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西夏——伐元昊的人们 -- 万里卷

“要是这样高的话，上面守城的就看不见城下的动静了。”在一次巡查城防工事的时候，曹玮知州发现城头的遮箭板高度似乎过大了，以至于遮挡了守城士兵的视线，于是他就把负责这事的军官叫了过来，要求降低遮箭板的高度。

“打有狗那年起，遮箭板一直都这么高，”谁知道这个军官却不咸不淡地回了句，“这是老规矩了，没法改！”然后就眼皮一翻，戳在那里发呆。

“老规矩难道就不能变了吗？！”曹玮这下可火了，看到那军官仍然待答不理，马上下了一道让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命令：“把这家伙拖出去砍了！”

“啊？！”左右全吓了一大跳，因为那个军官资格太老了，老得几乎成了精，前线各种事情几乎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似乎离开他就玩不转了。于是，人们纷纷向知州求情，说这人是个老将，熟悉前线战事，况且罪又这么小，您就睁一眼闭一眼饶他一次吧。

但没想到曹玮对这些求情统统不听，最后还是砍了该军官的脑袋。此事立竿见影，军中那些老油条们这下都知道了年青知州的厉害，不管心里对他有什么不满，但对于军令再也不敢讨价还价了，同事血淋淋的脑袋还挂在外面呢。

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老兵油子们的不满也许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尽管被后人评价为不世出的名将，但曹玮在理论上却并非这些军人们的正式上司，所担任的“知州”一职也不属于武将序列。就是说，他并非名正言顺的军头。

按照本朝人事制度，“知州”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官，在形式上，它甚至连正规地方官都不是，而是属于特派员之类的临时性任命。另外，曹玮来前线之前在朝廷所担任的供奉和祗候，也统统都是文职头衔。

一个毛头小子，还是个文官，他凭啥管我们？这又要从本朝独特的军事制度说起了。

“这帮老盯着我座位的王八蛋，长久以往那还得了！”杯酒释兵权事件之后，太祖皇帝决心再也不能让唐末五代那种“有兵就是草头王”的局面发生了，而防止这种情况出现的最简单方法，无疑就是让那些可能成为谋反者的武将们不再掌握兵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本朝太祖开始，朝廷不断通过各种制度，将与军队有关的权力分解为三大各自独立的部分，后来有研究者对此总结归纳如下：

“第一部分为调兵权，归枢密院掌管，大凡有事需要进行军事调动时，枢密院经皇帝核准后，可以发兵符调兵；第二部分为管兵权，归三衙即本朝掌管禁军的三个机构（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掌管，军队的日常管理、训练等，由这三个军队系统的衙门负责；第三部分为统兵权，由皇帝临时指派朝臣，统兵实施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结束后，首长交出部队，调回到其他单位，部队则返回各自营区。

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本朝军事体系的核心理念根本不在于开疆拓土，甚至也不在于保家卫国，而完全在于应对帝国内部可能发生的危机，其中当然包括平定王小波、宋江、方腊那样真正的民间谋反，但更大程度上，这个体系的设计原则其实是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导致尾大不掉。

“这种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使任何一个军队将领如果想要拥兵自重的话，变得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他需要克服的障碍实在太多了。”研究者对此评价道，“从此，除了南宋初年之外，赵家天子完全可以不必担心黄袍加身式的兵变了。”

“来当我的枢密使吧！”当年，皇帝对曹玮的父亲曹彬将军说道。这个枢密使是枢密院的首脑，前面讲过，枢密院负责整个帝国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行使着今天中央军委的大部分职能，权力远远超过名义上的国防部即兵部。因此，俗称“执政”的枢密使其实就是本朝中央政府主管国家军事的最高官员，其级别高到了帝国官僚体系的天花板，甚至可以与政府首脑宰相并列，二者对掌文武二柄，合称“宰执”。

“要我做枢密使吗？”面对这一令人心动的巨大诱惑，曹彬却显得有些犹豫。尽管枢密使一职可以说位极人臣，但按照本朝“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除了“靖康”之后那段极为混乱的特殊时期，该职按惯都是由文官担任，武将最多也只能做到枢密副使。最后，在皇帝的要求下，曹将军还是担任了这个官职，从而与后世更加有名的狄青一起成为北宋时期仅有的两名武将枢密使。

其实相比后来的狄青，在开国初期就担任了枢密使的曹彬是相当幸运的，也许是当年本朝的人事制度正处在草创期因而文官们的考虑和准备都不充分，也许是他平素与人为善少有政敌，更也许是他得到了本朝历代皇帝的充分信任，总之他担任枢密使时并没有遭到朝野上下的过多非议，不必像后来的狄青那样几乎被文官的口水淹死。

而曹彬的儿子曹玮担任的官职“知州”，也同样是这种古怪体系的产物。实际职权相当于州长的“知州”是本朝才开始有的官称——与中央设立主管军事的枢密使相似，太祖皇帝为了削弱各地武将和豪族的权力，避免再出现藩镇割据，便直接派遣朝中文官担任地方各州实际长官，这就是所谓的“知州”。

“知州”的全称叫做“权知某军州事”，意思是“暂时管理某州军政事务”，简称“知州”，相当于以政府特派员的身份代行州长职权，而理论上的正式州长即刺史反而成了一个纯粹的荣誉头衔，被朝廷授予某州刺史官职的人只得到了相关行政级别上的待遇，并不会真正去该州赴任。

因此，所谓“知州”其实是一种临时性的差遣官职，而这种“差遣”制度还与抑制官员们可能的野心有关，制度覆盖的范围也不仅仅是知州一级，而是囊括了整个官僚体系。有学者如此形像地描述本朝这种奇特的人事系统：

“为了防止各级官员们培养起离心离德的力量，赵匡胤在干部制度上实行了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的制度。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

“官，只是用来确定品秩即官位高低、俸禄即收入多少、章服即官员礼仪服饰和序迁即晋升的阶级等，因此，叫做“寄禄官”，或阶官。

“职，则是一种加官，如大学士，学士等等，代表了一种对荣誉或才能的肯定，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职衔或衔位，并不意味着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位，因此，叫做“贴职。”

“差遣，只有差遣，才是官员们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了真正的实际权力与责任，因此，叫做“职事官”。

“如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但是拥有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

“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就是：教育部部长只是一个头衔，并不能实际过问教育部的事务，必须由商业部的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然后再代理教育部部长。这时，只有在这时，他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了。”

于是，后人完全有理由认为：“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才能够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致使所有的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是一片茫然。加上任职时间上，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造成“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

“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大宋“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一直延续到本朝结束，期间还实行了极为变态的更戍法（又称出戍法），这是太祖皇帝起按照赵普宰相的建议而推出的军事制度，具体是朝廷正规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定期轮换，故称“更戍”。为了便于控制，更戍部队的指挥官都由朝廷临时任命，这都是为了防范武将谋反，因为兵不知将、将不识兵嘛，怎么能反得起来？

就这样，军官们被朝廷默认为潜在的谋反者而郁郁寡欢，而士兵们则更加悲惨——他们很可能承受了难以启齿的人身侮辱，因为按照本朝制度，兵士和犯人照例要在皮肤上纹身也就是剌字，据说初衷是为了防止犯人逃逸或士兵开小差，因为士兵们中的很多人其实是被抓差来的。

具体刺字的地方可能会略有不同，犯人们的字都是剌在脸上或烙在额头，而兵士幸运一些的话，字会剌在手背上，如果倒霉，则会和犯人一样刺在脸上。剌字的同时还要涂上特殊的墨水，导致痕迹深入皮肉怎么也洗不去，并且时间越久越明显。士兵皮肤上所剌的这种字被称为黥文，正是自己出身行伍的标志。

“贼配军，你既害病，如何来得？”这是《水浒》中殿帅高俅太尉呵斥王进的话，也是“贼配军”这个词在小说中的首次亮相，此后该词汇便在《水浒》里频繁出现，让人躲都躲不开。所谓的“贼配军”，原来指的正是被判处流刑发配到远方军营去服役的犯人们，从这个角度看，被判决“刺配某某州”的武松、宋江、林冲等人的“贼配军”之称呼，也算名符其实。

但是，被高俅骂做“贼配军”的那个男人王进，其身份却并非流放的犯人，恰恰相反，他是正经八百的现役军官，担任着帝国正规军也就是所谓八十万禁军的总教官。由于本朝军营中相当一部分成员都是各地发配来服役的犯人，因此从广义来讲，刺配既是一种刑事处罚，也是一种征兵渠道，因此高俅口中所谓的“贼配军”，其实就是当时民间对所有军人的蔑称。

不仅如此，本朝百姓还用另一个专门的蔑称来招呼军人——“赤老”。这个词汇的由来已不可考，但流传却是极广，一个叫江休复的文人在他的笔记《江邻几杂志》里写道：“都下鄙俗，目军人为赤老，莫原其意，缘尺籍得此名耶。”

到了后来，即使再高级的武将也无法免此羞辱，比如根据相关记载，甚至在担任了枢密使这样的朝廷顶级高官后，出身行伍的狄青将军仍被人私下骂为“赤老”，这位赤老枢密使也由此在民间得到了另外一个诨名——“赤枢”，足见当时军人的社会地位之低，

知州曹玮所率领的，正是这样一支被“以文制武”政策压抑得几乎失去了全部自尊心的军队，那些内心充满了躁动和不安的赤老们，整天没精打采吊儿郎当，打屁聊天混吃等死。因此，曹玮到任以后并没有积极率领人马主动出击寻求与党项人主力决战，反而致力于整顿纪律加强防御，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马基雅维利说过：“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曹玮当时很可能也是这条理念的信徒。军法在其防区得到了严格而彻底的执行，在宋朝官兵看来，自己的顶头上司曹玮无疑是一个严厉到可怕的年青人，与其父一团和气的美好形像完全天差地别，就连中国史书也隐晦地评价道“玮为将不如其父宽”。

“慑服”这个词，便是古人对这种情景的描述，而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话，“慑服”的意思，就是“因恐惧而顺从”。至于曹玮如何实现从特派文官到赤老军头的华丽转身，那都是后面的故事了。

最起码，这个青年的整军举措被证明颇有成效，对于他在这一阶段的成果，史书赞誉说，曹玮在军务方面具备相当高超的处理能力，管理军队极其严格，能迅速拿出主意来判定赏罚，对违反军令的下级从不饶恕。不仅如此，史官还认为，这位小将军即使在这时就已经很有大将风范了，因为他非常注重收集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掌握之中，达到了古人所说的料敌知机在于方寸的境界。

仿佛是为了配合曹玮以便给予他整顿机会似的，这段时间里党项人并没有来渭州骚扰。至于为什么曹将军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工作，是因为赵保忠——也就是从前的李继捧——和李继迁，这两个前后任的党项首领正闹得不可开交。

原来，当初只派出没有大战经验的小青年曹玮上前线，并没有让太宗皇帝安心，他仍然在为西北的不利战局而天天发愁。

“派李继捧出马怎么样？”赵普宰相出了个主意，“毕竟身为前首领，他才是最了解党项反贼的人嘛！”

与曹玮的父亲曹彬类似，赵普，这位号称凭“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帝国首席官僚也是个让后人难以简单评价是非的人物，固然他是帝国各项基本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但并不能证明此人一直神机妙算，比如他这次出的，事后证明就是个馊不可闻的糟糕主意。

“嗯，说得有道理！”但太宗当时却不认为这个主意有多么馊，他沉思后终于颔首，“那就派李继捧去吧！”于是，皇帝立即召见党项前首领，当场赐他以国姓“赵”并改名赵保忠，授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一大串官职，以及金器千两、银器万两等大量赏赐。朝廷随即宣布，让赵保忠领兵前往西北前线对抗他的堂弟，在他出发的时候，太宗又亲自在长春殿设宴招待，并再次给予大量赏赐。

“真是前倨后恭啊！”赵保忠偷偷嘀咕道。在此之前，由于官军屡次讨伐党项人失利，不少人便迁怒于李继迁的这位堂兄，于是有人向皇帝弹劾说党项反贼之所以消息灵通屡战屡胜，都是因为李继捧私下向对方泄露了朝廷虚实的缘故。倒霉的李继捧于是被贬官，他不得不买个尾巴偷偷夹起来，直到这回为了对付李继迁，皇帝才对他再次笑脸相迎。但是，至于这对堂兄弟是否真地暗通关节，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自己受到皇帝猜疑这件事，也许比战争本身更让赵保忠感到不安，因此他此后在西北前线担任宋军主将时的三心二意也就可以理解了。

“李继迁已经表示悔改了，”几个月之后，太宗突然向大臣们宣布，“朕对此很欣慰啊，你们几个商量下，看授予他什么官职好！”这自然是赵保忠从中斡旋的结果。

果然，很快李继迁就向朝廷表示投诚，他获封洛苑使和银州刺史，这两个官职都是虚衔。对朝廷来说，党项人领袖被纳入体制内这件事，其形式意义远大于形式价值，因为李继迁仅仅是在口头上服软，既没有让出地盘更没有解散军队，仍保持着事实上的独立地位。

这样的和平无疑极其脆弱。果然没过了两年，西北前线烽烟再起，党项人在李继迁的率领下，又一次向官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赵保忠抵挡不住频频告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厉兵秣马整顿完毕的曹玮无疑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就在这时候，一个巨大的打击突然降临在他身上：

父亲曹彬去世了！

曹玮悲痛之余，按照古已有之的礼仪规矩，马上向皇帝提出了离职申请——理论上还属于文官体系的他必须回家守孝，而且一待就要起码三年。

战火都已经烧到眉毛了，指挥官还要回去服丧，这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