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从西罗马帝国的政治框架崩溃开始到十世纪为止的这段时期一般被人们称为“黑暗时代”，但是实际上西方世界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丰富而极具创造性的发展。因此对于这一时期更为公允的描述应当是“中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究竟始于什么时候呢？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地中海西部依然保留着许多古典世界的残留，直到六世纪晚期才发生决定性的改变。连年战乱已经彻底粉碎了意大利的罗马贵族阶层，讽刺的是其中大部分战争都是由意欲收复失地的历任拜占庭皇帝发动的。同样的灾难也严重摧残了北非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极大地削弱了当地的实力，只等着七世纪的穆斯林军队前来大杀四方。或许最为意义重大的是，在六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里，拉丁语文化距离完全灭亡一度只有一线之隔。这场危机的见证者就是可考证的手抄文稿。抄写手稿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但是千百年知识积累的脆弱成果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传承下来。此时抄写活动完全终结，直到两个半世纪之后的查理曼时代才得以延续，在此期间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在政治层面上，前帝国的疆域转变成了一系列的蛮族王国，绝大部分此类王国的统治者都是阿里乌斯派哥特人，他们保留了自己的阿里乌斯派信仰，借此标志自己与拉丁语旧世界公教会基督徒的文化差异。这两套文化体系就这样古怪地并存着：拉丁世界的精英阶层可以免除兵役，还能以所谓“主人”的身份保有不甚可靠的财产权，尽管他们的“客人”一直赖着不走。上文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四世纪晚期马丁主教发动的先驱性修道活动当中，年轻的高卢-罗马贵族占全体参与者的人数比例特别大，而且很多年轻贵族后来都成了主教。由于帝国的公务员体系已经崩溃，公教会主教往往成为了拉丁语教会的唯一权威形式。人们难免怀疑，那些既有能力又有经历，此前原本会为帝国服务的人，或者那些一开始就担任帝国官员的人，此时之所以加入教会是因为教会对他们而言成了仅存的职业选择；与此同时他们在东方依旧可以投奔官僚体系。西方教会的神职人员序列当中至今依然值得注意地存在着许多对于明确规程与归档系统特别感兴趣的人。早在十二世纪的系统化整理之前，西方教会的正典教法就西方的主要智力成就之一。西方神学也一直以细致入微为主要特点，很好地反映了拉丁语的官僚式精确性，可惜这一点对于西方教会的灵修生活倒未必总是好事。

西方拉丁语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要如何应对当前最新局势呢？它是否会投向东方希腊语教会并且全身心认同拜占庭方面收复失地的企图呢？它是否会像旧帝国的其他体系一样销声匿迹呢？此时由多个民族群体全体共同组成的阿里乌斯教会已经占领了西方世界，拉丁教会是否会顺应这一权力结构调整并且与其相融合呢？到头来西方教会的领导层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这条路线深切影响了西方教会的未来。一方面西方教会继续与哥特人的阿里乌斯教会保持着不咸不淡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与东方教会进一步拉开了距离，而且越发以罗马主教为中心。493年，阿里乌斯派东哥特国王兼军事领袖狄奥多里克占领了西罗马帝国皇帝最后的都城拉韦纳，此时西方教会应对新世界的审慎策略也变得显眼起来。狄奥多里克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明面上向拜占庭皇帝俯首称臣，实际上却是一位完全独立的君主——甚至就连后世的拜占庭史官都不得不对他的这一手以及其他若干招数勉强予以肯定。*2* 狄奥多里克接纳了自己一头闯入的精致文化，如今拉韦纳依旧保留的几座优美建筑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它们是非公教版本基督教在意大利修建的最宏伟的教堂，其中包括位于皇宫当中供他本人使用的小教堂。这座建筑最早是敬献给救主本人的，后来公教会又将其进行了重新敬献，使之成为了新圣阿波利拿里教堂（Sant’Apollinare Nuovo）（此前在拉韦纳附近还有一座教堂，也敬献给了据称是这座城市首任主教的阿波利拿里）。步入内部之后，人们第一眼就会发现这座建筑遵循了经典长方形教堂的形制。显然修建这座建筑的领袖很尊敬基督教传统，也并不认为自己的信仰应当占据基督教的核心位置。但是如果看得再仔细一点，还能发现不少有意思的特色。

新圣阿波利拿里教堂当中有一部分马赛克拼贴画是在六世纪早期教堂建成时制作而成的。其中有两幅画作描绘了狄奥多里克的宫廷与他的港口城市克拉西斯，今天这两幅画看起来完全不知所云，因为其中的人物形象完全被抽象图案取代了。因为这座教堂后来落入了公教会手中，而公教会不能容许对于异教国王及其随员进行英雄化的描绘。不过还有一部分原始画作得以保存，这部分画作位于墙壁顶端的饰带上，距离人们的视线非常远，因此尽管贯穿了教堂正厅的两侧却依旧安然无恙。画作似乎体现了阿里乌斯派对于基督本质的看法。画作内容是耶稣生平。北侧画作中的行奇迹者与寓言讲述者被描绘成了一个白净无须的年轻男子，南侧的受难与复活场景中，他看上去则更加年长且蓄了胡子。换句话说世人的赎罪者就像真正的人类一样生活，成长并且成熟，他像人类一样受苦，又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复活。狄奥多里克就这样利用基督教艺术与建筑资源向全世界宣扬了阿里乌斯派的信仰。尽管在两次大战期间拉韦纳都遭受了轰炸，但是新圣阿波利拿里教堂以及其他几座东哥特建筑还是有幸保存了下来，这些建筑成了阿里乌斯文化与文学为数不多的见证。其他阿里乌斯派的遗迹几乎全都被有意识地从历史记录当中抹杀了。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一瞥得见阿里乌斯基督教的丰富多彩，其他地区的同类建筑全都被中世纪西方拉丁语教会非常成功地清除掉了。

狄奥多里克不仅对于阿里乌斯教堂极其慷慨，同时也允许公教会繁荣发展，还将许多罗马公教会贵族出身的人才纳入了自己的政府。其中最杰出也是最博学的一位名叫波爱修斯，他也是这些人当中最不幸的一位。他的宫廷生活结束于524年，当时有人指控他里通外国，与拜占庭相互勾结，最终他因此遭到了处决。但是他对于西方基督教未来的成型起到了重要作用，波爱修斯的希腊语水平很高，这一点在西方教会当中正变得越发难能可贵。他对于希腊文学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曾经计划将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全套著作翻译成拉丁语。最终他仅仅译成了几篇亚里斯多德关于逻辑学的论文。但是任何能够提供清晰思考框架的书籍对于当时的西方学者来说都是越发稀少的珍贵资源。此外波爱修斯还在身陷囹圄等待处刑的时候创作了一篇同样意义重大的文章：《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这篇文章当中并没有多少基督教因素，因为文章作者的智识根基是由新柏拉图主义塑造的。但这正是这篇文章的部分价值所在。就好像当年奥古斯丁的著作一样，这篇文章也将柏拉图嵌入了接下来几百年西方教会的思想核心。文中流露的视死如归精神有力地提醒着西方教会的教士与学者，哲学先贤们的声音值得用心倾听，哪怕他们对于基督一无所知。

狄奥多里克以及其他不如他这么花哨的蛮族统治者都可以被视为西方公教会的保护者，他们的防范对象则是拜占庭皇帝。从五世纪中期开始，拜占庭皇帝越发使得西方公教会领袖感到陌生与愤怒。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将罗马与拜占庭的关系从破裂边缘拉了回来。并非巧合地是，在同一时期身陷战阵的利奥一世教皇开始经常性地使用一句对自身职位的描述，这句措辞谦卑的描述斩钉截铁地确定了教皇沿袭自历史的权威：“蒙恩彼得的卑贱继承人”（indignus haeres beati Petri）。这个称谓有一个很有用的附带效果：根据字面暗示，就算某位教皇确实不堪大任，他也依旧享有源自使徒传承的神授权力。日后当后世教皇们打算为了某些不太好看的行为进行辩解时，这一点将会非常管用。*3* 在卡尔西顿会议之后，一系列拜占庭皇帝不顾一切地试图安抚自己的一性论臣民，以至于不惜危及在卡尔西顿会议上千辛万苦与西方教会达成的和解。伴随着482年与519年之间的阿卡修斯分裂，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也陷入了低谷。

在分裂期间基拉西乌斯一世是卡尔西顿信经的激进拥护者。在他那短暂却充满活力并为世人所牢记的教皇任期内，他试图沿袭安波罗修主教硬抗狄奥多西皇帝的传统，将君士坦丁堡拽回正道上来。494年基拉西乌斯一世在一封写给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信中称，上帝为人世间提供了两套权威，即君王与主教。他们有责任同心协力促进上帝意旨的实现。但是“其中教士的责任更重，因为在神圣审判日他们将要代表凡人的国王接受主的质问。”基拉西乌斯一世教皇对于皇帝的世俗权威表现了份内应有的全套尊重——与日后几百年间的许多继任者们大异其趣——但他同时也坚称，在一切信仰问题上皇帝都应当顺从教士的意见。*4* 基拉西乌斯一世的主张不仅仅应对了眼前的分裂形势，还为后世西方世界奠定了基本原则。这条原则在西方得到了后世君主们的普遍尊重，教会领袖们则对其大加利用与拓展。而在东方这条原则却从来没能站住脚。东方教会的宗主教们如果对皇帝说同样的话，十有八九没好果子吃。

在分裂期间还有另一件深刻影响西欧未来的大事：前西罗马帝国境内有一位势力特别强大的蛮族国王皈依了公教会。他的权力基础位于高卢北部，他的名字叫克洛维斯，他和他的继位者们继承了他祖父的姓氏墨洛温，自称梅罗文加王朝。481年，克洛维斯成为了日耳曼民族当中法兰克分支的国王。他是个很成功的军阀，将家族的势力扩展到了曾经的高卢行省全境——此后人们就将这一地区称为法兰克，基本上与今天的法国相重合。就像其他日耳曼领袖一样，他也与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拉拉扯扯，他的家庭成员也一定选择了阿里乌斯派。*5* 但是他本人娶了一位公教妻子，并且逐渐越发仰慕公教会的圣徒之一，行伍出身的主教图尔主教马丁。就像两个世纪之前上帝曾经青睐过君士坦丁一样，马丁的上帝也为克洛维斯赢得了许多军事胜利。对于罗马帝国的追慕以及当地圣徒的影响使得克洛维斯的信仰偏向了他妻子那边。

当时的图尔主教格里高利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卢-罗马贵族，他不仅是马丁的继承人，还是这位圣徒的忠诚追随者与传记作家。根据他的记录，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将克洛维斯册封为了执政官，而克洛维斯则在马丁的图尔城大肆庆祝自己获此殊荣——由于格里高利的记录有多种解读方式，这件事的具体日期很难确定，大概应该是在493年到503年之间。*6* 授予执政官头衔的举动并不能真正确立拜占庭在当地的权力，但这一举动的确表明拜占庭皇帝急于与这位意料之外的公教会盟友结盟对抗对抗西方的阿里乌斯派统治者，而执政官头衔依旧是新老世界之间的强力纽带。在克洛维斯皈依之后大约一千三百年的时间里，总共有十八位法国君主以他的名字命名。克洛维斯的拉丁语拼法是Lodovius，在法语中的变体是Luois，也就是路易。现在西方教会拥有了一位军力强大的庇护人。还要再过一个世纪，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们才会彻底放弃祖上流传下来的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投向在他们治下大多数基督教臣民一直不管不顾地保留着的公教信仰。后来的公教会历史记录有意模糊了当年阿里乌斯派差点就在西欧大行其道的事实。假如蛮族君王们的信仰偏好最终倒向了西班牙的西哥特人而不是法兰克的克洛维斯，欧洲基督教的组织形式可能将会一直是松散零落的阿里乌斯派而不是罗马教廷。这种可能的后果简直无法估量。这样看来克洛维斯受到如此尊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公教会胜利的核心是已故的主教圣徒马丁。现在他成了梅罗文加王朝的招牌圣徒，公教会在拜占庭治下的意大利以及东哥特拉韦纳王国战胜阿里乌斯派的强大象征。在六世纪五十年代，拜占庭皇帝没收了拉韦纳的皇家小教堂并将其改造成了公教会教堂（也就是今天的新圣阿波利拿里教堂）。当时的拉韦纳大主教在庆祝这一事件时将这座建筑献给了高卢圣徒马丁，尽管还有许多反阿里乌斯派事迹突出的东方圣徒可供大主教的皇家主公拿来光耀教堂门庭。这个小动作有着很深的意味：甚至在收复拉韦纳这样对于拜占庭军事强权与公教会基督教而言都意义重大的胜利之后，西方教会依旧不会被东方基督教所同化。在这座教堂的本堂马赛克壁画当中，图尔的马丁依旧骄傲地走在一干男性圣徒的队伍前列，引领他们走向救主，尽管今天这座教堂早已经很欠考虑地被重新献给了当地的另一位圣徒阿波利拿里*7*

与蛮族出身阿里乌斯派或异教竞争者相比，法兰克梅罗文加王朝的存续时间要长的多。尽管后来也未能免遭政治分裂与国运衰微，但是梅罗文加王朝依旧在法兰克领土范围内推进了由三位公教会圣徒加以神圣化的政治联合意识。除了图尔的马丁之外，还有另一位三世纪德西乌斯皇帝时期于高卢北部殉教的主教，名叫狄俄尼索斯（后世的法语称其为邓尼斯），他是巴黎前身路特西亚市的第一位主教，后来克洛维斯在城市旧址附近的岛屿上兴建了自己的首都。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一位与克洛维斯同时期的杰出女性，一位名叫吉罗费华（在法语中是吉尼费维）的修女，她为殉教者邓尼斯修建了坟墓，据说她还组织了路特西亚的抵抗力量来抗击五世纪中期入侵当地的匈奴人。*8*在她的晚年，吉罗费华对于克洛维斯有着很强的个人影响，当时克洛维斯对于路特西亚的军事征服已经不可避免了。她在克洛维斯皈依公教会并尊奉邓尼斯的过程当中很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512年吉罗费华逝世时，梅罗文加皇室将她安葬在了一座新建的长方形教堂当中，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岛上的都城。这一举动确保了她的圣徒地位，也表示了他们开始效忠于尊奉彼得与保罗的罗马城。吉尼费维身后哀荣日盛，以至于这座教堂最终以她的名字重新命名。十八世纪的另一座巴黎教堂继承了同一名号，后来这座宏伟肃穆的建筑遭到了世俗化处理，成为了巴黎的先贤祠，一座纪念法国启蒙运动智识与文化成就的圣祠。这些成就与吉尼费维的业绩相比可谓截然不同。

简而言之，法兰克王朝的三位公教会主保圣人当中有两位主教，其中一位是行伍出身的修士。还有一位在当时或者任何其他时期都很不常见的女性圣徒，她不仅在修道生活方面进行了开拓，而且还显示了许多军人特有的品质。身为国王策士的吉尼费维将会在十四世纪为另一位同样奇异的女性圣徒提供榜样：圣女贞德，村姑出身的先知，法国宫廷当中的强力人物，对抗英军的可怕军事领袖。这三位圣徒与基督教公教会法国国王之间的联盟关系直到十九世纪都是西欧基督教所要应对的重大政治现实之一，后来的法国君主也因为“最为基督徒的国王”这个头衔而自觉光荣不已。与之并列的还有另一个在梅罗文加王朝最终倾覆之后流传开来的强力头衔：“神圣罗马皇帝”。千百年来，两大基督教皇权之间的明争暗斗反复扰乱着欧洲的和平。直到最近几十年间，人们依然能够强烈感受到教会与皇权在法国的古老联盟，这种感受极大地影响与危害了法国的政治。梅罗文加王朝的名声至今依旧禁锢着许多人，他们情愿通过云山雾罩的阴谋论来构建过去，却忽视了基督教历史上真实的精彩情节。

另一个王权也正在罗马成形。阿卡修斯分裂在519年的结束再次强化了教皇的属灵权威。此时的拜占庭皇帝是虔诚且生于西方的查士丁一世。在他的侄子兼继承人查士丁尼的鼓励下，他特别想与罗马达成和解。查士丁尼本人一直在考虑联合东西方，重建以君士坦丁堡为根本的单一帝国。时任教皇的何尔米斯达斯（514-523年在位）决心为了将一分为二的帝国教会再度结成团契而大力砍价。他要求东方教会的主教们签署一套协议，这套协议将赋予罗马不可动摇的地位：

“基督以圣彼得为基石建立了教会，因此公教信仰通过使徒圣座而一直保持了纯净无暇。罗马圣座定义了这一团契，我希望团契当中一切事务的决定今后都要获得使徒圣座的承认。”

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们设法回避了这份象征彻底投降的宣言，没有将自己完全套进去。但这份宣言在罗马主教的武器库当中注定将会享有一段漫长的未来。日后罗马方面将会使用这件武器来迫使实力衰弱的拜占庭教会重新与自己联合，还将会用它来塑造自身形象。要是没有这份宣言打基础，1870年的梵蒂冈会议根本不可想象。

对于西方公教会的领袖来说，东方教会对于何尔米斯达斯原则的态度显然非常冷淡，而且查士丁尼皇帝依然试图更改卡尔西顿决议。此时公教会精英与信奉阿里乌斯派的西方君主以及信奉公教的梅罗文加王朝之间已经结成了深厚的合作关系。因此当查士丁尼在533年开始着手重新夺取意大利，又在536年宣布要通过拜占庭的统治重新统一地中海地区时，西方人的反应并不算兴高采烈。何尔米斯达斯的儿子西尔维留斯于536年借助接连几任拉韦纳东哥特国王的支持成为了教皇，于是教皇就无可挽回地卷入了拉韦纳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军事对抗当中。后来查士丁尼击败了东哥特人人并且将拉韦纳定为拜占庭的西部陪都，与此同时现任教皇的执事长维吉里一心想着接班并且苦苦等待着顶替西尔维留斯的机会。结果这位新任教皇就成了拜占庭皇帝的玩物——实际上，在随后不久的一次帝国邀请之后，教皇进一步沦为了皇帝的囚徒。

维吉里发现新近得来的教皇荣光并没能使他过上高枕无忧的舒服日子，反倒将他领进了陷阱，因为查士丁尼依然在试图推出一套足以平抚一性论臣民的信经，而他需要教皇对此加以批准。在547年到548年之间，倒霉的教皇勉强在拜占庭皇家敕令《三文件》（Three Chapters）上添加了自己的认可，这其中包括对三名已故的铁杆二性论神学家的谴责，而卡尔西顿会议专门将这三人奉为正统——其中就有了不起的摩普绥提亚主教西奥多。553年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一次教会会议支持了《三文件》当中的谴责性内容，同时不冷不热地重新肯定了卡尔西顿会议的决议，并且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维吉里的缺席。这一来维吉里彻底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窘境，一边是西方教会的怒火，另一边则是被拜占庭皇帝的打手们修理一顿的确实可能性。可怜兮兮地左右摇摆了一阵之后，他在554年最终确切肯定了《三文件》以及其中的谴责性条款。万幸地是，他死在了从君士坦丁堡返回罗马的途中，借此躲过了罗马城内等待着他的凶险后果。基拉西乌斯对于教士权力的肯定以及何尔米斯达斯对于使徒圣座纯洁无暇的主张全都无济于事：在皇帝的胁迫下，一位教皇附和了异端教派的重大声明。*10*

因此，自君士坦丁一世以来，教会领导层对于皇帝的态度首次发生了分裂。高卢与西班牙等更加靠西的地区尤其难以正面欣赏自身与拜占庭的任何接触；西方教会当中的古典世界遗老遗少们越发感到，假如他们还想保存传统文化，必须指望那些曾经被他们不屑一顾地当成野蛮人的民族。拜占庭重新占领意大利的举动沉重打击了阿里乌斯派，使之越发虚弱。但是查士丁尼在意大利与北非所取得的军事成功最终在六世纪晚期的战祸当中化为乌有，也为教皇留下了更宽松的操作空间来主张罗马在西方教会当中的地位。在东方教会当中，各个主要城市的教会都有着各自的主张，彼此互不相让。相比之下，西方教会当中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够对抗教皇的地位，尤其是在一贯坚持己见的北非拉丁语教会于七世纪遭到阿拉伯军队的压制之后。西方教会一直在寻找一个足以解决各种内部争端的权威来源，这种需求也促进了大趋势的发展。尽管尼西亚会议与卡尔西顿会议这样的普世会议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尊崇，但是会议造成的冲突后果以及553年同类会议导致的烂摊子还是显示了这种决策方法的固有缺陷。

饱受摧残的罗马教皇声誉终究在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时期得到了恢复与扩展，他也经常被后人尊称为“伟大的格里高利”。就像两个世纪以前的安波罗修一样，他也出身于富有的传统行政背景，早年间担任过罗马城的地方长官，后来才成为修士。格里高利是第一位担任教皇的修士，尽管他的修道生活与帕科缪甚至马丁所熟悉的方式大相径庭：格里高利将自家在罗马城内的房产改造成了修道院，还为自己加入的修道院提供了资金基础。后来的史料宣称他的母亲西尔维娅每天都会用银盘盛着蔬菜来到修道院给他送饭。*11* 这位罗马贵族对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声明毫无兴趣。格里高利曾经担任过罗马教会的外交官并在拜占庭宫廷里呆了六年；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他对于希腊语教会毫无好感。六世纪末期，意大利地区的拜占庭势力遭到了中欧民族伦巴族的粉碎性打击。不过就像许多人对于410年阿拉里克蛮族洗劫罗马事件的看法一样，格里高利也一定不会将伦巴族的胜利视为令人瞠目的灾难。恰恰相反，他在592-593年之间与伦巴族单方面达成了和约，将拉韦纳的拜占庭皇家特使冷落在了一边。他强烈反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在过去几百年里一直在使用的普世宗主教头衔，尤其因为这个头衔的依据仅仅在于宗主教是帝国首都“普世之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许是为了反衬普世宗主教头衔的傲慢，格里高利特意为自己选取了一个极其自我贬抑的头衔并被他的继任者们沿用至今：“上帝群仆的仆人”。*12*

格里高利在位期间的确充满了紧迫感，因为他相信世界末日近在眼前。他会这么想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为他的家族带来特权与财富的社会此时正在政治动荡与衰败当中挣扎。*13* 假如末日即将来临，那么不仅修士们要做好准备，而且全体基督徒都应当早作打算。而教士们应当在他的带领下充满热情地帮助他们。在存世著作当中，格里高利的作品率先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讨论神职人员教牧与布道工作的具体做法。与修士的沉思修行相比，教士要担当截然不同的责任，而格里高利在当选教皇之前就脱离了修道生活。前任修士格里高利认为，与修道院的隐居生活相比，积极入世进行事工活动可以使教士们有机会获得更大的灵修进步。原因恰恰在于人们难以在鸡飞狗跳的日常生活当中维持平和心境与阐释福音的能力。“当遭到分割与撕裂的心灵被卷入如此众多且沉重的事务之后，这心灵何时才能回归自我，将自身收拢在布道词当中，同时又不放弃言语布道的事工呢？”随着教会越发强调修士的灵修英雄主义，这番话为教士们提供了宝贵的支持：教区神父们也有自己的灵修挑战需要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