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十六世纪六十年代的归正宗基督教为宪制宗教改革赋予了战斗热情和叛逆精神。就像路德一样，加尔文也是一位专攻罗马书13.1的神学家，以服从为要义。然而当他在日内瓦建立自己的教会时却比路德和茨温利更加小心地确保了教会结构独立于现有的城市当局。他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愿景，希望看到上帝子民自行决策：他的教会自有主张，这套主张高于世俗权力且与之相对，丝毫不亚于教皇的旧教会。加尔文在日内瓦手脚并用地取得政治主导权之后，这一点并不成问题，因为教会和世俗权力总体而言意见一致。但其他地方的人们可能会拿起加尔文的教会结构蓝图并忽略地方长官的需求或命令。令加尔文忧心不已的是，他发现自己在荷兰、苏格兰和法国等地赞助了革命运动的兴起，当地人相信自己是上帝钦点的军队，以挫败敌基督为己任，他们在此等想法的激励下纷纷成为了革命者。

革命派宗教改革领袖实际上往往是反抗君主的贵族，而不是再洗礼派那样出身卑微的狂热者，他们自己就是地方长官，掌握着上帝赐予的权柄，就像国王或诸侯一样。这使得他们的叛乱更加有效，就像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路德派诸侯的经历一样，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曾试图迫使他们回归天主教模式但终究未能成功。贵族不仅可以利用传统的忠诚，还能操纵新教群氓企图在实体层面砸烂旧教会的破坏性热情。决心与敌基督奋战到底的人群砸碎了教堂的彩绘玻璃窗，将雕像推倒在地，按照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曲调咆哮着大卫的诗篇。最后一项做法在日内瓦非常流行——日后更端庄的英格兰宗教革命拾起这项做法时，人们将其称为“日内瓦诗篇”。音乐是流行宗教改革的秘密武器。唱歌、哼唱甚至口哨都比最大胆的布道言论更能传播微言大义，而且还不像书籍那样授人以柄。音乐的政治效果是惊人的。

在卡尔文的有生之年里，改革派新教徒开始挑战法国君主制，法国君主依靠历时五十年的战争与各种奸诈手段才使他们最终就范。这些人在法国获得了“胡格诺派”（Huguenots）的绰号，这个称号的起源迄今为止没有定论。*56* 苏格兰的改革派活动家羞辱并废黜了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玛丽女王，同时设立了一个将主教边缘化并通过长老会系统遵循日内瓦教会政府先例的教会（苏格兰语将“教会”称为Kirk）。这座教会成为了仿照日内瓦协议会在社会内部行使纪律的绝佳范例。但是教会的纪律非常公开，触犯教规的悔过人员必须在每周日来到熙熙攘攘的教堂，坐在一条特殊的长板凳上，接受会众集会期间全体人员的注目。这种做法使得教众群体获得了两方面的重要话语权，其一是选举维持该体系的长老，其二则是监控公开忏悔者的诚意。在现代社会中，此类“加尔文主义”体系有着黑暗与压迫的名声，但我们忘记了此类体系之所以生效是因为人们希望它们生效。教众极少重复犯错。改革派的教会纪律为一个骇人暴力恣意横行的世界提供了施加控制所需的结构，而且还使得整个社区都参与了控制。*57*

在荷兰北部推翻天主教西班牙统治的革命当中，其他宗教改革活动家成为了革命成功的关键，此后又在当地建立了归正教会并且同样采取了长老会的管理体制。在东欧，尽管奥斯曼帝国在匈牙利一开始取得了若干胜利，但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归正宗王公贵族依然保持着咄咄逼人的自信心，令土耳其人如芒在背并且大惑不解。英格兰教会受到了归正宗虔诚态度的深切影响，尽管新任新教君主伊丽莎白女王对于宗教改革抱有敌意。她的神学观几乎就像她的父亲亨利八世一样刚愎自用。伊利莎白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女王在1558年去世，英国江山随即落入了她的手中。她在1559年推行的宗教解决方案恢复了化石版本的爱德华六世时期半成品宗教革命，也就是所谓的英国国教会。伊丽莎白手下许多积极活跃的改革派新教臣民都觉得国教会没有理由一直维持半成品化石状态，并不断向她施压要求进一步推行教会变革。而那些乐于服从女王意愿的人们则越来越不客气地将这些异见者称为“清教徒”（Puritans）*58*

1570年的事件使得欧洲内部的分界越来越清晰。一系列彼此独立的政治危机在欧洲北部带来了有利于新教的环境，而南部欧洲则更倾向天主教。对比鲜明的故事后，1570年后欧洲南北方的鲜明对比可以由两支天主教海军的命运得到体现，其中一支军队获得了胜利，另一支军队则惨遭毁灭。1571年，一支主要招募自天主教地盘的海军在西班牙国王的命令之下，由查理五世的私生子奥地利的唐.约翰指挥，在勒班陀（科林斯海峡或纳伏帕克托斯）彻底击溃了土耳其舰队，决定性地遏制了伊斯兰势力向西欧的扩展。而在1588年的遥远北方，另一支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遭到了伊丽莎白女王麾下海军将领的挫败，然后就被北海和大西洋的风暴吹了个七零八落，罗马天主教征服英格兰新教的企图就此永远成为了泡影。这条南北鸿沟迫使人们做出决定，或者起码说他们的统治者开始强迫他们做出决定。他们究竟要认同哪一套教义呢？

历史学家们为这个过程贴上了一个不甚可爱但也许确有必要的标签：信条化（confessionalization）——为彼此独立的教会创建固定的身份认同与信仰体系。这些教会此前的自我认知往往不太稳定，而且根本不打算为自己寻求独立的身份。信条化标志着重建统一拉丁语教会努力的失败。在西欧，人们很难摆脱这种整饬边界的冲动。瑞士有一小块名为格劳宾登的地区，地处偏远而贫困的阿尔卑斯山区，当地人很快就抓住了恶劣环境赋予他们的自由：1526年，随着宗教改革开始分裂欧洲，他们在当地主要城镇伊兰茨签订协议，确保了当地每一个村庄都可以在天主教教会与归正教会之间自行选择。尽管从始至终争吵不休，但是这份协议还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此时西欧其他地区某些富于想象力的思想家才刚刚开始领悟这种做法的合理之处。*60* 宗教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区域是荷兰北部，这一回的多元化进程与国家新教教会的愿望正好背道而驰。新兴共和国的世俗统治者们（“摄政王”）掀翻了教士专制并且以千金不易的劲头捍卫着地方自治的权利，他们绝不打算听任归正宗神职人员垄断宗教实践。只要不主动惹麻烦，荷兰人就尽管可以忽视教区教堂的生活。

另一方面，东欧地区则施行了最实际且最官方的宗教共存方案——甚至比格劳宾登更胜一筹。最引人注目的事例发生在刚刚从匈牙利旧王国残骸当中摆脱出来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特兰西瓦尼亚的王公们面对着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两面夹击，急于将尽可能多的匈牙利贵族团结在自己周围。然而贵族们的宗教信仰可谓种类繁多，其中源自名誉扫地的老教会的信仰则少之又少。贵族们的信仰范围涵盖了板上钉钉的路德宗与公开否认三位一体的吓人教派——罗马宗教裁判所大清洗期间，众多意大利激进思想家纷纷出逃，这些否认三位一体的教派正是受到了他们的鼓励。有一个人的属灵旅程很能体现当地宗教光谱的宽度。这位富有魅力的匈牙利教会领袖芬利克.大卫（Ferenc David）从路德宗投向了反三位一体论，并且为一位名叫亚诺斯.齐格蒙德.査珀莱（Janos Zsigmond Zapolyai）的贵族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此特兰西瓦尼亚大会决定顺水推舟。既然不可能说服各派和解，那就不如承认他们的合法存在。根据当时的标准这种做法可谓惊世骇俗。1568年大会在多尔达镇的教堂门前集合（如今这座已经遭到天主教改造的教堂并不纪念这个重大事件），并宣布：

“各地牧师均应根据各自理解宣讲福音，如果其所在社区愿意接受，固然不错；但如若不然，任何人都不应在内心不宁之际遭到强力胁迫……任何人均不得因为他人布道内容而对其以监禁或驱逐相威胁，因为信仰是源自上帝的礼物。”*61*

除去尼哥斯堡短暂而不得善终的例外，这是激进基督教集体首次在十六世纪欧洲获得正式承认（虽然这种承认更倾向于默许而非明确许可）。随后的特兰西瓦尼亚王公们弃绝了与反三位一体论者的眉来眼去。他们与占据多数的马扎尔贵族一起投向了归正宗信仰，这使得他们偶尔也会骚扰并迫害一下行止欠谨慎的反三位一体论者。但他们仍然坚持多尔达协议的一般原则。

特兰西瓦尼亚王公们的改革派信仰最终导致他们对于公国在上帝计划当中扮演的角色产生了过分的热情。在十七世纪中叶，才华横溢且雄心勃勃的乔治二世.拉克齐在归正宗牧师讲道的鼓励下将自己当成了以色列王大卫，决心充当上帝的先锋，征讨所有上帝的敌人。不幸的是，上帝对于乔治二世越来越不现实的活动——例如夺取波兰王位以及无视头顶上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青睐。战场留下的伤口在1660年要了他的命，他死后公国也面临着毁灭的厄运。到了十七世纪后期，早已不是王家的拉科齐家族皈依了天主教。这件事意味深长地象征了时代的变迁。然而，即使天主教哈布斯堡家族吞并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原有领土并尽最大努力蚕食其宗教自由，多尔达协议还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宗教环境当中硬生生地留下了许多痕迹。特兰西瓦尼亚的中世纪教区网络密集程度足以与欧洲西部许多地区相提并论，在这里走村串县寻访古老教区教堂的体验绝对令人振奋。有些教堂依旧保有着丰富的路德派内饰，也有些张扬着天主教巴洛克风格的外观；新教布道所四面白墙落地，映衬着明亮宜人的花边帷幔；还有一处风格奇异的中世纪崇拜场所，当时是反对三位一体的神体一位派的教区活动中心——这座建筑与隔壁村镇里的归正宗教堂在外观上的差异之处在于骄傲镌刻于墙壁上的马扎尔语格言：“上帝为一！”

特兰西瓦尼亚的举措很快就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得到了跟进，尽管最终结果非常不同。即使在1600年，将天主教与波兰人身份等同起来的想法——这个观念在二十世纪挺过了希特勒与斯大林的暴政，催生了一位波兰裔教皇，并且削弱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力量——仍然遥不可及。而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谁也不敢说波兰-立陶宛在宗教方面会迎来怎样的未来——罗马天主教、路德宗、改革派甚至犹太教看起来都很有可能。绝大多数路德派信徒都是生活在城镇和城市当中的德语人士，他们对于波兰-立陶宛的经济生活至关重要。改革派不仅拥有欧洲最具政治家风范的新教领导人约翰.拉斯基，还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当中若干个势力最大的家庭结为了同盟。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拉齐维尔家族，他们的生活宛如国王一般奢华，而且还控制着立陶宛大公国的主要武装势力。或许有五分之一的贵族投靠了改革派，而且在十六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波兰参议院，占绝对多数的非文职成员都是改革的同情者或追随者。*62*

在欧洲，阿里乌斯教会当中的反三位一体极端份子享受着与任何类似团体相比都更加公开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盟友是唯一的例外。他们的实力在立陶宛公国东部尤其强大，他们还可能与此前就存在于当地的各种东正教持异见团体有联系，特别是同样对三位一体表示怀疑并且拒绝圣像的所谓“犹太主义者”。但是这些现有的东正教根系很快就得到了大量欧洲南部流亡者的补充，以至于反三位一体论者日后落了个“苏西尼派”（Socinians）的名头。这个名字源于一位意大利激进分子莱利奥.弗朗西斯科.苏西尼（Lelio Francesco Sozini），他的侄子弗斯特.保罗.苏西尼（Fausto Paolo Sozzini）将他的教导传播到了波兰。值得注意的是，反三位一体论者在不久后的1569年甚至能够在波兰开设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拉寇学院。而且这座学院还有自己的印刷厂，该厂于1609年出版的拉丁语版本《拉寇问答书》（Racovian Catechism）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反三位一体声明。

从本质上来说，这座学院是为常规社会组织提供替代选项的另一次努力：就好比社群主义哈特教派（Hutterites）在摩拉维亚享有一块自由的绿洲一样，学院社区也奉行内部财产共有，遵循严格的和平主义原则，成员之间没有明显的阶层高低。与哈特教派不同的是，拉寇学院对于独立思考或高等进修并没有疑心。这座学院代表了到目前为止针对十六世纪欧洲社会等级的最彻底的挑战，但是百花齐放的波兰激进基督教团体还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反三位一体论者还在他们自己的教会聚会当中讨论基督徒是否应当拥有农奴的问题。这方面的讨论有着非常实际的原因，因为反三位一体论教众的资助人通常是拥有农奴的贵族。与中欧地区的谦逊哈特教派手艺匠人的观点相比，这是一个版本非常不同的激进基督教。*63* 在当时的立陶宛（今白俄罗斯），有一位名叫西蒙.邦德尼（Symon Budny）的长寿学者，此人特别喜欢转换观点，甚至就连反三位一体论者都被他的脾性搞得心神不安。他于157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版波兰语圣经。在这一版圣经的出版筹备过程中，若干位犹太教卡拉派（Karaites）——该分支就像新教一样只尊重圣经经文的字面含义——出身的拉比与这位基督教新教徒进行了愉快的合作，因为后者一贯强调自己对于希伯来圣经的钦慕。*64*

十六世纪中叶波兰-立陶宛的宗教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波兰-立陶宛的领导人发动了一系列政治变革。对于该地区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他们改组了1569年卢布林协议确定的政体，然后又抓住机会在联邦宪法当中为宗教多元化争得了一席之地。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国王于1572年去世；在一系列动荡的婚姻悲剧之后，他成了雅盖隆王朝的最后一个男丁。现在卢布林联盟确定的宪法条款开始运作：新君主选举完全掌握在联邦贵族手中。大多数贵族都决心不让哈布斯堡家族将本国王位加入到他们的欧洲王座收藏当中。明显的替代人选应当来自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最主要对手，即法国瓦卢瓦王朝。因此联邦贵族们开始与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弟弟安茹伯爵亨利进行谈判。然而在1572年的初秋从法国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使得局势一下子复杂起来；在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当中，杀气腾腾的天主教徒冲着胡格诺派教徒举起了屠刀，杀戮暴行在法国各地蔓延开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除非亨利保证绝不会在联邦境内重复此类暴行，否则信奉新教的波兰贵族肯定不允许他登上王座。

于是贵族们于1573年在华沙举行了议会（Sejm），商定提交给新国王的协议的具体内容，期间保障宗教自由的协议条款得到了一致认可。这项条款可以说是贵族意图的主张，亨利必须承认这一条款才能获得王位：

“由于宗教议题在联邦（Respublica）内部分歧较大，为防止任何此类我们在其他国家已经充分领略的伤人纷争肇始于我国人民当中，我们向彼此以及后人们做出永久承诺……我们即使在宗教方面意见不同，也依然将维持彼此之间的和平共处，不会因为他人信仰不同或改换教会而流血伤人，或者通过没收财产、辱骂污蔑以及监禁流放等方式彼此惩罚，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协助任何地方长官或者政府官员采取此类行为。*65*

尽管亨利的法国顾问们心怀疑虑，而且波兰境内的主教也发动了愤怒抗议（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签署了这份协议），年轻的国王还是表示了同意。尽管波兰-立陶宛联邦后来陷入了苦境，但是华沙协议始终是联邦境内政治和宗教生活的基石。波兰一贯骄傲地主张本国是一片绝不迫害异端的土地，一个“没有火刑架的国家”，1573年协议则为这项基本靠谱但并不完全属实的主张提供了可信度。*66* 当欧洲进入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东翼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地区的宪制国家向其他欧洲人展示了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西方基督教的分裂。可悲地是，这一地区随后的历史背离了起初的良好势头并且阻碍了更广泛宽容的实现。新的举措必须出现在其他地方，直到十八世纪的恶性宗教战争将欧洲大部以及英国列岛着实蹂躏一番之后，这些举措才姗姗来迟地出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