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新一战史 -- 普罗丁

　　好在货币问题，所谓“金本位”“银本位”的问题，当时的世界上并不是只有马克思一个专家。有一个，我们已经接触过了，他的名字叫维特。

　　御前大臣维特（较长时间担任财政大臣）在其自传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试图说明他亲自策划的那次金本位制度改革（也就是用黄金铸币）是怎么一回事，和后来的事态尤其是战争有什么联系。首先，维特伯爵试图说明使用“纸币”有什么问题：

　　“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我们俄国一直采用纸币，所以，我们的社会上、报刊上以及受过教育的人士中间，都已完全失去了关于金属货币的理论和实践的观念。大家都习惯于使用纸币，正像一个人习惯于某些慢性病一样，尽管这些病症在渐渐地搞垮他的肌体。”

　　接着，他想要阐明这种“慢性病”究竟有什么危害：

　　“凡是希望输出我们的产品的人，主要是庄园主，都认为纸币对他们有利，因为随着我们货币的贬值，他们卖出产品似乎就可以收到更多的进款，也就是得到更多这种已经不值钱的通货。 …… 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卢布价值一贬低，这个土地占有者卖出粮食后收回的卢布数量是增多了，但是，他购买自己使用的大多数商品花费的卢布也更多了。可是，土地占有者不去考虑后面一点，因为他们不是财政家和经济学家 ……”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之内，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是有着某种利益冲突的，生产者希望把商品卖到有钱人很多的国外，于是希望本国货币贬值，而消费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从国外购买，都希望货币升值。维特的论据是：你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所以你盲目期待货币贬值，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但是，这些拥有土地等资源的生产商真的是“短视”吗？他们有没有可能打一个时间差战术？他们是否需要纸币价值的浮动特征来完成这种战术？暂时不得而知。而维特伯爵显然也意识到，他的这项改革是会受到巨大阻扰的“逆潮流而动”。

　　如果维特的说法没错，金属货币的稳定性和“信用”都强于纸币，那么究竟应当选择哪种金属呢？当然，维特本人是坚决支持用黄金的，而当时的主流（包括国外的态度）似乎并非如此：

　　“有许多是很内行的、出色的金融界人士，他们尚未丧失对用银子作为货币本位的信心。尽管当时银价已经大跌，但许多金融界人士估计，更正确点说是希望：银价下跌只是暂时现象，它还会回升 …… 而我却相信：银价只会越来越跌，银子将来可能失去作为贵金属的地位。后来的情况证明了这点。”

　　在这些“内行”当中，包括法国总理梅兰，为了保护“法国人都主张采用的”银本位货币，他甚至利用尼古拉访问巴黎的机会，向这位年轻的沙皇呈交“意见书”，直言反对维特的金融改革，认为“金本位货币制会给俄国带来害处”。维特认为，此种做法有两大“不得体”，其一是干涉他国内政，其二是他没有像尼古拉表示过的那样把意见书送到彼得堡来。或许由于这两种原因，尼古拉连看都没看意见书，就直接转给了维特。这种“信任”当然成为了后者的精神动力和最终改革成功的关键。

　　“这次改革巩固了俄国的信用，使俄国在财政方面能同其他欧洲大国并驾齐驱。由于这次改革，我们经住了不幸的对日战争以及战后发生的混乱，和俄国迄今仍然存在的人心惶惶的局面。”（注：当时一战还没有发生）

　　这就是此次“金本位”货币改革在其主导者心中的印象。但是，究竟纸币好还是金币、银币好，这毕竟只是维特的一家之言。而在当时的“东方”，还有另外一个著名人士，也加入到这场关于金融改革的论战和实践之战。

　　1896年，23岁的梁启超写了一部著名的作品《变法通议》，其中有一章专门讨论“金银涨落”问题。基本上是个“在野人士”的梁启超，提出了关于铸币的另一番观点：

　　“同治五年，法比意瑞四国，以本国圆法，其成色式样，轻重大小，无不一一相等。因联公会，议定四国铸成金银钱，彼此国库，皆准抵用，而收付银钱，则以一百佛郎为限。…… 今中国而按照外洋分两成色式样，仿造金银钱，若不先与会议，其难以抵用者亦明矣。”

　　可见，梁启超认为发行什么货币，不完全是在金银纸币之间选择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一个“信用”问题，而信用的关键，又在于至少两个方面：其一，是否能够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把相关问题讨论明白；其二，是否能够铸出成色、式样、轻重、大小完全相同的铸币。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当时的俄国和中国之所以在币制方面发愁，根本是源于缺乏国际信用吗？他们为什么无法完成“召开会议”和“铸币”这两项看似并不复杂的工作？

　　“议者以为英国先令，只重一钱五分，而足抵四钱四分生银之用。我亦可以一钱五分之生银，铸成与英先同式等重之华先。购船械，还借款，以抵四钱四分之价。不知英先以见钱收付，只限十九枚，其二十枚以外，则用金磅。是则我以生银铸成华先，即能抵用，而于购械还债，亦只可以权巨款之尾数，限以十数枚而止。而应付巨款，仍宜以时价极贱之生银，购回极贵之金磅以偿之。然则自铸先令也，于银贱金贵之极弊何补？”

　　原来，当时有官员提出仿照英国先令的模式铸造中国银币，而梁启超坚决反对。在梁的知识中，竟然连如日中天的英帝国，其先令银币也只有19枚的信用，再多就必须用上金磅了，那么中国版“华先”的下场，似乎就可想而知。我们已经在马克思那里看到了金贵银贱的问题，他提到中国的银子往往来自英国，而金子往往来自澳大利亚，可见这个名不见金传的澳洲（当然还有美国西部），似乎倒是主导了当时世界的金融秩序。这里的问题是，为何俄国敢于使用金本位铸币？是因为该国也产黄金，还是和几个产金大国关系不错？另外，根据梁启超的介绍，中国当时需要这些硬通货的主要原因是用来还债和购买军火。还债当然是清楚的，刚刚打完了中日海战，每人一两银子是跑不掉的，虽然欧美人重视商务和传教，可以用各种权限抵消一些，但是总额肯定仍然巨大。军火用来做什么？用来打日本的？暂时还没有答案。总之梁认为虽然用生银来支付太亏太亏，但也是没有办法，铸成币也用处不大。

　　“又云：或疑以钱五分之华先，收闾阎四钱有奇之生银，损下益上，势必不行。要知国币者非论分两也，乃凭据也，信票也。”

　　看来又有人提出，之所想到铸造“华先”是为了在征收生银时赚上一笔。梁启超也说不行，因为货币是信用问题，关乎国本。看来，这货币的信用不仅体现国家的信用，也体现了国家内部沟通当中的信用。政府和民间（闾阎）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英先重一钱五分，而可抵四钱四分之用，佛郎重一钱有零，而可抵四钱之用者，非其国之威令，能迫其民必遵行也。盖彼国以金为正币，若夫非金之品，若银若铜若镍，因以子母其金钱者，亦必以金抵之。故于铸金钱流通外，凡铸银钱若干枚，流用民间，即提若干重金，适当银钱所值之数，另存以待取。故民虽手持不足价之银钱，而信其可以换等价之金也，故用之而不疑。泰西诸国有纯用金者，英美诸国是也。有金银并用者，法比瑞诸国是也。…… 日本《改定圆法章程》第十款云：日本银行应设法将库中所存之银尽行换金，第11款云：新定圆法施行之前须先贮新铸金元合一万万圆，即其例也。日本现章盖犹金银并用之国也。”

　　这里说的明白，梁启超的基本态度和维特伯爵是一样的，即认同金本位，银钱的铸造也必须以等量的黄金作为信用保障。俄国能够使用纯粹的黄金铸币，其信用水平似乎就提升到了“英美诸国”的层次，那么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呢？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处在什么层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