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罗马主教的神授能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源自圣彼得的坟墓，另一方面来自欧洲对于罗马权力和文明同样由来已久的迷恋。在一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一系列事件当中，彼得的接班人复兴了罗马帝王统治世界的愿望，并且设法阻止了查理曼大帝的继任者在西方基督教当中以世俗君主的身份独揽大权。在君士坦丁堡那边，权力的平衡则有所不同。新近上任的君士坦丁堡主教利用了381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上达成的有利配套政策，使自己获得了“自罗马主教以降最为至高无上的荣誉，因为君士坦丁堡乃是新罗马”，而他的教会则竭尽全力试图在使徒传承方面压过罗马，声称自身的建立者是基督最初招募的使徒安得烈。即使按照早期基督教的标准，这项主张也很不靠谱，安德烈也从来没能为他所谓的主教接班人提供多少优势，没能为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带来什么实惠。相反，在后来被称为东正教的教会当中，拜占庭皇帝和他们所代表的基督教统治的理想成为了一支重要而鲜明的力量，而此时距离1453年君士坦丁堡末代皇帝驾崩已经过去很久了。

东正教一向以其忠于传统而自豪。宏大的崇拜仪式交织着古老的音乐，每一个手势与动作都大有深意，装饰仪式举行场所的绘画则遵循着悠久的艺术规范，这一切都不妨视为对于天堂永恒特性的模仿。东正教在撰写历史时也总会意识到这个自我形象。因此在讲述东正教故事时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许多人物或事件在特定时刻都曾为东正教未来发展提供过另外的路线，并且在后世东正教史学家那里大受贬损，这一点对于还原事实很有妨害。东正教的公开崇拜传统有个特点，即包含仇恨性质的赞美诗，指向被定义为异端分子的个人，从阿里乌斯到一性论者与二性论者，再到日后的圣像破坏者。*2* 例如，升天节之后周日大晚祷仪式上的第五首赞美诗（sticheron）当中就有这么一段文字。在庆祝第一次尼西亚会议的同时，这段礼拜词还津津有味地描述了尼西亚会议上的头号反派如何因为腹泻而惨死于茅厕当中（其中还包括了一条恶毒的神学双关语）：

“阿里乌斯掉进了罪恶的悬崖，

他闭着眼睛，以免得见光明，

神圣的尖钩

将他撕裂，因此他不仅将自己的

五脏六腑喷泄而出，

还排出了满腹‘实质’（ousia）和他的灵魂，

从此他便被命名为另一个犹大，

因为他的心肠与死状都与叛徒无二。”

这种仇恨性质的礼拜表现往往会指向礼拜仪式上某个参与教会所崇敬的圣徒，因此这种做法对于当今东方基督徒之间的一般性讨论而言颇有些尴尬。但是嘴炮放得再凶也总好过西方基督教火烧异端的行径。拜占庭帝国火烧活人的案例少之又少，在西方世界于十一世纪恢复火刑之后不久拜占庭就彻底停止了这种做法，尽管几个世纪之后的东正教莫斯科公国又重新祭出了这一招—— 显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1490年派往此地的使节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3* 事实上，东正教的教会领袖长期以来对于火刑一直持批判态度，在中世纪西方天主教教会当中基本见不到类似传统。*4* 话又说回来，自从东方与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会遭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之后，东正教基督徒也没办法迫害基督教异端了——但仇恨赞美诗依然存在，这些礼拜词肯定了以下主张：东正教内有唯一真理，而且唯一真理抗击过各种谬误的恶毒诱惑，这才得以流传至今。

当然，一脉相承并不等于一成不变。君士坦丁堡教会与其派生而来的分支教会与帝国政治以及帝国继承者的政治从来都是同床共枕的关系：他们的灵修生活也随着历史机遇的节律而升沉起伏。帝国在1453年的毁灭不仅鼓励教会坚定抓紧了一路发展而来的神学身份，拒绝承认当下或者过去的任何其他可能性，这也使得躲过了灭国之灾的教会重申了拜占庭模式神圣王权的作用。直到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后一位东正教国家的君主——希腊国王——才正式失去王位（这位国王的名讳恰好与史上第一位东正教君主以及最后一位拜占庭皇帝相吻合）。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正教文化圈里，依然还有一些统治者向往着类似的地位。

东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单独一座教堂建筑发展起来的，这座建筑对于东正教的影响力甚至要远远那些至关重要的西方圣地，例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克吕尼修道院教堂。这就是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或者说圣智慧大教堂。与克吕尼教堂相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结构保养得更好，但命运却也更加坎坷，曾经一度被改造成了清真寺。这次改造高度概括了东正教的历史创伤。圣智慧大教堂的目前形制主要归功于两个人，其一是一位讲拉丁语的巴尔干男孩，其二则是一位在床笫之上虎虎生威的前马戏艺人，他们就是查士丁尼一世皇帝和他的配偶狄奥多拉。*5* 在前文中检视451年之后西方教会以及拒绝承认卡尔西顿会议决议的其他教会的故事时，我们已经见过了这对尽管有些不搭调但却着实气魄不凡的夫妇。即使在查士丁尼于527年成功继承他那位巴尔干出生的军人叔叔查士丁之前，夫妻二人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运用过双重策略将帝国重新统一，一方面是与卡尔西顿会议的一性论敌人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则是在东方和西方发动军事征服。

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出现之前，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是最后两位影响力遍及其所属时代整个基督教世界各个部分的基督教君主。而且与维多利亚女王相比，他们的影响力要更加个人化，也不完全局限于象征层面。正是查士丁尼在533年主持了第五届君士坦丁堡会议，会上谴责了奥利金的神学传统，试图加强教会对于二性论的抵制，顺便还将当时在位的维吉里教皇羞臊了一回。狄奥多拉则为那些偷偷建立一性论教会等级体系借以挑战卡尔西顿派系的人们提供了庇护。拉文纳的圣维塔莱帝国教堂当中至今保存着皇帝夫妇的马赛克肖像。画面上的夫妇二人威仪堂皇，一副天下共主的气派，此外这幅画还打破了造像的惯例，让皇帝夫妇与神职人员及其随从虔诚且和谐地站在了一起。如果只看画面，人们根本不会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多么丰富多彩。要想了解这个方面，还得看宫廷史官普罗科匹厄斯的著作。此人有着非同一般的细致文笔。他虽然在皇帝夫妇面前毕恭毕敬，暗地里却憋了一肚子怨气，因此一方面对于皇帝的功绩与建筑成就不吝溢美之词，另一方面则以皮里阳秋的笔法恶毒攻讦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以绯闻形式记录了同样的事件。这部作品名叫《秘史》（Secret History），于十七世纪由教皇的梵蒂冈图书馆馆员重新发现，并且极大促进了当时历史研究的趣味性。*6*

查士丁尼登基之后仅仅五年后就遭遇了一场政治动荡，几乎终结了他的统治。因此他才兴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他的生活豪华无度，还积极发动边境战争，随之而来的税收激怒了君士坦丁堡的活跃市民，致使他们团结起来与他作对。君士坦丁堡城里有两个体育派系，分别是绿党和蓝党，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城里的大赛车竞技场（Hippodrome）举办公众娱乐，因此在城市政治当中发挥了领导作用。532年，两个派系搁置了平时的竞争，共同努力推翻查士丁尼，并且推举查士丁尼的一个侄子上台掌权。民众呼喊“尼卡”（胜利）的吼声充斥了整个城市，他们还纵火焚烧了众多城中主要建筑物。根据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述，查士丁尼皇帝在烈焰和恐慌之中差一点就要逃之夭夭，多亏狄奥多拉斩钉截铁地宣称“紫袍是最美丽的裹尸布”，这才稳住了皇帝的心神。皇后还派出部队将尼卡叛军杀戮殆尽，最终劈砍交加地重新掌控了城市。*7* 在战抖的皇帝周围，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区域都沦为了废墟，其中就有历时两百年，位于竞技场和王宫旁边的圣索菲亚教堂。

此时查士丁尼显露了他对于建筑物的热爱。他号令自己的建筑师以非凡的速度拆除了老教堂的遗址。兴建于原地的新教堂将会覆压大赛车竞技场，成为整个城市的大教堂，象征着帝国在他手下的统一，也将永久警告未来意欲作乱的人们。新建教堂的整体结构仅仅花了五年就得以完成并得到了命名。就规模而言这座教堂超越了所有先例。它摒弃了前身的长方形教堂设计，展示了皇家建筑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在此前基督教建筑当中几乎从来只能屈居次席：这就是穹顶，对于天堂华盖的再现。自从君士坦丁时代，人们就利用穹顶来覆盖圆形或中央发散型的基督教建筑，主要象征通过死亡到达天堂的道路——例如安葬重要人物的陵墓教堂，或者见证基督徒罪孽之死的洗礼堂。在这里穹顶的目标则有所不同，旨在为皇帝、牧首以及教众创造一个集会空间，让人感到整个长方形教堂的东西长轴都处于穹顶的笼罩之下。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效果。是因为这个穹顶的宽度和高度都十分惊人，在其底部还开了一排窗户，一道道光柱穿过窗口钉住了教堂内部的下层空间。东西两侧的两座半穹顶托举着主穹顶。整体结构的高潮是位于东侧的祭台。祭台并不位于穹顶之下，而是位于一座半圆（apsidal）圣堂的中心，圣堂护壁（apse）的顶端也有一座半穹顶。一位六世纪的诗人示默者保罗描述过这种结构的视觉效果：这座穹顶“形如巨盔，四面曲折，恰似天穹，熠熠生辉……以空气为基座，似苍天而高居。”*8*

示默者保罗的诗句其实是为了纪念圣索菲亚大教堂在一场早期地震破坏后的修复。教堂穹顶在1346年再次部分倒塌。没有几座其他教堂胆敢冒险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大胆且复杂的建筑形式一较高下；查士丁尼后来又兴建或重建了许多教会建筑，但是没有一座完全遵照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模式。圣索菲亚大教堂对于中央穹顶制式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其他东方教会皇家建筑或者日后试图认同东方教会传统的其他教会的建筑都将中央穹顶当成了母题。更有甚者，当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从露天庭院转化成室内空间之后，圣索菲亚大教堂开创的穹顶先例也成为了清真寺的主要特征。当其他东方教会建筑运用穹顶时，穹顶往往会呈现出早期基督教建筑当中的制式，成为中央发散布局的核心。最常见的用法就是将其安置在两臂等长的十字架——希腊式十字架——的中心。这种设计可以适应小规模社区的需求，例如农村教区或小型修道院，尽管尺寸有所缩减，但依然足以彰显九霄高天的煌煌气度。在为时更晚的发展当中，人们还会用名为圣像屏的屏风将祭台遮蔽起来。不过在查士丁尼之后大约五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对于此类教堂内饰的构想都与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