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东正教相建筑、艺术和礼拜仪式三方面最辉煌的结合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人们经常干脆称其为“大教堂”。虽然目前教堂内部有些萧条破败，但这番景象既不能体现教堂原本的盛景，也不能体现成为清真寺之后建筑本身接受的大量修缮保养。在612年，塞尔基奥牧首曾经下令削减在他看来冗余无用的人员和过度的排场：删繁就简之后得到牧首认可的人员组成包括80名神甫，150名男性辅祭，40名女性辅祭，70名副辅祭，160名读经师，25名唱诗班领唱，还有100名门房。*9* 穿过这一队规模骇人的神国廷臣，参拜教堂的教众们可以看化身穹顶和半圆顶的天堂。圣索菲亚教堂原有的装饰绘画还是比较简单的，此时也变得更加繁复精细起来。只要抬头看看教众上方的穹顶，就会看到万物之主（Pantocrator）基督荣光无限审判天地的形象。向东看去，在面包和酒成圣的桌子边上，通常会有圣母的画像，而且画中的圣母通常会怀抱道成肉身的婴儿基督。在这些端坐王位道成肉身的神圣代表周围是更多马赛克壁画人物造像，随着东正教的发展，这些画面的布局与内容都已经固定了下来，所有这些固定程式的用意都在于反应画作的原型，恰似柏拉图理念当中的真实形态可以通过特定物体得到反映。统治者、圣徒与教士等级分明，各安其位，但都与上帝以及“神之承载者”圣母玛利亚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对于观看画作的教众们来说，这些画面无时无刻不在向他们保证，仁慈的上帝允许人类与他如此亲近。

有趣的是，拜占庭式教堂内饰的圣徒排序并没有反映基督教崇拜当中的季节轮替，相反，圣徒们往往会分类分组，例如殉教者组与守贞处女组等等。*10* 教会的年度——圣诞节，复活节，升天节——以月份流转的线性方式讲述了一个以基督生平为核心的故事，其中也穿插了纪念各位圣徒生平当中特定历史事件的纪念日。与此相反，圣餐礼则不受时间影响，反映了永恒的天堂。东正教教堂艺术规划的特征就是调动这种永恒——祭台之上的艺术规划所指向的唯一时刻就是基督荣光统治世界的时间终了之际，所有圣餐礼仪式都是对这一时刻的参与。东方教会的教众集会方面始终没有养成加洛林西方的态度，即认为需要将圣餐礼加以私有化，需要将圣餐礼的力量指向特定目的并完成特定意图，因此可以将圣餐礼的形式加以缩短。在东方教会这边，之所以庆祝圣餐礼是因为圣餐礼需要得到庆祝——在东正教历史上最坏的时代，教会能做的事情也只有这么多了。此外，东方基督徒似乎很早就得出结论，参加圣餐礼的信徒没有必要非得接受面包和酒。这恐怕是因为此时的圣餐礼已经将面包和酒赋予了新的意义，而食用基督血肉的经验实在太令人生畏了。东方教会的普通教众差不多每年才能领取一次圣体，西方教会很久之后才取得同样的发展。事实上早在四世纪后期，米兰主教安波罗修就曾经记录过自己对于东方教会习俗的否定态度。

组织化崇拜上帝活动的目的是在巨大头盔状穹顶的保护下使天堂的圣洁拥抱每个参与者。礼拜词的咏唱模仿了天堂的音乐，天使就位于信众身边的唱诗班当中。东方教会的传统只允许使用人声，不许使用乐器。相比之下。西方拉丁语教会甚至远在埃塞俄比亚的教会都在中世纪逐渐接受了乐器的使用。歌唱的教众走在通向圣洁的旅途上，受到程式化礼拜词的保护，他们的行进队列不仅仅主导了教会的神圣演剧，也主导了君士坦丁堡的日常街头生活。进入神圣场所的时刻特别重要，尤其是对于皇帝本人来说，如此小心的目的自然在于迎合上帝祭台上的圣餐礼演剧。发源于游行队列的音乐后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用途。例如东方教会最流行的赞美音乐《三圣颂》（Trisagion）据说就是五世纪中期一个男孩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原意是对他在游行队列当中吟唱的忏悔赞美诗进行评论，旨在祈求上帝将人们从一系列凶暴地震当中解放出来。这段颂歌成功地平息了地震，因此在礼拜词当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也在拜占庭疆界之外的东正教基督徒心中扎根下来。*12*

东正教的崇拜方式将僧侣以及修道院之外的普通教众推向了一个在几百年间逐渐成为东正教灵修生活基础的理念：与神性相结合，或者说“圣化”（theosis）。这个词的含义足以令人晕眩，也令许多西方基督徒感到震惊，因为这个词可以翻译为“神化”。这个概念很可能将基督教信徒引向非常不同的方向，远离奥古斯丁对于人神之间原罪鸿沟的强调，远离西方教会的理念。这个概念主张人类社会可以通过事工与礼拜词得到圣化，自愿投身于此类操劳苦工的人们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冥想来圣化世界。查士丁尼之所以要推进首都重建的重大项目并围绕着圣索菲亚大教堂创建一整套神圣仪式，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宫廷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在这个社会当中，每一项之前曾经是非基督教帝国结构组成部分的公共活动现在都得到了祝圣，成为了侍奉上帝的手段。

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第一项重点工程就是将五百年来罗马帝国所作出的各种法律决定编纂成册。这项工作看似与圣化全社会的计划离题甚远，但查士丁尼的编纂删减实际上是基督徒对于帝国法律遗产的有意识重塑。与四世纪的早期基督徒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统一罗马法律的做法相比，查士丁尼的目的性要明确得多。这部法典是查士丁尼最持久的遗产之一。在西方世界，这部法典在拜占庭帝国灭亡后消失了几个世纪之久。不过到了十一世纪，重见天日的法典对于格里高利教皇的社会改造以及欧洲第一批大学的问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其后制定的大多数西方法律制度提供了依据。此外直到拜占庭帝国在1453年灭亡之前，这部法典也仍然是东方帝国司法的基础。但幸存也是有代价的：法典本身被很快翻译成了希腊文。

查士丁尼继任者的帝国当中没有拉丁语的未来。地中海东部的人们仅仅将拉丁语视为西方西方殖民当局强行施加的外来语言。拜占庭人继续称自己为“罗马人”（阿拉伯人也用相同的称谓来称呼他们以及他们位于小亚细亚的故乡——拉姆（Rhum）），但他们用得是希腊语：于是他们就变成了Rhomaioi。此外他们也失去了享受拉丁语文学的胃口，直到很久以后的十三世纪，在新一轮东西方文化接触期间，他们才开始阅读新一批拉丁语诗歌与哲学著作的希腊语译本。*13* 新罗马排空了一切旧罗马或者非基督教的内容，这一点对于查士丁尼的统治以及他于565年死后留下的局面产生了不可逆的影响：查士丁尼与565年去世，此后又过了一个半世纪，东方帝国社会形成了一套全新的自我认同，也就是所谓的拜占庭。

查士丁尼不仅仅通过征服意大利和北非的军事行动使得传统罗马社会走上了绝路，他也破坏了东罗马帝国绝大部分的历史。529年，查士丁尼封闭了雅典学院。在罗马帝国自信的高峰期，在第二代智术师的全盛时代，这座机构有意识地重建了亚里士多德的古代学院，直到此时仍然坚持着柏拉图的学术传统。同样也是在查士丁尼时期的550至551年，贝来图斯（今贝鲁特）的另一座高等教育机构在大地震摧毁城市之后也遭到了关闭，只有亚历山德拉保留了古代非基督教学术中心的地位，直到伊斯兰势力将其征服为止。遭受了这样的损失，教育越发成为了基督教神职人员的私产以及高人一等的象征。传统书籍十分稀缺，因此一种新型书籍流行起来：选集（florilegia）是完整著作当中简短摘录的集合，借以充当宗教题材导读。一般来说这些选集在编纂时都有着明确的神学主题。此外另一种形式的新书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圣徒传（hagiography）——圣徒的传记，他们所行的奇迹，以及与崇拜他们的圣所相关的奇迹——这种题材以埃及的安东尼的生平为模版，成为了拜占庭的主要阅读食粮。*14*

这也是很自然的。人们越来越感到这个世界正在失去控制，最大的希望似乎就是圣所与圣者在天堂与人间的屏障之上凿出来的细微缝隙。六世纪晚期的拜占庭帝国在各条战线上越发处于守势，查士丁尼在地中海西部赢得的领土也损失不小，此外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还占领了巴尔干地区的大片帝国领土。613年，一支波斯军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面堂而皇之地扎下营寨，与君士坦丁堡遥遥相望。626年，城市迎来了史上最大的危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与波斯人的三方联军围困了君士坦丁堡。在赫拉克里皇帝外出征战未归之际，牧首号召全城民众携带圣像举行游行。在围困期间，据说有一位人们确信是圣母玛利亚本人的女子领导了守城将士的抵抗：这个传说极大地刺激了东方教会当中早已十分活跃的玛利亚崇拜

拜占庭历史上最伟大也最经常遭到抹黑的英雄就是赫拉克留皇帝，他面对着层层累加的军事威胁取得了非凡的功勋，他在610年的登基继位标志着一个历经整个七世纪的皇朝的开始。尽管如此，他最大的失败依旧赫然在目：他过分专注于击败东部和西部的敌人，却错过了南部的阿拉伯穆斯林，而这支新兴入侵势力才真正是帝国的心腹大患。 636年拜占庭军队败在了阿拉伯人手中，帝国很快就失去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全部南方行省。实际上在为期六年的时间里，不顾一切捍卫西方行省的君士坦斯二世皇帝干脆抛弃了君士坦丁堡，将整个宫廷搬到了西西里避难。他最终在668年死于愤怒的廷臣之手，因为他为了保障收入而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还打算永久性地定都西部。从此之后他的名字就永久性地遭到了丑化，人们不再用他的教名“君士坦丁”称呼他，而是蔑称他为君士坦斯。*16*

赫拉克留的继承人的确成功地防止了整个帝国遭到吞噬。678年，君士坦丁四世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击败了攻城的穆斯林军队，他一方面凭借着高大坚固的城墙严防死守，另一方面则借助人称“希腊火”的创新燃烧武器（其具体成分一直得到了严格保密，可谓是拜占庭的终极秘密武器）摧毁了阿拉伯军队的战船。*17* 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拜占庭的胜利视为阻挡伊斯兰势力在接下来几百年里向西挺进欧洲的关键一步，但是当时的人们却看不到多少宽心的理由，因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自然灾害加重了连绵不绝的战祸：从六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一场大规模瘟疫向西蔓延到了帝国国境内外，并且反复发作直到八世纪为止。帝国各地人口锐减，君士坦丁堡也未能例外。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叙利亚看到这场灾难造成的强烈冲击。此前的叙利亚一直存在着蓬勃发展的经典世界城市文明，但是瘟疫吸干了一座座城镇的生命力并且永远灭绝了人烟，在半沙漠化的荒野里留下了一系列废墟。此时的君士坦丁堡也满目疮痍，只不过是全盛时期的一道鬼影而已。*18* 拜占庭与萨珊社会都因为这场瘟疫而大为削弱，这也一定是阿拉伯人轻易压倒两个强大帝国并夺取大片土地的原因。考古学家们注意到，当地出土于650年到800年之间地层的硬币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当时的经济活动一定枯竭了。*19* 一个遍及地中海的社会面临着灭顶之灾，难怪此时的拜占庭很乐意满怀敬意与向往地倾听那些试图拉近帝国与上帝之间距离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