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奥古斯丁是一位拉丁语神学家，对于希腊语文学没什么兴趣。他在后半生才接触到了希腊语，基本上从来没有读过柏拉图或者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对于希腊教会的影响几乎为零，而希腊教会也极其不赞成他的神学遗产的一个方面，即对于《尼西亚信经》的修改。相比之下，他对于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只有他敬爱的榜样，大数的保罗本人，才能在影响力上与他相比。而西方基督徒基本上也是通过奥都斯丁的视角来认识保罗的。他的著作至今依然可以拿来当作消遣读物，能做到这一点的早期教会作家并不多。他在《忏悔录》中掏心掏肺的自我分析尤其引人入胜。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一部长篇叙述性祷文，也是他与上帝之间的直接交谈。他的一生见证了西方基督教帝国的崛起、回光返照与崩溃。但是如果暂且不考虑这些重大政治创伤，他的生平其实就是他对于一系列内在与外在冲突的反应。

首先他要与自己进行斗争。他想要成为什么人呢？他要如何才能找到令他满意的真理呢？奥古斯丁于四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成于北非的一个小镇里。他的父亲伯特撒乌斯（他很少提到此人）不是基督徒，他的母亲孟尼迦则是公教会的虔诚信徒，不过智识水平或许稍差了一点。母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也往往充满了冲突。母亲那质朴单纯的宗教令他十分不耐。他的父母省吃俭用将他送到了迦太基求学，令人兴奋的大学生活使他越发倾心于罗马的哲学与文学。世界就在他的脚下。他与一名情妇过上了同居生活并生有一子，名叫阿德奥达徒（“上帝所赐”），这个名字或许表明孩子的降生完全不在他的计划之内。*29* 随后奥古斯丁成为了雄辩术教师并踏上了一段大有前途的职业生涯，但是就在此时内心的焦虑感开始无情地折磨他，这份焦虑成为了他毕生的头等神学大事。

这个世界的邪恶与苦难究竟源于哪里呢？这个宗教问题由来已久。诺斯替教派将世界的存在描绘成了永恒的二元冲突，与奥古斯丁同时期的摩尼教则继承了这一观点。奥古斯丁一开始首先投靠了摩尼教长达九年，但是摩尼教信仰越发不能使他感到满意，而且正当他在罗马与米兰追寻学术领域的成功时，对于真理、现实与智慧本质的疑惑与焦虑也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后来他认为摩尼教对他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于是转而投身于新柏拉图主义。不过在米兰他还对安波罗修主教大为倾倒。这是奥古斯丁第一次遇到如此打动他的基督徒；安波罗修的自信气度令他油然起敬，他的布道犹如洪钟大吕，文采斐然。奥古斯丁年轻时接触到的圣经语句粗陋不文，令他望而生厌，安波罗修的布道则完全弥补了这一缺憾。尽管他依旧因为自己的母亲公然外露的虔信态度而尴尬不已（她跟着自己的儿子来到了米兰），但是现在他开始思考这门能将讲坛上的帝国贵族与偏远行省的老妇人联系在一起的信仰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学术事业与基督徒的克己作风对他造成了截然相反的影响，令他对自己曾经的抱负感到厌恶。更加令他痛苦的是，385年他在母亲的敦促下与自己的情妇断绝了关系，让她为一桩正经婚事让路。这名女子返回了非洲并发誓将一直忠实于他——在以弃绝尘世为目的的《忏悔录》行文当中，奥古斯丁还算有些风度地记录了这名女子的贞烈决心，尽管他终究无颜写下她的名字。我们大可以想象一下她当时作何感想：她与这个男人相依相伴了整整十四年，现在却要退出他的生活，而她那聪明可爱已经长成少年的儿子也要留给这个男人来照顾，再也没有她什么事了。*30*

386年，奥古斯丁遭遇了一场全新的危机。此时他的精神几近崩溃，同时还病恙缠身，但是这场危机却前所未有地为他的内心带来了祥和并扫除了一切疑虑。根据他自己的记录，当时他在花园里听到了小孩子的声音——米兰的孩子似乎特别擅长拿捏时机——关键的契机就这样降临了。一遍遍的童声诵读在奥古斯丁听起来仿佛说得是“tolle lege”——“拿起来读”。奥古斯丁手头最近的一本书是保罗书信，他随手一翻就翻到了罗马书第13章14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31* 这段经文令他全身心地投入了他母亲的宗教，同样这也意味着他将要放弃自己的婚姻计划，就此独身终生。这回又有一位女性遭到了抛弃。这位未婚妻从史学家那里得到的关注一直很有限，并不比那位情妇更受重视，直到当代这一点才有所改观。得知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之后，孟尼迦“手舞足蹈，一如凯旋而归，便向你歌颂……你使我转变而归向你……她的哀伤一反而成为无比的喜乐，这喜乐的真纯可爱远过于她所想望的含饴弄孙之乐。”这位母亲的凯旋喜乐不止只有一种解读方式。*32* 日后奥古斯丁讨论原罪概念时——在他的神学体系中这是所有人类由亚当与夏娃的罪孽继承而来的致命缺陷——他认为原罪与性行为密不可分，正是通过性行为原罪才从一代人传到了下一代人。这个观点对于后世西方教会在性问题上的态度造成了重大影响。

奥古斯丁认为自己通过皈依脱离了苦海。在危机期间他曾经遇到过一位北非同乡，此人也正处于深切的自我怀疑当中，原本非常成功的行政职业生涯现在令他忧心忡忡，因为他接触到了亚他那修主教撰写的《安东尼传》*33*。现在奥古斯丁决心放弃世俗的抱负，效仿安东尼的榜样——或者说多少是这么个意思。他的确打算按照身居沙漠的标准进行苦修，只不过他预想的生活环境当中并没有沙漠，而是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他的计划是与若干有文化的朋友们一起在家乡创建一个独身宗教社区：一座能将旧罗马文化的精华引入基督教语境的修道院。这个意气相投的计划很快就因为动荡的北非教会政治而宣告破灭。奥古斯丁的公教会与整个地中海教会体系以及帝国行政体系都有联系，但是在北非却是少数派，而与其作对的多纳徒派在当地却根基深厚。他们依然珍藏着一个多世纪之前戴克里先大迫害的惨痛回忆，而且非洲教会当中许多最有才干的神学家都是他们的人。

自387年起，多纳徒派突然得到一位当地叛军领袖吉尔多的政治支持，此人创立了一个半独立于皇帝控制的政权，而多纳徒派也因此获得了优势。391年，奥古斯丁因故造访了希波城（今阿尔及利亚安纳巴）纷争不断的公教会教众，这座城市是行省内仅次于迦太基的第二大港口。希波主教是一位古怪但精明的希腊老人名叫瓦勒留，在他的鼓动之下，教众们强逼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异乡人接受了圣职授任并成为了教士，很快他就升任成了当地的助理主教。瓦勒留死后他随即升任主教，一直干到430年去世为止。期间他既要为了教区事务而操劳，又要在一个逐渐崩溃的世界里为教会布道，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完成了自己所有的神学著作，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以布道词的格式写成的。他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完全被多纳徒派造成的问题占据了，他们不仅在政治方面与公教会作对，在神学领域也对公教会构成了挑战。多纳徒派很为自己在大迫害期间的无暇表现感到骄傲，并因此宣称教会应当是纯洁者的集合。奥古斯丁则认为这种说法有悖于公教会“一体神圣、尽皆包容”（One, Holy and Catholic）的宗旨。公教会与其说是纯洁者的教会，倒不如说是寻求纯洁之人的教会。与多纳徒派不同，公教会与已知世界当中最广泛的基督教群体都结成了团契关系。实际上，奥古斯丁并不忌讳将公教会称为“皇帝的团契”。*35*

398年，帝国军队摧毁了吉尔多政权，多纳徒派的好运就此到头，而公教会则发现自己说话又管用了。在过去的十年里，奥古斯丁为这一刻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并且一直与同样堪比政治家的迦太基主教奥勒留合作密切。现在他打算通过谈判方式将多纳徒派重新纳入公教会当中。接下来的一系列会议都惨遭失败，因为双方的积怨实在太深了。面对着政府的敌意与命令，多纳徒派旧倔强不从。双方的行为都变得越发恶劣，逐渐形成了悲惨的暴力循环。412年，奥古斯丁失去了耐心，转而支持政府打击多纳徒派的强硬新举措。他甚至还为政府的高压手段提供了神学理由。他向自己的一位多纳徒派朋友指出，耶稣曾经讲过王之喜宴的比喻，摆设筵席的主人下令“勉强人进来”，这样宾客才坐满他的屋子。*37* 这番话意味着基督教政府有责任通过打击异端与分裂势力的方式来支持教会。强力手段所导致的归附尽管违背当事人意愿，但假以时日或许也能形成鲜活的信仰。奥古斯丁教诲的这个方面对于后世基督教政权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奥古斯丁还要设法解释罗马世界的劫难。上帝的意志如何能允许显然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罗马陷入崩溃呢？尤其怎么能允许410年蛮族军队洗劫罗马城呢？自然，宗教领域的传统派们会说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眉来眼去正是祸根所在。但是即便基督徒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信仰阿里乌斯异端的阿拉里克与西哥特人竟然能获准洗劫公教罗马。基督徒的多种反应之一是诉诸历史。奥古斯丁有一位西班牙裔学生名叫奥罗修斯，此人写了一本《反异教史》（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试图表明在基督教出现之前的世界历史当中还发生过远远更加糟糕的灾难，而基督的降临则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和平。但是与奥古斯丁在同一时期的著作《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相比，奥罗修斯的作品还是稍显单薄了一点。这是奥古斯丁最为厚重的著作，他从413年动笔，整整写作了十三年才完稿。

在全书开篇，奥古斯丁首先回顾了一下罗马的历史，顺便将旧神讥笑了一番，但是他的注意力很快就扩展到了单纯的罗马劫难之外，甚至比罗马历史的全景还要广阔。奥古斯丁提出了自己思想的核心问题：恶的本质与成因是什么，恶与上帝的威仪以及全能至善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恶就是虚无，或者说“善的缺失”，因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源自且仅仅源自上帝。所有的罪孽都是远离上帝朝向虚无的刻意坠落，尽管试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就像试图看见黑暗或者听见寂静一样徒劳”。*38*这位前摩尼教徒在此与自己曾经的信仰核心理念——邪恶是一股积极的力量，永远寻求主宰一切并压倒光明之力——有意识地拉开了距离。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对于邪恶的定义，奥古斯丁的观点经常遭到批评。日后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红色高棉杀戮场的人们很难不感觉到，起码就人类的经历而言，纯粹的邪恶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虚无。此外奥古斯丁也不打算解释为什么在受造之时完美无缺的造物会转向邪恶——换句话说就是虚无究竟如何产生了邪恶。

直到全书写了一半，在第十四本丛书的结尾，奥古斯丁才开始详细地阐述两座城市的主题：“地上之城以自身为荣耀，天上之城以主为荣耀”。*40* 我们所知的一切习俗制度都是两座城市之间冲突的一部分，这场冲突贯穿了整个世界历史。倘若当真如此，那么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所预想的基督教帝国永远不可能在人世间完美地成为现实。这个世界里的任何组织结构都算不上上帝之城的一部分，甚至就连教会都不够格。自从人世间的第一起谋杀案开始，圣经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该隐修建了一座城市，亚伯作为朝圣者则并未修建城市。因为圣者栖身的上帝之城高居天上，尽管城里的居民全部来自地上。直到天国降临之前，上帝之城都要寄托于朝圣途中的旅人身上。”尽管他始终遵循着这条原则，但是奥古斯丁偶尔在表达上也会不太小心，将人间的有形教会与天上之城等同起来。*41* 讽刺的是，在下一个千年里《上帝之城》的影响力恰恰来自中世纪教会人员满腔热忱的反其道而行。他们以这份认同为基础扩张教会，以压倒一切其他人间势力为目标。他们还将同样拥有教会权柄的反对者势力与人间之城等同起来，例如某几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在这段时期当中，有一场极其激烈的争论占据了奥古斯丁的另一部分精力，争论的题目是一位名叫伯拉纠的不列颠修士的教导。四世纪末期刚刚皈依基督教的罗马上层阶级圈子急切地寻求着精神指引，于是一大帮“圣者”急忙赶来满足需求。384年热罗尼莫匆匆离开罗马城之后，伯拉纠在城里就没几个像样的对手了。伯拉纠以及他的属灵冲锋的关注重点在于如何应对基督教新近建立的社会地位：伯拉纠的教众当中有很多富人，这些人是不是仅仅将加入教会当做便宜行事的选择呢？他们究竟有没有意识到他们必须在这一过程当中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呢？伯拉纠尤其关注奥古斯丁的早期著作：在他看来奥古斯丁对于上帝威仪的偏重使得人类沦为了无助的傀儡，因此可以轻易抛弃对自己行为的一切责任。奥古斯丁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同代人遵循得是两个世纪之前特图里安的思想，他们认为人类已经完全被继承自亚当的所谓“原罪”污染了。在伯拉纠看来，这种说法根本就是为某些消极回避任何道德付出的基督徒所提供的托辞。伯拉纠一口咬定上帝赋予我们的本质并未完全腐坏，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为自己争取救赎。“以眼目视物的能力并非我们的权柄，然而以视物之能行善或作恶确是我们的权柄……我们拥有通过言语、行动以及思想施行诸般善事的权柄，这一事实源自赋予我们此等可能性并对其加以辅佐的上帝自身。”*44* 因此伯拉纠相信“神圣教会”的本质以教会成员的神圣性为基础，这恰恰正是多纳徒派的主张，因此特别令奥古斯丁怒不可遏。*45*

随着争议的进一步发展，伯拉纠的追随者进一步发扬了他的观点，声称尽管亚当犯下了罪孽，但是他的罪并未以原罪的形式一代代传递下来，亚当的罪孽仅仅是个负面榜样而已，我们大可以选择无视。我们拥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自觉地投向上帝。伯拉纠的主张往往给人留下更加温和的印象，相比之下奥古斯丁对于我们的堕落处境的意见则充斥着犀利的悲观主义。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一点：伯拉纠是一位严格的纯粹主义者，他的教诲向每一个人的肩头都压上了一副骇人的重担，迫使每一个人都按照上帝设立的最高标准生活。根据他的原则，整个世界都会被改造成一座超大型修道院。*46* 伯拉纠的原则根本无法维持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展现的善恶杂处的人类社会。任何一位基督徒都无法回避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的日常公民责任，就算当上了地方长官，也还要负责处死人犯。因为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当中犯罪堕落造成的后果需要我们来承担。奥古斯丁的悲观主义实际上以现实主义为出发点，他是一位主教，要在人世的烂污当中保护自己的教众。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伯拉纠神学发动首次抨击的形式并非写给其他知识分子的书册，而是面向自己的教众的布道。*47*

410年罗马城遭到洗劫之后，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布满了难民，这也使得双方的争论扩散到了伯拉纠的罗马小圈子之外。有一位名叫塞莱斯丢的律师是伯拉纠的狂热追随者，他来到北非以后将伯拉纠的观点阐述到了特别极端的地步，以至于没有留下肯定原罪的余地。他声称在洗礼过程中根本没有需要免除的罪孽。“罪并非随人所生，而是由人所犯，是人类意志的缺陷而非本质。”*48* 在北非地区这可是最敏感的话题。北非公教会与多纳徒派之间大部分争端的核心问题就只有一个：双方都声称自己才是三世纪居普良教诲的真正继承人，而居普良明确指出洗礼是获得救赎的唯一方式。正是塞莱斯丢的这些主张首次触怒了奥古斯丁，使得他着手抨击一系列被贴上伯拉纠主义标签的命题。不过他与伯拉纠的私人关系倒是并没有闹得太僵。接下来几年里，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运作与反运作使得局面进一步升温，奥古斯丁反对伯拉纠的圣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许多身居教会高位的伯拉纠支持者都遭到了罢免。

在这个过程当中，奥古斯丁将自己关于恩典与救赎的思考推向了更为极端的境地，在《上帝之城》以及他用来攻击伯拉纠思想的书册中都有蛛丝马迹。最终他不仅认为人类所有的行善冲动全都来自上帝的恩典，还认为谁能获得此等恩典完全要由上帝说了算。上帝在一开始就做出了决定。因此有些人预先注定将会获得救赎——他们是命定的受选者。当初亚当的骇人堕落——受到原罪连累的我们也全都有份——使得上帝的专断之举拥有了完全的正当性。奥古斯丁反复使用了一个特别难看的词汇“一团泥”（massa）来形容人类的失落处境，他经常对这个词加以阐述，将其与表示“损失”、“罪孽”与“污秽”的拉丁词语联系在一起。他的恩典神学在当时遭到了很多批评，至今为止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依然对这套神学感到一阵阵轮流发作的反感与迷恋。一位奥古斯丁的当代仰慕者与传记作者与奥古斯丁较了一辈子劲之后十分直率地说道：“奥古斯丁的命定主张并非教会的教条，而只是一位杰出公教会神学家的个人意见。”*50* 天主教与新教的西方神学家都应该仔细琢磨一下这句话。至于东方的神学家们，无论是卡尔西顿派还是非卡尔西顿派，都身处于强调精神层面努力精进的东方修道传统当中并饱受影响，因此从来没有接受过奥古斯丁对于恩典的看法。奥古斯丁同时代的反对者，尤其是聪明而直言无忌的伯拉纠派贵族，艾克朗农主教朱利安则拿着奥古斯丁不甚光彩的个人经历与早年信仰摩尼教的把柄来说事，他认为摩尼教对于善恶力量势均力敌且永远争斗不止的二元论信仰依旧影响着奥古斯丁。*51* 这些批评家们认为奥古斯丁之所以对于人类本质如此悲观，并且如此强调性与繁衍在原罪流传过程中的作用，根子还是出在他自己身上。

其实说句公道话，奥古斯丁实际上是柏拉图主义与斯多葛主义弃世冲动的继承人。奥古斯丁早年打下的新柏拉图主义根底无疑从来未曾消失。对于柏拉图思想遗产（其实他并没怎么读过柏拉图的著作）的引用与柏拉图的思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作品。在《上帝之城》中他多次肯定性地提到过柏拉图，以至于不惜声称柏拉图主义者近似于基督徒。“因此我们认为柏拉图主义者比其他哲学家更高一等。”*52*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柏拉图始终占据着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中心位置，即便在十二十三世纪大量亚里斯多德的佚失著作重见天日，使得基督教思想家们兴奋不已时，柏拉图的地位依旧毫不动摇。奥古斯丁从来没有制止过基督徒通过新柏拉图主义的视角来看上帝。

当上帝形象出现在镶嵌画或绘画当中的时候，尤其是作为世界末日降临时复活的审判者基督，从圣餐台后方屋顶最高处面向教众与教士俯瞰整座教堂的时候，看上去就好像出席正式场合的人间君王一般，其威严的眼神令观者不敢稍动。因此教会非常需要为君王气象的救主指派大量的廷臣，为众多寻求救赎或日常援助的普通人居中斡旋。这些人就是圣徒。此时圣徒的品级已经极大地扩展到了迫害时期的殉教者群体之外。自二世纪开始这些殉教者就开始在朝圣中心收到了尊崇，例如罗马的圣彼得。现在又有一大帮阵势越发壮大的隐士、修士乃至主教加入了殉教者的行列，尽管此时并没有多少生活在日常世界当中的一般信众获得此项殊荣。上文中讲到四世纪基督徒在新式长方形教堂中进行宗教活动时，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天使与圣徒等级鲜明分班排列的天国宫廷看上去很像君士坦丁堡或者拉韦纳的人间宫廷。人们需要现世的庇护者来帮他们办事或者保护他们谋生，因此他们自然会以为到了来世情况也一样。此外罗马的贵族价值观十分重视友谊或者说amicitia，因此人们很容易也很乐意将圣徒视为在天国靠得住的朋友而不仅仅是庇护人。*53* 这些圣徒庇护人的方便之处在于圣徒并不需要经常祭拜，而受庇护者随时都可以祈求他们显灵。有时圣徒崇拜的发展会被人视为无知者或皈依不深者的迷信，不过是旧神披着圣徒伪装的阴险回归。十六世纪有些西方人文主义者与新教改革家很喜欢这个题目。实际上这是奥古斯丁神学的柏拉图投射的合理结果，暗合了柏拉图及其仰慕者眼中至高神身边宇宙的等级结构。鸿篇巨制的《上帝之城》在最后一部书中特别留出了大段篇幅来记录当时与圣徒有关的奇迹，这项安排并不是什么反常之举。*54*

奥古斯丁的主要著作中还有一个在形式上最缺乏公开争议性的话题，但是却比他所写下的任何其他内容引发了更多的教会争议。这就是他关于三位一体的论文，这是拉丁语西方教会对于基督教信仰核心的谜团所进行过的最深刻研究。这篇文章的动笔时间大概在400年左右，此时奥古斯丁很清楚东方教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辩论解决了三位一体的问题。奥古斯丁对于此前几十年里东方教会在三位一体问题上发生的激烈冲突有一定了解，但是并不全面。比方说（对他来说或许很不幸地是）他根本不知道381年的君士坦丁会议或者会议上达成的教条，不过他或许读过纳西昂的格里高利关于三位一体的重要希腊语论述的拉丁语译本。*55* 无论他的信息来源从何而来，总之受到激励的奥古斯丁为三个平等位格共享同一本质的教条发展了一套他自己的辩护词，这套既微妙又大胆的辩护词一方面塑造了西方教会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进一步离间了东西方基督徒群体。

尽管奥古斯丁越发坚持人性堕落的主张，但他还是在人性当中觉察出了三位一体的形象，或者至少说堕落的人类能够理解的比喻。首先，圣父圣子圣灵可以分别由人类意识的三个方面来体现：

“首先是心智，其次是知识，既是心智的产物也是自我推导而成的‘道’，第三则是爱。三者皆为一体，有着同一本质。心智并不比其产物更高一等，因为心智对于自身的知识等同于心智的存在；心智也并不比爱更高一等，因为心智的自爱等同于心智的知识，也就等同于心智的存在。”

他进一步以不同的形式展现了这套类比，将圣父圣子圣灵的位格比作了人类心智的三个方面：记忆，理解力与意志。这三个方面“也不是三个本质，而是同一本质。”*56*

希腊教会终究没能接受这个“三位一体”的心理形象，主要原因在于奥古斯丁对于作为爱或意志的圣灵如何与三位一体当中其他位格发生关系有着独到的理解。我们应当注意他对于记忆与理解力——也就是圣父与圣子——的描述：记忆与理解力“彼此相拥，对于两者的享受或运用取决于意志的施行”。自从325年首次推出尼西亚信经之后，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就一直被描述为肉体性的父子关系：圣子是圣父“所生”（begotten）的。而圣灵则并非由圣父“所生”，而是由圣父“所出”（proceeding）。自然，奥古斯丁并不打算挑战这一点，因为“所出”一词有圣经撑腰，约翰福音15章26节当中耶稣对于圣灵就进行过类似的论述。但是就像任何讨论三位一体的人一样，他也面临着“所出”说法对于位格之间一致性欠缺的着重强调。圣父圣子必然要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来定义，但是圣灵看上去却好像从自有本质当中独立衍生出来了一套特征，与圣父圣子都没有关系。圣父圣子相互联系的方式并不同于两者与圣灵的共同联系方式。

这一思想引发了许多其他四世纪晚期神学家都面对过的问题，即证明圣灵在三位一体的范畴内部拥有平等而非从属的地位。奥古斯丁认为维护圣灵平等地位的明智之举是宣称圣子也参与了圣灵由圣父“所出”的过程。要不是圣子耶稣基督的复活，谁来告诉使徒们“你们受圣灵”（约翰福音20.22）呢？通过圣父与圣子的二重发出，圣灵对人类而言也就代表了“圣父与圣子彼此热爱所凭借的相互慈爱”。*58* 不过阅读奥古斯丁的人难免会注意到381年君士坦丁堡尼西亚信经中仅仅提到了圣灵“出自圣父”。根据奥古斯丁的类比，难道不应该将这句话扩展一下，说圣灵“出自圣父与圣子”吗？尽管有一些饱受尊敬的希腊语神学家在双重发出的问题上也使用过类似奥古斯丁的语言，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撕裂了帝国教会。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西方教会最终同意对尼西亚信经进行修改，而东方教会则始终将这项修改视为悖逆之举。奥古斯丁在希腊语教会当中的名声也因此大受打击。

当代西方读者们可能很难理解希腊语教会为什么对于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观念如此大动肝火，相比之下奥古斯丁的人性观对读者们来说恐怕更加难以容忍，在读到他的后期著作的时候尤其如此，因为这些抨击伯拉纠的作品一篇比一篇严酷生硬。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奥古斯丁对于人性以及人类能力的惨淡观点逐步成型时，他所热爱的世界正在遭受灭顶之灾。四世纪九十年代的西罗马帝国原本很有希望成为上帝的人间王国，结果却四分五裂，一切归于了混沌与徒劳。这是基督教教会所遭遇过的最严重失望经历之一。奥古斯丁本人死于430年，当时他心爱的希波城正在遭受阿里乌斯派汪达尔人的围攻，他们之前已经占领了整个北非地区，并且手段毒辣地将当地公教会整整迫害了六十年。奥古斯丁身处古典世界与十分不一样的中世纪社会中间，他很敏锐地意识到整个世界正在变得越发衰老孱弱，直到十七世纪西方教会都没能摆脱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