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新一战史 -- 普罗丁

　　它说明了哪些问题？

　　1）最初的货币是具体的、真实的，比如英国人使用的银或其他物品，后来逐渐变成抽象的、虚假的、象征性的。比如银币甚至纸币上边的钱数。

　　2）这种虚假和象征之所以可行，在马克思看来，是法律约束的结果。法律来自哪里？

　　3）官方或司法方面对贵金属的处理，一定是从较大量（如一盎斯）的整数出发，进行逐步的等分。而且不但分割权在官方，命名权也在官方，所以前边讨论过的“先令”等等，便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4）民间和市场对于货币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结合前边粱启超的讨论，我们基本可以明确，金融的核心----货币（money）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官方统治力、司法力与民间交易诉求的一种对抗之象征。货币的制造和使用水准代表了官方的政治水准，货币的文化其实是一种政治文化。

　　当一种政治文化变得复杂，也就是货币逐渐远离其最初的具有标准重量的实物状态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对此，马克思说：

　　· 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同样，在镑、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由于货币名称既表示商品价值，同时又表示某一金属重量即货币标准的等分，对这些神秘记号的秘密含意的了解就更加混乱了。

　　· 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 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

　　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表明对商品的价值判断是一个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特定个人的主观行为，而固定通货的存在试图使之固定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如果货币的标尺非常准确和精细（意味着金融手段非常先进），则货币作为一种符号就会显得越发神秘，而导致日常的交易越发困难和不可捉摸。对于某些（上等）人来说，他的良心和名誉都可以成为商品，而对于另一些人，按标准价格出售物品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 要规定商品的价格，只需要使想象的金同商品相等。但商品必须为金所代替，它才能对它的所有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例如，铁的所有者遇见某种享乐商品的所有者，他向后者说铁的价格已经是货币形式了，后者就会象圣彼得在天堂听了但丁讲述信仰要义之后那样回答说：

　　“这个铸币经过检验，

　　重量成色完全合格，

　　但告诉我，你钱袋里有吗？”

　　显然，铁的所有者面对一个富有的人，天然地会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种深刻的观念痕迹埋藏在表面公平的商品交换的深处。既然如此，假如黄金这种贵重的通货被政府所掌握，会出现什么情况？

　　· 1盎斯金和1吨铁的价值同样都可表现为3镑17先令1012便士，因此，金的这种计算名称被叫做金的造币局价格。于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以为金（或银）用它自身的材料来估价，而且和一切其他商品不同，它从国家取得固定的价格。确定一定重量的金的计算名称被误认为确定这个重量的价值。”

　　· 关于提高或降低“造币局价格”的各种幻想，无非是要国家使法定的货币名称不代表法定的金量或银量，而代表较多或较少的金量或银量，由此，如14盎斯的金将来不是铸成20先令，而是铸成40先令。如果这种种幻想所抱的目的，不是为了采取一些拙劣的财政措施来对付公私债权人，而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奇迹疗法”，那末配第在《货币略论。致哈里法克斯侯爵》中，就已经对这些幻想作了极为详尽的论述，而他的直接继承人达德利·诺思爵士和约翰·洛克只能把他的思想庸俗化，更不用说以后的人了。配第说： “如果一道法令就能使国家的财富增加十倍，这就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早颁布这样的法令呢！”

　　（以上为资本论第二版注解，原文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所谓“庸俗”，当然和“错误”不同。看来，在马克思的时代，主张政府利用自己的独特的金融地位和道德地位进行某种欺诈性货币发行，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常常与公私债权人打交道的利益机构。这样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民间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能够接受“政府定义金价”这种与国家神圣性相一致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