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鬼话哼哈二将1 -- mingxiaot

这里只对于会泳多说几句。他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市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从小就通过盲人演唱接触了福山大鼓、蓬莱大鼓、荣城大鼓、海阳大鼓，熟悉掺合着皮黄、奉调、犁铧调、西河调、高拨子等的民间曲艺小调、民歌小调，通过自学掌握了二胡、三弦、笛子的演奏技巧。他参加胶东文工团时正值国共内战，形势很不稳定。有一次，于会泳在埋藏部队分发给自己的物品时留下这么张字条：“蒋军兄弟：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

这张字条被人发现后当然成了大问题。于会泳虽然侥幸过关，但在解放后一直拖着个“立场不稳”的小尾巴。好在他学习刻苦，工作积极，被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今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看中，调入民族音乐研究所，主攻曲艺说唱。一九六五年，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认为京剧老唱腔已经无法表现革命现代戏的内容，所以应该对旧京剧的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他建议，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地流传。结果这个建议正中老毛夫人江青的下怀。应该承认江青对文艺改革比较内行，她提出的“三突出”理论如果撇去其中的政治内涵，应该说还是有点道理。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说穿了不就是要求在戏剧中不要面面俱到，要集中笔墨刻划几个主要人物嘛。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等就明显符合江青的“三突出”理论，角色通共没有几个，但每个被塑造的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然而《金陵十三釵》就有点问题。又是老外，又是妓女，又是学生，还有国军两兄弟和一个汉奸，叽叽喳喳一大群人，没有谁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俺看完此片的结论就是老谋子大概睡女演员睡过头了。

不管怎样，于会泳这次通了天，文革期间青云直上当了文化部长，整了不少人，犯下不少错误和罪恶。但据说他多少还有点专业人员的通病：厌恶政治，喜欢躲进小楼成一统。他搞京剧确有些名堂，在主持京剧《杜鹃山》的创作中，首创全部台词使用韵白对话，可谓真正推陈出新之举。俺至今还背得大坏蛋温其久和男主角的那段对话：“党代表是矿工生在安源，与毒蛇胆无冤无仇豪不相干。可是有人，从小喝的是家乡水，如今，忘了杜鹃山。”“什么？忘了杜鹃山？”“过河就拆船。”“此话不可信。”“到处有人传。”“恶语中伤。”“苦口良言。”“你给我滚，”“大哥，”“滚，滚，滚。”“想不到，温某人，鞍前马后跟你跑，出身入死为你干，到头来，唉，让人心寒。我滚，我滚，再见，再见。”

哈哈，我滚，我滚，但最好不要再见，俺还眼巴巴望着您献花呢。记得有些莫名堂的电视节目，看得大家磨皮擦痒，但主持人还要声嘶力竭地喊叫：“请大家掌声鼓励。”俺也就不谦虚了。俺之所以牢记于会泳的这个段子，主要还是觉得温其久的悲惨倾诉经常就在俺的工作间里回响。俺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这段子也反映了于会泳的内心纠结。据说他搞《杜鹃山》就想在是非中回避是非，没想到是是非非还是逼迫他在监狱中喝来苏水自杀。于会泳临终前留下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地更换！……”要搁今天能这么虔诚吗？连夏俊峰杀了人都要扯到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