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九世纪欧洲正对着君士坦丁堡的另一端，在英格兰南部的某处，也许在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的宫廷里，一位抄写员正在绞尽脑汁地试图将一份五世纪拉丁语文稿翻译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语言，这部文稿是希波的奥古斯丁的西班牙崇拜者奥罗修斯撰写的《异教史》，内容讲得是曾经发生过的世界性灾难。在这份文稿当中，他反复遇到了普世基督教的概念。为了翻译这个概念，他想出了一个新的盎格鲁撒克逊单词，“Cristendom”。*1* 我们这位抄写员发明这个术语是为了让他的读者可以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归属感，他们都属于这个聚焦于耶稣基督并且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文化。这种文化历经灾祸却依旧幸存至今。尽管这位西班牙教士的确经历过极大的灾难，但是奥罗修斯的基督教并没有被扑灭，这使得文士十分欣慰。事实上，他的译文风格比原文更加坚定开朗。在奥罗修斯的时代，各路蛮族将基督教西方帝国大卸八块，还洗劫了罗马城；抄写员的乐观基调则无视了当时的环境：威塞克斯正面临着新的蛮族威胁，这帮人显然意图摧毁基督教对于英格兰而言所意味的一切。横渡北海的凶徒们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英格兰他们被称为诺曼人，丹麦人或维京人。他们谋杀国王，强奸修女，火烧修道院——东英吉利国王埃德蒙就是此等折磨与屠杀暴行的受害者之一，他成为了这个可怕时代的象征，长久以来被视为英格兰的主保圣人。

从西到东，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遭受了这些人带来的痛苦。在遥远的东方，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们也遇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维京人。但是在东方这些人的名称是另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单词：罗斯人（Rus或者Rhos）*2* 这个词一开始也是恐怖的代名词。一场游荡、劫掠与定居运动此刻正盛行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而罗斯人也是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将诺曼人发往了英格兰，又将他们推向了东欧平原。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似乎是从瑞典乘船来到东欧的。这些人修建了多个新定居点，并且将自己的总部驻扎在内陆深处，位居山顶，背靠大河，战略位置十分优越。在当地的斯拉夫语当中此地的名称是戈罗季谢，但对诺曼人来说这里是霍尔姆加德。日后在总部周围发展起来的定居点会被称为“新城”或Novgorod。*3* 860年罗斯人一路向南滚滚进发，直逼君士坦丁堡城下。富有想象力的九世纪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斯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这次围城的经历。这群出人意料的来客在都城里引发了极大的恐惧情绪：他们外貌粗野，语言古怪，还将城郊地区劫掠一空。

佛提乌斯的反应一如既往地富有远见：为了解决这个政治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宗教方案。就像此前哈扎尔人、保加利亚人或者斯拉夫人兴风作浪时的应对手法一样，他设计了针对罗斯人的传教计划。 869年，他的罗斯人传教团主教抽时间返回君士坦丁堡参加了两场东正教主教会议的第一场，并且无视出席会议的教皇代表的怒火，公开坐实了保加利亚教会与拜占庭教会的联系。*4* 佛提乌斯很清楚自己的做法在西方有先例。本世纪初，英格兰人也开始主动接触一贯折磨他们的维京人，并试图劝说他们皈依基督教，从而驯服他们；加洛林王朝的君主虔诚者路易也曾经在日耳曼北部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地区进行过类似活动。在所有这些传教活动当中，英格兰人最为成功。加洛林王朝与佛提乌斯的代表团都没能取得持久的效果，虽然在戈罗季谢掘出来的同时代拜占廷金币的确显示拜占庭的货币通过和平或者不太和平的手段得到了转手。*5* 在接下来的将近一个世纪，从没有人听说罗斯人的地盘上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基督教活动，但这些边远地区和拜占庭之间的接触的确得到了增进与巩固。

此时诺曼人势力现在已经向戈罗季谢以南蔓延了数百英里，抵达了第聂伯河水系。到了十世纪中期，他们夺取了一个位于哈扎尔领土边界的定居点。此地的名字是基辅，是河流汇合之处，有着易守难攻的山丘，很适合存储武器和运输途中的货物。*6* 统治此地的是一个氏族群体，后世史称留里克人（Rurikids），因为他们传说中的先祖名叫留里克。现在这些人已经丧失了原本的诺曼身份认同，还接受了斯拉夫姓名。他们与拜占庭帝国建立了活跃的贸易往来，并且开始迷恋从拜占庭窃取或交易的来的财富。因此他们也就逐渐熟悉了拜占庭帝国的文化。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开始将罗斯人纳入自己的雇佣兵序列并派往边境作战。这方面的最早记录始自935年，当时基辅甚至还没有落入诺曼人的手中。*7* 在十世纪俄国考古地层当中，人们挖掘出了带有希腊语铭文的器物——绝大部分铭文都是随手刻在陶器上的——但更重要的是，此类铭文在数量上远远不能与西里尔铭文相比——后者在壶罐，封泥，符木以及刀剑上随处可见。*8* 所以罗斯人和他们的斯拉夫语臣民们不仅仅接触到了希腊人，还接触到了保加利亚基督徒。当时保加利亚基督徒正在统治者的鼓励之下创建一套基督教文学，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则可以在远离自身家园的北方地区得到理解。

拜占庭与罗斯人双方的接触越来越倾向于贸易而非暴力掠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957年留里克公主奥尔加从基辅前往君士坦丁堡进行了礼节性访问。此时她正在为自己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担任摄政王太后，她访问的目的是接受洗礼，从而完成自己皈依基督教的全套程序。她为自己选择了一个象征意义明显的教名叶莲娜，以此迎合当时拜占庭帝国的女皇海伦娜。对于拜占庭而言，她的访问是个十分值得回味的时刻。海伦娜的丈夫君士坦丁七世皇帝也很有爱地在他的宫廷礼仪手册当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活动的大小细节——有趣的是，他忘记了描述洗礼仪式。皇帝的沉默表明拜占庭和奥尔加公主对于这次访问的期望并非步调一致，她的后续行动也体现了她的失望情绪。她转向了强大的拉丁语罗马帝国皇帝奥图一世，希望奥图皇帝能提供替代性的基督教传教团。她这么做大概是为了向君士坦丁堡施加外交压力，但这一次她的期待似乎又落空了。她的殷勤提议在奥图那里仅仅得到了不冷不热的回应。斯维亚托斯拉夫对于母亲的无功努力很不以为然。彻底掌权之后他也不打算像母亲那样投靠基督教。*9*他有着属于自己的帝国野心，这份野心使得他对保加利亚基督教汗国垂涎三尺。这份野心毁灭了他。972年，当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军队占领了保加利亚之后，拜占庭皇帝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趁势入侵并吞并了保加利亚。留里克大公死在了撤退回国的路上。

（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和继任者（弗拉基米尔）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在君士坦丁堡的军事成功面前忍气吞声。但双方世界之间新近结成的亲密关系也给了他一个利用拜占庭皇室内部斗争的机会。976年，年轻的巴西尔二世接替了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许多对头都在觊觎他的宝座，其中包括他的共帝，也就是他的弟弟。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巴西尔二世向基辅大公请求大量的兵力增援，并且许诺将自己的妹妹安娜公主许配给他——这种交易性婚姻一直被视为对于皇帝的合法婚生女儿的贬低，约翰一世的祖父君士坦丁七世还专门起草了禁止此类行为的规定。此前撒克逊的奥图二世就想迎娶这位公主但是没有成功。但是这笔交易还是推进了下去，罗斯人保镖捍卫了巴西尔的宝座。*10* 此后拜占庭继续从北方招募精锐战士，不仅仅在罗斯人当中征兵，还直接找上了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十世纪结束时，拜占庭人将这些战士称作瓦兰吉卫士（Varangian）。这个名字常常被错误地投射到当初通过谈判进入拜占庭基督教世界的最早一批诺曼人捣乱分子头上。此等混淆的根源是十二世纪基辅史书《往年纪事》（Primary Chronicle）的作者，他试图理清两百年前自己的民族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但是手头资料很有限。于是他仅凭着一套古老的王公姓名就构建出了最早期留里克大公的生平。*11*

一位拜占庭的公主可谓是意义深远前无先例的厚礼，弗拉基米尔大公绝不会让这份大礼从手中溜走。在988年，为了加强自己与皇帝的新联盟，他突然下令全国臣民一律皈依基督教，他自己也接受了巴西尔这个教名（用俄语拼写就是瓦西里），与自己的内兄保持一致。《往年纪事》当中有一则著名的轶事：当年弗拉基米尔不仅仅是在拉丁语或希腊语基督教形式之间犹豫不决，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在争夺他的注意力。最终使他下定决心的因素是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特使发回的报告。他们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后立刻就陷入了无比敬畏与惊讶之中，“我们全然不知自己究竟是身处人间还是来到了天堂。”鉴于当时的政治情况，弗拉基米尔在接受东正教洗礼的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犹豫心理。但是对于日后的东正教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很能带来满足感的故事，难免让人联想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杜撰的格里高利教皇与英格兰奴隶男童的轶事。这里的故事同样也能起到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效果。此外这则轶事总结了两条真理：其一是拜占庭基督教文化创造了欧洲和西亚地区最宏伟的建筑，其二是基辅现在被拜占庭基督教文化迷住了。这种感受在当时并没有立刻得到投桃报李的回应。拜占庭的史官对于弗拉基米尔的皈依与帝国婚姻保持了令人侧目的沉默，他们大概觉得这场婚事深深地贬低了王朝的体面。*12*

弗拉基米尔从明显有些勉强的巴西尔皇帝那里洋洋得意地将新娘迎娶回基辅之后，随即为新娘提供了配得上娘家出身的排场。原本由木质建筑占据的基辅很快拥有了一套石质宫殿建筑群，石质教堂的数量也开始大大增加，根据基督教范式的城市改造就这样开展起来。拜占庭风格意味着纪念性大规模建筑、镶嵌画和壁画——自然没有雕像——连同建筑庇护之下的礼拜仪式。但是这一切的具体特征则得到了更为地方化的发展。与更加老成持重的拜占庭建筑风格相比，基辅的教堂及其模仿者采用了多穹顶或者多圆顶（cupola）结构。之所以会如此可能是因为一开始当地建筑以木质为主，使得如此精巧的结构成为了更现实的可能。这种历经发展的建筑风格又激励着日后的石匠们重现同样的效果。基辅的第一大教堂就是木制结构，有不下十三座圆顶。在罗斯各地，规模更大的教堂也经常会拥有七座圆顶，因为数字七有着许多不同的象征性解释。*13* 同样，圣像屏在十二世纪的首次发展过程中也成为了俄罗斯教会的一大特色，比起希腊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拜占庭圣像屏习惯于设置三层圣徒绘像，而十五世纪的俄罗圣像屏则习惯于设置五层绘像，两个世纪后甚至增加到了八层。

俄罗斯东正教的特点就是从拜占庭选择特定的主题，然后倾尽全力发展到极致。基辅的第一座大教堂意料之中地敬献给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但除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外，还有一座如今早已消失的君士坦丁堡教堂尤其有力地打动了基辅崇拜活动的想象力。自六世纪以来，布雷契耐圣母教堂一直保存着圣母玛利亚的长袍和奇迹频发的玛利亚圣像——这两件圣物在过去几个世纪有力地抵挡了各路围城者与卑劣的圣像破坏者。据说圣母在临终之前捐出了这件长袍——东方传统将她的临终称为圣母安眠（Dormition）。在十一世纪，基辅的一位基督教皈依者据称见到了圣母显灵的异象，玛利亚在异象中吩咐他修建一座安眠教堂，并且用圣火将建筑图纸烙在了地面上。因此这座由圣母本人亲自设计并于十一世纪落成于基辅的教堂对于罗斯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安眠大教堂在俄罗斯世界遍地开花，每一座教堂都效仿基辅的原作，采用了独特的（而且不得不说是很缺乏想象力的）的多圆顶设计。一个世纪以后建于乌拉底米尔的安眠大教堂是最完美且最令人满意的仿制品典范。研究仿制品是衡量范本原貌的唯一方法，因为基辅的原作在后世历经多次改建，在1942年德国士兵将其炸毁之前，这座建筑已经极大地偏离了圣母本人的蓝图。这个最后的版本如今早已得到了修复并且光彩照人地置身于洞穴修道院建筑群当中。*14*

基辅的属灵传统还创造性地增强了了来自拜占庭的圣徒传承。在新创建的教会当中获此殊荣的第一批圣徒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两个儿子鲍里斯和格列布。将皇家创始人奉为圣徒看起来似乎并不出人意料。但假如按照几百年前的标准，鲍里斯和格列布根本没资格成为圣徒候选人。这两人的主要封圣事迹是他们的死亡，但是他们并非殉道而死，而是死于政治谋杀。凶手是他们俩同父异母的弟弟斯维亚托波尔克，行凶目的是为了确保自己在1015年弗拉基米尔去世之后能够继承大统。真实的故事情节早已被晦暗的政治伎俩湮没了，而且再怎么说也与两位王子得到纪念的理由没有关系：他们二人之所以受人尊崇，是因为据说他们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流血而拒绝抵抗凶手的杀戮，所以他们的受难是完全无辜的，受到了悲悯与非暴力精神的激励。*15*

鲍里斯和格列布的事例反映了一个常见于中世纪欧洲北部流行宗教当中的现象，这个现象无论是在拉丁语基督教还是在东正教当中都很普遍：人们觉得遭遇暴力死不逢时的受害者理应当之无愧地成为圣徒。在西欧，罗马当局强烈反对这一想法——就基督教传统而言这种反对态度无可厚非——并且针对这种地方性崇拜反复作出了尖锐的谴责，尽管往往徒劳无功。基辅的官方反应则远没有如此强烈。这一点反映了俄罗斯属灵生活的一道分支，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这道分支一直走势强劲：“虚己”（kenotic）强调了基督的忘我、谦卑以及关爱他人之心。如果说基督是逆来顺受的（passive）——这里既指这个词的现代用法也指他对于受难的态度（后者更接近passive的拉丁语词源patior，即“忍受”），基督的追随者也应当效仿这种虚己作风。在莫斯科有一位熟悉东西方基督教的教区神父曾经向笔者这样说过：西方教会对于问题的反应是寻找解决方案，而东正教更倾向于与问题共存。*17* 东方基督教历来讲究 “协同效应”，或者说与人类努力与上帝恩典的合作，因此东方传统更容易接受虚己主题，相比之下西方教会成员就要费事不少，因为他们师从希波的奥古斯丁，而奥古斯丁的原罪学说斩钉截铁地断言原罪已经不可挽回地污染了所有的人类努力。然而，虚己思想也曾多次悄悄地潜伏回到西方基督教当中。在上个世纪的世界范围内，无数无辜者遭到了工业规模的杀戮。这一场场惨剧使得虚己主题超越了原本的具体背景，超越了俄罗斯历史当中层出不穷的暴力与残忍，在基督教当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相关性。

虚己理念强调纯真与摒弃自尊。与这一理念挂钩的是一股新兴的流行潮流，很久以前（基辅罗斯）的基督教当中有一路老派东方圣者就曾经享受过此等人望，而且这股潮流还一直流传到了现代俄罗斯东正教当中：这就是圣愚。也许真正的圣愚当年沿着贸易路线蹦蹦跳跳地从东欧来到了基辅。但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即基辅的修士们在记录拜占庭与保加利亚圣徒生平的文献中发现了圣愚的存在，此后这个理念就与当地对于纯真与非理性日渐增长的敬拜融合在了一起。基辅地区第一位有记载的圣愚名叫伊萨基（Isaakii）（卒于1090年），此人首先将基辅洞穴修道院的日常生活搅了个天翻地覆，之后就成为了一名消极内省的隐修士。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愚行与冥想这两大极端，这一点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两种接近神性的方法都揭示了超越理性的属灵本能。在十一世纪的拜占庭，同样的情绪为新神学家西蒙提供了灵感，后来还激起了静修派拥护者的热情。静修派于耶稣祷文成为了俄罗斯属灵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虚己属灵领域，个人内省和狂放张扬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都补全了东正教礼拜仪式的有序集体肃穆特质。*18*

基辅的文化观和宗教观虽然受到了君士坦丁堡如此之大的影响，但是双方的官方关系还是频繁陷入紧张状态。就像巴尔干地区其他东正教教会那样，基辅的地方教会领袖也往往急于在普世牧首面前主张自己的权威。而普世牧首则于1039年批准在基辅设立主教职位，并且允许基辅主教行使大主教职能，成为地区性教会领导者，在这块新近皈依基督教的土地上管辖随后即将成立的所有主教职位。基辅的首领们跟随着头前探路的奥尔加公主继续与拉丁语世界的君主们进行着接触。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儿子雅罗斯拉夫（1019年至1054年在位）让自己的六名子女与西方世界的王室结成了婚姻。 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与法国亨利一世的婚姻将菲利普这个东方名字引入了卡佩家族。直到十九世纪，历代法国君主都经常使用这个名字来为他们的孩子命名——当时这是奥尔良王朝王位觊觎者当中第二普及的名字。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间的关系在十一世纪日渐恶化，但是基辅方面对此并不买账。直到十三世纪君士坦丁堡才成功说服基辅基督徒将拉丁语教会视为异端，因为此时位于东欧的拉丁语教会主教明确地将基辅教会称作异端并开始侵占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基辅领土。*19* 此时曾经蹂躏过亚洲基督教的力量已经彻底改变了：这就是向西横扫的蒙古人，在北欧他们被称为鞑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