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华罗庚破解密码轶事考略（上） -- 桃源客

再补一个旁证：

我军技侦情报工作元老之一，原军委情报部二局局长、总参三部副部长，开国少将王永浚诞辰100周年时，《中共党史资料》曾刊发署名王德京的长文《“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1939年为 王永浚题词》以资纪念。

文中提到，

（原载于《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

考察华罗庚在1943年和1946年时的政治取向，也可以为厘清事实真相提供旁证。

抗战时期，全民一致、同仇敌忾，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威望无疑达到历史巅峰。据学者王奇生考证，当时西南联大教师约40%加入了国民党，教授入党的比例则约近半数。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团结御侮”的大背景下对执政的国民党采取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也表达与当局“共渡时艰”的决心。就连后来著名的反蒋斗士闻一多，从罗常培处拿到一份入党申请书都有些动心，还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的劝阻，闻才打消入党的念头。（见《朱自清全集》：朱自清1943年5月9日日记）实际上，国民党的死对头共产党为了合作抗日，当时也公开表示：“拥护蒋委员长为全国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所以，回过头看1943年华罗庚积极参加国民党并主动争取受训一事，并无可厚非。

从1944秋开始，中共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指派王时风、钱闻（李锐和潘乃斌的武大同学）、王士新等人组建中共地下党组织——“文化小组”，做青年学生和上层知识分子工作。西南联大是文化小组工作的重点，联大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等联大学生及教授中的吴晗、闻一多、华罗庚等都与小组有直接联系。钱闻和王时风是华罗庚金坛县立初中的同窗，王时风还是华的表弟（华罗庚是王时风表舅的儿子），二人被委派为华的联系人，时相往来，促膝长谈、论人议政中潜移默化。

此后，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主的倒行逆施也使华罗庚深为失望。1945年11月，陈诚、俞大维邀请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赴渝共同商讨启动核计划事宜。“一二一惨案”发生时，华罗庚并不在昆明。在他离开重庆前，朱家骅专门要求他回去了解和报告惨案真实情形。在给朱家骅的信中， 华罗庚的不满和郁闷溢于言表：

（华罗庚致朱家骅函，写于1945年12月11日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

华罗庚于1946年3月至5月接受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苏联。访苏之行对他的思想触动相当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工农业生产飞速发展的事实，还有对科学文化的高度重视，显示出人类社会充满生机的一种发展前景，这与国内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华罗庚感受至深的还包括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说他驻莫斯科多年，苏联政府从未请他吃过饭，这次“沾华的光，才参加了不少宴会”；苏联政府主动提出为他治腿疾，但因时间有限未成。华后来曾对好友（胡柏寿）称：“我在苏联讲学，他们把我当宝贝，使我非常感动”。

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此也十分重视。华回国后，钱闻先写了一则短讯发表在6月6日的《新华日报》上，后又以记者采访形式写了一篇《华罗庚教授谈苏联》，刊于1946年6月12日《新华日报》。文中对苏联战后新的五年计划的宏伟实施，科学、文化、教育的兴旺景象以及五一节游行阅兵盛况等情况作了介绍。随后，党组织又精心安排华罗庚在大操场上公开为联大师生作访苏报告。在特务活动猖獗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华罗庚为苏联大唱赞歌，也冒了一定的政治风险。

1946年7月赴美前回金坛老家省亲时，华罗庚在堂叔家约见了总角之交胡柏寿。胡问他：“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呢?”华罗庚回答说 “现在国内很糟!”；胡又问：“那末，您什么时候回国呢?”，“等国内政治澄清之后”。华罗庚略加思索，如此作答。

华罗庚在美国期间，王时风一直与他保持通信联系，通报国内时局的变化情况。手中存有多封华罗庚亲笔信函的徐利治就认为，王时风对华回国是产生了影响的。“他肯定把党的一些设想、一些许愿告诉过他，所以华先生经过思想斗争以后，还是回国了”。（王时风解放前后在统战部和中联部工作，后从事新闻、编辑。）

华罗庚在伊利诺大学的学术和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年薪约一万美金，并配有四位助教。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他终于下决心回国，并且发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呼吁他们尽快行动，报效桑梓。归国之初，国内欢迎的规格和生活安排与华的期望有落差；意料之外的，还有周培源和钱伟长反感华回来摘桃子，暗中支持段学复不让出清华数学系系主任的位置，而筹办中的中科院数学所起先也选择苏步青担任筹备处主任（苏步青后因收入考量打退堂鼓）。为此，华罗庚也闹过一阵情绪。有关详情可见徐利治访谈和《竺可桢日记》，不赘述。

到文革时，华罗庚“白专”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跑不掉的，解放前与国民党政要的交往，特别是蒋介石赠送的照片，更是要命的定时炸弹。女儿、女婿华顺和王敬先一家落难，也使他险遭株连。

王敬先1937年即在敌占区参加革命，曾任 《新华日报》校对主任。到延安后，任中央社会部会计科科长。解放战争初，和汪东兴、慕丰韵等一同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后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书记、中央警卫团副团长。王敬先为人正直古板，原则性极强。1948年整党时，他和江青在同一个党小组，受组织委托追问过江青的历史和家庭情况。文革伊始，已外放到苏州任地委副书记的王敬先就被指名监禁，很快折磨至死。当外调人员反复追问华罗庚从王敬先口中听过什么，华坚称女婿守纪律，自己一无所知。目前，不少人认为，有这样一个女婿，难免为日后所谓“剽窃陈景润“案埋下伏笔。

好在华罗庚手里还有毛主席勉励他的亲笔信，而且他积极提倡并大力推广“双法”、与工农兵相结合，跟时代主流合拍。在高层看来，这样一位学术名人，大概属于“烧一烧，可以过关”的。曾亲历批斗华罗庚场面的中国科技大学651学生罗海鹏，就回忆说：通过参加数学所的批判会，我觉得一定有国家的高层人物交待了，要保护华罗庚。

文革期间，华罗庚的研究生面临如何对华表态。于是他们让华罗庚在办公楼一间会议室向大家说明情况。会后特派贺祖琪等人到华住处，查证毛主席给他的回信。看到在毛主席信中称华老为“同志”，并说“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这无疑是对华的全面肯定。此后大部分研究生决定“保”华罗庚。把挺华的大字报“致周总理的公开信”贴在数学所批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旁边，进行反击。贫农出身的贺祖琪还特意参加“首都红卫兵”，天天到华住处保护华罗庚，以防造反派揪斗和抄家。

通观解放后华罗庚的政治境遇，再参看《蔡孟坚传真集续集里》引述的华对蔡为何回国、为何入共产党等问题的回答，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建国以后最重要的应用数学领域，莫过于“两弹一星”。华罗庚未能参与其中，47年入党、曾深得司徒雷登赏识的关肇直则被委以重任。关肇直出身书香门第，精通数国语言，博闻强记，能言善辩。他留学巴黎大学庞加莱研究所，擅长泛函分析。60年代后，专于现代控制理论研究和武器系统应用，在人造卫星测轨、导弹制导及潜艇控制等项目中作出一系列重要贡献，先后荣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国防科工委特等奖。1985年关肇直积极参与的“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与东方红一号”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鉴于他在该项目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被追授科技进步金质奖章。

华罗庚的弟子陆洪文在《永远怀念老师华罗庚》中感慨，如果把任务交给华罗庚，应该能更出色地完成。要我说，这种假设既无答案，也无意义。对华罗庚、关肇直都不公平。

最后，网上曾见邵益生在《华罗庚文革中来蚌埠》一文中提及：1969年珍宝岛局势紧张时，对岸苏军突然改变了密码。总参找到华罗庚，华带领他的几个学生在最短时间内用傅里叶函数破译了苏军的新密码。文章还不指名提到了姓程的“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经查，数学家程民德长期从事多元调和分析、多元三角逼近论的研究，并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领导工作。程民德早年的工作，也恰好是研究单元傅里叶级数各种求和法以及求和因子等问题。不过，程的专长在于模式识别和图像处理。而且程师出陈建功教授，曾受苏步青推荐，严格讲，不算华罗庚的弟子。此博文未注明华罗庚该逸事的原始出处，暂且知难而退，不再考证。

这么多料，不知华老在文革及历次运动中咋过关的？

至少什么国民党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白专典型等名头跑不了吧，而且名副其实啊，不像别人是冤枉的。

文革中那么多名头大的人，都进牛棚、含冤而死了。华老咋过来的？

中央训练团，简称中训团，是国民政府抗战干部的培训基地和最高训练机关。由蒋介石亲任团长，陈诚任教育长，副教育长王东原具体经办。中训团训练对象，是当时各地区、各部门中、上级在职人员，即县党部书记长、县长，各省市党部委员，省市政府委员，各厅、局、处长及科长、秘书，以及中央各部会的科长、秘书以上人员，军事机关学校部队的少校以上人员。华罗庚以大学教授身份参训，实属不易。

查阅文献可知，华入训的是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28期（团务、司法、政工、军事），11月7日开学至12月19日结业。恰好这一期开学典礼上发生了朱家骅安排向蒋介石铸献九鼎流产的一场闹剧。（《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2期）

1943年，俞大维担任兵工署署长并兼任兵器教官，还到重庆的兵工学校讲授弹道学。近年，俞的甥外孙女郑培蒂曾在洛杉矶《星岛日报》撰写回忆文章”舅公公－俞大维“，文中称：

遍查有关华罗庚的传记和纪念文章，除了他从剑桥回国后携家在昆明西南联大居住教书的介绍，并未见“一家逃难到重庆”的记载。“两家人住得很近”不足采信，“探讨数学问题”在两人结识后倒有可能。

再看蔡孟坚，这位当年因擒获顾顺章而几乎改写历史的风云人物当时正在兰州市长任上，励精图治、勤于政务。其1943年赴重庆中训团受训的情况以回忆形式收录于1990年出版的《蔡孟坚传真集续集》 (传记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传真续》)，并散见、部分重复在以下篇什中：

七、华罗庚自述“三劫”读后补述一二[书简] (《传真续》第67-69页)

八、惊闻华罗庚死讯并试释其“遗言” (《传真续》第71-73页)

十六、王东原将军《浮生简述》读后感 (《传真续》第140页)

十七、俞大维的健谈和远见 (《传真续》第150-151页)

撮要述之：

蔡孟坚主政兰州，早被重庆中央调训多次，因百废待举、头绪繁多，又筹办全国工程师协会会议，接待老蒋视察等等，延至1943年才往中训团报到。开学之初，训委会通知蔡兼训育干事。按规定需参加委座莅团训话，每晨参加升旗朝训，除听课、写心得外，兼改部分学员作业课。训育干事属党政训练班非常重要的职位，相当于主管级别，享受优待。蔡得知本期共有四位训育干事，除两位前方将领外，还有一位便是西南联大的跛脚教授华罗庚，四人在一个多月的训练期间同住一个寝室兼自习室，朝夕相处。据蔡回忆，华罗庚虽然脚跛，但风度翩翩、谦恭有礼，毫无恃才自负气味。彼此同窗共寝，闲谈之下，蔡方知华出身寒微、自学成才，于是以尊敬和同情之心，结为友好。

某日中训团作实弹射击演习，训育干事一同参加。当时任兵工署长的俞大维亲作卧式射击示范，蔡与华正站在其左侧见习。因蔡早知俞为有名的弹道数学家，已有友谊关系，待俞起身后即趋前介绍华罗庚：“数学博士署长先生，我介绍天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与你相识。”并说：“你俩天才遇到天才，真是巧合”。俞立即对华说：“久仰大名，今日一见如故。”同时说：“我的朋友谭伯羽有一个数学难题，多年来我请教过柏林大学数学教授，迄未解答。今晚请你与蔡兄到我家谈谈，我将这个算不出难题给你，你可慢慢地答复”。

当晚，华将题携回寝室，独自推敲，未作声而入寝。次晨华自厕所出来，将答案计算结果写在一张草纸上，当即交给蔡说：“俞先生的难题，结果算出来了。我无暇重抄，请你将这张草纸交给他好了。”俞先生得此答案，大为惊奇。任中外数学家几年算不出来的难题，华竟一晚之间即作出解答，对蔡连说：“真是天才。佩服！佩服！”。从此，俞视华罗庚为后来居上的天才学人。（此段几乎逐字转述《俞大维的健谈和远见》中：“天才爱天才，资送华罗庚赴美深造”一节）

[注：谭伯羽为谭延闿长子，其弟谭季甫娶俞大维表妹曾昭楣为妻，因此与俞是姻亲，谭伯羽尊称俞大维“四兄”。谭留德，29年回国任上海兵工厂工程师、同济大学秘书长。 1934年出使任国民政府驻瑞典使馆代办、驻德国商务参赞。1942年回国任经济部常务次长、1946年改任交通部政务次长。 赴台，后长期寓居美国。]

蔡孟坚的回忆，将自己43年在重庆中训团与华罗庚的交往，介绍俞、华相识和华受托解答谭伯羽的难题等交代得一清二楚。对比《传真续》白纸黑字的记述，和同年早些时候蔡接待袁传宽、陈树柏时的信口所言，出入悬殊。口述的所谓“庐山”、“原子弹集训”、“日军密电码”、“总裁接见”云云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之所以说“同年早些时候”，盖因袁传宽著文提及，访问蔡孟坚后获赠《蔡孟坚传真集》一书。依此可推知，《传真续》当时尚未问世。）

值得注意的是，《华罗庚自述“三劫”读后补述一二》作为致刘绍唐书简，蔡孟坚实写于1983年；而《惊闻华罗庚死讯并试释其“遗言”》一文，实写于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去世后当年，两文均远早于蔡接待袁、陈来访的1990年，文内均有关于43年重庆中训团期间蔡、华、俞交往的叙述。不明白为何蔡与袁、陈的高谈阔论，跟自己早先的回忆如此大相径庭？莫非是85岁高龄的老人“创造性回忆”作祟，以致颠倒错乱？著述毕竟不同于闲谈，也不排除蔡孟坚在文集定稿前求证于当事人俞大维。目前所见《传真续》诸文均为修订后的版本，原稿面目如何，不得而知。

这里忍不住要腹诽一下蔡老先生，《传真续》定稿付印，全盘推翻自己亲口传播的说法，可您也不及时知会当初洗耳恭听的访客，听任袁教授满世界以讹传讹，不仅折损他人信誉，也不爱惜自己羽毛。真不知袁教授看过《传真续》后，该作何感受？

蔡孟坚在《传真续》中还详细记述了与华罗庚1980年和1984年两度在美见面的情况。1980年12月31日，蔡在长女家吃年饭，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工作的女儿奉主管之请准备录音采访来校访问的大陆学者。蔡女并未提来访学者的名字，只说他出身微贱、自修成功且演讲精彩。她与父亲商量，送他回去的路上顺便绕道采访。蔡应允，打算到时在外等候。不料到学者下榻的汽车旅馆后，室外风大，学者主动邀请蔡入室小坐。蔡自述当时并未看出对方是谁，反倒是华罗庚一眼就把他认出，马上提起在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同任训育干事受训的往事，同时说出另外两位同寝室干事的名字，让蔡孟坚不由得惊叹其记忆力之好。华罗庚还问起俞大维、王东原可好，称对俞先生印象极深，对蔡介绍与俞大维先生相识，终身难忘。

1984年，华罗庚被加州理工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为期一年。他曾应旧金山某大探油公司之邀计算一个难题，迎刃而解。华通过陈树柏打听蔡的电话，通话后，同赴陈府晚宴，相谈甚欢。（文中蔡孟坚误记华俊东夫妇陪父亲在美，实为华光夫妇。）

此后，蔡孟坚与华罗庚还有通信往来。华罗庚逝世，蔡也受到了华俊东、柯小英写的报丧函。

蔡孟坚介绍俞大维与华罗庚相识，并不意味着他熟知此后俞、华之间的交往。他在《传真续》中写道："在中训团结业后，我飞返兰州。华罗庚可能再与俞将军有过来往。否则他不会说：“我对俞先生印象甚深"。

谭伯羽的难题只是个引子，如郑培蒂所言，破译日军密码、计算火炮测距等，发生于华罗庚和俞大维中训团相识后”时时探讨数学问题“的过程中，就顺理成章了。

直接证据来源于华罗庚弟子徐利治的这段回忆（见《回忆我的老师华罗庚先生——纪念华老诞辰90周年》）：

这里，徐利治明确提到，华罗庚识破日军密码的转换工具，当为抗战胜利前一年，即1944年。有自己的开题缘由和论文发表日期为佐证，颇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