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在大草原上的众多民族当中，蒙古族在十二世纪末期的崛起相对而言非常突然。蒙古人有自己的宗教系统，他们相信天地具有意识并如同男女一般交合，还相信人与动物都有灵魂且灵魂不死。考虑到他们的游牧生活活动范围十分接近当时全世界最主要的贸易通路之一，他们无疑长期以来就熟知了其他许多民族的宗教信仰且抱有一定程度上的兴趣。任何宗教只要能勾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就会洗耳恭听——例如中国的道教与儒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有二性论基督教都是曾经在这里大搞促销的主要货色。借助逝世已久的叙利亚殉道者塞尔吉乌斯的威名，1007年基督教在蒙古人当中取得了初步成功——这个事例充分说明了这位备受欢迎的军旅圣徒有着怎样的影响力，他在古罗马帝国殉教七百年之后依旧能够使得千万里之外的人们心向往之。塞尔吉乌斯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而蒙古人对于力量的兴趣正越来越大。此外这些蒙古族战士以来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来赢取胜利，因此他们可能将塞尔吉乌斯与自己的同袍巴克斯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当成了值得效仿的榜样。

实际上，一位最有权力的蒙古统治者在异象当中见到了塞尔吉乌斯。在1007年前后，蒙古克烈部可汗不慎迷失在了一场风雪暴当中，正当他以为自己必将迷失归途孤独而死之时，塞尔吉乌斯在异象中现身，许诺救他一命并要求他皈依基督教。救援的人马随即就赶到了。死里逃生的可汗领着一大帮克烈部部众皈依了基督教，而举行洗礼的二性论教士也本着柔韧灵活的一贯特色富有创造性地容忍了蒙古族原有的宗教信仰。他们在主持洗礼仪式时很乐意地允许受洗人员肃穆地集体喝下汗王本人在祭坛上赐福过的马奶。在中东亚大草原的中心地区，任何教派的教士数量都寥寥无几，无法烦扰蒙古人去整理自己的信仰结构，因此蒙古人一直维持着基督教信仰与民族传统的大杂烩。考古研究表明当时的蒙古人很喜欢佩戴十字架，不过他们往往会对十字架进行装饰，例如安上来自佛教的印度万字符。有些蒙古统治者取了基督教的名字。蒙古族最伟大的统治者，于1206年自封“成吉思汗”（海洋之王）的铁木真当年曾经是一位基督徒克烈部可汗帐下的部将，还娶了可汗的基督徒侄女为妻。*30* 铁木真掌权后几十年时间里，蒙古人成为了一支世界级强权，威震从地中海到中国海的各个民族。他的继承者们相信自己肩负统治世界的命运，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很正确。*31*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们大刀阔斧的攻伐征服一度的确有可能在黑海与中国海之间的广大亚洲地区确立二性论的官方地位。在十二世纪，内蒙古地区的突厥语系民族汪古族大部分都成为了基督徒，其中还包括他们的皇室成员，他们信奉基督教的时间大约有一百多年。由于成吉思汗小心地与众多基督徒克烈部王公结成了同盟，致使一系列主要可汗都的母亲都是基督徒，其中就包括于1279年创立元朝并统治中国的忽必烈。在忽必烈执政时期，二性论基督徒再次回到了中国权力场的中心。在过去三百年里基督教在中国基本上没什么存在感，基督徒们不得不利用获得官方青睐的其他中国宗教为自己打掩护。此时一朝扬眉吐气，众多基督徒纷纷抛弃了延续几代人的伪装。但是过去的模式再一次遭到了重复，元朝统治者很快就归化了古老而丰富的占领区文化，更糟糕的是，元朝统治者的执政能力也是一蟹不如一蟹。1368年，极端排外的明朝推翻了元朝，这一变故沉重打击了帝国境内的基督教。现在仅仅赢得单独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的兴趣对于基督教来说已经不够了。叙利亚教会在远东地区传教活动的语言学遗迹迄今为止就只剩下了中国新疆自治区突厥-蒙古语系民族维吾尔族语言当中的“坟墓”（qavra）一词。这种事并不算出格。

因此前后两场大规模传教活动都没能为东方教会在中国赢取足够的本地支持，也一直没有底气公开抗拒对他们不利的皇帝旨意。当十六世纪新一轮拉丁基督教徒从欧洲来到中国时，基督教信仰与基督教宗教活动至少在公开场合已经绝迹了。不过在古都西安的周边农村地区，在大秦寺无比难能地存世至今的宝塔周围，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基督教传统意识乃至伪装成道教的基督教信仰很可能一直存续了下来。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天主教传教运动之后，这一小片区域就成为了中国农村天主教信仰的大本营，至今依旧如此。如今这里的天主教教区教堂四处开花，恰似东欧一般。或许这里并非基督教在中国得以幸存的唯一地点，当年第一批西方教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时或许受到过秘密基督徒的欢迎，就像此后几百年他们在迫害活动过去之后所做的一样。总之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还有很多值得调查研究的重要关节。*33*

蒙古人的征服兵锋同样也指向了西方。他们最终粉碎了早已倾颓的阿拔斯王朝，这一战的总指挥是伊利汗王旭烈兀，他的可敦是东方教会的成员。巴格达的基督徒这次交了好运，因为1258年巴格达陷落时基督徒是唯一免遭蒙古军队屠城的群体。实际上蒙古人将哈里发的一座宫殿赐予了普世主教，用来充当他的办公地点与大教堂。伊利汗王在今天的伊朗新建了一个蒙古王朝。除了二性论基督徒之外，还有其他人也在真心实意地期待着这些极其凶残的武士能凭借着自己不甚可靠的权威打造一个全新的基督教帝国。西方拉丁语基督徒针对伊斯兰强权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此时前景越发暗淡，而蒙古人的到来又重新燃起了他们的希望之火。许多基督徒不远万里冒险深入未知的疆域，探求远交近攻的外交可能性。主导这场远征的是一支阵容强大的传教士队伍，这支队伍来自一个创新性的拉丁教会组织，即圣方济修士会。

在十一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伟大的法国十字军国王路易九世在这个想法的激励下派遣目光敏锐的方济会修士威廉.鲁布鲁克担任使节前去造访中亚大汗蒙哥。鲁布鲁克踏上了一场西方探险史上前无先例的伟大外交之旅，并且将自己的旅程见闻写成了一部引人入胜的游记。*36* 同样，1285年以及1287-89年期间，伊利汗王阿鲁浑也接连派出了好几批干劲充沛且异域风情十足的使节从东方向西方进发。首先是阿鲁浑手下一位基督徒中国官员，接着又派了一位蒙古族出身的二性论修士名叫列班.扫马。此人成功抵达了君士坦丁堡，然后觐见了罗马教皇，再然后继续一路西行并觐见了英国与法国的国王。扫马的造访也激起了圣方济会以卡尔西顿基督教之名渗透中亚地区的新一轮努力。这一举动造成了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十一世纪九十年代兴建于内蒙古地区的大教堂，这座与周围环境很不搭调的教堂遵从西方拉丁语教会礼拜式，建筑风格则是哥特式。近年来人们在内蒙古敖伦素木市发掘出了这座教堂的地基。主持兴建这座教堂的圣方济会修士后来又来到了中国，并花费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来骚扰当地的二性论者并使其转而投靠卡尔西顿教派。*37* 此时双方的乐观情绪都快要耗尽了。

西方基督教战略家们越发清楚地意识到蒙古人无法实现自己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如果考虑到蒙古人向来杀人不眨眼，刀下亡魂数以百万计，甚至连牲畜都不放过，这一结果从一开始就应该显而易见。蒙古人与这些基督教竞争者打得交道越多就越感到不以为然，这一点此前在蒙古人的大本营即二性论中亚地区还不太明显。此外蒙古人也有自己的轻重缓急。威廉.鲁布鲁克抱着万一能劝说对方皈依的念头觐见了汗王蒙哥，之后他抑郁地写道：“假如我能像摩西那样施行神迹，那他或许会放下身段。”*38* 十一世纪五十年代的一系列事件早已引发了基督教在中亚地区的衰落。首先，在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位于今天俄国南部的钦察汗国或者说金帐汗国当中，有一位皇室集团成员别儿哥皈依了伊斯兰教。为了攫取钦察汗王之位，别儿哥谋杀了自己的基督徒侄子。尽管伊朗的伊利汗王此时依旧攻城略地势不可挡，别儿哥却和埃及的伊斯兰教统治者马穆鲁克集团结成了盟友，丝毫不顾他们正在与伊利汗王作对的当下局面。这一举动严重破坏了蒙古帝国的团结。雪上加霜的是，蒙哥大汗随后又死在了远离蒙古的他乡。各个汗国的首领纷纷返回蒙古共同推举新一任大汗，致使各自的军队战力遭到了削弱。于是1260年马穆鲁克集团在圣地境内的艾因贾卢特彻底击垮了蒙古军队。*39*

这是蒙古的强权首次遭到遏制，也是伊利汗国逐步衰落的开始。伊利汗王们意识到为自己提供支援并非基督教欧洲的首要优先事务，而且基督教欧洲的军事实力并不能满足自己的预期，因此他们逐渐放弃了与基督教的联盟。而逐渐向伊斯兰教靠拢的蒙古统治者们则掌握了未来。随着十四世纪中期蒙古军阀帖木儿或者说达莫南的崛起，东方教会的命运进一步一落千丈。帖木儿意欲重振蒙古强权的荣光，整合四分五裂的局面。他的军事征服从黑海扩展到了阿富汗与波斯湾。与他那有条不紊的残暴行径以及高涨的破坏欲相比，此前几百年间各位蒙古可汗的屠杀活动多少都有些缺乏积极性。帖木儿用人头堆砌山丘的行径绝非耸人听闻的传说。不过尽管帖木儿毫不顾忌攻击其他穆斯林统治者并且歼灭了伊利汗国，但是在他所征服的地区穆斯林的处境总体而言还是得到了改善。主要遭殃的还是此前将大片东方地区当做据点的基督教。

帖木儿的杀戮狂欢重创了中亚地区的基督教人口。此前的1348-49年，西欧地区称为黑死病的瘟疫已经席卷了这一地区并夺取了大量性命。在此之后，除了相对还算安全的印度之外，东方教会在压倒性伊斯兰强权面前只得偃旗息鼓，全靠寥寥几片相距遥远，一般位于偏远山区，躲在当权者视野之外的根据地才勉强吊住了一口气。暴行无数的帖木儿最终没能在生前确立继承人，蒙古人的威胁就此消退。但是非穆斯林的处境并未得到好转，因为奥特曼土耳其人又趁势崛起并继续向他们施压。来自西方的十字军东征为伊斯兰世界留下了怒火中烧的记忆与不断增长的敌意，因此对于非穆斯林来说局势正在变得越发险恶，基督徒也失去了自古以来在宫廷中享有的特权地位。

亚美尼亚的一性论教会也自十四世纪开始陷入了灾难当中。最后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王国是位于土耳其西南地区的基利家王国。1375年该国亡于马穆鲁克军队之手，接下来的一两百年里当地的基督徒不得不拼尽全力死中求活。过去几百年里亚美尼亚人已经习惯了将邻近大国当做缓冲地带，一旦灾难降临他们就会迁往其他地区。在这些走投无路的岁月里，很多人迁往了东欧地区，最远甚至到了波兰——至于能够提供庇护的亚洲各地更不用提了——不过就像四散天涯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的遭遇也磨练了他们经商与谈判的技巧，这些技巧在他们面临宗教方面的麻烦时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在神学方面与临近的拜占庭以及东方教会格格不入，亚美尼亚人自十四世纪以来越发积极的寻求与罗马教会结盟，将卡尔西顿会议的遗留问题抛到了一边。这一手造成了不少长期影响，尽管与此同时也令亚美尼亚基督徒内部产生了严重分裂。

约翰二十二世教皇于1316-1334年在位，他的为人行事虽说并非毫无争议，但他的确精力充沛，一心要有所作为。他对于亚美尼亚基督徒的苦境以及将他们领进天主教教会抱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维持了自十三世纪开始方济会与多明我会的中亚传教活动。传教修士们在传教地区遭遇的最热烈的若干次接触就发生在他们与伊朗以及草原地区的亚美尼亚移民群体之间。例如早期拉丁语神学家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最早译入的语言就是亚美尼亚语。亚洲有一群亚美尼亚修士就按照多名我会的章程重新规范了自己的修道生活并向罗马效忠。他们的拉丁语名称是Fratres Unitores，或者说统一修士会，由光照者圣贵格利的会众组成，这个名称充分彰显了他们对于亚美尼亚宗教遗产的骄傲。十五世纪的东欧也出现了类似的教会联盟，参与其中的亚美尼亚会众一方面保留着自己原有的礼拜词与宗教仪式，另一方面又承认教皇的至高地位，将这一地位称为“Uniates”。这些联盟为日后的类似安排提供了模版，到了反宗教改革时期，罗马与许多其他宗教团体都结成了类似的联盟关系。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乐意按照罗马方面的条件来结盟：固守亚美尼亚核心地区的教会就万分反对与教皇结盟，Uniates这个词在他们嘴里也经常用来骂人。在亚美尼亚从前的首都埃奇米阿津或者说瓦加沙帕特，有一位一性论普世主教不顾环境困窘，依旧坚持着当地教会的独立性。*41*

与此同时，东方的二性论教会也发展了另外一套生存策略。出于走投无路的实用主义，他们背离了东方基督教的传统，逐步放弃了对于神圣题材的艺术表现，尤其是绘画与造像，以免招致穆斯林的破坏。反正二性论者从来都不接受受难像十字架。认为受难像十字架混淆了基督的两大本质并且使得上帝遭受钉刑。他们的十字架上面光秃秃的，借此象征基督的复活（讽刺地是一性论亚美尼亚基督徒出于完全相反的神学观点同样喜欢秃十字架）。威廉.鲁布鲁克曾经在十三世纪五十年代遭遇过令他惊骇不已的一幕，当时一位中亚二性论基督徒看到他所佩戴的“法国风格”银质受难像十字架之后不由分说就将十字架上的耶稣硬扯了下来。*42* 十九世纪的新教传教士进入奥特曼帝国之后惊喜地发现聂斯托利派当中造像极少，他们因此将东方教会称作“亚洲的新教徒”。这时的二性论者们非常乐意配合这些潜在盟友的轻率误解，因为中世纪与近现代早期根本算不上当地教会命途的最低点。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全新的灾难再度降临在了东方教会与亚美尼亚教会头上，并且产生了一批基督教历史上最悲惨的殉教故事。*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