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干嘛费那么大力气还搞啥火攻，直接把大炮推到碉楼前面，三下五除二轰他丫的不就得了！当年八路不就是这么端鬼子炮楼的嘛！您可别欺负俺没文化，俺记得起码打明朝起就有红衣大炮了，据说连努尔哈赤都是被那东东轰死的。

　　想法不错，可惜无法实现，理由也很简单——大炮确实有，可根本推不到碉楼前面，因为它们都不是野战火炮，移动起来十分困难，甭说推上山，连过条大马路都费劲。

　　先复习一下中学历史书，世界上有铭文断代的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是元至顺三年既公元1332年铜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口径约10.5厘米，全长35.3厘米，重6.94千克。而中国军事博物馆也保存着一门元至正十一年即1351年的有铭文火铳，它长435毫米，重4.75千克，铳口直径30毫米。不过，2007年又发现了一门元大德二年即公元1298年的火铳，比前面那两门还要早一些。

　　由于制造工艺的限制，这些早期火器膛压都不大，身管也短，使得其射程和威力都很有限。另外我们也发现，它们都没有炮耳也就是大炮中部用于上下转动炮身的那个轴，调整射界只能靠垫高或降低炮身，可以说相当麻烦。

　　虽然中国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建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装备了各种火铳，而且朱老四在和蒙古的实战中，还总结出“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使用战术，可惜进入十五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火器水平一直徘徊不前——其原因很多，就不细说了——反而是传到欧洲以后突飞猛进，取得了飞速发展。

　　十五世纪五十年代，欧洲人发明了制造颗粒状黑火药的工艺，大大提高了火药的威力、稳定性和防潮性，逐渐取代了此前的粉末状黑火药，不过也有人认为明朝其实也有类似的发明，不一定比欧洲晚。新火药也淘汰了此前分节铸造的低膛压火炮，促进了制炮技术的发展，其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功不可没，对火炮发展史颇有研究的恩格斯曾写道：

　　“他彻底取消了可拆卸的炮尾部，开始铸造完整的青铜火炮，采用了炮耳轴和带车轮的炮架，并且只使用生铁实心弹。他还统一了火炮的口径，通常把较轻的火炮用于野战。

　　“在这些火炮中，双管炮装置在用35匹马牵引的四轮炮架上，其余的火炮则装置在用2匹到24匹马牵引的双轮炮架上，炮架尾部拖在地上。每门火炮都固定有一组炮手。”

　　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认为：“炮兵勤务有了专门的组织，这就使野战炮兵第一次成为一个特殊的兵种。小口径火炮相当灵便，在作战时可以和其他部队一起移动，甚至不会落在骑兵的后面。正是这一新的兵种保证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法国人一小时发射的炮弹比意大利人一整天发射的还要多。法国人依靠野战炮兵取得了福尔诺沃会战的胜利，震动了整个意大利，于是这一新兵种便被认为是无敌的。”

　　西方关于炮兵以及炮弹飞行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于1537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抛射体理论的书，他发现在真空中45度的射角可使炮弹达到最大的飞行距离。西班牙人科耳亚多和乌凡诺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不可忽略的还有伟大的伽利略，他们奠定了炮兵弹道学的理论基础。

　　几乎在同一时候，意大利冶金学家比林古乔对铸造技术的研究，大大改进了火炮的制造法，而哈特曼又发明了口径比例表，用它可以按火炮各部分与炮口直径的比例去计算火炮各部分的尺寸，这就为火炮的构造提出了一定的标准，给此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开辟了道路。

　　尽管查理八世成就斐然，但军事史家公认，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才是炮兵武器最伟大的改革家。按照军事名著《武器与战争的演变》的说法，古斯塔夫的目标是要提高炮在与步兵及骑兵联合作战时的效能，他并不在乎提高炮的发射速率（虽然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要使炮能够及时进入恰当的阵地。这就要求炮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反过来也意味着必须减轻炮的重量。

　　为此，他把瑞典炮的口径标准化为适合发射24、12和3磅炮弹的三种口径。他取消了笨重的48磅炮弹的炮，又用机动性很强、发射速率较高的3磅炮弹的炮取代了8磅炮弹的炮。通过提高火药的质量，他使火药在炮管内产生的压力符合一定的标准，从而减少了炮管壁的厚度。接着他又大量采用了瑞典有着丰富资源的铜来制造炮，并替换下原来的一些木制零件，因而缩短了炮管的长度，减轻了炮的重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典采用的结实牢靠的3磅炮弹的炮或称之为“团属炮”。这种经过反复试验后采用的炮长度为4英尺，连同炮架重625磅。它采用了整装式炮弹，从而简化了装弹程序，提高了炮弹的发射速率。军事史家认为，这种武器完全改变了炮兵的功能，古斯塔夫军队中的每个团都配备有一门这样的炮——后来改为两门——因此使瑞典军队的作战火力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在许多年里，配备有这种炮的团是唯一能够与步兵协同作战的军队。

　　如果按照中国的算法，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在吕岑会战阵亡的时候是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大明尚有十二年的国运。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间，弓马娴熟的八旗武士让拥有先进火器的明军节节败退，直至丧失整个帝国，这种现实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对火器的轻视态度。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开始的雅克萨之战，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八旗军才猛然发现，对面俄军尽管少得可怜，但其猛烈的火力却能轻松压制自己手中的弓箭。

　　有一个统计认为，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中450名俄军有三百支火绳枪，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中826名俄军的火绳枪只有一百支，但却有八百五十支燧发枪——这种新式武器尽管在欧洲大陆早已经普遍使用，但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帝国还没有完全换装。而数千清军的主要远射武器还是他们赖以成名的弓箭，火枪不仅少——只有百支左右——而且还多是老式的“鸟枪”。

　　幸运的是，在明智的康熙皇帝的运筹下，清军当时把几乎所有能运来的大炮都推到了雅克萨要塞前，其中有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设计督造的二十门威力强大的红衣大炮，包括八门“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和十二门“神威将军”炮，构成了对仅有三门炮的俄军的绝对优势。在重炮的轮番轰击下，要塞里的俄军损失惨重，战后也许为了推卸责任，他们不仅夸大其词地宣称对方有超过两百门大炮，还说对方的炮兵都是换上中国军服的欧洲雇佣兵。

　　我们有理由认为，雅克萨胜利后数十年间，清军的火器水平并没有多大进展，甚至可能发生了退步，他们的火炮仍然笨重拖沓。就以在当年曾大展威风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和“神威将军”炮而言，前者重量超过两千斤，后者也有近七百斤，根本无法翻山越岭运到金川前线，更别提推到建在峰峦峭壁的碉楼前了。

　　何况后人计算过，两千斤的神威无敌大将军其实只是六磅炮（装药三斤，炮弹六斤），即使按照一个多世纪前瑞典野战炮兵的标准，其威力也仅仅高于最低等的3磅野战炮，这两者的机动性却无疑判若云泥，而这种3磅炮，由于火力不令人满意，早在17世纪前就基本被淘汰了，当时欧洲各军事强国的主力野战炮已经是12磅炮。

　　其实金川战争中，清军也不是没用过火炮，不过由于重炮运输困难，因而只能抬动什么炮就用什么。从结果看，这些小炮聊胜于无，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史书记载，以西凤协副将任举为首的一支清军，协同友军将一座金川军大战碉团团包围，他们随即架炮开始轰击。可是接连开了两百多炮，碉楼的外墙上虽然被打得弹痕累累，却只是皮肉受损，根本没有伤筋动骨，战碉仅仅被轰塌了一个小角而已。

　　于是“举度我军炮小不能下”——任举终于明白了蚊子叮大象的无奈，只好想其他法子，比如先假装撤退，中途设下埋伏，等敌人追击时再突然杀出，依靠自己擅长的野战解决问题。用了几次后，效果还不错，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这只能诱骗莽撞的敌人，如果金川军在碉楼里死守不出，清军也就毫无办法了。

　　这位任举可不简单，他是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的武进士，一位真正的武林高手。金川战争前，任举一直在防范准噶尔汗国的西北前线从军，从守备（正五品的武官）开始，累积军功升到了宁夏固原的游击（从三品，位于参将之下），并代理参将（正三品，位于副将之下，管辖一营兵力）之位。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农历十二月，固原爆发大规模兵变，乱兵们疯狂地冲击提督衙门，已经“毁辕门将入”。就在这危急时刻，武林高手任举挺身而出，他“手刃十余人，擒四十余人”，要知道他杀的可不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而都是手头不但有家伙而且还练过的军人，这下子镇住了所有闹事者。事变平息后，川陕总督庆复对这名勇士非常欣赏，将他提升为正式的中军参将。

　　尤其让任举感动的是，据说乾隆得知他的情况后叹息良久，不仅赞扬他“胆略过人，才可大用”，而且还“惜知之晚”，就是说皇帝后悔提拔他太晚了，想想也是，此时的任举已经四十四岁了。后来任举死后，乾隆曾专门为他写了篇祭文，其中有“跃单骑以挥戈，驱除贼党；奠全城于安堵，拥卫民居”之句，说的就是他这段平乱往事。

　　从此，勇武的任举便简在帝心。随着金川战争爆发，痛感于此前瞻对之战中清军的拙劣表现，乾隆特地下令将任举等几个没有污点的将领调往四川前线，皇帝的调令中写道：“在军诸将狃於瞻对之役，庸懦欺蒙，已成夙习。今别用举等，皆未从征瞻对，无所掣肘，宜鼓励勇往！”看来，乾隆很清楚四川清军中欺上瞒下推诿责任已经成了日常习惯，不得不想办法来给他们注入新鲜血液。

　　被提升为代理重庆镇总兵的任举热情高涨，不过，习惯于辽阔大西北作战的任总兵，突然到了峰峦纵横的雪山峡谷，确实有些老虎吃天无从下嘴，他所擅长的马队和大炮在这里举步维艰，只能重新适应环境。但任举的工作态度无疑让赏识他的皇帝十分满意，面对敌人林立的战碉，他不等不靠，积极思考对策。

　　在实战中他发现，己方装备的小口径炮弹虽然对碉楼毫无办法，但打人却绰绰有余。于是在对碉楼阵地展开强攻时，他下令清军“凭高发炮洞其垣，令土兵缘沟潜进，毁贼碉，师循出山腰克贼卡”——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清军事先在高处构建炮兵阵地，炮兵以猛烈的炮火压制守军火力同时吸引敌方注意力，与此同时，步兵则沿山势悄悄匍匐前进，突然出现在碉楼下，对被己方炮火打得不敢露头的敌人展开强攻，力争一举攻克。

　　这就颇有些现代战争步炮协同的味道了，无疑对攻方两个兵种的配合程度要求极高，稍有闪失就会造成误伤，但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一战术实施得颇为成功，其中任举本人卓绝超群的武力以及身先士卒的作风恐怕功不可没，就连主帅张广泗也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称赞说“在川镇将，忠诚勇干无出任举右者”。

　　但清军的亮点也就到此为止了，除此之外几乎一片黑暗，可以说频频损兵折将。对于这些失利，正史的记载非常少而且混乱不堪，感谢现代的历史学者，他们通过对那一时段众多奏章、上谕、实录等庞杂史料的详细研究，已经捋顺了大致脉络，使我们能基本了解到当时发生了什么。

　　原来，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农历九月初五，本已归顺清军的一个金川酋长突然再次倒戈，在他的带路下，金川军突袭并占领了清军游击陈礼驻扎的马邦山梁，一举阻断了前线清军的粮道。同年十一月，金川军乘胜追击，包围了清军副将张兴驻守的营盘，张兴手头只有不到一千人马，他多次向张广泗求救，但张却斥其无能，一直拒绝派出援兵。

　　由于粮道被截，到了十二月，在雪域寒风中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的张兴部队彻底断粮，弹尽粮绝援兵无望的张兴不得不提出与金川军讲和。但就在和谈结束后，按约定撤出阵地的清军却被诱骗到一个山谷里，随即遭到金川军突然袭击，除三百多名先头部队拼命杀出外，包括张兴在内的其他五六百名官兵在大屠杀中无一幸免。

　　这是清廷自战争开始以后最大的一场败仗，而更可气的是，主帅张广泗却将战败的责任统统推卸给张兴等死人，此举使得本来就士气低落的清军更加上下离德，再也没有斗志。而高高在上的乾隆很可能并不了解这些情况，那部畅销小说中写到，张广泗谎报军情讳败为胜，也许不无道理。

　　只不过小说中张广泗诬陷兆惠、海兰察贻误军机导致战败，却是没影的事，因为当时兆惠正担任着刑部侍郎兼户部侍郎，他在这场战败后才来到金川督粮，而海兰察的年龄则要小得多，根本就不可能参战——他当时还只是个七岁的孩子。

　　与此同时，张兴部队的溃败，导致与其一直遥相呼应的的参将郎建业所部顿时失去互为犄角之势，清军的进攻优势也丧失殆尽。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正月初二，金川军进攻大金川河边的重要军事堡垒噶固，驻守此地的八十余名土著士兵打开碉门投降，随金川军一起渡河而去。

　　正月十日，金川军猛攻并夺取了郎建业部队建立的七个防御阵地，清军指挥官游击孟臣被杀。二十日，在金川军的追击下，郎建业被迫率部退到巴底土司辖区内，本来情况尚可的总兵马良柱部队也只好撤退到了孙克宗碉寨组织防御。狼狈撤退的清军一路逃窜，军装和枪炮弹药扔了满地，进攻大金川的计划完全破产。

　　纵观乾隆十三年的春天，清军在金川军的面前屡屡受挫，包括副将张兴、游击孟臣在内的多名中高级军官战死，虽然任举等少数将领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整个战局来看“亦未大捷”，离皇帝期待的全面胜利还遥远得很。

　　不过，张广泗也并非一无所获，经过一番明查暗访，他高兴地报告，当初乾隆委托他查的那件事终于有了结果：皇上您圣明，果然料事如神，班滚这厮真地没有死，他很可能就躲藏在大金川！

　　还记得班滚是谁吗？他就是此前在瞻对之战中搅得四川清军痛苦万分的那个土司，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折腾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清廷消耗军费五十万两白银，多名高级军官收到处分。战争邻近尾声时，川陕总督庆复一口咬定班滚已经被烧死，而专程前往督战的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第也附和庆复的说法，皇帝尽管怀疑，但苦于没有证据反驳，因此在张广泗来四川前曾要求他一定要认真调查。

　　有一天，清军擒获了两个敌人的逃兵，从他们的口中，张广泗知道这两人竟然曾是班滚的部下。两人供称，当年清军合围前，班滚就已经逃出，并跑到另一个寨子躲藏起来，因此当瞻对最后的残余部队和他们顽抗的据点一起被焚毁时，班滚其实并不在内。按照张广泗调查的结果，班滚此后很可能一直躲藏在金川，处于莎罗奔的保护之下。

　　不久以后，张广泗又从四川提督武绳谟那里得到了新的证据，武提督声称，部下有一个从理塘招来的新兵报告，他在理塘的时候曾听当地人说班滚并没有死，而且就藏在金川。综合这些线索，张广泗认为，当年班滚并没有被烧死，此事已经显而易见，他向乾隆保证，自己还会继续调查下去，等找到了班滚藏身的具体地点，再向皇帝上奏。

　　很快，乾隆的批复下来了，除了鼓励张广泗查访有力外，还认为，看来班滚确实还活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除了去金川还能躲到那里呢！因此乾隆对张广泗说，打金川是一箭双雕，既可以铲除不服管的莎罗奔，又可以彻底解决试图东山再起的班滚，这事儿就全靠你了！

　　张广泗高兴了，可庆复却倒了大霉。此公当时已经升为相当于宰相的大学士，并兼管兵部，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哪曾想被张广泗这一状告下来，立即点燃了皇帝的怒火，烧得这位宰相焦头烂额。纵观瞻对之战以及金川战争初期，如果用无能来形容庆复的表现，大概并不为过，但他的官却越做越大，直到现在才真正遇到了大麻烦。

　　其实，乾隆也许并不在乎手下有多么无能，恰恰相反，对这位自诩为无所不能十全十美的皇帝来说，一个相当大的乐趣就是兴致勃勃地挑出臣下们的错误，从而显摆出自己的能耐，因此许多乖巧的家伙经常会故意留下一些小纰漏来迎合主子的喜好，而那些严谨得几乎没有漏洞的所谓正人君子，却往往会让皇帝感到相当无趣进而有意疏远。

　　你可以无能，甚至可以贪污，但前提是你一定要乖，要让我感到舒服。现在乾隆突然发现，一向唯唯诺诺的庆复竟然骗了自己，把班滚这么一个大活人愣说成死的，胸中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倒霉的庆复几乎立即被逮捕，关进刑部大狱等候发落。想当年，张广泗一状把顶头上司岳钟琪告得几乎送命，现在尽管十多年过去了，宝刀不老的他一纸状子，再次把顶头上司即分管军事的宰相送进了大牢，而此前两人在四川前线相处得一向不错，张将军当真是铁面无私。

　　所谓墙倒众人推，庆复下狱后，对他不利的证据便源源不断地涌出，其中最有力的一部分仍然来自于告状专家张广泗。张报告说，理塘土司向自己反映，说庆复当年其实早就知道班滚已经逃走，为了隐瞒这一情况，庆复竟然找来班滚的一个儿子来冒充他：“庆复得班滚子沙加七立，为更名德昌喇嘛，令仍居班滚大碉，冒称经堂。”不知道这个假土司最后是否死在那场大火中，如果真这样，那他死得可真是太冤枉了。

　　不仅如此，曾为庆复报告背书的兵部尚书班第也改口了，他承认当时“班滚已逃，仅得空寨”。时任清军前线总指挥的四川提督李质粹已被革职，当乾隆下令将其关入刑部，追究放跑班滚的的责任时，他终于招了：“曩报班滚焚毙，实未亲见；后闻藏匿山洞，亦未告庆复追捕。”

　　而清军的现场指挥官、四川松潘镇总兵宋宗璋也供认：“明知班滚逃亡下落，不复搜擒，致令远遁，种种欺饰。”至此，班滚未死之事已确定无疑，而从方案策划者到具体执行者，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也已然形成，曾经风光无限的庆复被死死地套在了里面，再也没有脱身的机会。

　　在皇帝的盛怒下，这位文华殿大学士、川陕总督、袭一等承恩公，“以瞻对用兵捏报焚毙贼首班滚，欺朦了局”，被下令自尽，随后，李质粹、宋宗璋两名前高级军官也被处斩。但乾隆肯定没想到的是，从庆复起，这份长长的死亡名单才刚刚开头，而且，相比后来那些掉脑袋——无论是被皇帝砍掉还是被敌人砍掉——的高官，庆复这个全尸的结局，已经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处理完了遗留问题，仗还得继续打下去，在皇帝看来，张广泗的进展仍旧缓慢，而事实上，清军不仅没有什么进展反而频频损兵折将，即使张广泗也已经无法掩饰。不过乾隆对张广泗还是信任的，为了减少张的负担，皇帝下令他此后只管领兵打仗即可，总督任上日常事务以及粮草军饷等后勤供应，另派其他大臣负责，以免分神。

　　负责押送粮饷的是我们的老熟人、兵部尚书班第，他到达前线后立即发现了大问题——官兵的情绪极其低落。在给乾隆的报告中，班第写道：“广泗自去冬失事后，深自愤懑，亟图进攻，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气积疲。”

　　就是说，虽然张广泗在战败后试图报复，但他确实不了解敌情，而且士气已经降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不断失利的官军竟然成了当地人的笑柄，“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因此观望”，再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钦差大臣、经略大学士的身份，帝国首相讷亲奉旨出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