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新一战史 -- 普罗丁

一年前的某一天，我开始写这部关于一战的“历史”。

我准备从萨拉热窝事件写起，从被刺杀的一位大公写起，从哈布斯堡王室写起。　　

那些英法矛盾、法德矛盾之类的所谓战略分析，我实在不感兴趣----顶多提两句，都嫌脏了手。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捉对厮杀，究其源初，便是从那神秘的奥匈帝国开始的。看过《茜茜公主》的同学，不妨想象一下这两件事怎么会联系到一起。　　

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我为什么有这个兴趣和资格来写作一部全新的《一战史》呢？为什么那些据说非常精通近代历史的人，其实都还不如我具有这个资格呢？　　

回答是：我到过维也纳。　　

当然，维也纳这样的地方，去一次太少。可是，那些毕生从来没去过维也纳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据说，这些人多数在图书馆呆着），居然也敢跳出来写这次世界大战，还因此而坐上了国内各大学院的宝座，那只能说比我更可笑。要站得比这些人高，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好了，废话休提，下边我就要和我可爱的白色itouch、白色键盘一起进入那个传奇的年代，去试图摸一摸命运女神的美丽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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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斐迪南是谁？　　　　

我不相信百度，或任何一本国内历史书籍，从那里我什么也得不到。斐迪南的身份其实并不复杂，他是哈布斯堡-洛林家族的传人。这个哈布斯堡-洛林家族有多强？以下三件事可咨证明。　　　　

第一，该家族今天的掌门人名叫卡尔，今年50岁，其公开身份是奥地利大公和匈牙利皇太子，是欧盟高级官员之一。他还是以下古国的名义上的统治者：匈牙利、克罗利亚、波希米亚、加利西亚、洛多梅里亚和伊利里亚，甚至还有耶路撒冷。读过《达芬奇密码》的同学可能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这个卡尔还是历史悠久的 “金羊毛骑士同盟（The Order of the Golden Fleece）”奥地利分部的继承人。　　　　

第二，该家族的历史公开追溯到779年的一个叫做杰拉德的巴黎伯爵。其后的血统传承，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法国，直至1708年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皇家血统合一。　　　　

第三，我们一战的主角弗郎茨·斐迪南26岁的时候，他的身为太子的堂兄（鲁道夫，约瑟夫一世与伊利莎白之子），却在一个放满了打猎工具的林间小屋，轻率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同死去的还有他的情人（这件事我们以后还要分析）。最初大位传给了弗郎茨的父亲，但是后者考虑了几天之后决定放弃，于是年青的弗朗茨的悲剧命运，从那一天起似乎就注定了。　　　　

但是，那毕竟已经是19世纪的最后几年，家族和民族的辉煌正在消退，新兴的力量和知识已经崛起。无论弗朗茨还是他的家人，似乎都没有把这个皇位看成多大一回事（当然，也可能是非常重视这个皇位），因为，当弗朗茨30岁的时候，他居然就能一边当着皇储，一边跑到澳大利亚去抓袋鼠和驼鸟。然后，他北上日本，在横滨登上一艘“中国女皇邮轮”，横渡太平洋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最后整整绕了地球一圈才回到祖国奥地利。

说到这里，有个重要问题需要涉及了。据史料记载，实际上弗朗茨早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全奥地利最富有的人，因为那一年，他的另一个地位显赫的堂兄（摩德纳公爵）去世，也把继承权留给了他。但是，这次继承权不完全是白给的，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就是弗朗茨必须在自己的称号上边加上一个特殊的名字----埃斯特（Este）。　　

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因为埃斯特家族是今天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Lombardy）贵族的后人。在这个曾经有神秘的塞尔特人生活的地方，伦巴第家族一直挣扎在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各大强权势力之间，依赖他们在技术、金融和艺术方面的天份聚集财富，直到今天，依然拥有着不少著名产业（如阿尔法汽车）。实际上，当这个家族的传人摩德纳公爵去世的时候，原本还有三四个合法的继承人，但是摩德纳公爵作了一个决定，他要维持住与北方哈布斯堡家族的关联。这一决定的意义对于他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近代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意义都是不难察觉的，但是，当12岁的弗朗茨被卷入这个巨大漩涡的时候，他能够意识到的东西非常有限。　　

总之，当弗朗茨来到30岁左右的时候，他（至少在名义上）所占有的财富和地位，都令人仰视，而更为影响一个人之个性发展的，或许是一种传承。毕竟，早在1453年，哈布斯堡家族就成为古罗马统治者神圣血统的代表，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使得他的堂兄能够在告别人间的时候，满意地看着家族在南北两种信仰体系之间左右逢源。　　

这一年，弗朗茨远渡重洋归来，在布拉格的舞会上“偶遇”比他小五岁的苏菲，这位女士也有很高的爵位。但是，如果弗朗茨想要和她共渡一生，则面临一个难题：按照传统，他只能迎娶欧洲顶级家族的成员为妻。而苏菲虽然也有显赫的家史，但她的祖先中地位最高贵的无一例外是女性，其中一个还是德国国王鲁道夫一世的姐妹。碰巧（？），弗朗茨也是这位鲁道夫一世的后代，因而也就是苏菲的远至某一房的表哥。他们不管不顾地开始了秘密交往，弗朗茨径直来到布拉迪斯拉伐，拜访苏菲的父母，而苏菲则在风光如画的卢西诺小岛上给弗朗茨写信。两人的关系对外保密了整整两年。　　

但事情最终暴露，此时唯一的问题是皇帝约瑟夫一世的态度。太子惨死的家族悲剧刚刚过去，相似的命运，难道又要降临到另一个太子的头上吗？三个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在此粉墨登场。

是哪三个重要人物呢？分别是罗马天主教教皇利奥十三世、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以及沙皇尼古拉二世。

威廉二世是一战的中心人物，或者就是男一号，这个人物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对我的考察至关重要。威廉比弗朗茨大四岁，基本是同龄人，两人之间已经很熟悉了，至少，当弗朗茨坐着轮船，从美洲回到汉堡港时，他的头顶一直飘扬着一面由威廉亲自创作的旗帜。旗帜上的图画非常古怪，是一群人在大天使迦百利（Michael）的率领下，准备向一尊金色的大佛发起冲锋。我们不难猜到，这是一幅有种族和宗教意味的图画。但是，要想知道它的具体涵义和背景，我只好稍等片刻，先去探究一下教皇和沙皇当时的状态。因为无论对于弗朗茨还是威廉，这两个人的意义都是非同寻常的。　　　　

与威廉和弗朗茨正值盛年不同，教皇利奥当时已接近90岁了，大限将至。借着上帝赐予的最后几年光阴，他做了三件事：　　　　

1. 巩固圣母玛利亚信仰

2. 打击各种“分裂思想”

3. 继续收拾上一任教皇给他留下的人际关系烂摊子　　　　

1898年，就在弗朗茨和苏菲的“不合法”交往让维也纳头痛的时候，利奥教皇在罗马写下了给各地教会的最后一封关于采用“玫瑰经”的信件。“玫瑰经”是一种特有的祈祷和念诵方法，在今天的天主教堂可以看到。利奥在信中解释了玫瑰经和圣母玛丽亚的关系：　　　　

“……我们首先要指出，这种祈祷形式是源于神的，而非源于人的，它是天使赐予的奖品，和主祷文一起进入冥思之中，这是最为有力的祈祷，尤其有助于达到永生。因为，除了这种祈祷的独特品质之外，它还在沉思及其隐秘中，给予信仰和突出的道德楷模以一种有力的保护。我们还要表明这种祈祷有多么容易，多么适合于人民，它提供了冥想拿撒勒家族的内心生活的完美样板。我们由此证明，基督世界从来都能够体验到实际的益处。”　　　　

老利奥毕竟是信仰世界的管理者，和上面这些“脱离现实”的文字相比，他发出的另一些信息要实际得多。在一封写给秘鲁教会的书信里边，他谈到一个让他本人和前任教皇都非常焦头烂额的问题：婚礼该怎么举行才合法？当然，利奥是“传统派”：　　　　

“耶稣基督，新约的创造者，将人性的责任体现在圣礼之中，这一责任不能与宗教相分离，而融入世俗事务。神圣礼仪的举行，可以给配偶双方带来更加平静和快乐的生活，增强家庭的和谐，正确地养育子女，恰当地为社区提供福祉。”　　　　

老利奥在信中警告那些“世俗政权”，他们无权插手真正的天主教婚礼。这些政权当中，既有遥远的智利，也有近在咫尺的欧洲各国，尤其是那个现在由年轻的威廉掌管的德国。27年前，“铁血宰相”俾斯麦推行了一种《公民婚姻法》，从那以后，只有民事婚礼才能够得到官方的承认，而神圣的天主教结婚仪式，不但不再是合法的，而且变成了“可选择的”。如今俾斯麦已经下台了，几个月后，他就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他执拗的“文化斗争”议案也被废除了一多半。可是，无论利奥怎么做工作，《公民婚姻法》硬是给保留了下来。这在利奥的眼中是一个巨大的挫败，因为他觉得婚礼是整个天主教体系的基石，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他说：　　　　

“天主教的教导是：圣礼的庄严性是基督徒婚姻的重要部分，人们一旦与之分离，信仰必定会丧失。”　　　　

历史或许已证明，老利奥的固执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今天的欧洲，已经有超过十个国家的法律允许同性婚姻了，老利奥很“幸运”，没有看到这一幕。至于以后，谁知道摆脱了宗教婚礼“枷锁”的两性关系会往何处发展呢？　　

* * *

新兴的信仰和力量所具有的“分散”倾向，让老利奥很着急，但是，另一种倾向可能带来更为直接的堕落和危机。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资本和劳工》当中，利奥用自己长达一个世纪的观察作为基础，向社会发出了警告：　　　　

“古老的工业行会已在上个世纪被废除，而没有其他的保护性组织来填补它们的空缺。公共制度和法律把古老的宗教撇在一边。于是，不同程度地，工人被放弃、孤立无援地面对着雇主的硬心肠和不择手段的贪婪竞争。”　　　　

这位多年的慈善工作者，还发现了比企业危机更为可怕的家庭危机，他争辩说：　　　　

“孩子在市民社会所拥有的位置，其实不是来自他自身的权利，而是在出生时作为家庭成员而具有的。正因为如此，就像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说，‘孩子在获得自由意愿和受到父母管辖之前，就已经是属于父亲的’。因此，那些社会主义者想要把父母撇到一边，建立一种政权的监管，是违反天然之正义的，破坏了家庭的结构。”　　　　

恰好，在缺少家庭温暖的地方，“圣母信仰”发挥了作用：　　　　

“富人和穷人的共同的‘母亲’在每一处唤醒了慈善之英雄主义，建立起宗教团体的和许多其他有益的机构，以提供帮助和仁慈，几乎没有哪种苦难不会得到救助。”　　　　

当然，在老利奥或真或幻的“战斗舞台”上，除了社会的分裂，还有知识的分裂和政治的分裂。一个叫做洛伊齐的法国牧师，公开主张用批判的眼光重解《圣经》，在那些人看来，进化论和对地球寿命的化学测算，都已经和《创世纪》发生了冲突。英国国教信仰者倡导的所谓“新秩序”，也遭到利奥的激烈抗议。而那次令教廷丢尽颜面的“教皇圣体险被抛入台伯河事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当时我们的老利奥，甚至考虑过离开罗马，搬家到奥地利管辖的地方，却遭到了约瑟夫的“婉拒”。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弗朗茨可能举行的皇家婚礼（没错，又是婚礼！）和梦想中的“传统力量大团结”，更能唤回老利奥即将丧失的人生信心呢？

对于弗朗茨和苏菲的结合，尼古拉二世是另一个表示支持的人。那一年，这位末代沙皇（的确，就是那个死在“布尔什维克”手里的沙皇）一边向约瑟夫皇帝递出这个信息，一边给他的外交大臣下达了同样饱含着“和平”精神的指令：呼吁裁军。　　　　

巧合的是，这次裁军动议的起因，正好和弗朗茨的奥地利有关。当时，俄罗斯新任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报告了所谓奥地利军队的最新“动向”，又分析了一番本国军力的现状。这次分析在维特伯爵的回忆录中保留下来，至今栩栩如生：　　　　

“他获悉，奥地利正在着手迅速重新装备和加强炮兵。（他认为）我们炮兵的现状是可以放心的，不会比德国的弱；但是，既然奥地利作出了这个决定，我们也得大大加强炮兵，而我们现在正在重新装备整个步兵，需要花费巨款，这笔款子不久前就决定拨出了。”　　　　

不管怎么说，钱是不够用的。于是这位陆军大臣提议，不如跟奥地利私下协商，希望对方不要重新装备炮兵。可是维特伯爵对这个建议反感之极，认为“十分幼稚”。伯爵在回忆录中承认，其实他担心那样会暴露本国的财政状况和财政大臣（也就是他自己）的无能。他接下来还有一段分析，同样精彩：　　　　

“接着我……进一步阐释了我的意见：不停地大肆重新装备会给全世界，特别是给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害处----使居民日益贫困，使他们无法安居乐业。正是由于局面弄到这种地步，西欧才出现社会主义学说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宣传，并且已开始传到我国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是，30岁的尼古拉二世站在伯爵一边，发出了裁军的呼吁。他没有向奥地利暴露自己的困境，却把自己的软弱泄露给了全世界。我无法想象，当俄国几年之后输给日本的时候，尼古拉会不会被看成斯拉夫版的慈禧太后。但是现在，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远方”又出事了。　　　　

“远方”就是中国的大连，这个名字是尼古拉亲自取的。这几年来，他不断向清廷重臣李鸿章示好，最终不仅租借了整个辽东半岛，还获得了建设一条穿越满洲的铁路的资格。当然，好的一面是，这条铁路将历史性地把欧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不过，这里边有个相当相当复杂的技术问题：铁路由谁来经营？　　

* * *

关于这个问题，维特伯爵是这么跟李鸿章说的：　　　　

“（我们）设立了中东铁路公司。这个公司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然一直完全是由政府经营的，但是因为它名义上是私营公司，而所有私营公司又是属财政部管辖，所以那里的官员不算是公务员。”　　　　

不用什么深奥的管理学或者逻辑学，也能看出这句话本身就完全不通：既然仅仅在“名义上”是私营公司，你凭什么肯定那里的官员不是公务员？对此，维特进一步狡辩：　　　　

“也可以说，他们同私营铁路公司的职员处于平等的地位，或被列为派驻私营中东铁路公司的职员，正像交通部管辖的交通工程师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私营铁路公司中工作一样。”　　　　

一样不通：始终由政府经营的中东铁路公司，其职员怎么可能和私营铁路公司的职员地位平等？不过，他一不小心，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俄国政府其实一直向某些或全部私营公司派驻“人员”，这些人员当中既有擅长管理的官员，又有擅长技术的工程师。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整个俄国还有真正的“私营企业”吗？这种“派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李鸿章有没有追问这些问题，历史的事实是，一直强烈反对中东铁路具有官方背景的李鸿章，最终认可了维特的解释。毕竟，据说俄国的两任沙皇都真诚地相信，铁路的意义主要是经济的和工程的，而没有什么军事政治意义。当我们的尼古拉热情高涨地到处修铁路的时候（他同时是塞尔维亚铁路委员会的主席），激励他的恐怕不只是父亲的遗愿，德皇威廉（注意这个“皇”字，在英语里其实是“凯撒”）的一席话想必也一直在他的耳旁萦绕:　　　　

“美国对于欧洲来说，是一支很大的竞争力量，是整个欧洲农业的劲敌，美国是靠欧洲发财的。因此……应当对美国采取特殊措施，即筑起关税壁垒，不给它最惠国待遇；也就是不把它跟欧洲国家同等看待，对它实行特殊的税率，以免美国货充斥欧洲。”　　　　

其实，当初威廉提出这个思路的时候，尼古拉是明确反对的，可是他的实际行动，却和威廉的“欧洲联合”方针很有一致的地方。他们的区别在于，威廉主张通过即时的、有效的战略手段达成联盟和实施反击，而尼古拉以及维特伯爵这些幕僚，则试图拉长战线，在更加符合自由竞争原则的立场上与各种“非欧洲”势力抗衡。尼古拉的长相和英王乔治很像，性情上也比较西欧化，他一直不喜欢缺少礼貌的威兼表哥，两个人的矛盾还曾经公开过。但是，当德皇威廉抢先出手拿下胶州湾，而尼古拉也竟然毫不含糊地占据辽东时，事情已远远超出了个人恩怨和观念分歧。　　　　

何况，这一回威廉有意无意地“闯祸了”，滥兄滥弟争食东方肥肉的结果，是这块肥肉本身面临不复存在的危险。事情的源由，与一种叫做“拳”的神秘力量有关。

前边说过，年轻的德皇威廉画了一副奇异的画，画上以《圣经》中的大天使米迦勒和德国人（还有其他欧洲人或神）为一方，以金色的大佛为另一方。米迦勒（Michael）是著名的大天使，但是一查才知道，这个名字仅仅在先知书《但以理书》里边出现过。书中记录了一段著名的异象：　　

“在夜间的异象中，我看见天的四风，搅动大海。有四只巨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不相同。……这四只巨兽就是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四个王。那时我想知道有关第四只兽的实情，它和其他三兽不相同，十分恐怖，有铁牙铜爪；它吞吃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　　

然后，一位神秘人，以极酷的形象出现在但以理面前：　　

“他的身像碧玉，面貌像闪电的样子，眼睛像火把，手臂和腿像擦亮的铜那么闪耀，说话的声音像群众喊叫的声音。”　　

神秘人说，有一个北方的王，到了“指定的时候”就会回来，“那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说一些怪诞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顺利，直到神的忿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会实现。”　　

那么，米迦勒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时保护你同胞的伟大护卫天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必有患难的时期，……必有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醒过来，有的要得永生，有的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　　

从《圣经》引文中的这些末日审判景象，我对威廉画作上领导正义大军的“米迦勒和德国人（神）”有更深的了解了。那么，作为反派的“金色大佛”，它的涵意又是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威廉本人已经给了一个答案，他在油画上清楚地写着yellow peril这个词组。peril是“巨大危险”的意思，翻译成“黄祸”是不准确的，可以考虑“黄色凶险”。不过，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威廉要提出这样一种概念和意象，还要一个劲向尼古拉和其他君王大臣推销呢？“黄色凶险”这个概念究竟有没有现实的基础？

* * *

我发现：有一个。　　

在过去的20年间，有以下几件事在欧美的上流社会传播：　　

* 1877年，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城发生严重“骚乱”，遭殃的主要是华人和其他东方人。19名华人在一夜之间被吊死，一人被枪弹射死。他们拥有的超过40000美元的财富被洗劫。（关于反“东方人”骚乱的原因，可以参考Henry Kittredge Norton的<The Chinese>，但我对里边的多层次分析没兴趣。在我看来，对于“黄色凶险”概念的产生，华人死亡的方式[“吊死”]和死亡的原因一样重要）。　　

* 第二年，爱荷华州一份著名报纸报道了致命黄热病的扩散，报道的标题是：黄色恐怖----新病例仍在产生。　　

* 1894年，威斯康星州一份日报报道了一位神秘的清军将领----Gen Yeh，据说这个人相当于中国的威灵顿，同时还具有拿破仑的野战水平。报道的标题是：<东方战争的黄色恐怖>。　　

* 1895年6月，匈牙利的图尔将军对俾斯麦说：“黄色凶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了，日本在几年之间，就取得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进步。”此事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经过以上的梳理，我发现，“黄色凶险”概念的产生，是一系列表面上并不相关，却又有着某种奇特联系的事件的混合与推动的结果。那以后的几年，以“黄色凶险”为噱头的文学作品陆续产生，而德皇威廉，也就在这个时候推出了他的名噪一时的画作。　　

但是，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为什么在这幅画上，是用一尊大佛，而不是用其他符号充当着欧洲各族战士（神）的敌人？　　

其实，这个问题马上就要由事实来回答了，因为，比上述所有“黄色凶险”更加真切、更加恐怖、更加不可思议的凶险，即将在这些德国人、美国人、奥地利人的眼前发生。

1900年6月，俄國隨軍記者德米特裏&#8226;揚契維茨基對發生在京津一帶的“拳亂”作了如下描述：　　　　

“座落在天津中國地界深處的火神廟庭院裏擠滿了義和團。……張德成是義和團主要首領之一。……張氏說：在北京，我們處决了日本使館的日本譯員。當他不顧禁令想通過城門的時候，董福祥的豹子般的兵士逮住了他，把他的鼻子、耳朵、嘴唇、指頭都割了，亂刀剁了他身體，割下他的背皮來做腰帶，也挖了他的心。就是我這把念過咒的長矛當時插在地上，前面放著一顆冒著熱氣還在顫動的日本人的心。義和團和官兵在敵人這顆活心臟前面跪下竭力祈求關老爺賜給我們打仗時用不完的力量和勇氣，保佑我們不中敵人的奸計。我們把敵人的心臟切成塊吃了：既然我的胸膛裏有一小塊敵人的心臟，我就什麽敵人都不怕了。”　　　　

對于這段話，我産生了兩方面的懷疑。第一，這個揚契維茨基是當時剛剛在旅順創刊的《新邊疆報》的首席記者，他的全部講述，看上去還比較靠譜，可是這一段畢竟是張德成的“回憶”和“喊話”，是不是完全真實可就難說了。其實關于“吃心”，還有另一種記載，受害人是德國男爵克林德，而肇事者，竟又是董福祥的那支所謂“穆斯林部隊”。不過那一次是克林德率先打死了一個無辜的百姓和一個男孩，也算罪有應得。那件事有衆多目擊者，應當不是假。　　\n我的第二個懷疑是：爲什麽？爲什麽要吃心？鶏的心臟我吃過，那是不太好吃的，猪心就更難吃了。但是我的父母和親人，還總讓我多吃。可是，董福祥部隊裏邊的某些人，怎麽竟會對人的心臟感興趣，而且一定要吃生的？引文說，吃了活心臟就會有“用不完的力量和勇氣”，這是一種什麽古怪想法？我在《國家地理頻道》中，經常看到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尤其是東南亞的請神儀式，儀式中的一些關鍵步驟，比如癲狂童子、口吐白沫、腮穿鐵絲、爬刀梯、赤脚走火炭等等，上邊的“火神廟”集會中有的有，有的沒有，但是“吃活心”這個情節，却是從未聽說的。有位博友報道了2009年內蒙三道營村的一件事，說有人爲了治療自己的抽風，聽取他母親的意見去殺人掏心，但是那個也是煮熟了吃，噁心歸噁心，味道總好一點。生吃是什麽道理？　　　　

想來想去，我發現自己走進了一個誤區。與其想這麽多，爲什麽不去原文中查找，究竟有沒有第一手的資料說明董福祥部隊爲何相信“活吃心臟”能帶來“用不完的力量和勇氣”呢？　　　　

還真有！　　　　

理由一：這是神靈關帝賜予的，關羽是智慧與力量之合體，所以關帝賜予的東西，必然能大幅提升智力和體力值，變得“神拳無敵”。　　　　

理由二：他們好像幷不覺得自己吃的是“人心”，而是“妖心”、“鬼心”。妖、鬼比人厲害，所以吃了他們身上最具活力的“心”，至少能獲得部分的魔力。　　　　

憑什麽說八國聯軍是妖鬼呢？張德成論證說：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乃罷天，不敬神仙忘祖先。男無倫，女鮮節，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細看，鬼子眼睛都發藍。不下雨，地發幹，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爺怒，仙爺煩，伊等下山把道傳。”　　　　

看看吧，可不要小看這個張德成的政客本領哦，他的話暗含三點玄機：　　　　

1. 中原是“聖地”，有侵犯聖地的能力和可能性的，必定是“鬼子”。“鬼”生活在地下，那麽只有“鬼”的子女，會偷偷跑到地上來活動。（參考電影<Hellboy>）　　　　

2. 這些“鬼”的子女的主要活動方式，是勸人信奉基督教，那是違背天意的。再說簡單一點：耶穌不但不是代表上帝的，反而是上帝的對頭。（老利奧在那邊，得昏死多少次啊）　　　　

3. 是不是鬼子，其實判斷起來很容易，有三個標準：是否性伴侶較多、是否眼睛是奇怪的藍色、是否莫名其妙的出現了天灾！　　　　

這裏有個問題：“鬼”真是那麽可怕嗎？光天化日之下的人類，爲什麽怕鬼，以至于很多中國百姓，平時連抬頭仔細看一眼“洋鬼子”眼睛的勇氣都沒有？

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罗蒂，用他的走访和叙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今天北海公园的玉岛上，他看到了矗立在整个北京城最高处的“中国之巨鬼”----　　　　

“我进去大魔鬼那里，它是那高处唯一的主人……啊，怎样可怕的人呀！它比普通人高一点，如同死神Shiva一样，在死尸上跳舞；那里有五六个凶恶的面孔，其狞恶之相，几不可迥迩。它带着骷髅制成的颈珠，有三四十个手臂，执着许多行刑或杀头的器具。”　　　　

当然，罗蒂也看出这并不是印度的湿婆神（Shiva），但两者又有许多共同处。从他的叙述看，最接近的自然是藏传佛教中的大威德金刚（不是合欢的那种）。此神像仅仅保留了湿婆神的“死亡”特征，而去掉了“性爱”和“重生”的涵义，同时通过凶恶的面孔、骷髅颈珠、行刑器具、死尸等元素强化它的残忍和恐怖。当看到了这样的神像时，罗蒂不禁恍然大悟：　　　　

“这就是中国城的守护之神，比一切屋瓦尖塔还高。这好像它们深刻的残忍性之可摸触的象征，这好像是这些人脑中不可解的裂痕之遗迹。平时那样的和顺温柔如小孩，及花草般可接近，但可以忽然变成热衷磨难，撕人指甲，拉人肠肚出来的人……”　　　　

由此，罗蒂就给他所见到、听到的“深刻的残忍性”找到了依据。可是，不难推断，罗蒂的心理平衡随时会被再次打破，就像他几天前在中国人当中看到“女神”那次一样：　　　　

“一个半黑的房里，那里晚间的太阳，不进来已开始黄昏了。两个可怜的女孩，像是姊妹，低头坐着，可以说是陷着，以狼狈之姿态，一个坐在椅上，一个在黑木床的床缘，大概是她们睡的地方，她们穿的是平常的黑衣裳……”　　　　

这样两个陷入困境的女孩，却对罗蒂他们表现出极端的冷漠：　　　　

“她们在那里一前一后，没有眼泪，眼注视在地下，两手直垂。她们失望之视线，并不举起来看看进来的是谁。我们进去，她们没有动作，没有惊异，什么于她们都无所谓……”　　　　

从叙述看，士兵们之所以称二人为“女神”，是因为她们在枪林弹雨之中，跑上佛塔去保护祭坛。罗蒂忍不住把她们和圣女贞德相提并论。可是，接下来，这位巴黎才子脆弱的心遭到更大打击：　　　　

“我们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觉得在那里，很是局促，觉得很难为情。我们忽然产生捐几块钱给她们的意思，将银元放在错乱的床上，但其中的一个姊妹，虽然像没有看见我们，却将银元拍到地上去。做了一个手势，叫女仆自己拿去用。呵，我们的举动再笨拙没有了！”　　　　

而俄国人扬契维茨基，则在军队攻陷天津之后，表现出同样的“疑神疑鬼”：　　　　

“中国人在我走过的时候弯腰鞠躬，并出示用麻布或白纸做的白旗。他们那不动声色的脸孔变得更加沉着，更加不可捉摸了。我觉得，他们那冷淡的眼光和强作服从和谦卑的微笑似乎在说：‘不错，现在我们给你们征服了，我们打败了，我们挨骂受辱，我们是你们的奴隶，你们对我们爱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尊心，我们的信仰，你们是不可能摧毁的。我们永远鄙视你们，因为你们有的只是暴力、欺骗和粗卤，而我们却拥有正义和四千年的历史，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你们是野蛮人。’”　　　　

之所以生出这么丰富的猜想，是因为他忽然发现，中国百姓“不怕”他们了：　　　　

“这些向来畏葸的中国妇女既不怕我这个过路的外国人，也不怕过路的敌兵。对她们来说，死了丈夫和父亲也就等于一切都完了。‘我们也不想活了，把我们打死吧！把我们和他一起埋了吧！’她们哭喊着。”　　　　

金光闪闪的大佛和偶像在哪里？“黄色凶险”在哪里？是那些凶残的“拳匪”，还是眼前这些不再害怕的人？

生吃人心在小说说唐总有表现,好像伍云召差点被熊阔海掏心了

这一年的11月，在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出现了一份《火星报》。一个名叫列宁的人，写了一篇文章，抨击本国政府卷入中国战事：　　　　

“财政大臣维特曾经宣布：在一九○○年一月，国库内尚余二亿五千万卢布，但是现在这些钱已经没有了，这些钱都已经用在战争中了。因此，沙皇政府正在发行公债，增加国税，并因财政竭蹶而停止建筑正在建筑的铁路。沙皇政府不顾破产的危险，实行侵略的政策……”　　　　

列宁提出，把视线放在民族和种族之间，是愚蠢的，正确的做法是放在不同的阶级之间：　　　　

“一切仅仅靠枪杆子维持自己统治的政府，时常要镇压人民的愤怒，它们早已认识无论怎样，也不能消灭人民的不满意，因此企图把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意，转移到其他对象上去。例如：挑动反犹太人的运动，各种下流的报纸，竭力嗾使人民反对犹太人，难道犹太工人不是如俄国工人同样受资本家的压迫与警察或政府的虐待吗？而现在各种报纸、又极力鼓吹反对中国人的运动，宣传黄种人的野蛮、黄种人对于文明的仇视、俄国的“启蒙任务”、俄国兵士们作战的勇敢，等等。各种新闻记者，跪在政府脚下，并跪在钱袋的前面，大卖气力，煽惑俄国人民去仇恨中国人。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排挤过俄国人民，也没有排挤俄国人民的原因。而中国人民自身像俄国人民一样受着痛苦和危害，一样的受亚细亚式政府的压迫。”　　　　

“亚细亚式政府”，我很喜欢这个词，让我们先记住它，有机会再来研究。那么，列宁对沙皇政府的批评是正确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发现应该注意到一点，那就是列宁可没有批评我们的尼古拉，也没有批评其他沙皇，他批评的是“政府”！　　　　

如果我们来到离莱比锡仅3小时车程的柏林，那里的某一处深宫（具体哪一处不确定）中住着一个人，会从内心深处赞同列宁的批判，他是谁呢？对了，他就是威廉二世。

即使在他把“黄色凶险”和“该死的犹太人”挂在嘴上的时候，即使在他命令军队“像匈奴一样”进攻中国的时候，他的脑海中经常浮现的，却是另外一幅场景。那是他和“阴魂不散”的俾斯麦的共同记忆。

* * *

那是十年前，威廉刚刚当上“德国皇帝”（这个称号就是俾斯麦给取的）没多久，75岁的俾斯麦和31岁的威廉在一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争论的焦点是：究竟谁更理解“工人”？　　

威廉的立场是：工人需要保护和休息时间，所以应当立法禁止在星期天劳动，也对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加以限制。　　

而在俾斯麦看来，这纯粹是英式“人道主义”的无稽之谈。他激烈地表示：　　

“……干涉工人的独立性、干涉他的劳动生活及其作为一家之长的权利，这种做法同我的信仰和经验是相违背的。即使无疑社会党人的首领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有效的鼓励，夸耀说企业主们为缩短了的劳动时间也会付出未被缩减的工资，但我不相信，工人本身对于禁止他们愿意在一定的日子和时间干活挣钱竟会感激涕零。”　　

可是，这一回威廉没有打算让步。他着手召开一次没有俾斯麦参加的内阁会议，直到俾斯麦的儿子直闯禁地，向皇帝询问，威廉才表明会议与劳工问题有关，希望俾斯麦“也能出席”。到了这一步，老俾斯麦对于自己的前景，已有了非常不详的预感。　　

在会上，双方毕竟不可能直接翻脸，辩论还要继续。于是争论的焦点，很快来到一个问题上：你说自己了解工人，证据呢？　　

威廉给出的证据让俾斯麦大吃一惊：皇帝居然直接把自己的4个幕僚成员给搬出来，这是彻底的摊牌！威廉说，他的议案正是以这4位专门人士的情报和建议为基础的。让我们来看看是哪4个人：　　

* 欣茨佩特，教育界人士 （俾斯麦说此人“傲慢而笨拙”）

* 道格拉斯伯爵，矿业投机商 （俾斯麦认为他具有“流利而讨好的语言”能力）

* 冯.海登，画家，曾在某富矿工作过 （威廉的“黄色凶险”图，是否有此人的功劳呢？）

* 冯.伯勒普什，曾任科布伦茨省长 （老俾愤怒地想到：此人不过因为有一次对罢工工人表示同情，就获得了威廉的赏识。而他们究竟谈些什么，包括皇帝和其他人谈些什么，都统统对自己保密！）　　

无论如何，新皇帝务实的态度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上述四人中的海登，还拿出了“一位老工人”的第一手证据，证明保护劳工法案的必要性。然而，要俾斯麦认输也是不容易的，他说自己也作过调查，调查的结果是，除非能够确保只工作6天就得到以前7天的薪水，否则工人们不可能同意此法案，而那些面临失业压力的父母，也不会忍受自己的孩子被禁止劳动。他同时警告，有些工业部门会因为星期天休息导致的经济损失，而丧失竞争力。（注意他用了“工业部门”这个词）　　

看到两位“神仙”都不让步，“凡人”们便拿出自己的绝招：拖。可这毕竟不是办法，内阁越来越分裂成明显的两派，而两位高层也逐渐发现，自己需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作出一个选择了，正如杰出的社会主义人士早就预言的那样。　　

“（俾斯麦说）可是业主们也是有权受到皇帝保护的臣民。皇帝陛下对此置若罔闻，他激动地说：如果煤开采不出来，我们海军就等于解除武装；如果煤不足而妨碍通过铁路调动军队，那么我们就不能动员军队。……如果我处在俄国的地位上，我就会立刻宣战！”　　

事情真的严重到这一步了吗？要么向工会首领妥协（俾斯麦老成地说道：那是个无底洞），给他们一份《劳工保护法》，要么就向他国宣战，用神圣的战争威胁来让各方面都闭嘴？　　

德国的工人们，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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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启示生活群， 1527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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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吧，你看到哪里了？我在另一处更新到马克思论宗教。

1878年，比上边提到的罢工事件早大约10年，一个名叫文森特·梵高的年轻人，来到比利时和法国交界处一个叫做博里纳日的矿区。他下到深达700米的矿井里边（700米？我在平地上跑700米都要呕吐好几次……），观察着里边的生存状况：　　

“我们一起下去，来到井下700米深处，探查这个地狱最隐蔽的角落。矿工们工作的这个地下井离出口最远，他们称之为埋藏身躯之所。……请想象一下在原木支撑的非常狭窄和低矮的通道里，那一排排地下井是什么样子。在每个地下井里，都可见一名身穿又臭又黑的粗亚麻布衣的矿工，凭借小油灯发出的弱光，在忙碌地掘煤。矿工们在一些矿井里可以直起腰来干活，而在另一些矿井里却只能趴在地上干活。这些矿井的结构有点类似于地牢，黑暗阴惨的过道，一排排小织布机，或更类似于农户家中的那一排排面包烤炉。有些井渗水，矿灯灯光产生特殊效果，仿佛是照在钟乳石岩洞石壁上再反射回来似的。一些矿工在地下井里掘煤，另一些矿工把掘出的煤装进推车，这活专门由男女童工来干。地下700米处还有一个马厩，里面关着匹老马。”　　

令荷兰小伙惊讶的是，他发现矿工们居然“喜欢”地下生活：　　

“正象海员上岸后仍留恋大海一样，尽管矿工们面临险情和困难的威胁，他们依然留恋矿井，他们宁愿呆在地下而不愿留在地面。这里的村庄荒凉、死寂，仿佛已遭人遗弃，因为生活是在地下而不是在地面上进行。谁都可以在这里住几年，但如果他没下过矿井，他就不会对这里的一切实际情况有准确的了解。”　　

这是没有道理的！谁会留恋危险而阴暗的地方？在那一带，梵高所到的矿井是死人最多的，你在上下井的过程中，在遇到有毒气体的时候，在瓦斯爆炸的时候，在井底出水的时候，在旧坑道塌方的时候，都可能命丧九泉（呃……九泉，没错）。梵高的话没有说服力，完全没有！　　

但是梵高仍然试图说服“我”，在另一处，他分析说：　　

“经验告诉我们，那些象在漆黑矿井里干活的工人一样走进黑暗，走向地球深处的人们，对《福音书》上的话印象最深，也最深信不疑。……那位马其顿人也是一名劳工，他的脸上布满了悲伤、痛苦和疲惫的皱纹，他既不光彩照人，也没有任何魅力，但他有不朽的灵魂。他需要永不腐败的食物，即上帝的教诲。上帝要求在仿效基督的过程中，人们应当过简朴的生活，终其一生也切勿追求太高的目标。”　　

我是不是听错了，上帝和耶稣几时有这样的“教诲”！不过，即将步入30岁，渴求尽快成为传教士的梵高，还算是从这些工人身上观察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　　

“他们都有点神经质。我不是说他们怯弱，而是说他们很敏感，他们对任何想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和不信任感。谁和烧炭人在一起，谁就必须具有烧炭人的性格和气质，而不能装模作样、骄傲自大、颐指气使，这样才能永远和他们相处得好，或赢得他们的信任。”　　

这里，梵高同学一不小心也说了实话，他是又一个梦想“赢得他们的信任”的人。不过，对于梵高来说，这种信任的意义主要是艺术上的，因为他要为“英国人”提供一流的作品。大约十年之后，当他发现另一个叫做麦尼埃的画家，已经完成了不少他一直想画又没有画出来的“矿工艺术”（见上图）时，他进一步转变了采风的视角。　　

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种信任却具有惊天动地的价值。

1889年5月，旅居英国的恩格斯注意到一件事：鲁尔区罢工了！　　

“德国矿工的罢工对我们说来是一件大事。像宪章运动时期英国矿工那样，德国煤矿工人也最后进入运动，而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步。运动是在威斯特伐里亚煤矿区的北部开始的，——在这个地区每年可以采煤４５００万吨，而开采的地区甚至还不到一半，因为那里的煤要从５００ 码的深处采出。这个地区的矿工过去一直是善良的臣民，爱国、 听话，而且信教；他们为第七军输送了极好的步兵 （我很了解他们，我生长的城市只在这个煤矿区南面六七英里）。 ”（恩格斯发表在《工人领袖》杂志6月号的文章）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让威廉同学无比忧虑的事情，因为鲁尔不比别处，那是德国（作为一个行政和经济意义上的“区域”）的命脉，正像恩格斯这个“家乡人”所提供的信息所显示的那样。“第七军”是什么军？和一战有什么关系？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里的矿工和西边比利时人不同，他们已经无法忍受了。如果作一个宏观的调查，那么这次在历史上（尤其是我们的马列史上）意义重大的罢工无疑会有多种成因，比如经济发展的原因、环境保护的原因（何谓“环保”？请再次回顾上边梵高的调查和麦尼埃的名画）、种族的原因（那里多波兰移民）、宗教的原因，等等。但是，从恩格斯的文字上看，他本人至少不是此次大罢工的直接“推手”。他也并没有兴奋到回老家参与此次工会运动，以进一步获得梵高所渴求的“他们的信任”。恩格斯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恰恰在这一年之前的4年和之后的4年，恩格斯分别给一本书写了序言，这是他在费尽心力出版这部书的过程之中，以及过程之后的总结陈辞。我们来看看第一篇序言的开头：　　

“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修订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至多只有一稿（第IV稿） 经过彻底校订，可以照原样付印。但是，由于有了以后的修订稿，这一稿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联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　　

全文摘录这段话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资本论》这部世界名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作品。上文中有这样一些关键词，例如“不讲究”“随便”“粗鲁”“诙谐”“夹杂”“当时头脑中发挥”“没有分类”“急于”“不联贯”“不完全”“辨认不出”，等等。看过之后，我的判断是：　　

《资本论》根本不是一部关于“理论”的成型著作，它实际上是一种“随感录”！　　

问题由此而来：第一，马克思为何要写这样一部随感录？为何非常重视这部作品？　　

第二，《资本论》的内容及其出版，它的迅速在各阶层尤其是知识阶层和工会中的流行，与一战的爆发有什么关系吗？　　

第三，恩格斯执着于这本书的出版，其用意是什么？他为何要努力把一部随感录，变成一本带有“严谨理论色彩”的作品？　　

我认为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对于这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回答它们的难度似乎也远大于前边的“黄色凶险”问题。）德里达说“没有资本论就没有今天的世界”，这话或许夸张了些，但是说没有《资本论》就没有那以后的半个世纪，或许还是比较公允的！　　

所以我决定为这个问题花费一些心思和精力。之所以这样做仍然必要，是因为我将努力阅读它的英文版，虽然不是德文原版，但至少是最接近这种日耳曼语的一种语言（恩格斯说的很明白，马经常用英语思考和写作）。这有两个好处：1）有望读懂马克思的原意。2）有望把那些在若干次整理、删节和重述中变得无影无踪的“粗鲁”“诙谐”和“不联贯”恢复一部分。不阅读这些看似低级和随意的东西，就没有可能真正知道马克思的思想。（国内数以十万计的马列研究人员，不妨也趁此思考一下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前途）。　　

我找来了 Samuel Moore 和 Edward Avelin 的英译本，这两位译者没有像另外某位那样遭到恩格斯的辛辣讽刺和批判（其实我也很想读读那个记者的译本），版本的源泉是网上的Marx/Engels Internet Archiv，这个名字增加了我研究的信心。　　

开始阅读。

第一章第一节（传说资本论的开头是关键，读懂它们就能读通马克思。不管真假，我先试试）

“一个商品的两种关键因素：use-value 和 value （以及 value 的本质和 value 的‘量’）”

这样下去，似乎会妨碍各位的阅读。我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用拼音文（注：这不是我写此贴的初衷，但拼音文的优势的确无所不在）。于是变成：

“一个商品的两种关键因素：shiyong-jiazhi 和 jiazhi （以及 jiazhi 的本质和 jiazhe de shuliang）

· 在资本化生产模式占据优势的那些社会当中的财富，主要呈现为“商品的大量积累”，其个体单元就是单个的商品。所以，我们的调查必须从分析商品开始。

我看出三点：

1）马克思在进行一次“调查”，而不是提出一种“理论”。

2）马克思认为，在某些社会中是资本化生产主导的，那么在另一些社会中，就不是资本化生产主导的。究竟哪些是，而哪些不是呢？尤其是，德国是不是？中国是不是？我们暂时还没有答案。

3）既然财富体现为各种各样的、无穷无尽的商品（我们生活的世界其实由商品构成），那为什么马克思要去考察一个“个体”？因为显而易见，各种商品除了都是“物质”之外（甚至还有不是物质的，比如服务），简直就没有任何共性可言。一桶水和一台电视都是商品，它们能一样吗？究竟你拿哪个作为“个体”的样本来研究呢？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究竟想得最多的是哪个个体呢？暂时未知。无论如何，马克思认为这样的“个体化”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

· 一种商品，首先，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客体，一种其性能可以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东西。

好，这里马克思给商品找到了一种“共性”，就是一切商品都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水在满足，电视也在满足。既然“需要”是相似的，那么各种看似不同的商品之间，就也是相似的。

且慢！我对水的需要，和我对电视机的需要能是一样的吗？有人可能立刻想起马斯洛同学了，没错，需求是有区别，有层次的。但是我不想扯那么多，我就谈最实在的问题：我需要水的时候，我会“渴”，一种非常不爽的感觉，而且如果没有水，我就会得病，就会“上火”，脾气也会变坏。

而如果没有电视，我还有其他办法，比如ipad，比如好书（资本论是好书吗？得再观察一下），比如收音机。甚至这些都没有也没关系，我可以去找美女玩（如果她也没有电视看，没准就会接受我啦！）

可见，水和电视有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水是不可替代的！而电视可以。那么马克思同学所谓的“商品”，是包括这两种，还是仅仅指“电视”这样在工厂里复杂地生产出来的东西呢？不得而知。我隐隐记得马克思喜欢用麻布和衣服作比喻，那么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难道老马忘记了“水”也可以是商品？或许他那个年代，“水”还没有成为商品吧。不过这样一来，他所谓的“资本化社会”（比如他和恩格斯都喜欢居住的英国），还能够叫资本化社会吗？太低级啦，哈哈。

不管如何，在他的那个年代，人们看来还是普遍地感觉到，商品都是“需求”的结果。而且像马斯洛既然能够对各种需求分出层次，那么认为需求可以研究，可以分类，尤其是认为“需求”都是一回事，估计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普遍思维（梵高同学会同意吗？威廉会同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