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早在马丁.路德跌宕起伏的公共职业生涯开始之前很久，欧洲各地就已经十分渴求教会革新了。在十五世纪结束时，人们很容易相信上帝为自己的造物赋予了全新的决定性目的。正如前文所见，东正教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确信世界末日将会在1492年至1493年之间到来。尽管这个里程碑式的时间点波澜不惊地成为了过去，紧随其后的1500年依然标志着公认基督诞辰的一千五百周年。在东部和南部，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其他伊斯兰统治者继续打压着基督教欧洲，他们的军队在巴尔干地区所向披靡，他们的海盗舰队则在漫长的地中海沿岸横行肆虐。*50*基督教势力唯一取得军事胜利的地区是伊比利亚半岛西部——但是这场胜利完全是个案，导致了自伊斯兰势力首次爆发以来半岛地区规模最大的文化与人口动荡并且对于整个欧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492年的确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与莫斯科或君士坦丁堡的预期大相径庭。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势力一直在循序渐进地从摩尔人手中夺取失地，最终终于在这一年攻陷了半岛最南端的格拉纳达穆斯林王国。胜利的消息使得欧洲各地一片欢欣鼓舞。取得胜利的军队效命于1474年通过婚姻结盟的两位君主。男方是斐迪南二世，西班牙东部王国阿拉贡、巴伦西亚以及加泰罗尼亚公国的统治者；女方是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尔，她所统治的王国南北纵贯伊比利亚半岛，面积远远更为广大但人口也远远更为稀少。这两人很清楚自己的胜利有着怎样的象征意义，因此他们决定在百年之后将自己安葬在新近征服土地的核心，将格拉纳达最大的清真寺原址当成了未来的长眠之所。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修建了一座华丽的小教堂，紧贴着刚刚落成的主教本堂。

尽管斐迪南二世与伊莎贝尔的联姻使得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不甚稳固地联合在了一起，但是两个国家依然是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伊莎贝尔去世之后，两个国家也就没了继续联合的理由。然而仅仅过了两年，鳏夫斐迪南就再度将两国统一了起来。从此以后两个国家再也没有分开过。对于外界而言，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完全可以视为单一的西班牙王国。在偏远的欧洲西部，濒临大西洋的葡萄牙王国很早以前就击败了当地的穆斯林。此外这个国家也在卡斯蒂利亚面前维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并且一直保持到了1580年。此后葡萄牙与西班牙君主先后发动了指向西方与南方的远洋探险。从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他们的探险使得基督教成为了第一个世界性宗教，这个故事我们在19章还要详述。

中世纪连绵不断的反伊斯兰势力（以及受伊斯兰教势力庇护的犹太教）战争使得西班牙天主教养成了西欧其他地区不能比拟的好战气质以及敬拜热情。甚至在中世纪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ta）结束之后，伊比利亚基督教文化依然会经常表现出针对前任竞争文化成员的偏执怀疑。 1391年，一轮特别恶毒的反犹布道在基督教西班牙境内挑起了一场大屠杀，大约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遇难，另有三分之一被迫皈依基督教。这些犹太人皈依者（人称“新基督徒”（conversos）；穆斯林皈依者则被称为摩里斯科人（Moriscos））尽管改换了门庭，但是长期以来却一直令人放心不下。一旦时局紧张，这些人的忠诚就会遭受怀疑与严密审查，尽管他们在理论上也是教会的成员。即使当他们成为了资历深厚的基督徒并弃绝了所有与犹太教的联系之后，“老基督徒”们还是找到了新的理由来憎恨他们，因为现在这帮人居然有资格与他们竞争教会与政府当中的实权岗位了。“新基督徒”们同样也很愤怒，因为他们的纯正信仰与忠君之心居然遭到了质疑。双方的怒火偶尔也会以暴力形式爆发出来。*51*

这种紧张局势在卡斯蒂利亚格外活跃，因为这里依然是对抗伊斯兰势力的前线地区。伊莎贝尔一开始在卡斯蒂利亚王位上坐得很不稳，她的早期政治算计为日后的长期统治规划了既定战略：首先攻击犹太教，然后在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之后再开辟第二战线攻击伊斯兰势力。*52* 她这场运动的执行者是新近组建的卡斯蒂利亚版本宗教裁判所，此前当地从未有过此类机构。虽然这个机构模仿了许多自十三世纪以来就开始调查异端的地方性宗教裁判所，但是现在的卡斯蒂利亚宗教裁判所完全是由君主本人一手筹建起来的。1478年到1480年之间，伊莎贝尔与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讨价还价，最终为这个机构创建了一套法律框架，使其得以专心致志地对付卡斯蒂利亚境内的“犹太主义者”。在1481年到1488年之间，这个机构大约活活烧死了700余人。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另一项重大的发展：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终于在1483年迫于西班牙王室的压力任命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担任斐迪南与伊莎贝尔的半岛属地全境宗教裁判所总裁判官。

攻克格拉纳达之后，伊莎贝尔给了卡斯蒂利亚的犹太人两个选择，要么遭受驱逐，要么皈依基督教。她的借口是又一起血诬指控，这次的题材来自1490年的托莱多，据说当地犹太人谋杀了一个基督徒男孩。日后这男孩的信徒将他尊称为拉瓜地亚（La Guardia），后来他又得到了另一个意义重大的称号：克里斯托巴尔（Cristobal），基督承载者。大约70000至100000名犹太人宁愿流亡国外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这些人后来分布到了欧洲全境，被人称为西班牙犹太民族（Sephardic Judaism）（因为希伯来语当中“西班牙”的拼法是Sefarad）。然而更多的犹太人选择皈依基督教而非背井离乡。当局决心要将他们的皈依落到实处。*53* 相比之下，一开始当局曾经正式同意当地穆斯林继续信仰伊斯兰教，但来自教会的骚扰最终导致了叛乱。1500年，抓住口实的伊莎贝尔降下了旨意，强迫格拉纳达的所有穆斯林改信基督教，两年后又将这项政策推广到了整个卡斯蒂利亚。目前为止，斐迪南国王依旧忠实于他在加冕时许下的誓言，保护着剩余伊斯兰臣民（mudejars）的信仰自由，但伊莎贝尔在卡斯蒂利亚养成的态度才真正奠定了未来的走向。日后的葡萄牙也模仿了她驱逐犹太人的做法。149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此人正打算迎娶伊莎贝尔的女儿）下令要求犹太人集体皈依基督教，其中许多犹太人刚刚才从西班牙跑过来。*54*

所以对于传统形式格外上心的拉丁语基督教成为了伊比利亚王国的身份象征。面对着整体式天主教基督教文化的构建工程，新教主义在这里取得进展的希望可谓微乎其微。事实上，我们尽管可以在欧洲宗教改革开始之前就谈论一下伊比利亚宗教改革：早在欧洲其他地区兴起新教改革之前，西班牙就解决了教会组织结构当中的许多弊病——例如教士的不道德行为与修士的放纵之举——在其他地区，这些弊病为攻击老教会的新教改革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弹药。这场改革是由君主推动的，因此越发排除了教皇对于当地教会施加任何干扰的现实可能性。教皇的接连让步最终允许了国王任命主教。到了1600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卡斯蒂利亚教会年收入流进了国库。*55* 教皇之所以能容忍自己与这一局面保持距离，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别无选择，但还有部分原因在于西班牙王室一贯着力打造“纯化”且强大的拉丁语基督教，不受异端或者非基督教邪说的侵染。他们也确实将这种基督教传遍了海外的整个西班牙帝国。伊比利亚王室对于现状十分满意，这意味着他们没有理由同情其他任何针对教皇权威的挑战。

王室的教会改革计划的第一位主要代理人是弗朗西斯科.西麦内斯.德.希赛内罗。此人是卡斯蒂利亚人氏，他放弃了自己在教会行政阶层的大好前途，加入了当时戒律最严格的教团之一守戒方济会（Observant Franciscans）。他试图逃避外界俗世，在教团里成为隐士。然而他的一根筋式灵修激进主义名声最终却产生了树大招风的后果；1492年他不情愿地成为了伊莎贝尔女王的告解神父，后来又担任了托莱多大主教，就此登上了卡斯蒂利亚教会与国家的最高职级。最终他从1516年起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未成年期间担任了摄政。他的信仰作风严肃而专注，而且他还决心向全体基督教西班牙王国的人民宣布自己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愿景。从这一点来说他更像路德，茨温利或加尔文，而不太像他的西班牙同胞，与他同时代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但他的许多改革措施都早于几十年后特利腾会议所批准的举措。他抓住了这一系列无与伦比的机会采取了各种看上去目的似乎不完全一致的行动，但是这些行动的确总结了西班牙宗教革命的首要主题。身为使徒式贫困的倡导者以及西班牙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他在助学方面绝不含糊，向当时西班牙最先进的学术研究捐赠了大笔金钱；他自掏腰包创办了阿尔卡拉大学，并出资印刷了大量书籍，旨在向识字公众介绍他最喜欢的神秘主义者的著作。与此同时，他也焚毁了成千上万份非基督教书籍和手稿。他在1507年成为了总裁判官，同年当选为红衣主教。

格拉纳达陷落之后，清除竞争性文明的计划在半岛上大行其道，而宗教裁判所则位于该计划的核心。这个机构不会仅仅因为新基督徒们自称是基督徒就对他们网开一面。1490年所谓的“拉瓜地亚圣童”事件进一步阴险地助长了这种不讲逻辑的做法：遭受指控的杀人者据说是一群公开身份的犹太人以及新基督徒。*56* 宗教裁判所不仅寻求地下伊斯兰教或犹太教崇拜活动的证据，还增强了西班牙社会认为异端悖逆可以遗传的主流观点。因此忠实的西班牙天主教徒们越来越有必要证明自己血统纯正（limpieza de sangre），未曾遭受穆斯林或者犹太人血统的玷污。假如有证据表明某人是新基督徒的后裔，那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在教会里获得高升了，比方说再也不能加入托莱多教堂的教士会了。当地的主要教团也开始认同纯血主张，得到贵族们大力资助的当地强力教团热罗尼莫会（Jeronimites）率先于1486年采取了这一立场，方济会与多明我会以及世俗神职人员也紧随其后——到最后宗教裁判所甚至要求自己的众多间谍与佣工也要满足血统纯正的要求。罗马当局从来不喜欢这种惯例，并且竭尽全力试图将其废除但无甚成效。讽刺地是，这种意识形态当头的族谱学往往会反咬一口：没有多少西班牙贵族当真能够证明自己血统纯正，于是纷纷被高级教会职务拒之门外，反而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但却能证明自身血统未受玷污的人们得到了好处。*57*

在可靠的西班牙天主教成员眼里，宗教裁判所的所作所为十分正当合理。因此宗教裁判所也就源源不断地收到了各种自发提供的信息，因为基督教西班牙面临着切实的内部与外部长期挑战。根据欧洲其他国家的普遍看法，西班牙就是一片充斥着摩尔人和犹太人的化外之地：对于特别敏感的西班牙天主教徒来说这副形象实在令人骇然（欧洲许多人都厌恶西班牙的强权，因此这个话题也就成了撩拨西班牙人的趁手工具）。摩里斯科人的叛乱持续到了十六世纪，在格拉纳达沦陷一个世纪之后的1609年，西班牙政府终于下令驱逐了大约300000名摩里斯科人，在近代早期欧洲的任何其他地区都没有如此大手笔的举动。 1492年之后绝大部分新近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往好里说也只是一时糊涂而已，往坏里说则是存心阳奉阴违。当时有一位犹太人如此形容自己的不幸处境，“就像水面的软木塞一样随波逐流。”*58* 晕头转向，缺乏领导，而且还身处彼此对立的两大宗教之间，新基督徒很容易就会收到宣传世界末日的先知们的蛊惑。这种不受控制的宗教能量也影响到了西班牙的主流人群，他们自己也因为半岛宗教平衡的突然变化而大受冲击。1500年左右的西班牙狂热地期待着上帝揭示关于未来的宏伟计划。在十六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里，宗教裁判所明确表示，诸如突然皈依、眼见天使下凡或者雕塑流血之类事件将不再受到从前那样的尊重，这一立场将会进一步规范西班牙的宗教。*59*

西班牙版本的天主教因此呈现出了一套复杂的特色。它孕育了亲近上帝的深厚个人渴望，这种情绪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属灵思想颇有瓜葛，日后又通过阿维拉的特莉莎与十字若望的灵修体验结出了累累硕果。除了各种打击教会机构性腐败的官方与非官方行动之外，教会人员对于一切竞争文化都显现出了极其偏执的怀疑态度，而且这种态度还得到了世俗当局越来越强力的支持。在西班牙官方果断地否定了半岛的多元文化历史之后，将西班牙基督教视为种族清洗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并不能算是偏颇之见。这一点导致了影响深远的后果，例如西班牙的修道生活就此焕然一新：身为守戒方济会成员的西麦内斯就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改革家，但一部分最热衷变革的修士和行乞修士其实是新基督徒出身，他们倾向于从半岛地区的失利宗教文化当中汲取灵修热情，这种倾向使得宗教裁判所里的西麦内斯疑心丛生。

西班牙基督教当中的独立势力发动了一场热情洋溢的神秘主义灵修运动，参与运动的行乞修士、新基督徒以及虔信妇女（beatas）被他们的崇拜者称为光照派（alumbrados）。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复原这场运动的确切信条了，甚至都不能完全确定这场运动确有其事而不是宗教裁判所出于偏执而胡乱贴出去的标签。因为光照派从未有过完全自由地公开表达自己的机会，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对于借助马丁.路德著作从欧洲北部新近传来的新式灵修思想产生了兴趣，这一点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命运。1525年9月，光照派遭到了正式谴责，成员们要么作鸟兽散，要么被吓倒，要么遭到处刑。光照派不仅在十六世纪西班牙灵修运动当中留下了自己的遗产。随着教派成员分散开来，他们首先通过意大利的神修派（Spirituali）取得了更广泛的发展，后来又将影响力扩展到了整个欧洲。下文中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这方面的话题。

同时代发生在意大利的事件也使得意大利人很容易看到世界末日的到来。格拉纳达沦陷两年后，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半岛并引发了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争和苦难。一场可怕且时人一无所知的疾病也趁机爆发。这种疾病不仅显然和其他瘟疫一样致命，而且还能将受害人玩弄数月乃至数年之久。在此期间疾病会摧毁他们的容貌与肉体，有时还会摧毁他们的头脑。同样严重的是，这种疾病还会令人名声扫地，因为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疾病与性活动有关。遭受双重苦难的意大利人很自然地将这种新兴祸害命名为法国痘，这个名字很快就在欧洲各地流传开来，令法国烦恼不已。法国人曾经企图将这种疾病重新命名为那不勒斯病，不过这个策略并不算特别成功。1531年一位名叫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的意大利医生发表了一首关于法国痘的诗歌，这首诗的标题将“梅毒”这个名字赋予了这种疾病的现代后裔。*60*

这些灾害使得富有魅力的多明我会行乞修士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所传播的消息在公众当中得到了高度认可。他在1482年首次跟随教团来到了佛罗伦萨，自从十五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他就开始在圣马可教堂发表关于世界末日的布道，很快他的布道当中就出现了异象以及来自上帝的直接指示。美第奇家族对于前共和国的掌控正在越发弱化，家族势力在佛罗伦萨培育的艺术和文化成就宛如鲜花盛开，似乎正在嘲笑整个意大利不断恶化的苦难局势。对于萨佛纳罗拉来说这里的条件堪称完美。他以末世毁灭的气势大发雷霆之怒，强力抨击佛罗伦萨城里猖獗交媾行为——尤其是鸡奸——带来的危险，并要求以上帝之名发动激进的政治和道德改革。佛罗伦萨本来就存在着怨恨暴政的世俗共和派情绪，现在这里又冒出来一个强大得有些危险的理念，即上帝的旨意将会导致现存社会的彻底转型。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一理念将会成为欧洲军事化宗教激进主义的主旨。1494年在战场上被法王查理八世打得屁滚尿流的美第奇家族被驱逐出了佛罗伦萨，一个管理严格的新共和国随之成立。萨佛纳罗拉的社会改造大计终于可以开始了。他在演讲中明确告诉听众们，他们可以获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不过如果他们仍然固执旧式生活方式，那就会失去一切：

“我给你一个苹果，就好比母亲在儿子哭泣时也会拿一个苹果来安慰他；但假如这个孩子不管如何抚慰依旧啼哭不止，她也会把苹果拿走交给另一个儿子……如果你不想悔改并归附上帝，祂也会将苹果从你们手中夺走并交给其他人……做好我告诉你们的这四件事情，我许诺你们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更加荣光，更加强大。”*61*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此类共和政体，这个政体的当权者们居然勉强承认了“共和”二字的定义即为全民统治——很少有人将这一创新归功于萨佛纳罗拉的佛罗伦萨。这个特殊且有些可怕的基督教改革愿景留下的遗产已经成为了现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理念。*62* 萨佛纳罗拉的宗教立场非常传统，但就目前而言，他还有能力无视亚历山大六世要求他停止布道的命令，而且还对来自“罗马巴比伦”——他在1495年首次使用了这个称呼，后来又陆续用了好几次——的绝罚嗤之以鼻。对于萨佛纳罗拉来说十分不幸的是，佛罗伦萨城里持续的政治和经济苦境再怎么说也无法使人相信上帝站在他这边并且即将出手解围。他的敌人趁势压倒了支持他的政治派别。1498年，行乞修士的权力崩溃了：他和他的得力干将们在惨遭酷刑之后死在了火刑台上。萨佛纳罗拉的身后留下了许多崇拜者。在整个欧洲，虔诚的人文主义者们都十分看重他的著作当中的深刻灵修思想，并且有意忽略了他治下的共和国所造成的可怖混乱。远在胸怀美第奇家族之志的亨利八世的国度，萨佛纳罗拉在监禁期间强拖受刑之躯撰写而成的沉思录依旧脍炙人口，其中有两篇文章还在 1534年被纳入了官方认可的英语启蒙书（primer）当中。1556年托马斯.克莱默大主教在登上火刑台之前的平生最后一场精彩布道当中就曾经不点名地引用过这位行乞修士的言论。与此相对的是，半个世纪之后英语天主教作曲家威廉.伯德以萨佛纳罗拉的囹圄沉思为题材创作了一套圣咏作品，欧洲各地的许多其他作曲家此前也做过相同的工作。*63*

在萨佛纳罗拉曾经的地盘上，他的遗产仍然令当权者们戒惧不已。在佛罗伦萨兴起了一个名为痛哭派（Piagnoni）的组织，以缅怀萨佛纳罗拉为己任。我们不妨将这个组织视作意大利敬拜行会或者帮会的一个特别有力的例子，这些社团组织强调神秘主义冥想和传教工作的重要性，此外还大力推广《效法基督》之类的现代虔信派著作。尽管整个意大利的多明我会在萨佛纳罗拉倒台之后都十分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行乞修士在痛哭派的地位依旧十分显赫。日后这个组织吸收了许多重要学术人士并且颇具规模，他们一方面坚决反对路德，另一方面则继续主张改革教会。痛哭派也抱有萨佛纳罗拉时代养成的政治和神学共和主义组合，但是等到他们在1527年至1530年期间再度成功推翻美第奇家族之后，他们的统治沦为了凶虐成性的暴政，彻底扼杀了佛罗伦萨的共和主义，并且确保了美第奇家族的卷土重来。*64* 甚至在此之后，当耶稣会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作为新一轮天主教革新运动而兴起时，教团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还是觉得应当限制教团成员阅读萨佛纳罗拉的著作，尽管他也承认这些作品对会士们大有裨益。之所以要做出此等限制只是因为萨佛纳罗拉的最终命运仍然会在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挑起有欠体面的分歧。直到1585年，美第奇大公依然禁止佛罗伦萨的修士，行乞修士以及修女说起他的名字。*65*

萨佛纳罗拉化为灰烬几十年后，意大利半岛依然遭受着慢性神经质与末世期待的侵扰，痛哭派运动不过是其中的症状之一。就像在西班牙一样，这场运动的情绪也影响到了高低各个社会阶层，有权有势之人与一贫如洗之辈概莫能外。女性活圣徒（living saints）前往意大利王公宫廷宣讲末日审判将近的信息时总能得到尊重的倾听。就像动荡时期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在十六世纪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预言，怪胎和奇妙征兆成为了印刷商的摇钱树。当时有一部名为《末世新书》（Apocalypsis Nova）的文本尽管仅仅以手稿形式存在而并未付梓，但是依旧引起了轰动。这部文本于1502年公之于众，作者号称是此前的一位方济会修士阿梅迪奥.门德斯.达.西尔瓦，而且显然将菲奥雷的约阿希姆风格的早期修道文学或者方济会文学当做了写作基础。这部所谓的“爱上帝派”（Amadeist）手稿至今仍然拥有自己的仰慕者，尤其是在互联网上的偏远角落。根据手稿的预言，将会出现一位由属灵之人（Spiritual Men）作为先导，将要匡正世间一切弊端的天降教皇（Angelic Pope）。关键的任务在于正确地识别这些重要人物。很多候选人要么被别人挑了出来，要么无畏地自己站了出来：尤利乌斯二世、利奥十世以及克雷芒七世教皇都有自己的支持者，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手下的红衣主教摩邱林诺.迪.盖提纳拉（Mercurino di Gattinara）则坚信自己的少主是先导之一——这份洞察力自然并没有妨碍他赢得帝国首相的高位，因为他所辅佐的年轻君主很需要一些手段来理解自己手中积攒的众多王位与广大领土。*66*

假以时日，有很多人都将会转而将马丁.路德和早期新教改革者视为先导之人。从十五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超过三十年的时间里，欧洲大部分地区对于未来都兴奋不已，至于表现方式则多种多样，端庄稳重的人文主义者们编纂着神秘莫测的文本，西班牙或者意大利村庄里圆瞪双眼的妇女则口吐预言，饱受尊敬的教士在布道时则总是怒火满腔。1512年至1517年，教皇在拉特兰宫召开了一场号称的改革会议（一开始人们普遍都对其寄予厚望），会上所作出了许多无效规定之一就是禁止宣扬世界末日主题。一种想像理想社会及其运作机制的文学流派就此产生。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摩尔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这一切，他为这样一个地方选取了一个神秘而又一本正经的名字：乌托邦（Utopia），这是他伪造的希腊语词汇，意为“乌有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