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华罗庚破解密码轶事考略（上） -- 桃源客

考察华罗庚在1943年和1946年时的政治取向，也可以为厘清事实真相提供旁证。

抗战时期，全民一致、同仇敌忾，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威望无疑达到历史巅峰。据学者王奇生考证，当时西南联大教师约40%加入了国民党，教授入党的比例则约近半数。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团结御侮”的大背景下对执政的国民党采取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也表达与当局“共渡时艰”的决心。就连后来著名的反蒋斗士闻一多，从罗常培处拿到一份入党申请书都有些动心，还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的劝阻，闻才打消入党的念头。（见《朱自清全集》：朱自清1943年5月9日日记）实际上，国民党的死对头共产党为了合作抗日，当时也公开表示：“拥护蒋委员长为全国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所以，回过头看1943年华罗庚积极参加国民党并主动争取受训一事，并无可厚非。

从1944秋开始，中共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指派王时风、钱闻（李锐和潘乃斌的武大同学）、王士新等人组建中共地下党组织——“文化小组”，做青年学生和上层知识分子工作。西南联大是文化小组工作的重点，联大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等联大学生及教授中的吴晗、闻一多、华罗庚等都与小组有直接联系。钱闻和王时风是华罗庚金坛县立初中的同窗，王时风还是华的表弟（华罗庚是王时风表舅的儿子），二人被委派为华的联系人，时相往来，促膝长谈、论人议政中潜移默化。

此后，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主的倒行逆施也使华罗庚深为失望。1945年11月，陈诚、俞大维邀请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赴渝共同商讨启动核计划事宜。“一二一惨案”发生时，华罗庚并不在昆明。在他离开重庆前，朱家骅专门要求他回去了解和报告惨案真实情形。在给朱家骅的信中， 华罗庚的不满和郁闷溢于言表：

（华罗庚致朱家骅函，写于1945年12月11日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

华罗庚于1946年3月至5月接受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苏联。访苏之行对他的思想触动相当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工农业生产飞速发展的事实，还有对科学文化的高度重视，显示出人类社会充满生机的一种发展前景，这与国内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华罗庚感受至深的还包括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说他驻莫斯科多年，苏联政府从未请他吃过饭，这次“沾华的光，才参加了不少宴会”；苏联政府主动提出为他治腿疾，但因时间有限未成。华后来曾对好友（胡柏寿）称：“我在苏联讲学，他们把我当宝贝，使我非常感动”。

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此也十分重视。华回国后，钱闻先写了一则短讯发表在6月6日的《新华日报》上，后又以记者采访形式写了一篇《华罗庚教授谈苏联》，刊于1946年6月12日《新华日报》。文中对苏联战后新的五年计划的宏伟实施，科学、文化、教育的兴旺景象以及五一节游行阅兵盛况等情况作了介绍。随后，党组织又精心安排华罗庚在大操场上公开为联大师生作访苏报告。在特务活动猖獗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华罗庚为苏联大唱赞歌，也冒了一定的政治风险。

1946年7月赴美前回金坛老家省亲时，华罗庚在堂叔家约见了总角之交胡柏寿。胡问他：“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呢?”华罗庚回答说 “现在国内很糟!”；胡又问：“那末，您什么时候回国呢?”，“等国内政治澄清之后”。华罗庚略加思索，如此作答。

华罗庚在美国期间，王时风一直与他保持通信联系，通报国内时局的变化情况。手中存有多封华罗庚亲笔信函的徐利治就认为，王时风对华回国是产生了影响的。“他肯定把党的一些设想、一些许愿告诉过他，所以华先生经过思想斗争以后，还是回国了”。（王时风解放前后在统战部和中联部工作，后从事新闻、编辑。）

华罗庚在伊利诺大学的学术和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年薪约一万美金，并配有四位助教。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他终于下决心回国，并且发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呼吁他们尽快行动，报效桑梓。归国之初，国内欢迎的规格和生活安排与华的期望有落差；意料之外的，还有周培源和钱伟长反感华回来摘桃子，暗中支持段学复不让出清华数学系系主任的位置，而筹办中的中科院数学所起先也选择苏步青担任筹备处主任（苏步青后因收入考量打退堂鼓）。为此，华罗庚也闹过一阵情绪。有关详情可见徐利治访谈和《竺可桢日记》，不赘述。

到文革时，华罗庚“白专”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跑不掉的，解放前与国民党政要的交往，特别是蒋介石赠送的照片，更是要命的定时炸弹。女儿、女婿华顺和王敬先一家落难，也使他险遭株连。

王敬先1937年即在敌占区参加革命，曾任 《新华日报》校对主任。到延安后，任中央社会部会计科科长。解放战争初，和汪东兴、慕丰韵等一同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后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书记、中央警卫团副团长。王敬先为人正直古板，原则性极强。1948年整党时，他和江青在同一个党小组，受组织委托追问过江青的历史和家庭情况。文革伊始，已外放到苏州任地委副书记的王敬先就被指名监禁，很快折磨至死。当外调人员反复追问华罗庚从王敬先口中听过什么，华坚称女婿守纪律，自己一无所知。目前，不少人认为，有这样一个女婿，难免为日后所谓“剽窃陈景润“案埋下伏笔。

好在华罗庚手里还有毛主席勉励他的亲笔信，而且他积极提倡并大力推广“双法”、与工农兵相结合，跟时代主流合拍。在高层看来，这样一位学术名人，大概属于“烧一烧，可以过关”的。曾亲历批斗华罗庚场面的中国科技大学651学生罗海鹏，就回忆说：通过参加数学所的批判会，我觉得一定有国家的高层人物交待了，要保护华罗庚。

文革期间，华罗庚的研究生面临如何对华表态。于是他们让华罗庚在办公楼一间会议室向大家说明情况。会后特派贺祖琪等人到华住处，查证毛主席给他的回信。看到在毛主席信中称华老为“同志”，并说“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这无疑是对华的全面肯定。此后大部分研究生决定“保”华罗庚。把挺华的大字报“致周总理的公开信”贴在数学所批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旁边，进行反击。贫农出身的贺祖琪还特意参加“首都红卫兵”，天天到华住处保护华罗庚，以防造反派揪斗和抄家。

通观解放后华罗庚的政治境遇，再参看《蔡孟坚传真集续集里》引述的华对蔡为何回国、为何入共产党等问题的回答，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建国以后最重要的应用数学领域，莫过于“两弹一星”。华罗庚未能参与其中，47年入党、曾深得司徒雷登赏识的关肇直则被委以重任。关肇直出身书香门第，精通数国语言，博闻强记，能言善辩。他留学巴黎大学庞加莱研究所，擅长泛函分析。60年代后，专于现代控制理论研究和武器系统应用，在人造卫星测轨、导弹制导及潜艇控制等项目中作出一系列重要贡献，先后荣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国防科工委特等奖。1985年关肇直积极参与的“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与东方红一号”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鉴于他在该项目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被追授科技进步金质奖章。

华罗庚的弟子陆洪文在《永远怀念老师华罗庚》中感慨，如果把任务交给华罗庚，应该能更出色地完成。要我说，这种假设既无答案，也无意义。对华罗庚、关肇直都不公平。

最后，网上曾见邵益生在《华罗庚文革中来蚌埠》一文中提及：1969年珍宝岛局势紧张时，对岸苏军突然改变了密码。总参找到华罗庚，华带领他的几个学生在最短时间内用傅里叶函数破译了苏军的新密码。文章还不指名提到了姓程的“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经查，数学家程民德长期从事多元调和分析、多元三角逼近论的研究，并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领导工作。程民德早年的工作，也恰好是研究单元傅里叶级数各种求和法以及求和因子等问题。不过，程的专长在于模式识别和图像处理。而且程师出陈建功教授，曾受苏步青推荐，严格讲，不算华罗庚的弟子。此博文未注明华罗庚该逸事的原始出处，暂且知难而退，不再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