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因此在1525年后的一段时期内，农场主战争的黑暗记忆彻底了断了任何在欧洲全境发动大规模联合革命的机会。相反，宪制宗教改革应运而生：由行政人员领导的新教运动。这些可以是神学大师，，也可以是各种地方实权派——国王，贵族，市议会。“宪制宗教改革”这句判词很有使用价值，笔者在下文叙述中将会经常使用。因为此时仍有许多激进基督徒推行着各自版本的宗教革命，他们的激进改革在特点与信条方面都与宪制新教主义非常不同。在瑞士，有些人意识到茨温利对于过去的否定与路德相比更加系统化且富有逻辑。受到这一点激励的他们继承了茨温利关于圣餐礼和洗礼的思想。如果茨温利认为圣礼的本质是已经获得上帝赐予得救信心的基督徒对于信念的宣誓，那么基督教洗礼想必应该是受洗者表明信仰的自觉行为——所谓“信徒洗礼”。显然婴儿做不出这样的行为，所以应该只允许成人受洗。毕竟新约当中找不出哪怕一处婴儿受洗的明确例证。从历史上看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但在之前的基督教历史当中几乎从没有人反对过反对婴儿洗礼。对于宪制宗教改革者来说，这种想法造成了极其令人不快的冲击。由于激进分子试图为那些身为婴儿时已经受洗的基督徒进行一次全新的真正洗礼，因此他们的敌人就仿照希腊语的组词模式将他们称作再洗礼派（Anabaptist）。显然信徒洗礼的支持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行是重新洗礼。他们对于自己的看法可以通过一个中性德语单词得到更好的表达：Taufer （洗礼派）。

这项基于茨温利神学的逻辑推演使得茨温利本人感到万分震惊，因为这项推演的结论与他的另一条核心思想相互矛盾，即苏黎世教会包容了整个苏黎世。以成人身份主动选择洗礼等于将社会整体分裂成为信徒和非信徒。这将结束他本人与路德乃至教皇都视若珍宝的假设，即整个社会都应该通过教会参与基督教。所以从1526年开始，正在老教会开始着手迫害宪制宗教改革的领军人物时，饱受农场主战争之苦的苏黎世也发动了针对再洗礼派教徒的迫害，以至于在利马特河里淹死了四名再洗礼派教徒。再洗礼派被赶出了日常社会。有一位莱昂哈特.冯.列支敦士登伯爵曾经允许他们接管摩拉维亚小镇尼哥斯堡建立自己的官方教会并施行信徒洗礼，但是这段与地方长官的联盟关系在1527年戛然而止。伯爵头上的哈布斯堡王朝领主传来命令，烧死了尼哥斯堡的一名茨温利追随者，名叫巴尔萨扎.胡伯迈尔的前高级学术人员。于是激进的再洗礼派人员开始强调自己与普通社会的差异。

当他们转向圣经寻求指导的时候，这些激进人士相当正确地注意到了早期基督徒刻意与周围世界拉开距离的做法。使徒行传谈到了基督徒共同拥有全部财物的行为。耶稣基督也曾经明确指出“甚么誓都不可起”（马太5.34） 。十诫则规定“不可杀人”。因此激进派们开始在欧洲各地寻找人迹罕至的角落，打算在那里创建自己的小世界，一切财产共有，而且没有人会像政府与地方长官那样强迫他们宣誓，也没有统治者下令他们拿起武器参军入伍。他们对于罗马书13.1当中关于服从的要求采取了选择性的接受，使得上位者们既怒且惧。许多人都会回顾最接近再洗礼派共同信仰宣告的文章，这套文章在1527年发表于瑞士小镇施莱特海姆，此地坚持要“与一切厌憎之物划清界限”。文章的主要作者是前本笃会修士迈可.沙特勒，因此人们很容易将这些极端分子的公有制生活体系视为恢复早期本笃会理想的新一轮努力。但是这个体系有一个与本笃会相去甚远的特点：该体系当中的激进分子回归了基督教依旧还是官方迫害对象的最初时期。“真基督徒是狼群中的羔羊，是待宰的羔羊，必须经受痛苦、苦难、迫害、折磨与死亡的洗礼，必须经受烈火的试炼，必须经受属灵而非属肉体的屠戮，唯此才能达到永恒安息的乐土。”年轻的苏黎世贵族康拉德.格列伯在给托马斯.闵采尔的信中这样写道。一年之后，担任1525年起义领导者的闵采尔就被存心复仇的贵族士兵砍死在了战场上。*24*

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更可怕的是，即使在1525年的失败之后，有些激进分子依然相信他们需要借助暴力来迎接世界末日尽早降临。他们听到耶稣说，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10.34）。他们想辅佐上帝履行他在启示录当中提出的政治纲领。因此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若干来自低地国家的团体开始在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与其他激进分子合流。数以千计的激进派来到这座城市并接管了明斯特已经开始的路德模式传统改革，充满魅力的激进派领导人则宣布明斯特成为了新耶路撒冷。路德宗和天主教徒随即针对他们发动了合力围攻。随着围城压力越来越大以及城里粮食逐渐告罄，激进派的革命变成了噩梦。他们的最终头目是一位名叫约翰.博克森（人称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iden））的年轻荷兰人，当时此人过着纸醉金迷的帝王生活，身边后宫无数，与此同时他的追随者却为了保护他而忍饥挨饿，力战至死。围城军队最终突破了明斯特的城防，再洗礼派也遭到了残暴镇压。激进分子们此后放弃了军事手段并转向了隐居避世的做法。一部分统治者认为此类社区立身勤勉而且行事无邪，因此对他们听之任之。然而明斯特的黑暗记忆依旧挥之不去：由于莱顿的约翰的所作所为，众多爱好和平与世无争的再洗礼派教徒沦为了火刑与劫掠的受害者。*25*

激进主义对于西方基督教的挑战其实远比上文所述更加源远流长且细致微妙。*26* 或许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对于君士坦丁一世——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尊称他为“君士坦丁大帝”——的新兴负面看法。激进派当中有一条很流行的信念，认为基督教教会在上一个千年里与强权结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君士坦丁与基督教结盟之后教会走错了关键一步。激进派指出，教会当中的绝大部分教义都是由325年尼西亚会议之后的历次会议共识确定的，而且自从尼西亚会议以来君士坦丁就把持了教义的制定，以至于这个时期从头到尾都遭到了强权的玷污。这样说来，重新评估所有这些教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如果一个人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圣经，就会发现尽管教会声称许多传统基督教核心教义来自圣经，但是原文当中根本找不出相关内容，比方说三位一体。许多一根筋的圣经读者在原文当中都找不到关于婴儿洗礼的说法。还有些人则更进一步，认为圣经并不是神圣真理的终极指南：他们把圣经称为“纸教皇”，并且声称上帝会依据他自己（甚至她自己）的意旨通过“内在光明”与信徒对话。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对于真理的规范性看法，将任何信念强加于人都不是基督徒所为，甚至就连单一教会都成了祸害。宗教改革当中的极端分子倘若死后有知大可以胜利者自居，因为所有这些概念在继承了宪制宗教改革的当今教会乃至于罗马教会当中都有所体现。

宪制宗教改革者们继续争夺着统治者的支持，部分原因是因为任何上述信仰都令他们惊恐万分。他们在德国大部分地区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取得了成功，在雅盖隆王朝治下的波兰、瓦卢瓦王朝治下的法国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则遭到了失败。然而在欧洲中部大部分地区，贵族们都比君主更容易接受宪制宗教改革，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挑战自己的顶头主人的宗教将会为自己带来的好处。1525年上奥地利州支持了哈布斯堡家族费迪南德国王对于农场主战争的镇压，但当国王打算在镇压再洗礼派的问题上与他们进一步合作时，他们则开出了要求国王容忍路德模式福音活动家与传教士的价码。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绝大多数下奥地利贵族以及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维也纳的居民都宣誓加入了路德宗。*27* 在中欧地区，1526年奥斯曼帝国在莫哈奇大败匈牙利军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内弟，时年二十岁的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路易二世阵亡。与国王一起死于刀兵之下的还有一大部分贵族，五位主教，两位大主教和一万六千名士兵。土耳其人随后占领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国的大片领土。这个结果对于当地的传统权威无异于天崩地裂。原有统治精英阶层遭受重创，旧宗教的威信也遭到了严重打击。这样的局势为各种宗教改革敞开了大门，贵族们也尽管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来采用不同的改革路线。

早期的宗教改革在英格兰取得了饶有趣味的胜利。杀气腾腾且自以为是的亨利八世国王发现与改革派的结盟有助于他那场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婚姻大冒险。一开始，亨利八世打定主意要摆脱纠缠不休且忠贞不渝的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从而获得一个合法的男性继承人。于是他向教皇提出请求，声称自己与凯瑟琳之间从来不存在事实婚姻。但是教皇令他憋气地拒绝了这套神学说辞。亨利要求教皇宣布自己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这样他就可以自由地与任何他所希望的人选结婚——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他看中了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女官安妮.博林。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承受着来自凯瑟琳皇后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压力，此人与教皇之间的距离远比英国国王更近。1527年查理五世稍稍露了一手，他放任自己的士兵（其中大多是路德派同情者）在罗马城里横冲直撞了好几个星期，将恐怖与混乱散播到了教皇身边，吓得教皇躲进了圣天使堡。

亨利越来越相信，拒绝为他取消婚约的教皇是上帝与英格兰的敌人。于是他开始考虑否定教皇管辖权的问题。他是第一个动这种脑筋的欧洲国王。为了拉拢广泛政治支持来巩固这一革命性措施，他任用了一位新近就职的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借助此人的组织能力来确保议会通过与罗马决裂的立法。他的新婚妻子安妮.博林是一位不太谨慎的福音派改革同情者，很能鼓励宫廷里的福音派。克伦威尔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此时他正与同样也是新官上任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紧密合作，此人在1533年获得了亨利八世的委任，主要任务就是坐实国王上一场婚姻的无效与新婚姻的效力。从1534年起，克伦威尔与克兰默开始零敲碎打地拆卸旧教会。他们的做法并不总是与国王的意愿相一致。克伦威尔在1540年被国王一撸到底并且砍掉了脑袋，部分原因是因为上述的行为，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他办砸了国王的差事，为国王找来的第四任王后完全不符合国王的要求。*29*此时亨利八世已经当了两次鳏夫。安妮王后未能为国王提供日思夜想的子嗣，亨利也无法预见她在1533年生下来的女儿伊丽莎白日后将会成为一位多么有价值的王位继承人。到最后一位男孩也没能生出来的安妮比克伦威尔先走了一步，于 1536年遭到了斩首，罪名则是荒谬的通奸与乱伦指控。下一位王后珍.西摩尔倒是与国王很投脾气，也生下了重要的子嗣爱德华王子，但产后感染要了她的命。所有这些危机向克兰默的保命技能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亨利八世国王最有名的死刑裁决之一是假借他人之手完成的，死者名叫威廉.廷代尔，实际的处刑命令则来自查理五世。廷代尔是英国宗教改革当中的天才人物之一，他在流亡安特卫普期间落入了亨利的爪牙之手。他在布鲁塞尔死于缢刑，他的尸体则被付之一炬。他为英国人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自150年前罗拉德派首次尝试以来，正是他将新约和摩西五经首次翻译成了英语。这位出身于格洛斯特郡的牛津学者将英文圣经翻译当成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为了继续工作他不得不逃离故土并最终失去了生命。他的译本不仅体现了福音派的热情以及精湛的希腊语与希伯来语造诣，而且在声韵方面也大有建树。这或许是因为他的童年在英格兰的西部边境度过，使得他几乎像熟悉英语那样熟悉威尔士语的语音语调。他知道，就韵律以及叙述力量而言，英语更接近拉丁语而非希伯来语。而他的译文也因为这份理解而焕发出了生命与活力——下面的选段描述了亚当和夏娃悖逆上帝的时刻，基督教故事当中最大的人类悲剧：

“于是女人见看见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样子非常可爱，既悦人眼目，又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一齐吃，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发觉自己是赤身露体。”*30*

（And the woman saw that it was a good tree to eat of and lusty unto the eyes and a pleasant tree for to make wise. And took of the fruit of it and ate, and gave unto her husband also with her, and he ate. And the eyes of both of them were opened, that they understood how that they were naked）

或者我们也可以体味一下廷代尔本人为申命记译本撰写的热切前言（值得注意的是，当他开始翻译希伯来圣经当中的律法书时，他放弃了之前从马丁.路德圣经译本当中摘取部分语句并翻译或化用成英文借以充当前言的做法，而是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这是一本值得昼夜诵读的书，千万不要放手。因为这是摩西所有典籍当中最优秀的一部。本书内容易于理解，是一部纯正无瑕的付印，宣讲了信仰与爱，演绎了对于上帝出于信念的热爱，以及由于热爱上帝进而热爱邻人的行为。”

在1526年至1527年之间，第一批廷代尔新约通过地下渠道进入了英格兰并且造成了立竿见影的影响：这批书籍超出其他一切事物的重要意义在于创造了不受亨利国王心血来潮影响且广受欢迎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廷代尔于1536年殉道之时，他的译作在英格兰已经发售了一万六千余本，当时英格兰人口总共也只有二百五十万人，而且图书市场很不发达。*31* 亨利国王则将这个译本钦点为官方版本，尽管译者其实正是死在了他的手里（类似的宗教讽刺在亨利八世一朝可谓不虞匮乏）。廷代尔遇害之后仅仅过了一年，托马斯.克伦威尔就设法让国王下令为全国每个教区购买一套完整的圣经，其中大部分内同都来自廷代尔的译本（亨利八世从未似乎意识到这一点）。这个译本是所有英语圣经的祖先，特别是1611年的钦定版或者说詹姆斯国王版本。廷代尔的传记作家大卫.丹尼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分之九的钦定版新约内容来自于廷代尔。”*32*

1547年亨利五世去世的时候，英格兰的传统宗教正在遭受严重的攻击。亨利国王的臣民们此时可以读到英国福音派在廷代尔成就的基础上创建的完整版圣经，尽管在 1543年亨利国王本着一贯的不着调政治风格试图禁止教育程度低下的人们阅读圣经，因为他很担心不负责任的读者翻阅圣经之后可能会产生一脑子激进观点。这一手的确对于福音派造成了重大挫折，但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古老信仰在此之前就已经遭受了可怕的打击。1532年至1540年期间，所有修道院、修女院与行乞修士修院都遭到了关闭。欧洲各地此类活动当中就属英国干得最快且最彻底，而且下手的对象还是欧洲管理组织水平最高的宗教团体，在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根植了一千余年之久。托马斯.克伦威尔在掌权期间精心策划了解散修道院的举措。但即使在克伦威尔遭受处刑之后，国王和策士们也还是将攻击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死者代祷机构，有条不紊地解散了全国的所有歌祷堂，尽管他们从未给出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仅仅宣布亨利国王需要钱。*33* 这种做法为1547年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英国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这场改革的热切主持者是亨利的小儿子爱德华六世。*34*

欧洲大陆城邦的宪制宗教改革家将苏黎世当成了榜样。他们还注意到茨温利的宏伟目标招致了怎样的灾难。茨温利一心要把苏黎世打造成为军事化的新以色列，将宗教改革遍及瑞士全境甚至进一步扩张。结果信奉天主教的瑞士各州于1531年在卡佩尔边境击败了苏黎世的军队，茨温利本人也全服披挂地战死在了两军交锋的山坡上。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和平主义原则并且导致了血流遍野的后果（路德对于他的结局表现出了相当令人反感的幸灾乐祸）。苏黎世再也没有采取过如此积极的计划，但匆忙获选接替茨温利执掌领导权的年轻神职人员海因里希.布林格确实是四十年来最能干且最明智的教会政治家。他是宗教改革期间最高产的书信作家之一，要知道这个头衔的竞争可不是一般激烈。他很擅长维持友谊，而且总会在欧洲各地的宗教改革出现麻烦的时候出手相助。他是十六世纪的最成功的传播专家之一。一方面是因为他将自己多年以来的布道词整理结集，起名叫《十年集》（Decades），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以婚姻为题写了一本善解人意的小书，这本书在新教欧洲各地的严肃家庭当中成为了完美的新婚礼物。*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