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到了十三世纪末期，西方拉丁语教会几乎创造了宗教改革时期之前的所有组织结构。在欧洲各地，从爱尔兰到匈牙利和波兰王国，从瑞典到塞浦路斯和西班牙，所有基督徒都将罗马教皇当做他们的首席教士。而教皇的视野已经投向了欧洲之外：十字军东征以及十三世纪西方教会在中亚和东亚地区的传教使得教皇们意识到了更广大世界的存在，于是他们提出了宏大的主张，试图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团结焦点。由于十字军未能夺回除了伊比利亚半岛之外曾经属于基督教的土地，此类主张不过是空言而已。但在教会自己的世界里，整个教会都由一套指向罗马的体系团结在了一起：教法，教团，以及由教区、主教管区和大主教管区构成且遍布于欧洲全境的网络。欧洲的绝大多数大学都是经由教皇批准之后才成立的，这些大学的公共课程包含了许多不同学科，体现了通行欧洲各地的拉丁语文化。实际上“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就体现了教会“天下归一”（universality） 的主张。

所有有识字且效忠于这个教会的欧洲人都被拉丁语团结在了一起，这门曾经承载罗马帝国官方权力的语言将西方教会与许多东方教会区分了开来。在欧洲随处可见宫殿、神庙与纪念碑的遗迹废墟，这些古典世界的幸存者已经得到了基督教世界的充分消化。置身于废墟当中，人们很可能将教会视为罗马皇帝的继承人。但是只要看看教皇与查理曼王朝的继承者如何象征性地瓜分了帝国尊号遗产，人们就会意识到另一个竞争者的存在。罗马主教的尊号是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最早征用这个尊号的人是奥古斯都皇帝及其继任者，然后教皇又将这个尊号安到了自己头上。与此同时，欧洲中部的公国和城市也承认自己头顶上有一位皇帝，而这位皇帝的尊号则包括了“神圣”与“罗马”这两个词。在所有基督教团结的象征当中，这两个尊号之间的分裂象征了早期教皇与君主冲突所导致的不明确结果，如第十一十二世纪的叙任权斗争。将教皇奉为共主的运动在英诺森三世教皇在位期间达到了高峰，但这一目标从未实现。这场运动所寻求的社会稳定在实践中根本不可能达成，人类事务的变易也在嘲弄着这方面的企图。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教会至少还一直身处在变革的前沿。而自从十三世纪之后，教会所创造的各种体系就越发难以管理或应对新形势了，结果就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所导致的欧洲分裂。

134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了整个欧洲并且肆虐了数年之久，严重干扰了教会的运作。欧洲经济状况自1300年以来持续恶化，压制了欧洲的人口增长，营养水平日渐低下的饮食削弱了人们对于疾病的抵抗力。然后从东方传来了一种疾病，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腺鼠疫的一个变种。这种疾病很快就以黑死病之名而广为人知。此前蒙古人早已刻意造成了大范围的死亡与毁灭，但这一回他们带来了更可怖的祸患。1346年，来自钦察汗国鼠疫灾区的蒙古人包围了一个位于克里米亚的热那亚贸易点，这也是欧洲人首次接触黑死病。仓皇逃命的热那亚人首先将鼠疫带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又在地中海沿岸传播了一圈。关于瘟疫的消息比瘟疫传播得还快。1348年，远在极北之地的奥斯陆，一群忧心忡忡的乡民曾经为当地的圣塞巴斯蒂安主教座堂进献了一座祭台，希望借助圣徒的护佑来抵挡瘟疫。不过圣塞巴斯蒂安对抗瘟疫的表现只能算是差强人意。*1* 从1348年到1353年，黑死病在欧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比任何其他有记录的灾难更加彻底。就人口比例而言，黑死病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具有破坏性，死亡人数可能占到了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有些地区甚至高达三分之二。

在中亚，这场瘟疫加速了东方教会在十四世纪的毁灭。在欧洲，教会机构能够得到政治机构的支持，因此更容易确保教会整体的幸存，但社会人心还是遭到了深刻且苦涩的打击。在伦敦的东史密斯菲尔德，考古学家系统地研究了一座大型应急瘟疫公墓，揭示了这场瘟疫的特别恐怖之处：黑死病不成比例地杀灭了大量青壮年，颠覆了成人活力的象征与家庭的顶梁柱。埋葬在公墓当中的死者年龄主要位于26岁到45岁之间，而且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染病。*2* 突然且肮脏的死亡如此集中，致使人们注意到了在不那么可怕的时代早已察觉的事实：死神的造访并不会放过神职人员。实际上神职人员很可能不知不觉地传播了瘟疫，因为他们在奄奄一息之际仍旧坚持进行事工。教会的本领不在于防止或制止瘟疫，而在于庆祝瘟疫的结束。瘟疫的强度一旦减弱，急于为了自己躲过一劫而表达感激之情（也可能是内疚之情）的幸存者们就产生了兴建教堂和还愿圣所的普遍冲动。但在鼠疫仍然肆虐之时，还有另一股同样强大的冲动：为上帝的愤怒寻找责难的对象。人们要么反求诸己，要么在自己所处的集体当中挖掘罪孽，要么就从外部寻找替罪羊。

如今所有这三种理念都团结在了一个更严峻的新版鞭笞派运动之下，但现在这场于1260年发起于意大利的运动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北欧。*3* 这次的鞭笞运动丝毫不像之前那样强调寻求和平。恰恰相反，这次鞭笞活动的大爆发与极其特别的反犹主义暴力事件联系在了一起，具体暴力手段包括对成群的犹太人施加酷刑并将他们活活烧死。此等暴行的借口是犹太人向水井与粮仓里投毒，而严刑拷问之下的犹太人也给出了必要的口供。在莱茵兰和其他欧洲中部地区，犹太社区完全被扫荡一空。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之前最严重的迫害犹太人活动。*4* 1349年秋季，对局势感到紧张的君主，主教以及城市当局游说克雷芒六世，使得他颁布了一份《忧心谕令》（Inter Sollicitudines），禁止鞭笞游行，并将其与反犹暴力特别联系了起来。他试图将宗教性质的鞭笞活动局限于私人住宅或者有神职人员监督的教堂当中。*5* 自然，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接管并规范了鞭笞活动。于是在意大利出现了一群自称“batti”的人，他们组成了行会、兄弟会或者宗教团体的一个主要变种，其主要活动就是出于悔罪的自我鞭笞。意大利北部有一个名叫圣塞坡尔克罗的小镇，到了1400年几乎镇上的每一位成年男性都归属于一个或几个鞭笞行会。其他地区或许也出现过此类情况。但是再度发生的瘟疫每每会冲破教会的监督，使得人们再度恐慌失措，再度对于克雷芒教皇的禁令视而不见，犹太人也会再次陷入麻烦当中。

灾难之后对于慰藉的需求强化了自十三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个人化宗教崇拜，并且突出了基督受刑、受难与死亡的主题。在欧洲北部，供奉基督之血的圣祠纷纷涌现。这些圣祠与圣餐礼当中不断加强的基督圣体圣血崇拜不无关系，但它们花了一些时间才得到接受。关于这些圣祠总是争议，特别是因为它们通常会在当地引发不受监管的热情，而且还针对化质说提出了一些令人尴尬的神学问题。最早的时候，十三世纪的亨利三世曾经试图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发动一场圣血崇拜，借此回应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巴黎获取基督荆冠所引起的轰动。这场活动的发动时机尚不成熟，未能激发公众热情，因此迅速偃旗息鼓没了声息。*7* 相比之下，在黑死病过后，圣血崇拜的势头越发强劲，而且就像受难崇拜当中的许多其他内容一样，圣血崇拜也有着反犹主义的一面，因为圣血崇拜每每总是与犹太人糟蹋圣餐饼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因此自早期十字军东征时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基督教特色之一的反犹主义继续愈演愈烈。

据称在1290年的巴黎，一个犹太人用刀刺穿了圣饼，结果圣饼开始出血。未来三百年里出现了上百种类似的圣血崇拜，主要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其中大多数都会牵扯上一位亵渎上帝的犹太人。在朝圣崇拜之外，还有进一步的犹太人亵渎圣饼的故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类故事当中有些可能是真有其事，可能当真有些愤怒的犹太人从流言当中获得了灵感并且当真发动了攻击。*8* 此外还有另一场与之呼应的运动，在伊比利亚半岛尤其活跃。在这场运动当中，基督在人世间的最初时光与他在割礼宴上的流血联系在了一起——割礼宴原本是庆祝耶稣正式获得犹太人同族认可的庆祝仪式，曾经令维也纳的贝干诺派修女阿格尼丝.布兰比肯心醉神迷，现在却变成了犹太凶徒摧残圣婴的场景，恰似血诬活动当中臆想出来的犹太人残害儿童的种种暴行。笔者还记得曾经在里斯本古代艺术博物馆里见过一件令人震惊的展品。这是一幅以割礼宴为题材的绘画，作画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十六世纪葡萄牙艺术家。圣婴赤裸倒卧在画面中心，犹太教拉比站在一旁，如同主教一样头戴冠冕，即将挥动利刃（有趣的是他还戴着象征眼光扭曲的眼镜，这种陈词滥调的反犹主义视觉象征未来还将会流传很久）。圣婴右手边是马利亚和约瑟，约瑟是个昏昏沉沉但与人无害的老者，一位没有威胁性的犹太人。玛利亚则显然忧心忡忡。在另一边站着一群极尽凶形恶相的犹太人，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十诫。

黑死病之后的欧洲社会十分关注死亡与应对死亡的方法。难怪炼狱教条在十一十二世纪发展成为了西方教会当中最成功且最持久的神学思想。炼狱理论孕育了复杂的祈祷产业，包括一整套机构与捐赠名目，其中最有特色的要算是歌祷堂（chantry）制度，这是由投资或土地收入构成的基金，专门用来供养神父为基金创始人以及其他任何创始人指定的亲友咏唱弥撒（教堂内部的独立建筑物或不同部分往往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因此人们往往会混淆歌祷堂基金与咏唱弥撒所需的歌祷堂实体建筑）。人们借助弥撒祈祷或者民间良善基督徒的祈祷来舒缓灵魂在炼狱当中的旅程，这种做法迎合了千百年来人类在死亡面前的困惑与无助感受，因为这样做意味着生者们可以为死者提供建设性的辅助。此外，当死者们身处炼狱忍受折磨，为了早日步入永恒极乐而凄苦悔罪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对生者的祷告心怀谢意并且用自己的祷告作为回礼，以备日后不时之需。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绝妙系统，该系统有一个特别好用的方面，就是最早源于十字军东征时期，此时已经羽翼丰满的赎罪券（indulgence）体系。*9*

要了解赎罪券的设计工作原理，就要将好几项关于罪孽与来生的假设联系起来。单独来看这些假设当中的每一条都很有道理。首先是在常规社会当中非常有效的原则，即犯下错事的人要补偿错误的受害方。因此上帝要求罪人采取行动来证明其有心悔改赎罪。其次，由于基督是神性的一部分，因此他具有无限的美德，足以绰绰有余地将这个有限的世界从亚当的罪孽当中拯救出来。除去基督本人的富余美德之外，基督的母亲玛丽亚还率领了一队圣徒，这帮人的美德也要算进来；因为圣徒都已经进入了天堂，因此他们的德行在上帝看来肯定是有价值的。更进一步，这座美德宝库可以协助基督教信众的悔罪。由于教皇是基督在人间的代理人，他理应将这座宝库里的珍宝散发给焦急的基督徒，在这方面吝啬小气无异于犯罪。教皇理应向信众发放美德的财宝，从而缩短他们在炼狱当中的悔罪时间。发放行为的凭证就是赎罪券。

在黑死病来袭前夕的1343年，克雷芒六世教皇颁布了《天主独子谕令》（Unigenitus），将所有这些理念明确地整合成了一体。当时教皇试图为已经确立的赎罪券制度提供合理化解释，认为赎罪券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此世罪孽招致的惩罚”。对于虔诚的基督徒们来说，向教会的慷慨举动表示善意也是很自然的。最终他们的奉献（thank-offering）转变成了购买赎罪券的费用。所有赎罪券都非常小心地标注了适当的使用条件以及买家在忏悔时的特别注意事项。而且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福利救济，赤贫的信徒还可以领取免费的赎罪券。人们很有理由重视赎罪券及其销售：赎罪券是非常有用的善款募集手段，筹得款项可以用来重建教堂，或者支持收容老弱病残的慈善机构与医院（这些机构也是炼狱产业的一部分，因为感恩的收容人员要夜不停地为恩主的灵魂福祉而祈祷）。赎罪券就像当代的彩票行业一样无处不在，已知最早的英文印刷品就是1476年的一张赎罪券模版。*11* 威斯敏斯特的印刷工们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年，赎罪券系统的潜力得到了非常可观的扩展。神学家雷蒙德.珀罗迪（Raimund Peraudi）在这一年声称，不仅只有寻求与接受赎罪券的活人才可以获得灵魂方面的补益，而且赎罪券还有助于在假设当中已经落入炼狱的逝者的灵魂。随之而来的教皇谕令实施了这一建议。该系统就此圆满，做好了与马丁.路德的火爆脾气来个天地大冲撞的准备。

对于宗教改革来说或许意义重大的是，欧洲各地对于炼狱的着迷程度并不统一。似乎北欧与地中海沿岸相比更关心借助祈祷早日脱离炼狱，这种心态从西班牙的大西洋沿岸加利西亚地区一直到丹麦与德国北部或许最为强烈。十四世纪的诗人但丁在传世巨作《神曲》当中详细描述了炼狱里的景致，这些文字可能表明南欧人也确实关心炼狱，但他的意大利读者对于伟大诗篇的喜爱似乎并没有转化成为实打实的现金。中世纪晚期的遗嘱内容当中就能看出他们的行事方法——想要一下子了解成千上万名个人面临死亡时的心态是很不容易的，而研究遗嘱正是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北欧的立遗嘱者会向炼狱产业当中例如死者弥撒之类的部分投入大笔资金。在德国，流向弥撒的捐款从1450年左右开始激增，直到1520年整个系统在路德的冲击之下彻底崩盘之前都没有放缓的迹象。*12* 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采样则并未显示同等程度的关切。在欧洲南部地区的一些研究表明，此类活动是十六世纪世纪后期由“反宗教改革”的改革派天主教神职人员引入的。直到此时这些活动才在当地产生了一点点在北欧地区风行已久的虔敬情绪，与此同时在北欧大部地区这种虔敬正在遭受新教徒的摧毁。同一时期源自德国的玫瑰经敬拜也开始向南方转移。

欧洲南北部对于救赎问题的态度差异还有另一处重要体现。十五世纪的欧洲出版了许多为神职人员提供悔罪布道模本的书籍，销量非常可观。因为信众们在四旬斋的悔罪季节特别要求听取布道，并且期望他们的教士们能够敦促自己恰当地利用当时的告解。然而在欧洲的南北双方，销路最好的书籍却有着内容上的差异，关于悔罪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在北方，布道人员将悔罪者本人推到聚光灯之下，关注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以贯之的补赎需求，真心悔悟的重要性以及告解带来的满足感；神父在告解过程当中则要担任裁判，评估这一整套操心费力的诚恳程度。在南欧，布道的重点则更倾向于神父的角色，在这里神父被视为医生或者赦罪过程当中传达恩典的调解员；布道人员对于敦促教众们采取行动并不特别在意。*14*

这种对比的意义如下：欧洲北部以炼狱为中心的信仰鼓励罪人们（无论是教众还是教士）为了自己的罪孽而作出补偿，借此争取救赎。不断累加的实际行动可以折算成为早日脱离炼狱的减免年月。这项教条正是马丁.路德在1517年之后集中火力攻击的目标。北欧与南欧之间关于救赎问题的态度差异也许可以解释路德初次出手时遭遇的局面。他的攻击对象是灵魂祈祷产业当中某些特别不像话的苗头，而这番作为在北欧地区取得了远远胜于南欧的效果。他告诉北欧民众，某些能够使他们感到最深切的满足且令他们确信自己正在投资建设通向救赎的捷径的敬拜活动无非是神职人员玩弄教众信心的伎俩。同样是这番言论在地中海沿岸却反响平平，因为当地人本来对于炼狱产业就没那么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