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欧洲教会对于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最终失败造成的创伤有许多不同的反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动荡岁月为止，欧洲各地几乎还都存在着官方教会以及支持这些教会的悠久君主制政权。因此，任何反对或试图遏制此类君主权力的人都很容易把教会视为敌人。然而在多宗教国家当中出现了更复杂的问题，而且无论何处，只要一个拥有共同文化与语言并且遭到外部力量统治的群体在某一个教会当中成为了大多数，这个教会就很可能成为民族主义者自我主张的焦点。如果对立双方都效忠罗马天主教，那么情况还要更加复杂。

当时的人们有一项潜在的结构性考虑。在西方教会，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教士领导层当中总有一大部分人是因为能力而非出身得到提拔的，这一点在传统社会体制下十分反常。如今在曾经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采邑主教们、修道院院长们以及塞满了庸碌贵族的主教座堂集团全都被一扫而空了，这一点也就越发彰显起来。从长远来看，教士领导层的转变恰好与同时期欧洲世俗政府与官僚体制的日益专业化相得益彰。这一转变将要为西方基督教赋予一定的自由主义倾向，但对于罗马天主教而言，这一转变的直接作用是加强了教皇手里的权力以及整个天主教教会对于教皇的感情，因为地方上的神职人员纷纷背离了他们的传统贵族领袖，转向了罗马的最高保护神。

体现这种情绪的运动很早以前就得到了隔山主义或者说教皇至上主义（Ultramontanism）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当中“打量山那边”的意象源自北欧人的看法。中世纪期间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宏大冲突正好将这些人卷在其中。“隔山派”（Ultramontanes）指的就是那些将目光投向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意大利并且敬畏教皇权威的人。这些人的态度与诸如法国高卢主义这样的天主教地方化情绪形成了对比，因为后者并不寻求罗马方面的领导，而是首先考虑自己的资源。教皇至上主义往往被视为天主教教会当中的保守势力，但在1815年以后它却代表了创新以及教堂重建与复兴的前景，尽管只是许多前景当中的独特一种。教皇现在是欧洲最后一个选举产生的君主，因此也就成了旧世界的象征。但他也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天主教形式，这种形式如此古老，以至于看上去反倒颇为新颖：教皇至上主义振兴了几百年前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的野心。教皇权力继续局促不安地地与其他欧洲皇室王朝同坐一席。这些君主力求借助教会的帮助来维持自己继承而来的地位。他们一般都会效仿拿破仑的方式与罗马方面商定政教协议，这也给了他们很多机会来干涉各自地盘里的教会事务，其中包括主教任命方面的广泛权力——当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力远远超过了教皇本人。*1* 尽管哈布斯堡王朝曾经支持过许多不同教派，奥地利皇帝依然自称为天主教君主的领袖。直到1903年，天主教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还在教皇选举期间否决了一位很有胜算的候选人。*2*

弗朗茨.约瑟夫其实是在主张西方教会当中的权力分散传统，而这项传统在当时的西方教会当中面临着强大的反制力量。教皇至上主义建立的全新情感力量与令人吃惊的天主教流行实践结成了联盟，这一点预示了十八世纪天主教教徒对于君主和革命者们干涉天主教徒日常生活的抵制。新的朝圣崇拜与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力图弥补当年遭受的摧残。但就像十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欧洲一样，这一切并非仅仅是恢复过去。法国大革命代表了超过二十年的男性民族主义暴力，而与之作对的教会则开始经营一场国际化的女性崛起——现代社会学理论颇具匠心地将这个现象称作“教皇至上女权主义”。*3* 它沿袭了十七世纪欧洲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当中人所共见的趋势：敬拜活动中的女性变得比男性更加活跃了。甚至远在墨西哥，随着男性与教会圣礼生活渐行渐远，女性平信徒组成的组织在教区事务当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欧洲各地，修女的漩涡都降临到了教会头上。例如在日后成为比利时的土地上，宗教活动中女性与男性的参与人数比例从1780年的四六开逆转成了1860年的[**]开，最终导致的局面足以让任何一位认同特伦特会议的主教惊恐万分：仅有10%的比利时修女从属于以冥想活动为主的教团，其他绝大多数人都投入了面向穷人的布道、医疗与帮扶活动。*5* 即使尚未获得正式身份的女性修道志愿者也可能在有必要的时候表现得格外活跃。比方说诺曼底有一位里修的特蕾莎.马丁（Therese Martin of Lisieux），这位有志不在年高的少女在1887年朝圣罗马的时候兴奋过度，以至于抓住例行觐见教皇的机会向利奥十三世教皇本人苦苦哀求，请求获准立即进入加尔默罗会，尽管她的年龄尚小。倒霉的教皇自然被她吓得不轻，尤其是因为特蕾莎说到动情之处一把抱住了他的膝盖，以至于教皇不得不让安保人员把她拖开。最终特蕾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加尔默罗会，而且在她因为肺结核而韶华早逝之后五十年又被封为了圣徒。

所有女性当中说话最硬气的一位的一位自然是上帝之母玛利亚。自从十二世纪以来，十九世纪成为了西方教会当中玛利亚活动最丰富的时期。她在欧洲与拉丁美洲各地的显圣次数似乎比此前或此后都要多。圣母的显圣对象一般也都是妇女，她们往往没有钱，没受过教育，没有权力，还生活在偏远地区。而圣母的显圣时机则往往与政治动荡或经济危机相联系，激烈转型当中的欧洲社会正在遭受这些动荡与危机的反复冲击。*7* 圣母传达了丰富多样的信息和意见。在1830年的巴黎，她在一位新近立誓的修女加大利纳.拉布莱面前显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7月，不到两周后政治动荡就扫清了波旁王朝并且以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浦一世取而代之。玛丽亚向修女提供了一款徽章设计图，并且要求今后她的造像必须搭配这块徽章：接下来的十二年里，一百万枚徽章或者说圣母显灵圣牌为法国信众们带来了奥尔良君主所无法给予的慰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觉得这位君主的上台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篡位以及与大革命的妥协。*8*

当圣母于1876年再次出现在德国马屏根三名村姑面前的时候，她提出了一个政治问题，就像此前她在法国的惯常做法一样。虽然圣母从未给马屏根的乡亲们带来她早先在卢尔德取得过的类似成功，但是却加强了陷入所谓“文化斗争”（Kulturkampf）的普通德国天主教徒的士气。文化斗争是德国天主教徒与新德意志帝国新教国家机器之间的激烈对抗，而她则通过恫吓德国天主教民众采取行动为国家机器的最终失败贡献了一份力量。她这样做没有得到莱茵兰地区主教集团的任何协助。实际上，如果他们没有遭受如此强大的政府压力，一定会尽其所能地尽快终结这一轮玛利亚崇拜。*9* 科技进步站在了玛利亚这一边：通信手段的不断加速与突然涌现的便宜印刷品成为了社会变革的两大引擎，这两者以前所未有的步伐传播着越发口若悬河的圣母发言，使得玛利亚崇拜受益良多。随着新旧玛利亚圣祠蓬勃发展，蒸汽火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朝圣繁荣的保障。新教徒坐火车是为了去海边观光，天主教徒坐火车则是为了到圣地焚烛祈愿还愿。朝圣的旅程从未像今天这样轻松愉快。

许多玛丽亚显灵事件都围绕着激烈的争论，此外这一时期的将近二十起圣痕事件同样争议不断（尽管阿西西的方济各最早经历了圣痕，当代的圣痕承载者却基本上都是女性）。*10* 这样的奇迹致使天主教徒闹起了内讧。惯常的冲突双方分别是持怀疑态度的男性神职人员与坚定不移的女性，后者往往会继续在教士与教众群体当中寻求支持。一直到二十世纪欧洲天主教危机的时候这些争议依旧存在。1917年玛利亚在葡萄牙法蒂玛向三名儿童显圣就是此类事件的典型，当时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葡萄牙君主制也还刚刚被推翻了七年。另一起类似事件发生在1981年，当时她在天主教氛围浓厚的克罗地亚默主歌耶显灵。在该地区即将爆发灾难性的跨教派暴力之际，南联盟开始丧失生存下去的政治意愿。在随后的南斯拉夫战争当中，信奉玛利亚的黑塞哥维那天主教游击队成为了恶毒的反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他们也吊诡地扬言要炸毁莫斯塔尔的天主教大教堂，除非主教放弃他对于玛利亚异象的怀疑。*11*

许多人都陷入了这场令人振奋的宗教能量大爆发。对于他们来说，天主教教皇至上主义代表了抵抗启蒙运动激烈攻势的统一思想，教皇则象征着整个教会在革命时代的苦难与最终胜利。法国头号辩论家约瑟夫.德.迈斯特是鼓吹政教两界绝对君权统治的先知，狂热地反对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一切：1819年，他干脆声称“基督教的立身之本就是掌握君权的教皇”，而且“一切君权本质上都永无过失”。*12* 教皇对于自己在意大利中部的世俗统治所遭受的直接挑战十分愤怒，他的怒火进一步磨利了教皇至上派的唇枪舌剑。自从罗马帝国消失以来，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首次试图统一整个意大利半岛。庇护九世在1846年上任伊始就推出了一套令人吃惊的现代化措施，例如在教皇国内修建铁路系统的计划。我们很容易将这样的姿态视为自由主义：这种可能性在梵蒂冈的意外出现实在令人着迷。仿佛教皇本人将要引领罗马成为整个欧洲的自由主义重建的领导者。但1848年的民族主义革命揭露了教皇的困惑心态，这种困惑又轻而易举地导致了他对于意大利统一的惊恐反对，理由之一自然是因为意大利统一将会终结教皇国的存在。

到了1864年，颜面扫地的教皇已经将好几块领土输给了新近兴起的意大利君主国，而这个国家的存在基础正是一直忠于教皇的萨伏依家族。垂头丧气的庇护九世在这一年发布了一份通谕，并且附加了一份《谬论举要》（Syllabus of Errors），其中急匆匆地收录了许多最近的教皇言论。有些言论并没有争议，但是这其中也有一系列乖戾的主张，谴责了社会主义以及非天主教徒应在天主教国家享有宗教自由的原则。全文的最高潮部分尤其认为“教皇可以而且应该与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相调和”的观点大错特错。*13* 天主教欧洲当中有许多人都为教皇鼓掌叫好。他们依然记得培育了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的法国大革命究竟激发了何等暴行。而且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或拉丁美洲的反教权自由主义者——甚至就连瑞士的自由主义者也要算在内——还继续在他们的眼前关闭修道院并且从天主教会手中抢夺学校的管理权。1829年到1834年之间，西班牙自由派迫使国王解散了西班牙天主教徒身份的忠实守护者，也就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人们要怎样通过这件事来理解西班牙自由主义者的爱国主义呢？

天主教很乐意将自由主义的破坏性果实与共济会这个苏格兰宗教改革的离奇后代联系在一起。到了十八世纪，共济会已经成为了启蒙运动的养子，就像许多十八世纪的新教苏格兰人一样。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很久，共济会的领军人物开口说话就更像伏尔泰而不是约翰.杜力或者约翰.海因里希.阿斯特德。现在，尤其是在欧洲南部、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天主教国家，在没有任何替代天主教教会的流行新教选项的情况下，共济会会所变成了所有厌恶教会权力的人们的集结地。这里共济会经常确实成为自由主义政治当中的主要力量：共济会成为了另一个封闭男性阶层即天主教神职人员群体的对手。共济会也有一套引人入胜（虽然远远没那么公开）的礼仪生活。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治下时空错乱而又身陷重围的古巴岛上，这种现象的残余一直存活到了我们的时代。古巴是一个铁杆反天主教的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是基于机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破落却洋溢着欢快气氛的古巴村镇周围往往会围绕着一条步行大道。在耶稣诞生后的第二个千年与第三个千年行将交替之际，这条大道总能揭示一个出人意料（而且经常饶有趣味地遭到忽略）的古巴国家特色：除了地方党支部之外，街道上最体面的建筑之一就是当地的共济会会所，建筑门前自豪地展示着十九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英雄兼古巴解放者何塞.马蒂的半身像。卡斯特罗主席绝不仅仅是马克思的继承人，还是十九世纪反教权自由主义者的继承人。*14*

然而在1864年,自由主义一词对于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徒来说却有着没那么负面的不同含义。即使在法国，尽管尊崇大革命与诋毁大革命的人们彼此敌视，致使国家陷入了分裂，几位有影响的主教私下里还是为了《谬论举要》的潜在影响而大感震惊。他们当中有一位奥尔良主教菲利克斯.杜潘罗普（Felix Dupanloup），此人可以毫无愧怍地将“自由主义”与“天主教”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使用。他撰写了一本畅销书，不动声色地为《谬论举要》当中的过激言论打了圆场。就像在大英帝国一样，天主教的扩张机会也是拜自由主义原则所赐。一项历史性决定为如今的情况开创了先例。1774年，英国国王为了巩固新近赢得的加拿大自治领而与新法兰西天主教精英结成了同盟，有效地防止了加拿大法语天主教徒唆使法国援助美国的新教革命。十年之后法国大革命的反教权恐怖政策进一步巩固了这项决定——事实上，魁北克天主教会非常清楚，与以前的皇家法国政府相比，自己在英国统治之下受到的干扰要少得多。*16* 接下来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公众又见证了限制天主教徒行为能力的政策的逐步瓦解（这一过程直到二十一世纪早期依然没有彻底完成，比方说针对1701年禁止天主教徒继承英国王位的法律的废止令至今依旧悬而未决）。如果没有这种新的自由，罗马当局根本不可能针对成立于特伦特路线之前而且由教众主导的爱尔兰天主教教会发动全面改革，使之与天主教欧洲其他地区监管良好的敬拜革命保持一致步调。*17*

受惠于现代世界秩序重组的天主教徒仅并不全都是英王治下的臣民。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新教共和国里面，启蒙运动也是促进政教分离的良性力量，为天主教教会集团赋予了完全的制度化自由以及为越发汹涌的天主教移民洪流提供教牧服务的机会，美国宪法则在广泛分布的新教敌意面前保护了天主教教会的权益（尽管宪法本身颇为矛盾地采用了许多自由主义用语，并且打着反对天主教教士搞三搞四的旗号）。在信奉路德宗的欧洲北部，对于新教君主十分有利的最新国界划定得到了名为平等共存（Paritat）——主张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公平竞争——的自由主义理念的缓解。这一点对于曾经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新近上位的新教贵胄面前保护天主教臣民十分重要。*18* 在荷兰南部，1830年一场自由主义特征鲜明的革命有效地打击了新教荷兰君主颟顸的歧视性统治并创造了比利时这个新国家。新国家当中既有人说法语，也有人说佛兰芒语，而高调张扬的天主教则成为了弥合这一分歧的粘合剂。尽管不得不接受一位德国路德宗君主，但是比利时天主教会还是享受到了任何其他欧洲天主教国家都没有的自由；与比利时情况最接近的地方就是英属魁北克。这一点尤其要感谢比利时新宪法的冒险自由主义：现在当君主企图侵犯比利时人民的自由时，捍卫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们有一招很方便的反制手段，他们可以机灵地展现自己对于教皇的狂热忠诚并恳请他提供支持。*19* 与天主教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相比，比利时人与罗马打交道的时候更加幸运。当前面两者于1830年，1848年和1863年一再发动全国起义反对俄国沙皇的时候，梵蒂冈方面的态度十分冷淡，更谈不上支持（实际上一开始还对他们加以责备）。这一点令欧洲受教育阶层大为震惊，包括法国教皇至上主义者在内。*20*

在各种场景之下，《谬论举要》都是一个毒性十足的错误，但庇护九世从未承认过这一点。公众对于天主教的狂热支持令他情绪高涨，甚至在他谴责了1848-1849年的革命热潮之后，他那谦和的个人品行依旧日益受人敬爱。因此他非但没有改口，还进一步明确了早先言论的诸多模糊之处。为了回应玛利亚崇拜的戏剧性复苏，他在1854年利用自己的权威颁布了最早由英国修士在十二世纪早期提出的玛利亚童贞受孕未受罪孽玷污的理论。几百年来天主教会一直反对圣母无原罪说，尤其是多明我会长期以来都遵从他们最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意见，在这方面担任主力军。现在他们的努力终于宣告失败。舆论潮流的力量如此强大，即使是多明我会也不得不腆着面皮于1860年在玛利亚崇拜特别繁盛的波兰成立了一家圣母无原罪多明我修女会。

为了表明对于教皇行动的认可，在圣母无原罪说成为正式教义之后仅仅过了四年，圣母就在法国比利牛斯山脉的卢尔德显圣了。她无视逻辑范畴地向一个名叫贝尔纳黛特.索维罗斯的农家姑娘宣称“我就是童贞受孕”。*2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继续在卢尔德掀起了令人戒惧的热情，大批农村妇女和女童见到了异象，看见了幽灵般的灯光，其他人不得不将她们控制起来，以免她们纵身跳河或者跳下山崖。根据历史悠久的民俗传统，圣母也不介意无伤大雅地吓唬一下当地的怀疑论者——例如针对贝尔纳黛特严加审问政府官员往往会遭到鬼怪的作弄与定向风暴的袭击，在圣母造像石窟里面大便的醉鬼则难免通宵腹泻。 1858年圣母显圣事件的正反两个方面当时都得到了当地人兴致勃勃的讲述，他们的叙述随后被编辑成了圣母圣祠的官方表述。一番去粗取精之后，卢尔德圣母收敛了顽皮淘气的一面，展现出了更为端庄贤淑的形象。*22* 卢尔德成为了访问人数或许最多的基督教圣地，堪称基督教的圣城麦加。有些天主教徒质疑将圣母无原罪教条化的作法是否明智，而卢尔德则是对于这些人的响亮回答。

庇护九世所取得的成就当中最激进的一条就是踏入了特伦特会议不敢涉足的领域，并且拿出了对于教皇权威的新定义。这一成就的背景是另一场1869年在梵蒂冈召开的教会会议，参会的七百多名主教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包括一百多名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主教。他们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本身就很有些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意思，因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对于会议至上派原则的批驳。而庇护九世本人则再次受到了身边政治事件的影响：意大利军队包围了他最后的领地罗马城。外部政治危机致使法国的保护部队仓促撤出，意军随即越过城防，一直推进到了梵蒂冈的上锁大门前。梵蒂冈会议上的主教们只得在草草休会之后四散而去。此前有些人已经在1870年7月离开了，当时热情程度不一的绝大多数参会者支持了一项《永恒司牧宪令》（Pastor aeternus）。正当教皇的世俗权力即将永远消失之际，这项宪令却决定性地将一大块原本属于主教的教会权力割让给了教皇。只有两位主教反对该宪令，虽然确有五十七人（包括几乎所有来自“东仪天主教会”或希腊天主教教会的主教们）选择了提前退场，借以避免投票反对这位身体虚弱、广受敬重的老人，尤其还是在他本人最倒霉的时刻。

就这样，会议宣称教皇“具有无过错权威。这是神圣救主的意志，救主将这份权威赐予他的教会，使其能够设立事关信仰与道德的教义”。当然，这份权威受到了许多小心设立的限制条件的制约。而且在最后拍板之前，众多主教们也免不了操着一口蹩脚的拉丁语激烈辩论了许多次，争吵声在圣彼得大教堂里回荡不散。*23* 此后教皇的无过失权威仅仅在1950年实际应用过一次，具体事由则是为了主张玛利亚肉身升天的教义。然而，即使仅仅承认这项权威的存在对于教皇至上主义来说也是胜利。当约瑟夫.德.迈斯特于1819年第一次宣布教皇永无过失的时候，梵蒂冈方面十分紧张，而自由派天主教徒则怒不可遏。现在此类陈述已经成为了罗马教会指导原则。兴盛于十四十五世纪的西方教会、并且到了十八世纪仍然拥有有重量级倡导者的会议至上派传统终于在欧洲世俗权力纷纷服从于于宪政逻辑的时代陷入了崩溃，这一点的意义十分重大，标志着教皇至上主义者们坚信自由主义原则对于他们的大计具有极大的潜在颠覆威胁。*24*

于是十九世纪后期的天主教教会集团至少在宣传口径上将自由主义当成了敌人，尽管在具体情况下也可能采取各种通融措施。考虑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教皇自己的城市里对他大加羞辱，这个结果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意大利新政权当中的反教权人士出资兴建了一座雕像，纪念十六世纪自由思考且特立独行的多明我会修士，哥白尼日心说的传人乔尔丹诺.布鲁诺。雕像放置在了罗马广场，正是那里的教堂当年活活烧死了他——利奥十三世教皇对此很不高兴，甚至扬言要永远离开罗马。他们为意大利第一位国王马努埃莱二世建立了一座庞大而刺目的纪念碑，还独具匠心地熔炼了原先保卫教皇的圣天使城堡当中的大炮，将其重铸成青铜饰品，借以装饰万神殿当中的国王陵墓。与此同时，蒸汽火车年复一年地将众多像特蕾莎.马丁那样的虔诚天主教徒送到了永恒之城。罗马之后，他们免不了钻进新近向公众开放的地下墓地，在通风不畅的环境里体味早期基督徒的苦难。从这些考古旅游当中返回之后，他们总会大力声援教皇或者说“锁链加身的彼得”，并且经常与愤怒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发生骚乱冲突，其景象足以与近几十年来国际性足球比赛之后的球迷闹事相提并论。*25*

这种对抗鲜明地象征了天主教欧洲当中为了争取民众支持而展开的新斗争。在这方面，天主教教会可能会宣扬自己如何致力于社会改革，借以包抄自由主义，因为此时越来越多的普通欧洲人已经将目光从自由主义进一步投向了社会主义，并且在欧洲议会当中为社会主义政党投票。在英格兰，信奉教皇至上主义的威斯敏斯特红衣主教亨利.曼宁参与了1889年伦敦码头的激烈劳资纠纷。这场纠纷是工会权利在英国得到承认的转折点，而曼宁的居中调解则为纠纷的最终解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自宗教改革以来天主教神父首次在新教英国社会当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而且当时他的绝大多数圣公会同行似乎都没这个本事。*26* 曼宁成就的重要性为1891年的《新事谕令》（Rerum novarum）提供了背景。利奥十三世在谕令当中重申了天主教会为穷人实现社会正义的承诺，甚至不惜推进以天主教为基础的工会组织。《新事谕令》的语气激昂直白，而且用力方向也十分不同于《谬论举要》：

“必须尽快为强加于广大工人阶级头上的苦难与悲惨寻求适当的补救措施：因为古代劳工行会在上个世纪遭到了废除，且没有其他保护性组织加以取代，公共机构与法律又将古代宗教推到了一旁。因此各地的工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孤立无援地屈从了雇主的铁石心肠与无节制竞争的贪得无厌。”

谕令的行文紧紧贴近着此时已经成为天主教教会神学表述标准风格的经院哲学阿奎那主义，字里行间渗透着中世纪的气息。谕令敦促人们组织中世纪式的行会，从而消除阶级斗争，并且在社会上促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有机合作。尽管谕令当中的社会分析颇为浅薄，而且难以掩饰骨子里的政治谨慎态度，但是这份文件的确为日后有意与自由派团体协力进行社会改革、甚至与社会主义寻求共识的天主教徒们提供了一块抵御时任教皇敌意的趁手盾牌。

利奥教皇的现实主义立场也促使他与法国共和党领袖寻求理解。因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局势明确表明，任何形式的君主制——无论是波旁家、奥尔良家还是波拿巴家的君主——都不可能推翻第三共和国。他的继任者并不像他那样擅长拉关系。许多共和党政客们仍然一根筋地推进着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反对天主教的斗争。他们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众多教会人员都不甚理性地支持着针对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监禁重刑，尽管很早以前他所遭受的出卖军事机密指控就已经得到了洗脱。反对释放德雷福斯的人们手段极其下作，实在没有给法国天主教教会增光长脸，尤其是他们还痛恨所谓的“弑神”犹太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正在与共济会密谋反对基督教。与此等偏执针锋相对地是，反教权主义者则担心天主教教会正在暗地资助反共和国阴谋，首恶则是耶稣会与卢尔德圣祠的反德雷福斯煽动家，即奥古斯丁升天会（Assumptionist Order of Augustinians）。*27* 在反复紧张对峙之后，拿破仑的政教协议于1906年遭到了废止。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每一个法国村庄都成为了教会和学校之间的拉锯战场，教区牧师与国家出钱雇佣的学校校长为了争夺下一代人的思想而缠斗不止。法国政治在教会和革命之间的断层线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场落后于时代的斗争不仅塑造了法国的政党结构，还吸收了大量本来可以花在更迫切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的能量。*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