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如果说犹太教和归正宗基督教新教是基督教与形而上学新精神背后的一对基本推手，那么这种新精神本后的其他基础因素就来自那些往往披枷带锁的新教国家，即荷兰和英格兰。归正宗新教与犹太教合为一体的可能性引发了诸如千年至福论、弥赛亚再临论或者末世论之类的各种兴奋情绪。作为这些兴奋情绪的主要发生地点，这两个国家开创了另一个非常不同的未来：基督教教义与实践在上一个千年里一直处于指导欧洲社会日常生活的核心地位，但是当十七世纪末期迫近之际，两国社会都开始了动摇这一地位并且使其沦为众多个人选择之一的漫长进程。位于北海东西两翼的这两个国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有着许多共通的特殊性，这也是这一进程的大背景。两国国内都存在着种类繁多的宗教异见者，两国的宗教宽容政策也都十分勉强且不自然。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两国都实现了与十七世纪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社会分布更为广泛的经济繁荣。两国都改进提升了原有的农业技术，并且通过一系列非凡的制造业与商业企业生聚了全新的货币财富，因此也成为了全欧洲最早摆脱饥荒的地区，从此不必再担心农作物歉收导致大量人口饿死的危险了。*38*

这一新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后果。剩余财富的分配在荷兰和英国越来越普遍。到了1700年，两国都在不断增长的对亚洲贸易领域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商人们将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贩运回了本国，尽管这些商品本身属于奢侈品，却能在低端市场得到成功的仿制，这也正是它们的特殊吸引力所在：此类商品当中最主要的是纺织品和瓷器，此外甚至还包括墙纸这种前所未有的家用设施。本土制造业维持着贸易的进行，并且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新商品。十七世纪后期两国社会当中的普通百姓有条件拥有越来越多未必一定用得着的商品，这种陌生的感觉令他们心醉不已。此外吃饭问题也基本得到了解决，再也不必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了，于是他们也自然而然地享受起了随之而来的闲暇时光。以现代化的繁荣标准衡量，当时的闲暇、耐用品与闲钱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此前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小撮特权精英的专利。早在民主制度借助惯例的力量进入政治领域之前，个人选择就在社会当中得到了民主化。*39* 基督教现在必须以各种不同方式面对当前局面造成的后果。

我们姑且先来看看十七世纪欧洲的重大转变之一：一部分公共基督教敬拜音乐正在变成个人化的休闲活动。毫无疑问，在基督教的全套历史当中，聆听神圣音乐带来的纯粹审美享受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聆听音乐一直都以集体崇拜活动为背景。十七世纪的荷兰人开发了管风琴演奏会的理念：在演奏会当中，教堂建筑成为了演奏会的场地，并不涉及任何特定的敬拜意味。管风琴演奏会很快就传遍了西方基督教世界，而且这些演奏会与教堂的常规宗教活动全无关系。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荷兰的主要教区教堂里都配备有壮丽的管风琴，尽管教堂神职人员对此很不赞成，但是他们的怒火丝毫奈何不了管风琴，因为管风琴是由民政当局购置并保养的——实际上管风琴本身就象征了荷兰摄政王们长期以来试图遏制教士爬到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努力。在伟大的扬.皮泰尔索恩.斯韦林克的领导下，荷兰和德国北部的作曲家们创作了精美繁复的乐曲，借以张扬这些恢弘乐器的风采。机变百出是这些乐曲的统一主题，因此它们并不排斥归正宗的韵文诗篇曲调，但是究其本质而言这些乐曲并不太可能成为崇拜活动的一部分。

在音乐、社会与宗教领域还有一项变革的征兆，就是清唱剧（oratorio）的运势转变。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关于神圣主题的合唱与管弦乐作品原本是源自意大利即天主教世界的音乐形式，很适合各种天主教弟兄会组织排演。在1700年之后的新教欧洲，清唱剧演出走出了教堂，走进了世俗公共建筑，有时还会采用世俗题材。这样的现象在天主教南欧并不普遍，这也使得清唱剧更加贴近了另一种全新的合唱音乐形式，也就是歌剧。歌剧最早出现的用意是在天主教四旬斋期间顶替清唱剧的位置。英国人于1712年从哈雷迎来了一位同时创作歌剧与清唱剧并且兼具二者之长的作曲家乔治.弗里德里希.韩德尔。1742年，韩德尔为英国人呈现了一场关于基督耶稣诞生、生活、死亡、复活与二次降临的清唱剧《弥赛亚》，即使对于不通音律的人们来说，这部作品也依然是英国音乐文化当中的无上瑰宝，并且经常成为慈善义演当中的重要曲目，因此也获得了一层宜人的道德意味。*40* 但《弥赛亚》的首演地点是一座都柏林的公共音乐厅——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而不是都柏林城里两座新教教堂的任何一座，尽管两座教堂的唱诗班共同参与了剧中的合唱部分。这场演出明确无误地表明了神圣音乐从崇拜活动向休闲活动过渡的趋势。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音乐表演或体验开始逐渐替代基于文本的主张，成为了基督教信仰属灵生活的基础。

其他方面的迹象也表明，甚至就连新教国家的公共机构也开始接受社会逐渐偏离围绕基督教启示和圣经故事的训诫，即使在崇拜活动领域也是如此。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之后，英国圣公会，瑞典路德宗和荷兰归正宗的神职人员以国家大事为题举行的布道都显现出了主题重点的改变。英格兰在这方面最早熟，但明面上团结一致的瑞典教会假以时日之后也走上了这条路。国家概念的构建逐渐远偏离了类似以色列王国那样的上帝选民集团，国家本身也逐渐摆脱了遵从上帝审判与恐惧集体罪孽的前提；相反，人们开始越发热烈地宣扬国家本身的荣耀，赞颂国家带来繁荣、自由与个人幸福的能力。上帝依然会奖励社会的良好行为，但是这些奖励往往被视为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不是上帝的直接干预。许多神职人员试图将国家的荣耀归因于国家本身，而罗马就像以色列一样决定着他们的宣传口径。与过去相比，如今的国王和神职人员更为强烈地觉得自己是更广泛社会的代表。为了能让这项十分重大的转变得以出现，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当中一定发生了更普遍的变化。这些新的强调重点反映了自然神论——或者说设想在造物者上帝与受造物之间存在分隔的上帝观——的影响力。*41*

西欧的属灵生活正在显示出与礼拜仪式相脱节的迹象，神性开始与启示分道扬镳，社会模式也得到了基督教圣典以外其他来源的塑造。与此同时，西方的哲学话语则受到了一位哲学家的主导。这位哲学家的假设十分激进地分离了精神与物质。勒内.笛卡儿是一位虔诚的法国天主教教徒，不过从1628年起，他发现信奉新教但是同时也奉行多元主义的荷兰北部地区为他提供了最佳的避难所。在这里他可以不受抑制地自我表达，摒弃一切在他看来束缚手脚的哲学假设。他鼓励自己的同代人与接班人设想具备物质与非物质二元性的人类。此后一直困扰笛卡儿人性观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两者统一起来。1949年，牛津哲学家吉伯特.赖尔讽刺地将这种研究人类意识的途径归纳为“机器里的幽灵”，潜藏在物质组件构成的机关之中的灵体。精神与物质的互动不知怎么的就产生了意识，意识跃升成为了动机，动机又跃升成了行动。*42*

赖尔指出，笛卡儿很清楚基督教历史当中关于灵魂的悠久争论；同样，当他创建人性二元论的时候，耶稣会也教导他了解了正统基督神人二性理论。卡尔西顿基督教试图通过坚守平衡来解决这个困难，而笛卡儿的人性二元论——加上托马斯.霍布斯不留余地的唯物主义以及牛顿对于宇宙力学运作机理的展示——更倾向于通过抬高物质的地位来解决这个困难。毕竟与精神相比，物质要更容易处理、记录或者测量。笛卡儿的意识观或者与笛卡儿结盟的培根经验主义要面对一个永恒的问题，即必须要考虑心智记录或者衡量物质的标准。约翰.洛克在考虑意识问题的时候这样写道，由于人的心智“除了自己的理念之外没有其他直接对象……显然我们的知识也仅仅熟稔这两者。”*43* 那么这些理念究竟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笛卡儿的继承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