为了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而提出的神学建议。其中有一些观点实在过于极端，以至于整整一批他的思想都被贴上了“奥利金主义”的标签，并且在他死后一百五十年的400年遭到了亚历山德拉某宗教会议的谴责。不过尽管如此，奥利金的思想从此之后还是一直在基督教的想象当中安静地发酵，反对着所有那些认为他对基督教造成了坏影响的人们。我们在下文中还会不止一次地见证他的仰慕者们如何与身份逼人的希波的奥古斯丁唱对台戏。

因此奥利金的许多著作都只剩下了残篇，尽管审查活动并不能对他最无可争议的杰作的大部分轶失负责。这部作品是他的圣经编纂工作的最高成就，也就是《六重口传经卷》（Hexapla）。这是一部六抄本合一的希伯来圣经，六栏文字彼此对照。一开始的一栏是希伯来文，旁边是以希腊字母逐字替换希伯来字母的希腊语文本，再旁边则是四个不同版本的希腊语译本，其中包括七十子译本。这种分栏版式此前在正式文献当中也采用过，但是用在一本书里面很可能还是第一次。之所以采用这种版式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当时尚未结束的、与犹太教就希伯来圣经文意而进行的神学辩论。关于为什么会有多个希伯来圣经的希腊语译本这一点有着各种不同解释——其中最显而易见的解释自然是“有就是有”——但是在二世纪出现了另一种可能：此时的犹太人已经不再信任七十子圣经了，原因恰恰是因为基督徒惯于使用这个版本。此前在童贞玛利亚的问题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犹太人会转向较为字面直译的圣典版本。这标志着基督教与犹太教此时已经渐行渐远到了相当的程度，就连三世纪最伟大的圣经学者奥利金也对自己的希伯来文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成果是很显著的：《六重口传经卷》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参考书，其全本篇幅大约在四十卷手稿左右——这是基督教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了不起的创举。维多利亚时期一位十分有成就的编辑曾收集残篇并以两卷印刷体出版，更多的残篇也随着考古发掘而重新现世。*92*

这样一本基础扎实的圣经文本应当怎样利用呢？奥利金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圣经评注方面，这也是基督教历史上现存至今的第一部主要文集。和他的老师克雷芒不同，他在感情上十分讨厌希腊思想。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他对于希腊文化遗产也是一样的狼吞虎咽。他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进行辩论，并且吸收了不少柏拉图与斯多葛在神性真理讨论方面留下的遗产。这意味着当他阅读圣经时，他也持有像希腊化犹太人一样的怀疑态度，认为其中某些段落的字面含义遭到了夸大。他对于创世记中创造人类的叙述有过以下评论：“有谁会如此愚鲁，竟会相信上帝如同农夫一般在伊甸以东开辟了一片园林，还在里面种下了一棵有形的生命之树，而且任何以肉身长成之牙齿进食其果实的人均能获得生命呢？”奥利金如果知道一千七百年后全世界千百万基督徒都这么愚鲁大概会欲哭无泪的。在他看来，圣经的所有部分都是由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但并不能将其等同于诸如波斯王朝兴衰之类历史事件。他甚至坚持这一原则也应当运用在福音书上。*94*

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待圣经文本使得奥利金向克雷芒一样乐于用“比喻”的方法来理解字面文本，这种做法在希腊学术界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希腊学者就是以这种方法来解读荷马史诗的，以斐洛为代表的亚历山德拉的犹太学者们也是用这种方法来解读希伯来圣经的。采用比喻法的读者认为经文有若干层含义，隐藏在字词之下的最深层意义不仅在意义上最为深刻，而且只有那些独具慧眼的人才能看出来。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克雷芒所体现的亚历山德拉基督徒的精英主义。比喻释经法在基督教历史当中很有影响力，因为这种方法便于基督徒形成新思想或修改采用明显源自希伯来圣经与新约之外的旧思想。拉丁语西方教会一开始对这种做法多少持保留态度，但是希波的奥古斯丁发现比喻法十分有用，接下来也有许多西方教会的评论家们按捺不住自己的热情，提供了许多从经文字面上看不出来的真理。在东方同样也存在着反其道而行之的流派。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曾是另一派神学家的大本营，他们主张将圣经当做历史记录来对待。亚历山德拉与安提阿在包括圣经解读在内的一大批神学问题上都取了大相径庭的处理方法，很久以后这一情况导致了东方教会当中几场最为不堪入目的权力纷争，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详谈。

奥利金十分关注古典希腊哲学的着力点，他的系统化神学著作以及圣经评注对此都有十分明确的反映。尤其是他的《论首要原理》（On the First Principle），这是对单一基督教传统进行普遍总结的最初尝试之一。在该书中他试图解决柏拉图主义很久之前提出的问题：一个没有激情，无法分割，不会变化的上帝如何与这个不断流变的世界进行沟通。对于奥利金与游斯丁来说，答案都在于逻各斯。而且就像游斯丁一样，奥利金也十分大胆地宣称逻各斯是“第二上帝”，他甚至还曾经试图塑造一个次于或从属于至高上帝的、由上帝创造的人格化逻各斯角色——这项教义被人称作从属论（subordinationism）。奥利金集中精力解释圣父与圣子的关系，不过对于圣灵却甚少提及，在他的大胆言论中，圣灵的地位要低于圣子。就奥利金看来，圣灵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已经完全成为教会成员的人们带来力量。奥利金十分坦率地承认他对于圣灵位格与圣灵感动（person and work of Spirit）还有不少感到困惑的问题，需要教会予以解答澄清。*96* 要知道此时特别热衷于圣灵的孟他努教派已经遭到驱逐，在随之而来的严峻形势下还敢谈论圣灵的早期基督教作家可谓寥寥无几。

奥利金神学体系中最大胆的部分在于他对人类堕落与道成肉身之间有何关系的暗示。他认为上帝创造了一批具有自由原则的低等灵体，而它们则跟随撒旦这个罪魁祸首滥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它们各自不同的堕落程度也决定了他们在宇宙秩序中的不同地位，从天使到人类再到魔鬼不一而足。因此我们有责任利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弥补我们在堕落中所犯下的错误（这一现实通过亚当与夏娃的寓言得到了体现）。就像此前的克雷芒一样，奥利金也坚称人类可以在基督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死亡之后的净化过程从而得到救赎。他不接受人类与造物已经彻底堕落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这会摧毁所有的道德责任。“彻底邪恶的存在无法被匡正，只能悲惨地受人可怜。”*97*

奥利金试图以更为冒险的方式解释他的上述主张。他认为在人类堕落的灾难当中，有一个灵魂始终没有堕落。这个灵魂最终决定亲自出马拯救人类，与此同时逻各斯也进入了这个灵魂。*98* 这一观点的目的在于捍卫基督耶稣在人世当中的自由意志：他享受了授予那个灵魂的自由意志，因此他作出了真正的选择，而不是像诺斯替教派所声称的那样进行了一场幻影演剧。因此我们的自由意志也有价值，基督就最为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而我们则应当妥善利用这一恩赐。奥利金的整个神学体系意在像柏拉图或者保罗那样肯定上帝的威严，但同时也要肯定人类的尊严。神性威严与人性尊严这两个概念对于基督教来说一直难以平衡。奥利金的思路与日后主导西方基督教的思想大相径庭，后者对人类处境持极端悲观主义态度，希波的奥古斯丁在这方面尤其出力不小。但是奥利金令人咋舌的推测并未就此打住。既然首次堕落是普遍性的，那么包括撒旦在内的一切存在都有机会为了上帝起初的目的而努力。一切均来自上帝，因此一切均能得到救赎。*99*

可以预见的是，由于持有上述观点，奥利金对于爱任纽与游斯丁心目中少数圣徒在末世统御一切的千福年主张十分不以为然，他的怀疑主义也在希腊语教会当中得到了继承。但是东西双方的教会都否定了他关于普遍救赎的主张。的确，这样的理念很难与福音书中耶稣声称在最终时刻山羊与绵羊将会分开的言论协调并存。拒绝这一理念意味着基督教认定上帝已经做好了永恒的选择，将能够获救之人与获救无望之人区分了开来，尽管人们依旧还在辩论这一区分具体发生于何时以及是谁造成了这一区分——人类还是上帝？基督教公教派自古以来的显著特色就是对于信徒数量饥不可耐的需求，假如它今后还打算维持这一特色，背离普遍救赎的作法就是不可避免的。奥利金或许会说主张基督教就是主张智慧与真理，至于逃避永劫之类的其他有利之处都可以放到一边。但是对于基督教教会整体而言，光靠智慧带来的愉悦还远远不够，相比之下救赎更为重要。相当一部分教会将要追寻另一种普世主义：与世俗权力的结合，这一步将会使得基督教从局外人与贱民的教会步入政治世界的核心并最终统治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