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配得上罗马贵族阶级的基督教现在一方面开始向贵族阶级的价值观妥协让步，另一方面也在对这套价值观进行自认为有必要的修改。罗马贵族注重显赫地位，因此歌颂上帝如何“叫有权柄的失位”的圣母马利亚颂也就没人唱了。游方传道的耶稣告诉穷人他们有福了，又告诉富人应当变卖一切；而罗马的精英阶层对于财富则抱有迥然不同的积极态度。为了调和这对矛盾，教会鼓励富人为了穷人慷慨解囊，因为施舍行为也和教会自身的优先考量相统一：主教们很清楚对穷人慷慨行善能为自己以及教会的声望带来怎样的好处。希波的奥古斯丁是这个西方教会新时期的主要神学家之一，下文中我们还会遇到他。此人曾经在一篇布道词中手腕灵活地打动了贵族阶层的心理。他说受惠的穷人在天堂里可以成为富人的接引员，他们的感恩之心能够为他们的恩主将属灵的财富携带到往生当中。*18* 其他讲道者与圣经评论家也超越了基督教的常规宣传口径，添加了他们自己的修饰性补充内容。基督徒在谈论布施时往往不仅仅会将接受施舍的穷人描述成天国接引员，还会以更亲密的言辞来形容他们：基督徒会将穷人称作布施者的孩子或者友人，与布施者共同侍奉天国主宰的同辈仆从，甚至还会将穷人比作谦卑的基督本人。传道者也经常会向人们展示自己很清楚圣保罗关于不做工不得食的言论，但是他们也会小心仔细地与使徒作对，例如收集大量记载着其他说法的文本，或者解释称保罗的强硬言论针对的是身体健康足以工作的穷人。

教会同样还要决定如何应对富有且显赫的罗马人视为珍宝的文学文化，其中哪些内容应当保留。佩特罗尼乌斯与阿普列尤斯的三俗小说之流理所应当地遭到了基督教的敌视，但是基督徒们不能也不愿舍弃从第一任罗马皇帝时代流传下来的罗马文学代表著作，也就是维吉尔的诗歌。这毕竟是罗马与希腊之间最强大的纽带，因为维吉尔的宏大史诗讲述了埃涅阿斯的经历，他既是特洛伊围城战的逃亡者，又是罗马城奠基人的祖先。没有了维吉尔的诗歌，罗马的精英文化简直无从谈起。幸运的是，这位奥古斯都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在长诗《牧歌》当中提到了一个由处女所生、将会开启下一个黄金时代的男孩，因此人们大可将他描绘成基督降临的预言者。早在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信仰之后面向基督徒进行的第一次讲话当中，皇帝本人或者他的御用文胆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首诗也就成了维吉尔步入中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学核心地位的通行证。到了十四世纪，他在但丁的伟大诗作《神曲》当中担当了但丁的冥府导游，这个角色很好地象征了维吉尔当时的文坛地位。*20* 早在四世纪，一位基督徒元老的聪慧女儿就先但丁一步对维吉尔表示了敬意。法尔托尼娅.贝提提亚.普罗帕这个名字彰显了她的古老家世，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罗马的过去十分骄傲。她不辞辛劳地将大量维吉尔诗歌的碎片融合成了一幅很有爱的文学百纳被，借用诗歌引言来重新讲述了创世故事与基督生平。严格的圣经纯粹主义者热罗尼莫对于这种做法很不满，但是许多或许以她为效仿对象的其他人都投入了这项符合基督教利益的文字游戏当中。

如果说普罗帕的作品还不算原创，那么普鲁登修斯（348-413）创作的诗歌或许就是第一篇遵循基督教传统创作但却并非用于教会礼拜的拉丁语诗歌。当然，这篇诗歌当中的一部分章节后来还是被改编成了赞美诗。普罗登休斯对于道成肉身的辉煌描述成为了今天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赞美诗“生发自圣父之心，先于混沌世界而生”*22*。诗句中以“阿尔法与俄梅嘎”称颂耶稣基督，尼西亚信经当中也以同样的笔法称颂基督与圣父本质相同。普鲁登修斯就像君士坦丁皇帝的顾问侯休斯、达玛稣教皇以及狄奥多西皇帝一样也是西班牙人。西班牙是一座要塞，抵抗着针对尼西亚会议决议的攻击。说拉丁语的西班牙精英们长久以来一直对罗马体制与历史抱有深厚的骄傲之情，一直可以追溯到伟大的二世纪西班牙裔皇帝狄奥多西，甚至更久远。

普鲁登修斯的诗歌将这份骄傲之情完全放射了出来。他仕途亨通，后来担任了行省总督。在职业生涯将尽之时他完成了一部诗集并借此展现了这份感情。他参与了关于元老院当中胜利女神雕像存废问题的争论。他敦促罗马城庆祝战争的胜利，在元老院悬挂战利品，但是还要“粉碎丑恶虚饰，它们象征着已经被汝等背弃的伪神”。因此通过摒弃旧神的伪饰，帝国的光辉历史得到了美化但并没有遭到扭曲。但是普鲁登修斯同样还以倾慕的笔调描写了基督教的大敌朱利安皇帝，不吝笔墨地赞美这位童年记忆中的伟人，“伟大的兵戈领袖，立法者，坐言起行声名显赫，关注国家的福祉，但却无心匡扶正教。”*23* 普鲁登修斯篇幅最长的作品是《殉教者颂》（Peristephanon），其中历数了基督教的殉教者，歌颂了他们的种种惨烈死状，并且指明了他们各自的殉教地点，便于朝圣者们进行崇拜活动。相比之下，达玛稣创作的基督教与罗马历史诗歌难免相形见绌。普鲁登修斯诗歌当中充满了洪钟大吕一般的拉丁文修辞，足以与罗马古代建筑上纪念重大事件的铭文相媲美。但在他所有的诗歌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君士坦丁堡这座新罗马城。

行省执政官并不仅仅会转职成为基督教诗人：他们或者他们的亲属也越发常见地成为了主教，他们头戴的主教冠原本是拜占庭帝国宫廷官员的标准制服的一部分。在西罗马帝国五世纪早期的最终危机之后，对于那些有志于服侍或领导所在社区的人们来说，教会要比江河日下的公务员体系更加靠谱。罗马贵族往往会认为只有担任主教才能保护他们所热爱的世界，无论这个世界还剩下多少。他们的主要榜样是一位在四世纪晚期成为米兰主教的帝国总督安波罗修。安波罗修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但同时也是一位士绅。他是一位禁卫军长官的儿子，他的父亲管辖着面积广阔的帝国疆土，包括今天的法国、英格兰与西班牙。大贵族出身的安波罗修不出所料地步入了行伍生涯，并同样不出所料地最终担任了意大利行省总督，行省首府米兰也是帝国西部的头号重镇。

在这里，在374或者375年，情况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当地的基督徒在推选新任主教时发生了严重分裂，一边是尼西亚信经的追随者，另一边则支持相似派。这件事饶有趣味的证明了即便在战略枢纽级别的城市里，基督徒依然可以不打折扣地行使领袖选择权，但同样也意味着事态可能会演变成当年曾经玷过达玛稣主教选举的夺命动乱。于是安波罗修赶紧率领军队赶赴现场维持秩序。正当他军人派头十足地向人群发号施令之时，一个孩子的声音突然响彻了整个教堂：“让安波罗修当主教吧！”人们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立刻欢呼起来。*24* 安波罗修仓促乃至有些狼狈地当场接受了洗礼与圣职授任并成为了主教。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安波罗修取得了值得大书一笔的成功。他在对抗尼西亚会议决议的反对者以及应对接连好几位基督徒皇帝的时候都显现了坚定的手腕。对于基督教来说这次事件可谓是峰回路转。这个原本很可能有朝一日登基称帝的人如今却在凭借教会的精神力量与已知世界的最强大统治者作对，这件事表明基督教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罗马帝国当局将基督教会视为癣疥之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更了不起的是，安波罗修居然一路赢到了底。385年，他拒绝将米兰城里的一座重要教堂拱手让给相似派的支持者。尽管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与阿奎利亚会议作出了不利于他们的决议，但是此时的相似派在宫廷当中有年轻的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撑腰，因此依然是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城里的权力斗争不断推进，安波罗修采取了非同一般的措施来主张自己的立场。他兴建了一座崭新的大型教堂，并且明确宣布自己死后要埋葬在这座教堂中心的圣餐台下面。从来没有哪位主教在活着的时候做出过这样的表态，就连君士坦丁本人都不敢把自己的遗体埋在这种地方。安波罗修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宫廷那边，自己已经做好了殉教的准备，并且已经为自己的殉教之举安排了适宜的纪念场所。接下来安波罗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派人在新近落成的教堂里为自己挖掘墓穴，结果挖出来两具尼禄迫害时期的殉教者遗骨，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许久以来无人知晓的”热尔维和普罗泰。这两人也是米兰城里已知的第一批殉教者。于是安波罗修主教就在米兰城里的各个主要教堂附近凯旋一般地公开展示了这两具遗骨。骨头的尺寸很大，而且覆盖着鲜血——假如这些骨头真的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么或许他们挖到了史前人类的坟墓，骨头上的血红色则应当是由赭石染成的。多起治愈奇迹随之发生。相似派根本扛不住这等阵势，再加上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死后他们也没了势力，只得甘拜下风。*25*

在多年斗争之后，安波罗修成了一个随时准备主张个人立场或者主张教会权力的人，他的主张对象则是虔诚的尼西亚派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我们看来，这种做法的结果有些不清不楚。有两个相互矛盾的著名例子：美索不达米亚某犹太人社区的会所遭到了激进派基督徒的焚毁，皇帝下令对他们进行赔偿，而安波罗修则强迫皇帝取消了这条命令；另一方面，安波罗修又迫使皇帝为了屠杀塞萨洛尼卡（今希腊塞萨洛尼基市）暴乱居民的报复行为而悔罪。*26* 这两起暴行的发生地点距离米兰城都有好几百英里。安波罗修的行为表明普世教会的主教完全可以成为国际级别的政治家。安波罗修为两位皇帝的葬礼进行过布道，首先是年轻无为的瓦伦提尼安二世，然后是狄奥多西。在布道词当中他毫无顾忌地忽略了俗世领袖葬礼上常用的褒扬套话，将他们表现成了一身缺点并因此而饱受折磨的普通人，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伟大的狄奥多西的谦卑作风。*27*

因此在四世纪九十年代，在狄奥多西这样的强大领袖与安波罗修这样的强大主教领导之下的基督教帝国似乎已经赢得了未来，上帝对于人世的计划似乎已经登峰造极，黄金时代即将开始，君士坦丁的史学家尤西比乌斯所预见的景象终将成为现实。但是这一切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北部边境一系列蛮族部落的入侵淹没了西罗马帝国，410年，由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军队攻陷并洗劫了罗马城，致使西罗马帝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打击。六十六年之后，少年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手下的雇佣军废黜了他，并且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达成了言辞含混的协议，承认其为帝国的唯一皇帝。此时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疆域都落入了蛮族国王的控制。尽管拜占庭方面的确出手夺回了大部分地中海西部地区，但却没能实现长久征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帝国教会内部东方与西方逐渐分离并隔离的漫长过程一步步推进了下去。西方拉丁语教会已经有了确立自身传统的达玛稣，安波罗修则向教会演示了如何睥睨世俗权力，现在西方拉丁语教会将要找到一位能够令教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神学家，经由此人塑造的教会思想一直传承到了今天。他就是希波主教奥古斯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