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值九一八本人新书《壬辰1592——决战朝鲜》上架 -- 恶魔之读书者

党争与战备

　　如今的朝鲜，臣于明朝达两百余年，典籍制度衣冠服饰一如中原，自号“小中华”，颇有一番明朝老大自己老二的架势。可是朝鲜对明朝的学习是纯粹的“一锅端”，不管好孬全都给捡到自己的碗里，结果当明朝这边的党争正方兴未艾的时候，朝鲜这边有样学样，国内的党争也闹得热火朝天。什么事情一旦牵涉到了党争，那不管本质如何，对其的态度就只有不问公理只有立场，不问是非只有党派。

　　朝鲜的“党争”，从社会经济上看，其根源在于朝鲜自身的“两班制度”。在朝鲜，王族之外的臣民共分成四个阶级：两班贵族【亦称士大夫，分为文班（文官）﹑武班（武人），统称“两班”。】，中人【官员的良妾所生的儿子，良妾是平民百姓嫁给官员作为妾侍的称呼】，平民，贱民，阶级制度规范非常严格，不同阶级之人不准许通婚，并实施从母法，母亲是什么阶级孩子也是一样。在高丽时代，各级官员分为朝鲜王朝开国之后，承袭了高丽时代的旧制，形成了新兴的文班与武班，其贵族身份世代相传。朝鲜时代的两班从建国初期就一直掌握着国家的经济特权。在李成桂的科田制改革中，功臣们从高丽旧贵族手中夺得了土地，而建国之后，由朝廷以各种名目授予的田地【科田】、俸禄【功臣田】，加上两班私自圈占﹑兼并的平民田地，两班财富日积月累，而相对地政府的税源却捉襟见肘。两班的经济特权直接造成了国家的贫弱。

　　王室、两班作为社会的寄生阶级，不从事任何实际生产活动，而人口却以高于劳动阶级的速率上升。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有限的珍贵财富，并且在技术条件限制下，土地滋生的产品几乎不会年年递增。如此一来，不断增加的贵族人口与有限的财富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类似问题，在国土狭窄的朝鲜半岛尤为明显。为了限制贵族人口的增长速度，自太宗时代起﹐国法出现了“庶孽禁锢”的规定，这是一种极富朝鲜特色的嫡庶差别待遇。根据国法，两班家庭中只有正室夫人的后代可以继承贵族身份，妾侍的子女一般只能沦为两班与良民之间的中人，甚至可能会成为地位更为低下的贱民。而中人只能充任翻译﹑医官﹑捕校等低级基层官吏，不能享受两班的特权。

单凭两班内部的自我淘汰，还是无法维持稳定的经济利益的分配。尤其在倭乱、胡乱之后，本来就微不足道的八道土地，绝对值进一步缩减。与此同时，朝鲜王朝中期以来，政治运动不断发生，结果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新兴功臣，两班内部僧多粥少的情形日趋严重。朝鲜是文官社会，仕途与财富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利益的刺激下，统治体制内部的官位争夺战十分自然地发展为集团之间对抗的党争，集团内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然，党争的表面是理念、政见的争议，然而究其实质不外是俗不可耐的权、利之争。

　　而从政治上看，朝鲜的“党争”始于朝鲜李朝的第十一代国王中宗李怿时期。当时拥立中宗的功臣形成了一个勋旧功臣的团体，即所谓的“勋旧派”。可是因为这个团体的势力过大，严重影响了君权，因此在中宗的扶植下，新进的进士林儒生很快围绕着君权形成了所谓的“士林派”，两派互斗，水火不容，之后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君王自身失权，因此便需要培植势力来夺权，而后来者要上位，一样得培植自己的势力。于是“朋党”随着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最终在朝鲜李朝第十四代国王宣祖李昖时期发展到了巅峰。

　　在这个时代的党争主要发生于“西人党”与“东人党”之间，西人党的首领叫沈义谦，本贯青松【所谓“本贯”，就是本家族认定和公认的祖先曾居住过的地方。就是说，通过本贯能反映出一个家族其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繁衍下来的血统关系。一个家庭在生活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居住，但经过查家谱或本贯，就能清楚地了解是否同属一个祖宗的血缘亲属关系。在本贯形成、演变过程中，有的姓氏只有一个本贯，而有的姓氏则多达上百个本贯，而且依据这个本贯所形成的民间风俗习惯，有的一直沿用至今。】，字方叔，号巽庵、良庵、黄庵，明宗妃仁顺王后沈氏之弟，公元1555年考中进士，在仁顺王后摄政期间逐渐掌握了朝廷要职，被授予“青阳君”的爵位。东人党的首领叫金孝元，本贯善山，字仁伯，号省庵，曾为尹元衡的门客，公元1564年考中进士，在一年之内历任了兵曹佐郎、正言、持平等官位，明宗薨逝后逐渐掌握了朝廷要职。由于金孝元住在汉城东部洛山下干川洞一带、沈义谦住在汉城西部贞洞一带，因此各自以他们两人为中心，形成了东人党【岭南学派】和西人党【畿湖学派】。

　　此两党的结怨起因传说非常偶然，当年权相尹元衡当道之世，世人竞相趋附。日后的“东人党”领袖，飞黄腾达的名士金孝元，当时还是一介贫寒书生，寄食于尹元衡门下。而同样在之后声名鹊起的外戚沈义谦，一次造访相府，尹氏家人将他延入屋内。路过食客房间，心血来潮的沈义谦指着寝席逐一询问食客姓名。当问及金孝元时，家人介绍说：“此人虽未及第，但颇有文名。”沈义谦听后，露出不屑的神色：“果真是豪杰之士，又怎会与权门的无识食客为伍？”

　　一句有意无意的评头品足，成为金、沈二人私怨的肇端，也成为日后延续数百年党争的导火索。

　　然而，沈义谦并无知人之明，在他印象中只懂拍马溜须的金孝元，最后竟然一举登科、与自己同朝为官。沈义谦对金孝元已有成见，自此之后抵触抗拒的情绪更是根深蒂固。一方面，沈义谦在尹元衡倒台之后扶持士林，颇以功臣自命。另一方面，金孝元则以两袖清风的人格魅力，在身边形成自己的小宗派。两位政坛巨星均有各自的拥趸，两人一旦交恶，对抗的情绪便迅速扩散到各自的集团。所谓门户之见，于斯形成。

　　金孝元与沈义谦的拥护者们，正是以私人感情好恶为施政的基点，在朝廷上利用舆论公器行私斗之实。而此时朝鲜的两位大儒学家李滉与李珥，因为对从中国传来的程朱理学的不同解释，发生了思想界的对立。李滉认为程朱理学的核心在于“主理说”，李珥则认为程朱理学的核心在于“主气说”。这个思想界的对立很快就被朝廷的朋党斗争利用。东人党支持“主理说”，而西人党则支持“主气说”。把政见之争同思想之争联系起来，上升到从理论打击对手的高度。

　　而在朝堂上对于日本入侵的争论则是“党争”的典型体现。不论是对丰臣秀吉的评价还是对即将而来的日本入侵，黄允吉都给出了非常有远见的回答。但是当时因为“建储风波”，“西人党”已经失势。因此黄允吉的金玉良言都被“东人党”认为是想要动摇人心，希望以此翻身的伎俩，因此大加斥责，同样出使的金诚一便充当了这个急先锋。

　　当然朝鲜国内也不是没有明白人，当时同是“东人党”骨干之一，后来的抗倭名臣柳成龙虽迫于党派因素支持了金诚一，但是事后想想还是不放心，私下里问他说：“您说的与黄允吉正好相反，万一日本真的打过来了，那如何是好？”金诚一却无所谓地说：“我哪知道日本人会不会真的打过来哦，主要是看大家那么紧张，所以才故意这么说让大家别害怕而已。”对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被其弄得如儿戏一般，金诚一这种表现简直就和明末清流的表现如出一辙，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貌似大义凛然实际上干出来的事情却使得亲者痛仇者快，用“国贼”来形容也毫不为过。更有甚者当丰臣秀吉下定决心进攻朝鲜之后，宗义智还曾经乘船来朝鲜报信，说：“丰臣秀吉就要发大兵进攻明朝了，你们也免不了兵祸，贵国还是赶快向明朝报告，然后与我国修好通信，以便免除这次兵祸。”这段话看着像是最后通牒，其实更像是宗义智对朝鲜的警示，但朝鲜人依然无动于衷，让宗义智在海边白白等了十余日，失望而回。经此一事宗义智知道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回国就向丰臣秀吉献上朝鲜详细的地理图，全力助丰臣秀吉备战。对于宗义智而言，既然得不到和平，那么就只能在战争中争取获得最大的利益这华山一条路走了。而宗义智的最后通牒也使得在朝鲜三浦等地借居的日本人明白了大战将临，纷纷逃散一空。可是这么明显的信号也被朝鲜方面所无视。

　　因为“东人党”的阻挠，最终朝鲜对日本显露出的战争信号麻痹大意。仅仅是象征性地任命金睟为庆尙道巡察使，李洸为全罗道巡察使，尹先觉为忠清道巡察使，检查准备军器，修筑城池。后又派遣申砬巡视京畿、黄海两道防务；让李镒巡视全罗、忠清两道防务。此外因为柳成龙的推荐，任命了李舜臣为为全罗右道水军节度使，整顿水军。

　　就算是这样粗疏的战备，朝鲜也完成得一塌糊涂。由于国内承平日久，百姓耽于劳役，对于这样马虎敷衍的战备都怨声载道叫苦连天。而后来的战备大员申砬、李镒这些人所谓的巡视也不过是点点武器库中的弓矢枪刀的数量而已，基本上就是做做样子罢了。甚至这些重臣大将本身的军事素质就很成问题，例如申砬与柳成龙谈到日军时，柳成龙提醒他说日军原来仅仅是短兵犀利，但是如今拥有大量制作精良的鸟铳火器，不能轻视。可是申砬却说：“有鸟铳又怎么样？反正也未必能打得中！”对火器的认识简直愚昧到了可笑的地步，就这么一个人在当时的朝鲜已经能算得上是名将，可见当时朝鲜文恬武嬉的程度。

　　就朝鲜整体的备战而言，因为朝政腐败和党争，除了李舜臣对水军的整训起到了作用之外，其余均敷衍了事，毫无成效可言，在后来的战争中，朝鲜也因此自食恶果，得到了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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