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新一战史 -- 普罗丁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维特伯爵和粱启超其实都在鼓吹同一件事，就是鼓励皇权利用政治地位而获取经济利益，从而改变各自祖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某种不利地位。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奇迹疗法”一方面是“庸俗”的，也就是比较短视的，另一方面无助于在根本上改变该国的国际地位。那么，如果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之地位的首要因素不是经济，又该是什么呢？如何可能获得真正的改变呢？

　　在马克思关于货币（money）之论述的较后部分，我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段：

　　· 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 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这种转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总的状态，可以由例如罗马帝国两次企图用货币征收一切赋税都告失败来证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农民极端贫困，这种受到布阿吉尔贝尔、沃邦元帅等人如此有力地斥责的现象，不仅是由重税引起的，而且是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造成的。另一方面，在亚洲，地租的实物形式（它同时又是国税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象自然关系那样一成不变地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这种支付形式反过来又维护着这种古老的生产形式。这种支付形式是土耳其帝国自身得以维持的秘密之一。如果欧洲强加于日本的对外贸易使日本把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日本的模范的农业就会崩溃。这种农业的狭隘的经济存在条件也就会消失。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对于国家形态的意义，显然远不只是一种文化象征和管理模式，它直接影响到政治体制的选择！似乎在他那里，这种选择与西方东方或“亚细亚”问题未必有直接的关联，罗马帝国和法国可以寻求政府税收的货币化，土耳其和日本也可以，而且对于两者来说，难度同样是巨大的。如今既然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先行取得了成功，亚洲能够效仿这种模式吗？如何效仿？

　　马克思继续讨论了其中的细节和难题，他说：

　　· 在每个国家，都规定一定的总的支付期限。撇开再生产的其他周期不说，这些期限部分地是以同季节变化有关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期限还调节着那些不是直接由商品流通产生的支付，如赋税、地租等等。这些分散在社会上各个地方的支付在一年的某些天所需的货币量，会在节省支付手段方面引起周期性的但完全是表面的混乱。…… 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长了。

　　关于金融秩序的“混乱”，马克思引用了苏格兰的例子：

　　· 克雷格先生在１ ８２６年的议会调查委员会上说：“1824年圣灵降临节，在爱丁堡，需要如此大量的钞票，以致到11点钟，我们手里连一张钞票也没有了，我们到一家一家银行去商借，但是都没有借到，许多交易都只好凭纸条付款。但是到了下午3点钟，所有的钞票都回到了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这些钞票只不过转转手而已。在苏格兰，虽然钞票的实际平均流通量还不到300万镑，但是到了一年的各个支付期限，银行家手里所有的钞票（共约700万镑）都要动用。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只是履行一种单一的特殊的职能，这个职能一经完成，它们立刻又各自回到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为了便于了解，这里附带说一下，在富拉顿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苏格兰支付存款，不是用支票，而是用钞票。

　　在这里，银行纯粹是政府税收手段的一部分。当政府需要和圣灵的下降一起表达施予百姓的恩惠时，大量的纸币是必需的。如果出现上述的支付困难，那么增加纸币的印刷量或其他“奇迹疗法”是容易想到的方法。换言之，当货币印制由政府控制时，通货膨胀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

　 换言之，当货币印制由政府控制时，通货膨胀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

　　解决的方法在哪里？在于“世界货币”：

　　· 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也是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相对立。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