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这个宗教异见扩张进入巴尔干地区的故事开启了九世纪拜占庭的另一层面，这个层面对于东正教身份的形成至关重要：帝国的传教活动向西扩展到了中欧，进入了西罗马帝国基督徒的活动区域以及旧帝国疆域之外的新鲜领地。促成这一发展的动因既有拜占庭帝国多年斗争之后焕发出来的新活力，又有一位名为佛提乌斯之人的远见卓识。他在一连串危机当中就任了牧首。843年护卫圣像派获得胜利之后，一度因为分裂而苦不堪言的教会急切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而早已深受牵连的现任牧首麦瑟迪乌斯则没有这个能力。他仅仅硬撑了四年就遭到了废黜。他的继任者伊格纳提乌斯看上去也没什么指望。此人是一位惨遭去势的帝国王公，德奥多拉女王掌中的傀儡。865年女王失势之后此人也应声倒台。*69*

顶替伊格纳提乌斯的佛提乌斯看上去显然资格更过硬。他是一位富有的普通教众的儿子。他的父亲笃信护卫圣像的理念，因此遭到流放并且在流放期间困顿而死。此外他还是主持了第二届护卫圣像派尼西亚会议的牧首的侄孙。不过佛提乌斯不仅仅只有显赫的家世，他还是历任牧首当中最有才华与创造力的人物之一。佛提乌斯撰写了一部在古代世界绝无匹敌的著作，将他自己在识字生涯的前三十年所读到过的大约四百部基督教时期与前基督教时期文学作品进行了总体点评——光是这份阅读量在当时恐怕就超凡绝伦了。佛提乌斯非同寻常的学识使得不少修士对他抱有疑心，他们怀疑他是个潜藏的异教徒，声称他在礼拜仪式期间会默念世俗诗人的诗句。此外修士们也很难相信一位尽管独身但却不是修士的教士居然有权力管理教会。他们的敌意与前任牧首伊格纳提乌斯的怒火交织在了一起，与现任牧首作对的他显示出了令人侧目的韧性与耐力。

这两股合流一处的恶意曾经两次试图将佛提乌斯从牧首宝座上捅下来。第一次是867年，反对势力企图支持伊格纳提乌斯复辟。第二次是886年，这一回佛提乌斯的各种敌人竭力试图败坏他的历史记录。但是东方教会最终还是决定将他封为圣徒（教会手腕灵活地将佛提乌斯与他那位阉人对头的名字在礼拜仪式颂歌当中并列在了一起）。教会方面很有理由对佛提乌斯表示感激。*71* 佛提乌斯成果斐然的牧首任期恰好赶上了接连好几位才干不凡的皇帝，在过去两百年的悲惨遭遇之后，这几位皇帝下大力气重振了帝国的国运。他们建立了一个延续将近二百年的马其顿王朝，这是整个罗马帝国史当中第一个如此长命的王朝。王朝的名称源于创始人巴西尔的出生地。巴西尔有着相对卑微的亚美尼亚出身，以廷臣兼士兵的身份起家，借助阴谋与杀戮于867年登上皇位。早在863年他就立下了击溃阿拉伯军队的战功。巴西尔一世及其继任者很有耐心地建成了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甚至还扩展了帝国原有的疆域。他们尤其关注西方而非东方，尽管他们也很漂亮地阻截了伊斯兰势力对于帝国东部边境的进一步蚕食。皇帝们重振拜占庭国运的同时，教会也开始扩展东正教宗教活动的界限，而这正是佛提乌斯留下的遗产。当今东正教的文化底蕴都要归功于他的举措，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佛提乌斯牧首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长期以来蒙受的恶名。

佛提乌斯当上牧首之后不久，尼古拉一世就登上了教皇宝座。前文中我们已经见识了他如何为了主张罗马的特殊权威而鼓励想象性的史料写作。尼古拉教皇很乐意倾听前任牧首伊格纳提乌斯的控诉，借此为佛提乌斯制造麻烦。佛提乌斯尽管学识渊博，但是却对拉丁语一窍不通，这一点在此前历任牧首当中也算个例。因此西方教会很不待见他。此时的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首脑都是自我膨胀之辈，于是两人关系紧张也是理所应当的。而这段紧张关系将会决定中南欧洲巴尔干地区以及亚得里亚海沿岸（伊利里库姆（即以利哩古）与大摩拉维亚）大片地区——失去已久的罗马帝国领土——在未来的基督教派系归属。三世纪末期戴克里先皇帝将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半的分界线横贯了这片区域。法兰克拉丁语基督教向北欧与中欧地区扩展的时候，拜占庭也受到了刺激，产生了传播自己的信仰的兴趣并且将目光投向了疆域之外。帝国边境上有不少诸如保加利亚人之类的民族整天制造麻烦，使他们皈依拜占庭的信仰无疑是解决麻烦的最佳手法。

在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一场大规模事件显示了替代性皈依的可能性与危险。这起事件一定激发了帝国教会在疆域之外的运作。黑海东北部有一个力量强大且战略位置显要的哈扎尔王国，全体国民在国王的领导下皈依了犹太教。佛提乌斯手下口才最佳的基督教辩护士耗费了无数唇舌，还是无法劝说国王回心转意。这或许是因为国王还记得一个世纪以前有一位哈扎尔公主嫁给了破坏圣像派的君士坦丁五世皇帝，而严格禁止造像的犹太教对于的拜占庭帝国后来转向护卫圣像派的路线很不以为然。哈扎尔的宫廷用语从此成了希伯来语，这也是犹太教历史上最重大（尽管经常遭到无视）的时刻之一。*72* 除了政治考量之外，佛提乌斯本人对于传教活动也抱有极大热情。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他为巴西尔一世颁布的新法典《序言》（Epanagoge）撰写了序言。文中谈到帝国境内皇权与教权关系的时候，佛提乌斯声称牧首的责任除了推动促进正信之外，还要赢得所有不信者。*73* 他利用了帝国在东部边境的军事成功，一再拉拢孤悬异乡的亚美尼亚一性论教会，采取了细致的外交手段并展示了相当程度的善意。所有这些努力最终归于徒劳并不是他的过错。*74*

佛提乌斯与罗马的关系就没这么一团和气了——实际上他游说亚美尼亚教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动员他们支持自己并反对教皇。尼古拉教皇很乐意在拜占庭边境指手画脚，而边境地区的各路土霸王们也很快学会了利用东西方基督教的冲突来坐收渔利。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位是一肚子坏水的保加利亚包理斯可汗。他的第一招是与西边的邻居法兰克国王日耳曼人路易结盟，眼角余光还不怀好意地盯着拜占庭与保加利亚边境的摩拉维亚人。拜占庭方面无法允许这个联盟的存在，于是仰仗着大军撑腰于863年强迫包理斯可汗在拜占庭而非拉丁语教士手下接受了洗礼，并且让他将前任拜占庭皇帝米契尔的名字当成了教名。但是此后包理斯可汗依旧肆无忌惮地与新旧罗马的两位主教玩弄着外交扯皮的手段，让他们为了未来保加利亚教会的管辖权而彼此争斗，严重毒化了东西双方的交涉氛围，并且使得许多陈年争议话题再度焕发了活力，例如西方教会对于尼西亚信经当中和子说条款越发频繁的应用。佛提乌斯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怒火中烧的评论，后世史学家将这番评论比作“延时炸弹”。与此同时对抗局势正在文火慢工地不断升温，最终的高潮则是1054年的东西方相互绝罚。早在此前的867年，佛提乌斯与尼古拉就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彼此革除了对方的教籍。*76* 东西方再次陷入了分裂。

尼古拉教皇于同年去世，而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罗马方面很快就发现自己迫切需要拜占庭的军力支持来对抗伊斯兰势力对意大利南部的袭击。结果就是869年与879年的连续两届君士坦丁堡会议。接下来包理斯-米契尔可汗以及保加利亚教会都彻底倒向了拜占庭。拜占庭方面开出的条件很对他的胃口：他有权任命自己的大主教，并且在实际层面上对其施行日常化控制。第二次会议尤其令佛提乌斯扬眉吐气，因为他的对头伊格纳提乌斯在顶替他成为牧首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也随即官复原位。皇帝对他扩张君士坦丁堡教会管辖权的多年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圣眷加身的佛提乌斯在这次会议上被封为了普世牧首，拥有了与教皇并驾齐驱的权威。这个结果并没能促使罗马方面以进一步的热情解决两次会议决议导致的麻烦，但是这两次会议依旧奠定了基督教向巴尔干地区最强大且最持久王朝之一的永久性扩张。

佛提乌斯传教战略的另一项成功是针对摩拉维亚地区斯拉夫人的传教。斯拉夫人的统治者罗斯季斯拉夫也有着与包里斯可汗不相上下的野心与外交技巧。这项成功的意义既重大又复杂，直到今天斯拉夫人的历史归属问题依然会惹得东西方基督徒吵成一团不可开交。今天的摩拉维亚扎实地位于罗马天主教文化圈当中，就像临近的奥地利、波西米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一样。而且在近几十年来微妙的中欧国家关系局势当中，也有人可以理解地提出了以下主张，即罗斯季斯拉夫统治的“大摩拉维亚”实际上覆盖了东南欧洲如今主要尊奉东正教传统的大片地区。促成这场皈依的传教士是来自拜占庭第二大城市、爱琴海滨重要港口帖撒罗尼迦的一对兄弟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生长在帖撒罗尼迦的兄弟俩从小就认识许多斯拉夫人，君士坦丁对于学习外语尤其感兴趣且天赋过人。早在佛提乌斯还在从事治学工作的时候君士坦丁就是他的学生，而佛提乌斯也从未忘记过这位学生的才能。*77* 牧首当年曾经派遣兄弟二人前去游说罗斯季斯拉夫大公放弃犹太教。尽管二人劳而无功，但是当罗斯季斯拉夫大公要求拜占庭方面制衡自己境内法兰克教士的影响时，佛提乌斯还是再次将他们派了出去。

有证据显示，早在罗斯季斯拉夫提出请求之前，这对兄弟就着手从事了一项对于未来而言意义深远的工作：他们创作了一套可以精确表达各种斯拉夫语言用法的字母表。这套字母表名为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这个词在古斯拉夫语当中意为“声音”或者“动词”。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不止创建了一套书写系统，他们还费尽心思以希腊语为基础创建了一套表达基督教抽象概念的词汇表。话说得好听一点，格拉哥里字母表的特质相当卓尔不群，与当时存在的任何字母表体系基本上都扯不上关系。当后世的保加利亚人打算书写他们自己版本的斯拉夫语时，格拉哥里字母表一点吸引力也没有。相比之下他们更熟悉当地从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希腊语铭文。因此在传教兄弟的时代过去之后不久，另一位学者很可能正是在保加利亚设计了一套更简单的字母系统，更加紧密地仿照了希腊语字母表的安色尔形式。*79* 人们称之为西里尔字母。它被命名西里尔文以纪念君士坦丁，但是指的是他在生命尽头采用的修道姓名。这份致敬的手腕很高明，除了体现敬意与谢意之外，无疑也有助于新式字母表取代前辈并获得用户的接受，尽管两位神圣先驱所创作的字母表用起来的确不太顺手。

格拉哥里字母倒是流传了很久，不过主要都是以斯拉夫语祷文文本形式存在的。此外包理斯-米契尔可汗在接受西里尔字母表的同时也接受了格拉哥里字母，将其作为保加利亚教会礼拜词用语。他很可能看到了这些创新性字母表及其体现的本地语言文学具有怎样的价值，因为这两者都有助于他与法兰克势力以及后来君士坦丁堡教会当中的庇护者们拉开足够方便的距离。这两套字母表都是为了促进基督教信仰而问世的，它们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基督教化斯拉夫语言不仅被人用来翻译圣经与教会早期神学家的著作，而且还有着更具有创新性且更加富有争议的用法。这两套字母表使得斯拉夫语言礼拜辞成为了可能。这套礼拜辞是由金口若望牧首的希腊语礼拜式翻译而来的，而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对于这套礼拜式也很熟悉。这种做法对于摩拉维亚的法兰克教士们构成了直接挑战，因为他们在当地带领教众进行崇拜活动时也像在自己的地盘里那样使用拉丁语。

尽管在摩拉维亚地区的传教活动明显体现了东西方的冲突，但是多亏了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的外交手段，当地局势与保加利亚相比差异显著。兄弟二人自己并不是教士，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传教活动与罗马教会整合在了一起（尽管要遵照自己设定的条件），为自己的一部分追随者寻求来自教皇的祝圣。在前往罗马的途中，兄弟二人途经威尼斯并且卷入了一场维护斯拉夫方言礼拜词的辩论。在君士坦丁传记当中颇为一边倒地记录了这场辩论的内容。反方声称“唯有三种喉舌有资格礼赞圣经中的上帝：希伯来语、希腊语与拉丁语”，因为这三种语言被人刻在了基督受刑的十字架上。君士坦丁则反唇相讥道：“上帝的雨露莫不是普降众生吗？太阳的光明莫不是普照众生吗？”*80*

君士坦丁在罗马受到的款待则要宽松得多。因为他为阿德里安二世教皇带来了一份厚礼：最早期教皇先辈克雷芒的骨骸残片。当年他在黑海沿岸哈扎尔地区传教时很有预见性地发现了这件宝物，尽管这次传教活动从其他方面看来并不成功。当代历史学家很可能会令君士坦丁大为扫兴，他们会指出克雷芒一世教皇流放黑海的说法实际上混淆了史实，将另一位大概的确在黑海地区去世的五世纪圣徒圣克雷芒当成了教皇。但是当时阿德里安二世教皇还是深受感动并且爽快地进行了君士坦丁所需的祝圣。一厢情愿的念想与几块遭到错认的遗骨就这样促成了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81*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君士坦丁留在罗马并成为了，法名西里尔。当他于869年去世之后，他在当时就已经非常古老的圣克雷芒教堂当中得到了得体的安葬。在拿破仑占领意大利时，他的遗体遭到了破坏。到了二十世纪，保罗六世教皇同样很得体地将遗体的残余部分送还了这位圣徒的故乡塞萨洛尼基，使其能够在一座专门兴建的东正教教堂当中得到妥善安置。

西里尔对罗马的造访为中欧教会指明了更加宽宏大量的未来，并且将尼古拉与佛提乌斯之间的恶意抛在了身后。阿德里安教皇有理由青睐三方外交，因为他很清楚法兰克统治者有着自己的盘算，未必全然符合教皇的利益。他任命美多迪乌斯担任自己的驻中欧地区使节，甚至还批准了使用斯拉夫方言举行礼拜仪式的做法，尽管他同时也要求首先要用拉丁语诵读圣经原文。这种和解的气氛并没有维持太久。美多迪乌斯的教士与法兰克教士形成了直接竞争，而后者并不是一帮老好人。他们逼迫拜占庭传教士向东步步撤退，直到后者躲进保加利亚为止。这些传教士从教会在保加利亚的中心奥赫里德（位于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境内）出发，再次向西行进前往新兴的塞尔维亚王国，意在加强当地东正教传教力量。从塞尔维亚再往西，东正教在阿尔卑斯山与卡帕西亚之间地区的存在感越来越弱，尽管当时最重要的一起文化变革就发生在匈牙利。大马士革的约翰的作品在这里从希腊文翻译成了拉丁文，对于西方教会造成了永久性的影响，尤其极大地影响了托马斯.阿奎那。*82* 东正教与天主教在东欧地区开展了漫长的拉锯战。在此期间，天主教克罗地亚人与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文化分界线最终变得与戴克里先划分罗马帝国的界线非常相似。就在最近几年这条界线严重毒害了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尽管双方使用用一种语言。

美多迪乌斯和西里尔（以及他们的赞助人佛提乌斯）为东正教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希腊语不能垄断东正教礼拜词的原则。于是从九世纪后期开始，东正教教会就通过多种多样的语言谱系以及这些语言所塑造的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分化发展。实际上在东正教世界的各个部分，教会礼拜辞正是决定哪种语言可以主宰当地文化的最强大力量。这些文化并非全都与斯拉夫民族有关联。最大的东正教教会之一是罗马尼亚教会。教会名称当中的“罗马”二字以及教会用语都表明了这个教会非常珍视自己的拉丁语历史。这样说来，分布于各种民族与社会当中的东正教教会如此看重关于管辖权的争端以及随后而来的东正教教会隔离与分裂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这段纠结的历史并没有使得东正教对于教义统一的骄傲完全沦为笑柄。分裂与异端并不是一回事。从查士丁尼时期到正统胜利期间关于东正教教义的各种争论与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大量选择性的教会历史记录）产生了极为深厚的跨文化身份认同。他们都记得君士坦丁堡的索菲亚大教堂，都继承了圣化理论倡导者忏悔者马克西穆斯的神学遗产，都因为843年破坏圣像派的最终垮台而欣喜不已。所有这些记忆将众多不同文化捆绑在了一起。正如前文所见，这份共同遗产的影响力如此深远，以至于为东正教教众们提供了谴责不认同这份遗产的其他基督徒的集体仪式性手段：以仇恨为主题的东正教赞美诗很可能正是在九世纪正统胜利时期首次出现在了东正教礼拜仪式当中。*83* 这一点与拉丁语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十六世纪西方教会宗教改革不仅摧毁了拉丁语礼拜词的普适性——东方教会当中并不存在拉丁语这样的普适语言，这种普适性很可能促成了宗教改革背后的挫折感——而且还撕裂了西方基督教的广泛神学共识。到了十六世纪西方教会异见大爆炸的时候，拜占庭帝国早已作古多时了。帝国衰亡的部分原因在于西方拉丁语基督徒拙劣且时常饱含恶意的干涉，他们与其他多种因素一起摧毁了佛提乌斯与马其顿皇帝们一度大力复兴的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