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启蒙运动的历史通常与十八世纪紧密相连，因此到了1700年，这段历史当中几乎所有的元素都已经到位了。启蒙运动的许多假设都来自旧约和新约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两门创造了新旧约文学的宗教。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两场看似截然相对但实际上深深纠缠的运动，这两场运动都注定远远超出原本的北海国家场景并且影响世界各地。启蒙运动孕育了开放式的怀疑主义态度：人们开始怀疑，享有特权地位免于独立分析的文本是否具有定义式的真理，或者是否存在任何一门绝对高于其他宗教的宗教。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态度，致力进步的立场，以及越发物质化与世俗化的特征都代表了对于希波的奥古斯丁的原罪主张的嫌恶。然而在启蒙运动身边，一系列新教觉醒运动正是从奥古斯丁以及他对于宗教改革的诠释当中汲取了灵感。主流宗教改革者不仅宣布原罪是人性的关键问题，只能由充满恩典的上帝出手解决，而且他们的主张还肯定了圣经文本的权威与超验性，并且抛弃了一整套可能延展圣经文本含义的寓言解读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将新教觉醒运动视为新教人士对于早期启蒙运动带来的社会与知识创新的震惊反应。

因此这两场运动看起来似乎针锋相对。但是现实情况要更复杂得多，因为两者之间不断地进行着互动与彼此纠缠。福音派觉醒的关键人物都很尊重启发了启蒙运动的理性冲动，启蒙运动人士身边不断发酵的智识生活与不断扩展的知识积累也很令他们着迷。乔纳森.爱德华兹认为启蒙运动对于理性的哲学应用是宗教改革的关键盟友，十分有助于主张人类意志受到束缚的信息。智识生活方面的杂食主义者约翰.卫斯理就像哈雷的敬虔主义者一样决心向自己的教众介绍自然哲学知识与成就带来的兴奋之情。为此他出版了大量作品：卫理派的吸引力之一就是鼓励教众成员的自我教育与自我完善。卫斯理名下的众多畅销书当中有一套内容一直得到稳步扩展的实用医学手册《原始药学》（Primitive Physick），其中的内容来自广泛的业余阅读与大量个人观察。卫斯理哀叹道，在医学史上，“富有学识之人开始将经验放到一旁，完全根据假设来建立医药学”。为了逆转这一过程，他采用了培根的经验主义作风，采用可以在实践当中证明效果的疗法，尽管与此同时他还为医学实验搭配了“祈祷这一味古老且不再流行的良药。”*54*

事实上，启蒙运动在欧洲北部的领导者一般并不是那些憎恨基督教的人物，而是对于基督教的传统论述感到困惑的基督徒。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启蒙运动其实也是一个基督教重建项目，而且与其他福音派所包含的人类改进项目之间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对话。这其中最大的例外就是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他对于道德问题的思考得出了以下结论：道德完全基于人类感受或者“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人类的经验不可能超越自身知识，为万物如何受造之类的问题提供真正的答案。因此他认为启示性宗教在字面意义上就靠不住。就像此前的培尔一样，他也从根本上将道德与组织化宗教的实践分离了开来。对于那些平时认识休谟的爱丁堡虔诚基督徒们来说，问题在于平时的休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往往只有那些从没见过他的人们才会对他破口大骂。约翰逊博士的著名传记作者、苏格兰教会的虔诚成员詹姆士.包斯威尔曾经试图用死亡的恐惧来吓唬休谟，但是却被休谟那开朗而无动于衷的态度给唬住了。后来他承认道，“我面前坐着一位能力过人且喜好刨根问底的人，此人正在死去，而且相信死后一切皆空。”*55* 到头来，有些好动脑子的基督教评论家甚至认为休谟可能为基督教做了一件好事，“净化了我们的宗教当中所包含的所有荒谬不经……从而使其能够战胜一切反对。”*56*

天主教欧洲也不能幸免于启蒙运动的兴奋。*57*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耶稣会经营着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单一导向教育体系，这张智识网络在培养科学文化调查研究方面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因此他们的研究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当他们在1773年遭到镇压的时候，改革的冲动依然还在继续。庇护六世教皇——他的前任曾经迫于无奈而又屈辱万分地背叛了耶稣会——在1775年当选后推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罗马城建计划，最终完成了曾经点燃宗教改革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建设——此时天主教教会恰好面临着法国大革命点燃的同样严峻的挑战。他建立了一座教皇博物馆，借以在一个教皇权力在其他层面上极端缩水的时代弘扬梵蒂冈的昔日荣光。不过同时他也效仿其他欧洲君主，在1783年一场大地震袭击意大利南部的时候允许人们压制小型修道院。这样做的用意是为了帮助穷人；就像许多此类压制活动一样，最终土地利益集团把持了活动进程。这些地主们远远不像教士那样关心穷人。

有意识反对基督教的启蒙运动形式其实也出现于天主教欧洲而非新教欧洲。这种启蒙运动形式宣称自己是神秘的敌人，是将人类从启示宗教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的救星。法国是这种启蒙运动形式的主要集中地点，一开始仅仅打出了反天主教的旗号而不反基督教。我们要想理解这种做法，就必须要了解法国天主教教会的特殊情况。法国天主教教会已经赢得了与新教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以路易十四于1685年最终背信弃义地撤销《南特敕令》为最高潮。法国天主教教会具有一切活力与成功的标志，大大小小的修道院都得到了重建，看起来颇有现代城堡的气势。上点档次的教堂都配备了壮观的崭新管风琴，专门为了法国管风琴与合唱音乐的鲜明风格而量身订做。华丽的管风琴外壳成为了重新大手笔设计之后的教堂内饰的主要特色，中世纪的装潢风格已经遭到了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敞亮透彻的布景，旨在凸显反宗教改革大弥撒的气派。

但是在辉煌的礼拜仪式之外，从宗教改革时期就遗留下来的纠纷严重分裂了法国教会。在十六世纪的内战期间，法国天主教当中一直存在着两极分化的局面。位于一个极端的天主教徒很乐意与新教徒达成和解，从而维护法国这个国家作为全体法国人共享的天主教教会的神圣地位，可以说他们想要打造一款“高卢化”的天主教。他们的敌人嗤之以鼻地将这种打算称作“搞政治”（politique）。位于另一个相对极端的天主教徒则急于巩固法国的反宗教改革立场及其与教皇的联盟关系，尽管教皇的优先考量可能与法国君主背道而驰。贯穿其中的是另一场神学纠纷，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希波的奥古斯丁这位层面丰富的神学家来探索在宗教改革期间令西方基督教坐立不安的难题。虽然自马丁.路德以降的新教徒无不仰仗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但是有一些仍然忠于罗马的神学家们同样倾心于奥古斯丁对于得不到恩典协助的人类境遇的悲观看法。

在西属荷兰的鲁汶大学出现了一种新的奥古斯丁主义，尤其体现在科尼利厄斯.扬森（1585年至1638年）的思想当中。作为一名来自荷兰北方行省的新教流亡者，扬森特别清楚基于奥古斯丁的归正宗救恩理念的力量。日后成为伊普尔主教的扬森与耶稣会神学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因为这些神学家总想着把奥古斯丁的思想改头换面，然后拿来辩护人类自由意志。扬森撰写了一批与任何加尔文著作同样彻底的命定论神学论著，并且安排自己的遗嘱执行人等到自己死透了以后才交付出版。这篇论文起了一个咄咄逼人的名字，《奥古斯丁论》（Augustinus）。1641年耶稣会士怂恿教皇谴责了《奥古斯丁论》，但是这种做法并没阻止法国神学家们如痴如醉地阅读这部作品。扬森主义神学的旗号招来了许多耶稣会的反对者，因为耶稣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招人恨，例如在上个世纪的内战期间鼓励天主教极端主义，还好说不好听地喜欢将戏剧和舞蹈当做教育工具，此外还令人震惊地容忍了中国和印度宗教的多个方面。扬森主义号召人们对此采取严肃态度。

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归正宗新教日益陷入四面树敌的境地，法国天主教教会也日益抬头。因此关于扬森主义的论战也就成为了争夺法国天主教教会灵魂的纷争。扬森主义在巴黎的倡导者是一个作风简朴且饱受尊敬的修女团体，起源于新近改革的西多会，他们取得了自治，并且在皇家港周围置办了两处产业，采用了他们起初的农村修道院的名称。扬森主义支持者和耶稣会之间的斗争与法国宫廷政治纠缠在了一起。当时双方之间存在着好几股冲突，其中一股就是关于天主教教会未来的对立愿景，这场冲突重新开启了会议至上派被宗教改革的暴风雨封住声音之前提出的老问题。天主教应当依靠罗马教皇的智慧来指挥吗，还是说天主教会的神学要由更广泛教会——例如索邦大学的神学家——当中的创造性辩论来构建呢？解决争议的权威到底要落在谁的手里呢？究竟是罗马教廷还是教会主教团体的集体决策呢？

路易十四在他那位虔诚的情妇曼特农夫人的影响下最终选择支持教皇派。扬森主义者随即遭到迫害，迫害活动在1710年的皇家港扬森主义社区达到了最高潮，根据官方命令，社区的主要会所遭到了蓄意破坏与亵渎。随后1713年罗马教廷又颁布了谴责整个扬森主义运动的《独子谕令》（Unigenitus）。但是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路易十四主动向教皇讨要谕令的行为是他留给法国天主教会的最为灾难性的遗产，因为扬森主义者们不会就此消失。从1727年起，人们开始聚集在巴黎的圣梅达公墓，据称墓地当中一座扬森主义执事的坟墓显现了奇迹。六年之后，聚会规模达到了上千人，聚会现场频频有人满地打滚遍体抽搐，狂热地预言着全国性的灾难。于是这座公墓就被关闭了。更糟糕的是，这些现象此前往往与更绝望的法国新教徒群体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武装叛乱几十年前刚刚遭到粉碎；现在许多法国主要律师也加入了抗议人群，借助他们的抗议为自己壮大声势，从而进一步抵制法国君主的中央集权政策。*60* 在扬森主义周围聚集了教会与国家当中的的各种异见流派。当日后耶稣会受到攻击时，攻击的发起人并非启蒙运动的无信者，而是法国境内残存的扬森主义者们设计并实现了耶稣会的毁灭。阵脚大乱的耶稣会士在他们手下遭受了极其狠毒的对待。考虑到双方都自称忠诚于天主教教会，这一幕实在令人咋舌。*61*

扬森主义者与法国启蒙运动之间的联系并不单纯，因为看上去他们的神学深切反对理性宗教，而理性宗教的典型例子就是耶稣会旗下教育机构网络所教授的神学和哲学。圣梅达公墓当中的狂野景象难免令我们想起即将席卷英国和北美新教世界的群体复兴运动，此外近来法国南部受压制的胡格诺派社区里也出现了好几位“先知”并且鼓动了许多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成群结队前往圣梅达公墓的扬森主义律师们将自己的反对派政治立场与宗教热情联系在了一起。扬森主义争端在多线作战的法国天主教教会当中制造了严重的分裂。这个教会本身就是必胜论与混乱无章的不稳定混合物。与欧洲任何其他地区的天主教教会相比，这个教会渴望更严格的反宗教改革社会控制，这份渴望断断续续地得到了法国君主强制措施的支持。但是扬森主义者在日常生活当中主张纯洁简朴的运动同样也激励了这个教会。例如与世俗戏剧舞台的对抗就达到了相当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英国清教徒的水平，最终演变成了一场荒唐的悲剧。在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巴黎大主教禁止他手下的神职人员为任何与剧院相关的人员主持婚礼，而且演员也不能接受临终圣事，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安葬在公墓里面。 *62*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反抗教会的人们打出了争取更广泛自由的旗号。愤怒的扬森主义者，律师，受压迫的新教徒，共济会成员以及想要娶妻的演员都针对教会当局发动了激烈的攻击，很快针对教会的怀疑或仇恨就成为了在我们看来等同于无神论的思想。这场战斗当中有很多自封的将领，他们都来自知识分子群体，而且彼此都认识（虽然不一定都是朋友）还会毫不犹豫地自封为哲学家：这个标签在英语社会里面不会为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但在法国却一直受人尊敬。他们当中的伏尔泰与卢梭即将在大革命之后的新法国获得世俗层面上的圣徒地位。当时巴黎城里曾经的样板教堂是圣吉尼费维教堂，当初法国旧政权的倒数第二个王朝重建了这座教堂。如今教堂建筑被改建成了先贤祠，这座巨大的停尸房专门用来容纳在这个一门心思革新与世俗化的社会当中殊荣加身的英雄人物。伏尔泰与卢梭的骨骸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在一派毫无基督教风格的庆典当中迁入了这座曾经的教堂，时至今日两人的遗体依然肃穆地安葬于此。

法国启蒙运动当中最著名的文宣人员就是作家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我们更熟悉他的笔名伏尔泰。伏尔泰不是一个特别深刻的作家，没有接受过任何正经大学的培训，但他魅力四射，才思敏捷，而且很有赚钱的天赋。这一切带给了他独立生活与随心写作的机会。当他于1778年去世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全欧洲最有名的人，成了他那个时代的伊拉斯谟。他的作品翻译成了各国语言且无不脍炙人口。在社交方面他掌握着众多精心计算之后的有用人脉，特别与各国君主私交甚笃。他对于天主教教会声誉的影响甚至比伊拉斯谟更有立竿见影的破坏性。他在毕生当中一直在身先士卒地与天主教教会作对。他很敬佩英格兰，还在那里度过了几年，此前他曾两度进出巴士底狱，因此想要离法国官场远一点。如果说洛克的哲学与牛顿的机械宇宙观从人类事务当中驱逐了神秘，伏尔泰则将天主教视为自私自利散布神秘的阴谋家。*63*

伏尔泰体现了启蒙运动当中的精英观点：他在自己的笔名前面加了一个表示贵族地位的前缀，而且也很享受自己在迫害势力够不着的瑞士凡尔纳为自己打造的庄园生活。在这个毗邻法国边境的避难所里面，他直言不讳地抨击了法国天主教当局针对胡格诺派以及那些遭受亵渎指控的人们犯下的不义罪行。但是真正令他深恶痛绝的还是教会干涉知识分子思想的能力。借用他本人最喜欢的说法，宗教还是留给“乌合之众”（canaille）好了。他接受过耶稣会的教育，因此对于圣经知根知底。与绝大多数同时代哲学家相比，他远远更乐意应用这份知识，甚至达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据计算，他的信件当中大约有13％的文字总量都是圣经引言，但是其中绝大多数引言都是拿来当笑话讲的。伏尔泰经常嗤之以鼻地将耶稣称作“挂起来的人”，或者“第一位有神论者”。*64* 他在生命即将告终时还留下了一句名言，“如果上帝不存在，那就有必要把祂发明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这句话写进了一首诗里。这首诗的敬献对象是一批远不如他有才的前辈，也就是《三骗徒论》的匿名作者们。明面上这首诗看似是对这些作者的攻击，但是诗中针对有组织宗教的毒牙丝毫不亚于前辈。不过本着他一贯模棱两可的机智，伏尔泰似乎是在说，即使是想象中的上帝也可能维护社会道德，而《三骗徒论》当中的“粗陋无神论”则做不到这一点。他对于有组织宗教的攻击实际上剥夺了上帝在人类事务当中任何有意义的地位。

为人审慎的伏尔泰始终与法国启蒙运动当中最为实质性且风险最高的事业保持着距离，也很少就这个题目落笔成文：这就是《百科全书》（Encyclopedie）。这本书的编辑和主笔是德尼.狄德罗，此人曾经是神学院学生，后来改行成为了一名无甚建树的小说家。他的无神论立场比伏尔泰精心调制的冷嘲热讽更加彻底。狄德罗的知识观是极其唯物的：世界是分子的集合，知识是感官所能感知的一切，而且知识可能用来构建道德——为什么一位盲人要因为公开赤裸而感到耻辱呢？他的这个项目是当时最显赫的百科全书类著作，知识内容包罗万象，条目排序则采用了当时时兴的字母排序法，而不是按照名物品级区分高低（坚持使用这种方法完成全套作品可以说相当的棘手，因为整套百科全书的最终篇幅达到了整整二十八卷）。字母排序法是十八世纪针对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系统分类法的机智反击，悄然消解了后者高高在上的地位。即使仅仅在一条条目之内，行文内容也可能以某种稀有怪鸟开始，以某位公爵结束。

《百科全书》的整体基调是自然神论。尽管当时存在着法国官方审查，《百科全书》背后的假设依然是自然宗教的那一套：本着培根的治学方式，确凿事实就是确凿事实。没有任何一位耶稣会会士为《百科全书》供稿，扬森主义者们也很不喜欢《百科全书》的基调。宗教条目基本上都是由一位迂腐且极端保守的神职人员撰写的，此人既不是耶稣会会士也不是扬森主义者，而是巴黎法兰西纳瓦拉学院的皇家神学教授阿比.艾德默-弗朗西斯.马拉（Abbe Edme-Francois Mallet）。他的文字充斥着粗糙的匠气——例如他一本正经地讨论了关于地狱与诺亚方舟的准确位置——以至于有些人认为这些条目的本意是讥讽宗教。甚至就连《百科全书》当中的交叉引用（一种在不同学科之间进行新颖联系的创新方式）看上去也颇具颠覆性——比方说“食人族”（Anthropophages）这一条目下面就明目张胆地注释着“参见圣餐礼，圣餐。”*65*

如果上帝离开了我们的意识，或者成为了客观的非人格化存在，又或者仅仅是个抽象概念，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十分寒冷而空虚。狄德罗的密友兼《百科全书》供稿人让-雅克.卢梭试图解决通过设计“自然”的宗教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所谓的“自然”宗教以福音书为基础，力求避免在他看来扭曲了传统基督教信仰的病态教条主义。当时有许多智识系统都十分推崇培根的“伟大复兴”主张，就像这些体系一样，卢梭的体系也是基于针对人类潜能的乐观看法。一个世纪前的托马斯.霍布斯将自然状态视为野蛮状态，但卢梭相信我们生而为善，是社会体制将我们推向了邪恶与自私。甚至就连艺术与科学当中的传统知识结构都是扭曲的一部分，使人们无法真正地自由的一部分。因此尽管卢梭就像传统基督教一样也将目光投向了过去的黄金时代，但是对于他来说，人类的堕落仅仅是一步走错而已，而不是人类自找的一场灾难。爱与人类事务正确秩序的力量将会更正过去所犯的错误。

卢梭借助一部明面上的浪漫小说表达了上述思想。改变世界的机会于1789年降临，很多人都在期待着一个美好的未来，届时爱将会消融传统的腐败以及人类潜能受到的制约。事态的展开并不尽如人意。其实卢梭的公意（general will）信条当中所包含的自相矛盾就暗示了日后的局面。公意即社会主体的认可。公意寻求平等的渴求不可抑制，也是正确的体现。“如果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社会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这即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因为这样做也就是将每一个公民都交给了国家，从而确保他能够免于各种人身依附。”*66* 卢梭自己的个人生活早已表明了他的爱之伦理存在着怎样的缺陷。比方说他把自己的五位子女全都送进了育婴堂。他前往英国访问大卫.休谟的时候还将东道主的好客与友谊充分利用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致使向来祥和为怀的休谟最终一反常态地拐弯抹角想把他轰走。*67*

除了哲学家们针对教会发动的欢乐且吸引眼球的袭击之外，在遥远北方哥尼斯堡大学的一位学者还向教会做出了更深刻的挑战。伊曼努尔.康德与卢梭完全相反：他过着非常私密的单身生活，一丝丑闻的味道都没有。他也从来没有公开背离过父母信奉的路德宗敬虔主义。然而就是他塑造了十九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思考方式。他的著作进一步削弱了历史性基督教信仰及其体制在西方文化当中的分量。1784年，康德为一位同时期柏林人针对这场新运动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启蒙？” 提供了一个著名的答案：“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 68

决心借助牛顿机械论来重建哲学、分析观察到的现象从而创造清晰定义的康德如同笛卡尔一样从个体意识存在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而不依靠在启示当中现身的上帝的赐予。他发展了休谟提出的关于人类意识的问题。康德认为，即便依靠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公式也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他可以说人类心智为其所体验的一切进行排序，而且人类心智当中存在一套可以用来评判这些经验的规则。然而这些规则的存在早于任何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经验之前，而且不可能证明这些规则的真实性。我们只能说，为了对于我们所感知的内容进行排序，从而向这些内容赋予我们称为客观性的特质，这些经验是绝对必需的。

康德的做法等于是逆转了以往哲学的侧重方面，在他看来自己掀起了一场重要性不亚于哥白尼日心说的革命。过去的哲学前提如下：每一个个人的心智都会为存在于心智之外的真实世界绘制一张结构图。如今康德则认为心智通过诠释感官经验的方式为世界排序。在经验的可能性之外还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观念”，因此不能用基于理性的传统证据来证明。康德将其称为上帝、自由与不朽。尽管无法通过理性来接触这三者，但是每个个人的内在良知却能做到这一点。良心迫使我们根据其指令来规范自身行为。一种新型信仰就这样投入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战斗。康德曾经很有名地说过，“我不得不拒绝知识，以便为信仰腾出空间。”*69*

因此康德的哲学体系当中也有上帝的位置：它（而不是祂）是每一位个人的终极目标，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在超越我们这个不完美世界的不朽境界当中达到这一目标。然而这位上帝的存在不能得到证明，不需要在伯利恒显示自己，不需要钉上十字架，也不需要圣经文本，仅仅是内心良知呼唤我们向其靠拢的一个遥远图像。康德为了维护信仰而去除了知识，这种做法等于是消解了基督教教条，尽管教会历史上的众多神秘主义者大概都不会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因为到头来他们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康德很可能读过启蒙运动当中另一位坏脾气角色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的著作。许多路德宗教友都不信任他，加尔文还曾经攻击他试图在新教框架内创造一套神秘主义神学。康德就任的哥尼斯堡大学为这个刺头刺脑但意志坚定的新教先驱提供了最后的避难所。然而，康德丢弃了启示性宗教，而启示性宗教正是奥西安德的神秘主义版本路德宗的基础。*70*

康德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甚至就连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暴力横行都没能使得他的乐观情绪完全黯淡下来。在他看来，十八世纪的象征就是柯尼斯堡的统治者，普鲁士皇帝腓特烈大帝。他并不是唯一一位被启蒙运动哲学家们寄予厚望中东欧地区君主。他那一代君主当中有许多人都对变革的理念抱有相当程度的兴趣，同时代的人们于是将他们统称为“开明专制君主”。除了腓特烈大帝之外，还要算上伊丽莎白女王与凯瑟琳女皇，以及一系列追随他们背影的较小统治者。不过尽管这些君主们将哲学家吹捧得受宠若惊，以为启蒙思想当真塑造了政府的政策，他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其实还是所谓的开明自利：增强权力，攫取领土。就此而言有必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中世纪传统，古老的地方权限以及叠床架屋的政府机制都对他们的计划构成了障碍，使得他们的国家无法高效地征税养兵。不碍事的中世纪体系自然不会遭到触及。不会有谁为了改革而改革，惠及全民但是与政府利益发生冲突的改革政策也肯定过分了。不过同时满足上述两者的改革肯定会受到极大欢迎。但是反对势力必须遭到粉碎，其中就包括教会的权力。

于是，从1759年开始，以葡萄牙国王若泽一世打头，天主教君主们向历届教皇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解散耶稣会，因为国王们很讨厌耶稣会将效忠教皇放在效忠国王前面的作法。在各个帝国的分别镇压之后，他们终于在1773年强迫教皇采取了完全镇压的政策。耶稣会的解体随即导致了无与伦比的耶稣会学校与学院网络的崩解。*71* 这样肆意的文化破坏行为表明这些君主的宗教观念已经远离了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战争。接下来的狗血剧情提供了体现这一点的进一步证据：在1772年和1795年之间，天主教奥地利，新教普鲁士和东正教俄罗斯这三大强权国家气氛融洽地瓜分了一度伟大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残余部分，将联邦的天主教君主流放到了圣彼得堡。更能说明问题也更加讽刺的是，耶稣会得到了新教普鲁士与东正教俄罗斯君主的纵容，在天主教欧洲边界之外的两国境内继续隐蔽地存在了下去。腓特烈一世与凯瑟琳都不是一腔热血的基督徒，而且两人都很担心各自天主教领地上的教育机构可能会遭到类似破坏。*72* 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镇压在这些国家也已经不再时兴了：1731年，萨尔茨堡的采邑主教命令自己的新教臣民打包上路，结果招致了其他统治者的广泛反对，反对者当中也包括天主教徒。到本世纪末，从爱尔兰与英国到法国、奥地利与俄罗斯，宽容法令开始向以前受迫害的群体重新开放公众生活。

十八世纪的欧洲呈现了饶有趣味的对比，一方面是政府赞助的变革，另一方面是生机盎然的过去。虽然天主教教会遭到了甚至包括天主教君主在内的四面围攻，但却依旧活力十足。中欧修道院纷纷一头扎进了重建计划，在气派上丝毫不输给法国修道院。主教们仍然耐心地推进着两百年前特伦特会议规划的宏大宗教改革路线图。有一件事情可以佐证天主教教会掌握着多么大的资源。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国王企图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地盘推行自己心目中的天主教教会改革。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十分轻慢凝神静思的修道生活。他解散了自己疆域里的一大部分修道院，并且为了管理诸如教区捐款之类的其他教会活动设立了一家由君主控制的宗教基金。他还打算彻底没收教产，将天主教会彻底抓在君主手里——但即使调整后的计划也还是为他招致了灾难。为了反抗这项计划，奥属荷兰 （现代比利时）的百姓在1789 年发动起义，迫使垂死的皇帝丢人显眼地在荷兰到匈牙利之间放弃了自己的大部分计划。在这里天主教对于同时期法国正在发生的反天主教运动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制，并且预示了十九世纪天主教的重新抬头。*73*

在此期间，基督教欧洲——无论是天主教、新教还是东正教——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自主教会政府在国家政府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宝座日渐腐朽，俄国东正教教会日益屈服于帝国政府的枷锁之下，惨遭摧残的耶稣会反映了教皇的愈发无能为力，即便在新教世界，英国国教会的议事机构也基本被堵住了嘴。汉诺威王朝的君主们禁止坎特伯雷教会会议与约克教会会议彼此交接事务，1717年后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英格兰的主教们完全没有协调行动所必需的论坛。约翰.卫斯理的威权主义管理模式以及在他严格控制之下的卫理会组织架构在他死后也面临着迅速瓦解。在十八世纪即将结束时，一场意料之外的社会动荡加速了这一进程，几乎将天主教教会彻底肢解。事实上，西方基督教当中出现了新的权力关系和关于权威的新辩论，其后果直到今天依然尚未消散。从1789年以来，大事件层出不穷，以至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法国人已经开始谈论所谓“旧制度”（Ancien Régime）了。法国社会如此纠结地受困于中世纪残留与启蒙运动之间，以至于在法国人眼里已经成了陈旧而不值一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