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此时君士坦丁堡的面积已经大为缩水，满目疮痍。众多村庄在古老的外围城墙之内寻求荫庇，村庄之间则是大片的农田。尽管索菲亚大教堂与其他新罗马的古代标志性建筑物依然高耸。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几任皇帝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一方面是由于高大城墙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从十四世纪末期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反复围城之后，皇帝们甘愿在苏丹面前俯首称臣。皇帝们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只能忍气吞声。他们拉拢西方世界为自己撑腰的企图屡次落空，只落得一地鸡毛与满嘴闭门羹。有一位名为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的帝国皇帝，他的母亲是意大利公主。这位皇帝在走投无路之下干脆于1355年以个人身份向罗马教廷投诚。但是他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强制自己的教会做出任何改变。接下来发生在1378年的教皇大分裂（Great Papal Schism）致使教皇宝座沦为了争抢的目标，声称自己应当成为教皇的人物一下子冒出来两个，后来又增加到了三个，致使任何东西统一计划都在东方教会当中彻底砸了招牌。

尽管时机非常差劲，但是西方世界还是开始很不自在地意识到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仅威胁到了分立宗派的东方基督徒，也威胁到了他们自己。现在奥斯曼势力开始向西推进，进入了希腊、塞尔维亚以及保加利亚地区。在教皇分裂期间西方世界经受了一次十字军狂热大发作，并且导致了特别悲惨的结果。1396年，西方世界集结了一支大概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十字军，参军的骑士们来自法国、德国乃至遥远的英格兰与苏格兰，由匈牙利国王担任主帅。这支大军围困了多瑙河畔的尼科波利斯，并且在城下遭遇惨败，上千人在土耳其军队手下受戮而死。这场大灾难促使曼努埃尔二世帕拉罗古斯皇帝不远千里奔赴英格兰祈求新一轮援助。他收获了许多同情，他的尊严与谦恭也赢得了普遍尊重，但是到头来他并未得到任何实际支持。

直到1417年康斯坦斯会议重新恢复了西方教会的统一，人们才得以再次研究教会联盟可能为君士坦丁堡带来怎样的好处。到了十五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拜占庭的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对于东西教会和解方案的探求也越发紧迫。西方教会依然深陷分裂，一边是教皇，另一边是在巴塞尔连续举行的教士会议，后者一门心思想要在梵蒂冈面前重振议事会的权威。两派人马都劲头十足地劝说拜占庭皇帝进行统一谈判，因为双方都看到了这样做的好处：重建失落已久的统一教会将会带来极大的声望。1427年，两只拉丁教会舰队分别代表两派势力驶向了君士坦丁堡，意在接载拜占庭代表团前往各自的会议地点。在这场奇特的教会海上竞速大赛当中，教皇的舰队比巴塞尔教士团体的舰队提前一个月驶入了港口。

拜占庭使团意识到，与教皇的对手相比，教皇提供的支持有着更广泛的基础，因此接受了教皇的邀请并参加了教皇的会议，这次会议首先在费拉拉重新召开，后来又搬到了佛罗伦萨。拜占庭使团的用心十分严肃：使团共计七百余人，其中包括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瑟夫与约翰八世帕拉罗古斯皇帝。实际上自从451年卡尔西顿会议以来，同一时期的各种基督教教派从未如此济济一堂，而且直到二十世纪的大公主义会议之前此等盛景都不会再现。来自东方的访客全然是一锅大杂烩。在1445年会议达成最终决议之前的各个不同阶段，各路求助者纷至沓来，其中有格鲁吉亚教会代表，卡尔西顿派与非卡尔西顿派东方教会代表，埃及一性论科普特教会代表——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就连埃塞俄比亚教会都派了两三个人过来露面。*46*

最终的结果对于拜占庭来说只是一场镜花水月而已。贯穿会议的问题并不新鲜：拉丁教会尚未准备好做出实质性让步，即便仅仅是在有限的议题范围当中做出让步——和子说条款（这个简单的拉丁语词汇或者由三个单词组成的希腊语词组整整占据了六个月的辩论时间），炼狱，无酵面包的应用，圣餐礼上的祝圣用词，还有教皇的权限。尽管如此，皇帝还是让步了。无休止的角力令他身心俱疲，饱受尊敬的约瑟夫也在会议期间去世了，致使皇帝没了依靠。1439年他终于认可了一份教会统一信经。当他于次年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发现根本无法就君士坦丁堡是否接受会议结果的问题达成任何一致意见。1444年又一支教皇组织的西方军队在黑海附近的 瓦尔纳 铩羽而归。对于许多拜占庭人来说，事已至此，实在没有必要继续自取其辱了。

在这场失败之后，君士坦丁堡几乎失去了一切幸存的希望。但是在1452年，最后一任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拉罗古斯最终还是决定在圣索菲亚教堂公开宣布东西方教会合并。在世与故去教皇的名字被正式纳入了双连画（diptychs），即东方教会的官方祈福名单。这一举动加剧了此前十二年一直在君士坦丁堡肆虐不止的争吵，而且也始终未能在东方教会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在北方，莫斯科公国早已干脆地否定了皇帝的做法，这将会对俄国东正教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此时距离奥斯曼大军彻底保卫君士坦丁堡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君士坦丁十一世手里满打满算只有八千守城士兵，而攻城的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则发动了六万大军，还有好几路杂牌盟军从旁策应。*47* 很难说这就是一场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较量，因为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苏丹麾下的主力部队全是基督徒雇佣兵。

古老的城墙并未遭到破坏。奥斯曼军队之所以能杀进城里全靠及时抓住了守军的纰漏。拜占庭方面的热那亚籍将军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在城墙以外的战斗当中身负重伤，于是要求守军打开一扇城门放他进程并回到自己的座船上。结果城门一打开奥斯曼军队就跟着撤退的拜占庭军队冲进了城里。与避战求生的朱斯蒂尼亚尼正相反，皇帝本人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他的具体阵亡地点或方式已经不可考证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奥斯曼军队抢走了他的遗体。破城的前一天，圣索菲亚大教堂里挤满了教众。皇帝本人也御驾亲临，按照全套传统仪式领取了自己平生最后一次圣餐，随后就离开了教堂准备披挂上阵。见此情景，教堂内部“哭号震天……无不悲叹流泪”。1453年5月29日破城当天，整座城市都陷入了谋杀、强奸与劫掠。与此同时在位于城市最高点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当中，晨祷还在继续。到最后无数奥斯曼士兵推倒了专供皇家游行队列进出教堂的大门，淹没了宁死不屈直到最后一刻还在礼赞上帝的信众。皇帝的首级被奥斯曼人塞满稻草并在穆斯林世界的各个主要城市巡回展览。皇帝的王朝也在君士坦丁大帝的都城里化为了齑粉。

就在1204年的惨祸降临之前不久，阿拉伯世界的旅行手册《孤身行者朝圣指南》（Ali ibn Abi Bakr al-Harawi）曾经倾慕且渴求地评价过君士坦丁堡。“一座比其名声更加伟大的城市，惟愿仁慈慷慨意旨高绝的真主将此城赐予穆斯林栖身。”*49* 现在奥斯曼苏丹终于实现了首次打出阿拉伯地区以来历代穆斯林征服者的梦想。无论是1204年的十字军还是分崩离析的科穆宁王朝的各路希腊语继承人在穆罕默德二世所取得的功业面前都只得甘拜下风。在他的手下，东罗马帝国的原有疆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而奥斯曼势力的扩张还将继续。耻辱与悲痛的情绪席卷了西欧，但是除了教皇例行号召西欧各国组建十字军攻打君士坦丁堡之外，此时已经没有多少能做的事情了。西欧世界只能哀悼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并抵御奥斯曼大军的进一步西征。1455年，西欧最伟大的作曲家纪尧姆.杜费正在大后方意大利的萨沃伊伯爵手下听差。他为创作于那不勒斯的歌词撰写了四部复调经文歌（motet），借以吊唁君士坦丁堡的结局。在其中一首经文歌当中，杜费借圣母玛利亚之口动人心魄地唱出了针对上帝的指责：

“至怜悯者啊，希望的源泉，

我那爱子的父神，我是他那痛哭的母亲，

我在您的庄严宫廷之前凄苦悲叹，

您的权柄与人类的天性

使得为我带来如此荣光的爱子

遭受了如此悲惨的伤害。”

一个洪亮的拉丁语男高音围绕着这段法语痛苦呼号发出了谴责的声音，引用了先知耶利米对于耶路撒冷沦陷的评价，在纪念圣周的仪式上经常能听到这些言论：“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她的．她的朋友都以诡诈待她，成为她的仇敌。”*50*

萨沃伊伯爵听到这段针对他本人以及所有西方君主的含蓄指责之后究竟作何反应呢？众多布道者与杜费这样的音乐宣传家推动了一股情感大潮，而远在君士坦丁堡西方的塞尔维亚城市贝尔格莱德则是这股潮流的直接受益者。因为走投无路的西方联军在1456年发动了新一轮远征，暂时将这座城市从奥斯曼人的手下抢救了回来。此时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一个世纪之后的1557年，一位名叫赫罗尼姆斯.沃尔夫的奥格斯堡学者兼图书馆馆员发明了一个拉丁语单词。笔者在本书当中经常使用这个单词来描述希腊语东正教东方世界的文化：他以君士坦丁堡的古希腊语名称为基础，创造了“拜占庭”这个词。*52* 这是一位身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界的外部观察家对于这个扎根于前基督教世界的基督教文化所做出的描述——对于沃尔夫来说，“拜占庭”指的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个帝国。在沃尔夫的时代，拜占庭早已不再是、以后也再不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政治实体了。

没能及时逃走的君士坦丁堡居民的确遭受了杜费作品当中耶利米所描述的命运：就像很久以前的耶路撒冷居民一样，他们也全都沦为了奴隶。但是苏丹希望自己的新都城充满生机，他不能容许这座城市长期荒废。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他立刻引入了大量新居民，其中大多数依然还是基督徒与希腊人。苏丹意识到，重新恢复普世牧首之位可以有效地鼓励移民进城，也能最大程度地展示他的善意。因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提拔了一位杰出的教士。此人名叫乔治.斯科拉利乌斯，后来成为修士之后法号吉那迪乌斯。早年吉那迪乌斯还是个在家俗人的时候就跟随拜占庭代表团参加了佛罗伦萨会议，因为他熟悉西方神学与经院主义治学方法。不过这段经历却使他成为了西方教会的反对者，而且他还尤其反对与罗马统一，于是苏丹就捡了个大便宜（自然。吉那迪乌斯上任之后立刻弃绝了拜占庭教会与罗马的统一关系）。新任牧首首先解决的事务之一就是焚烧了十五世纪拜占庭最著名哲学家之一格弥斯托士.卜列东（卜列东其实是他的笔名，这个名字既有“饱满”之意又暗指柏拉图）的最重要著作，因为他反对卜列东对于柏拉图哲学乃至前基督教时期古希腊宗教的热情拥护。

就牧首本人看来，这种审查手段很好理解。但是对于希腊东正教的未来发展方向来说，这一举动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此时此刻西方文艺复兴对于经典文学的再发现与热情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卜列东传播开来的柏拉图著作。卜列东的存世手稿在西方教会的图书馆里得到了妥善保存与高度尊重。*53* 文学如此，艺术亦然。拜占庭晚期艺术当中不断发展的自然主义——乔拉的圣救世主教堂当中的马赛克壁画就很充分地表现了这个流派——遭到了抛弃。与卜列东手稿命运同样意义重大的是十六世纪基督教世界最杰出艺术家之一的奇异职业生涯。此人名叫多米尼克斯.希奥托科普罗斯（1541-1614），生于克里特岛。他在岛上接受了圣像画师的训练。当时克里特岛依然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殖民属地，他利用这一点向西出发，历经威尼斯与罗马，最终在西班牙落脚，并且在此期间开始从业——尽管基本没有证据能证明他真心实意投靠了西方天主教。在旅行途中，他的绘画风格越来越个人化。他抛弃了圣像绘画的宁静肃穆，转而投向了暴风骤雨式的强烈视觉效果。他的画作当中充满了左顾右盼的眼神、不依不饶的光照与蠢蠢欲动的阴影，他笔下的任务往往面目骇人且刻意拉长。这种风格很符合一部分西方金主的重口味。但是尽管他的艺术生命漫长且多产，但是他却不仅仅会使人们产生敬仰之情，还会让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感到困惑不解——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为了在自己的文化当中为希奥托科普罗斯安排一席之地，意大利人与西班牙人只得强调此人的他者性——他们将他简称为“希腊人”（El Greco）。希奥托科普罗斯远离出生地的游历生平仅仅是表面症状而已，深层疾病则是东正教丧失了包容艺术风格激进创新的气度：毕竟即便在西方他也是个格格不入的家伙。

奥斯曼帝国对待基督教君士坦丁堡的方式遵循着最早期阿拉伯征服以来一直为人们所熟悉的模式。他们毫不留情地将城中的大部分主要教堂改建成了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自然位列其中，拱顶造型的轮廓搭配上了前所未有的四座宣礼塔。征服君士坦丁堡一个半世纪之后，时任苏丹在这座雄壮建筑的激励下就近打造了同样体量庞大的伊斯兰教原创建筑，即（蓝色清真寺）。这座建筑建立在了旧皇宫的地基上，而且配备了更多的宣礼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十几座清真寺从城市高地一字铺开，通过各自的穹顶和半穹顶向这座东方基督教最伟大的失落教堂表示了敬意。以其悠久礼拜仪式与音乐传统而闻名的史杜迪特修道院在城市沦陷之后就立刻被关闭了。除了教堂之外，修道院的其他建筑全都没有保留下来。 而这座教堂也像圣索菲亚大教堂那样被改建成了清真寺。于是影响力遍及整个东正教世界的两套礼拜活动模板全都消失了。*54*在曾经的拜占庭领土以及君士坦丁堡城里，基督徒手里剩下的教堂必须比附近任何清真寺更矮，而且使用教堂大钟或拍板来传召会众举行崇拜活动的做法也遭到了禁止。这是不可避免的城市景观改造的一部分。基督教教堂的塔楼与正面外墙装饰逐渐遭到了拆除。原本安置于路边墙壁上的壁龛以及其他圣所当中公开展示的圣像——它们对于基督教建筑的意义相当于小额零钱之于日常生活——逐渐从路边消失了。从村庄前往各大城市的旅行者们会看到宣礼塔占据着天际线，城市当中崇拜活动的声音也变成了宣礼员的呼喊而不是号召信众进行祈祷的钟声。

环境的改变也伴随着人口的变迁。在奥斯曼帝国治下，基督徒人口就社会地位而言全都成了吉米，有一定特权但低人一等且受到各种限制。所有基督徒属于同一个米勒特（Millet）或者说专有社区，他们的首脑则是普世牧首。基督徒广泛分布于君士坦丁堡、希腊以及小亚细亚。与他们情况相似的另一个迅速增长的团体是来自西欧的犹太人，两帮人都生活在吉玛制度之下。自十五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千千万万名遭到西班牙与葡萄牙驱逐的犹太人抵达了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当局之所以欢迎他们入境恰恰是因为他们此前遭受了基督徒的压迫。在塞萨洛尼卡，犹太人一直占据了当地人口的大多数，直到1922-1923年的悲剧事件致使大量希腊难民涌入当地为止。此后这里还将在纳粹手中罹受更惨重的灾难。*56* 奥斯曼人的领土当初在小亚细亚零敲碎打地成型，因此后来的奥斯曼帝国也保留了种类繁多的文化与管辖权，并没有试图将伊斯兰教法或习惯法守则推而广之（不过涉及穆斯林的法律纠纷还是要靠教法来解决）。

苏丹将普世牧首认可为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基督徒的首领之后，牧首的权力在理论上得到了巨大提升。在他的周围，再次在君士坦丁堡城里繁荣发展起来的希腊人形成了一个专门与奥斯曼当局打交道的权力掮客精英阶层，他们主要居住在牧首总部附近的法纳尔区，因此他们被人称作法纳尔人（Phanariotes）。一个格局如此狭隘逼仄而且俯仰征服者鼻息的团体很容易腐败变质徇私自谋。而且法纳尔人的希腊文化和他们对于自身历史的骄傲总难免会隐隐刺激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或罗马尼亚人，而这几个族群也同样置身于牧首的管辖之下。与此同时，牧首的所谓权威完全听命于苏丹的摆布，因此难免不断遭人拆台。奥斯曼政府频繁罢免并更换牧首，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另一部分在于新任牧首继位要缴纳手续费，此外现任牧首的竞争者也会竞相贿赂当局。于是在 1595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共计三十一名神职人员参与了五十五次牧首更迭。

通过与征服者的鼎力合作，牧首保护着他们的社区躲过了受压迫处境的最糟糕可能。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东正教群体遭遇了一场隐约可见的重大威胁。当时有一批主要伊斯兰教法律师或者说乌里玛（ulema）试图攻击基督教根深蒂固的特权。他们辩称因为当年君士坦丁堡抵挡过穆罕默德二世的攻击，之后才被征服，所以基督徒无权享有米勒特地位。牧首与当时的宰相与苏莱曼苏丹进行了大量秘密谈判，再加上宫里宫外多方打点，这才使得基督徒群体堪堪躲过了这一劫。牧首找到了征服早期的人证，其中最年长的一位已经一百零二岁了。此人声称自己是守城战期间的士兵。*58* 不过在1568-1569年，乌里玛们比这次更加成功地说服了塞利姆二世苏丹针对修道院地产采取更加激进的没收措施。这种做法看上去难免让人想起同时期西欧新教徒解散修道院的举动，穆斯林可能也的确受到了新教徒的影响。帝国境内的修道群体因此遭受重创，圣山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山上的修道群体之所以得以存续基本上是仰仗了北方东正教统治者的慷慨捐赠。*59*

在基督徒群体内部，东正教权威阶层除去绝罚之外并没有什么好办法来执行教规。绝罚通过官方煽动与公众意见获得了众口铄金的力量。根据希腊民间文化的说法（这种说法得到了教会作家的大力非正式支持），遭受绝罚失去教籍的人死后无法像常人那样肉身朽坏，而是会转化成一种名为“鼓尸”（tympaniaios）的不死生物。根据传说，这些不幸死者的不朽肉身将会不断肿胀膨大，致使全身如同鼓皮一般绷紧，这也是这个名字的由来。摆脱此等可怖怪物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遗体或者棺材上泼洒东正教圣水并由教士进行赦免仪式。教士们用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对于教众的控制，并且在当地的伊玛目以及游走各地的天主教传教士面前展现了自己的权威。*60* 但是假如一名基督徒打算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已经皈依穆斯林的基督徒如果想要重新回归基督教就会遭受死刑，教士们只好抓住这一点做文章，大力宣扬迷途知返的殉道者。传教工作根本不可能开展。历任牧首试图在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学院进行范围广泛的神学研究，与西欧的同类型高等教育相抗衡，但是这方面的努力也颇受限制并且时断时续。

于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教徒人口比例自十六世纪后期开始明显稳步下降。一些人成为了秘密基督徒，这种非同一般的生活方式往往可以延续好几代。据说在塞浦路斯岛上——1570年土耳其人终于从威尼斯人手里夺取了这个岛屿——有很大一部分伊斯兰教皈依者就好像麻布覆盖的棉布，从两面看去材质各不相同，所以他们被称为莱诺瓦姆瓦克人（Linovamvakoi），意为“亚麻棉布”。这种双重效忠一直存续到了 1878 年英国终结奥斯曼帝国在岛上的统治为止。在小亚细亚地区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当地生活着几万名秘密基督徒，甚至还有在明面上伪装成毛拉的教士*61* 这些人的消极幸存很好地体现了占领时期东正教的总体精神状态。1453年之后，面临着镇压与二等公民身份的基督徒们本能地保存了能够保存的一切。这场灾难彻底终结了东正教的突破性创新时代，这个时代从八九世纪破坏圣像争议开始，一直延续到1351年静修派获得认可为止。值得思索的问题在于，如果拜占庭东正教从十四世纪至今并非一直处于守势，今天的东正教可能会拥有截然不同的气场，对于变革的态度或许会更加开放，还可能会产生许多全新的神学设想。

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基督徒——此时已经由于宗教改革而分裂成了新教徒以及罗马天主教徒两大阵营——对于东方教友所遭受的无尽折磨产生了新的兴趣。位居西方教会裂隙两边的基督徒们都想为了各自的目的而拉拢东正教，困窘不堪的东方基督徒往往也会急切地寻求他们的帮助。但是在东西方基督教之间依然横亘着两道阻挡理解或和解的障碍： 1204年的会议笼罩着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的接触，致使东正教无法完全顺服教皇的权威；而新教徒对于造像的厌恶——甚至包括路德宗在这个问题上的微妙立场——也使得热爱圣像的东正教愤愤不已。*62*

君士坦丁堡教会当中的确出现过一位试图抓住主动权并寻求创造性变革的领袖，名叫西里尔·卢卡里斯（1572-1638），但是他的作为最终仅仅使得东正教基督徒进一步坚定了捍卫自身历史的决心。他的职业生涯最终也以悲剧收场。有一位伟大的东正教神学家兼主教对他评价甚高，认为“他大概是自圣佛提乌斯以来历任牧首任职者当中最有才华的人”。*63* 身为高阶东正教教士的卢卡里斯有着异乎寻常的国际化出身。他来自威尼斯统治时期的克里特岛，在威尼斯共和国兴办的著名帕多瓦大学接受了西方高等教育。帕多瓦本身在西方欧洲的地位就很不寻常。尽管反宗教改革天主教势力在意大利半岛发展得如火如荼，但是这座城市却在私下里与新教徒交好。卢卡里斯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向北游历并且来到了波兰立陶宛联邦，从而进一步接触到了新教与另一个不同的东正教世界。1596年，他在这里目睹了罗塞尼亚东正教教会如何在布列斯特教会合并会议上向教皇权威低头。这起事件令他惊骇不已。他认为之所以会闹出这种局面，部分原因在于东正教教士受教育水平低下，在受过高度训练的耶稣会会士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听任对方推进联合。他开始同情其他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西方基督徒，在波兰这主要指的是改革宗（即非路德宗）新教徒。*64*

回到地中海之后，卢卡里斯于1601年在规模较小的亚历山德拉麦尔基派（卡尔西顿派）东正教教会当选了牧首，此前他有一位表兄弟也曾获此殊荣。1612 年他又当选了普世牧首。他的任期注定要遭受多次打断，最终还会由于政治原因而遭到野蛮的终止。他结识了一位改革派荷兰商人兼外交家科尼利厄斯.冯.哈加，还与国际新教改革运动当中最受尊敬的领导人之一、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艾伯特进行过书信往来，而卢卡里斯的家人则深入参与了日渐增长的英格兰-奥斯曼贸易活动。在地理位置与出身背景上相距如此遥远的两位大主教看到了双方在反对罗马天主教方面的共同利益。他们甚至考虑过重新联合双方教会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

艾伯特向詹姆斯国王（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兼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引荐了卢卡里斯。国王陛下一直以国际新教政治家自诩，对于基督教的重新联合非常感兴趣。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创作并最终出版过一部长诗，庆祝基督教海军在1571年勒班陀战役当中大败土耳其海军的战绩。*65* 有了詹姆斯国王的热心支持，英国政府雇佣了好几位希腊学者来英国进行研究工作。这其中有一位卢卡里斯的克里特岛同乡名叫内森尼尔.科诺皮尔斯（Nathaniel Konopios），日后成为了士麦那的大主教。据说此人喝下了牛津大学里的第一杯咖啡。*66*卢卡里斯对于改革派新教神学家的同情心如此泛滥——这其中就包括经常被视为该群体代表人物的约翰.加尔文——以至于没过多久就有人很不客气地将他称作“加尔文宗牧首”。*67*

在牛津大学喝下的那杯咖啡——为接下来一个半世纪里伦敦咖啡馆当中生机勃发的智识生活开创了先例——算得上是卢卡里斯牧首任期的寥寥几件遗产之一。除此之外他所留下来的几乎就只剩下了大量的恶意。卢卡里斯的教牧意识很强，在他眼中，自己的教众群体当中充斥着无知与迷信，他自己的教会也明显走上了下坡路，这使他非常苦恼。1627 年他重新开放了奄奄一息的君士坦丁堡学院，并且为其配备了印刷机以及在伦敦接受过培训的希腊印刷工。没过几个月，耶稣会的天主教传教士就组织了一帮暴徒洗劫了印刷车间。但卢卡里斯不为所动，坚持资助完成了新约的现代希腊语译本。1629 年，为了教导希腊东正教信徒，向他们介绍一下他眼中的西方神学珍宝并与东正教传统融会贯通，他出版了一份《信仰声明》（Confession of Faith）。在这部著作的众多主题当中，卢卡里斯特别阐述了新教因信称义教条的一个特定版本以及宗教改革从这一教条发展而来的预定论。这一来他在自己的教会里掀起了一场反对的风暴，耶稣会士则趁机从中煽风点火。他们还暗中在奥斯曼土耳其当局面前搬弄是非，将卢卡里斯塑造成了为境外颠覆势力服务的第五纵队首脑。为了将这项指控做成铁案，他们花费了大量罗马的财富用于行贿。1638年卢卡里斯遭受了死刑处决，罪名是鼓励莫斯科领导下的哥萨克人攻击帝国。英格兰国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关系此后从未彻底断绝，但是东正教方面也在极端政治环境下就此养成了机会主义的恶习，而且双方的大量相互神学误解也牵涉其中。*68*

卢卡里斯是一位生不逢时的创造性人物。他的敌人在东正教教会内部培育了毒汁横溢的反新教情绪。随着希腊东正教在十七世纪接近了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士们也取得了针对卢卡里斯的最终胜利。这一幕的背后是天主教法国君主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方基督徒的持续投资，其中既有商业干预也有谨慎的皇家外交支持。在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依然是一支充满活力且对外扩张的军事力量，西方世界干预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能力仍然有限。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例如 1565年在马耳他守卫医院骑士团总部的胜利，以及随后天主教哈布斯堡势力在勒班陀取得的胜利。直到十七世纪末期情况才有所改变。1683 年，波兰和哈布斯堡联军在维也纳击退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军队，这一战也成为了奥斯曼帝国国运由盛转衰的标志。不过此时奥斯曼帝国所面临的敌人不仅是曾经的西方十字军列强。在奥斯曼边境以北还出现了一个新的东正教帝国，这个帝国将会再一次改变世界基督教的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