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尽管西方基督教的两半有着经常重叠的轨迹，但是天主教与新教至少在一个方面分歧显著。新教与启蒙运动的关系远比罗马更为暧昧，对抗性也要弱得多：面对着探索理解智识生活新景观的神学与学术计划，新教并未加以谴责，而是伸出了双臂。在北欧的核心地区，普鲁士霍亨索伦君主国的首都柏林曾经成功地领导德国抵抗了拿破仑的侵略。霍亨索伦君主将德意志民族复兴当做了自己的神圣职责。作为复兴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于1810年修建了一所新大学。他们在反对法国皇帝的运动跌落到最低点的时候设想了这个计划。深受敬虔主义传统熏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不仅意识到了拆散耶稣会以及革命者们关闭众多天主教大学的做法对于欧洲教育造成了怎样严重的损害，而且也意识到了新教大学系统普遍衰落的现实。当然我们尽管可以怀疑，出身于中世纪且早于启蒙运动的“大学”一词是否可以用来指代国王所设想的机构，但是国王钦点的新部门“教会事务与公共教育部”的主管威廉.冯.洪堡说服了国王，有必要成立一所旨在延续新教文化的学术机构，国王的叔爷爷腓特烈大帝就曾经是此类机构的重要资助人。*35*

柏林的大学旨在为教学和研究两方面树立新的标准，而且自从建校伊始就取得了傲人的成功，为世界各地的类似机构提供了榜样，甚至影响到了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创造性地有选择借鉴新教价值观的日本。柏林模式使得普鲁士新教及其所有仰慕者们认真探索了基督教会如何将启蒙运动为己所用的问题。身为掌管路德宗王国的归正宗新教徒霍亨索伦君主们不倾向于赶紧制定条文明确的告解规范。实际上他们一开始对于是否将神学纳入大学教学大纲还颇有些犹豫。但一位来自哈雷大学的杰出移民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通过自己的极力倡议打消了国王的顾虑。他认识到神学再也不能在大学当中霸占高出其他学科一等的地位了，但他极力捍卫着神学的双重作用：作为实用学科，神学可以改善基督教社会当中的教牧工作，作为学术活动的一般性分支，神学则与任何以研究与分析为纲的硬科学有着同样的潜力。他的立场为越发避免公开效忠于特定教义的自由主义新教神学奠定了基础。这个理念（尽管弊病丛生）在西方世界存续了下来，越发覆盖了天主教大学世界，直到今天为止。*36*

这个特意拥抱启蒙运动的神学项目回头将目光投向了康德，并且试图将他招募进入新教重建项目。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康德关于的个人良知的概念不仅塑造了关于道德之路的知识——每一个打算忠于自我的人都必须遵循这条路径，还形成了更具体的宗教意识。施莱尔马赫痴迷于十九世纪早期欧洲的浪漫主义，并且将其与自己在童年与求学时期耳濡目染的摩拉维亚心之宗教对接成了一体。青年时期的施莱尔马赫曾经一度完全失去了这种信仰。不过后来在哈雷大学研究哲学期间他的疑惑日渐生长——尽管哈雷大学原本是敬虔主义的主要阵地，但是在他求学期间却已经转向了气质严峻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找回信仰之后的他又背叛了理性主义，认为感觉和情感是理性的搭档且比理性更为高等。尽管三者结伴朝向神性进发，但是前两者却可以超越理性来直接感知无限。

在施莱尔马赫的弥留之际，他的妻子听到他说，“我必须思考最深刻的思辨理念，对于我来说这些理念与最私密的宗教感受完全一致。”*37* 因此人类不仅要通过抽象形式了领会必做之事，还要在意志层面上自觉努力，寻求一切神圣感与依赖感的单一源泉，也就是爱世人的上帝。施莱尔马赫总结了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当中出现的坚定观点，即其他的世界主要宗教也可能会觉察到同一位上帝。这种关于上帝的意识是所有宗教的基础，也是启示的果实。基督教的独特礼物则是耶稣这位个人，他代表了最完美的上帝意识，穷尽了这方面的一切可能，因此也揭示了自身的神性。学术界对于圣经经文提出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只是施莱尔马赫本人坚信的理念：“将绝对感知上帝的强大能力归于基督与将上帝实在归于基督是一回事。”*38*

施莱尔马赫在柏林大学的同事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从来都不是他的知己，并且踏上了一条非常不同的远离康德的道路。个人情感促使施莱尔马赫回归了自己的敬虔主义传承，但是黑格尔却从未陷入过个人情感当中。他的志向是打造一套关于知识与存在的体系，这套体系的规模将足以使得亚里士多德的成就相形见绌，并且超越康德的怀疑论。像康德一样，黑格尔也把人的意识当做出发点，但他否认世上存在人类心智所不能理解的事物。他不断强调得到正确理解（因此自然也得到了学者们的恰当研究）的人类历史是反思戏码的舞台。历史当中的一切事物都在进步与发展：这个过程是由辩证原理实现的。一个正题必然伴随着或者必然会遇到一个反题，而正题与反题的交锋将会产生比两者都更高一层的归纳命题。这些归纳命题的精微之处只有哲学精英才能充分理解，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高层真理与体察力较差的人们之间的媒介。上帝与造物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关系，而宗教则是这种关系的必然结果：“假如没有世界，上帝就不成其为上帝。”*39* 人类意识是通向关于绝对物的绝对知识的进程，绝对物也就是精神，而精神就是现实。

在黑格尔看来，将精神与路德以及宪制宗教改革家所描述的超验上帝等同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但他的上帝是本质或者现实的上帝，不仅远离完全他者化的柏拉图主义上帝，而且距离充满激情的犹太教人格化上帝同样相去甚远。尽管黑格尔对于欧洲思想造成了多样而深刻的影响，但他的学生并没能全都找到上帝。其中有一位学生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他对于黑格尔的解读使他连同一批自称“青年黑格尔派”的人物一起得出了以下结论：基督教必须遭到取代，因为它代表了“虚假意识”的一种形式。人类意识之所以与上帝如此亲密，是因为人类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任何主体的客体都不过是被客体化的主体本性而已。一个所能够产生怎样的想法与立场，就会拥有怎样的神。一个人的价值等同于而不会超越他的神。”*40* 所谓的神性启示只仅仅向人类揭示了自身。马克思及其仰慕者之所以如此激进地否定基督教教会，背后正是有费尔巴哈的命题撑腰，虽然并非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必然无法共处。

新教哲学就这样从康德进展到了黑格尔。对于这个过程最奇怪的反应之一，以及从长远来看对西方基督教而言或许也最重要的反应之一，来自于一名丹麦的路德宗信徒索伦.克尔凯郭尔。由于他父亲生意兴隆，而且他本人的稿费也颇为丰厚（他花起稿费来同样大手大脚），所以一辈子从来没有缺过钱。他毫不关心日常生活，死后就只留下了30本出版书籍以及一大堆手稿。他曾经人尽皆知地破除过一次婚约，这件囧事经常被人们拿出来大说特说（或许说得都有点俗套了），借以诠释为什么他的作品当中贯穿了对于悲剧和无意义的讨论。不愁生计的克尔凯郭尔切断了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几乎全部联系——虽然他也会定期离开写字台，欣然走上街头或者走进剧院，冒险洗一个“人浴”——在孤独当中使用众多笔名进行写作。他的笔法千变万化，时而粗野，时而轻佻。此外他也经常嘲讽路德主义在哥本哈根通过良好教育、日常美德以及对于黑格尔的有节制诠释所构建起来的彬彬有礼的基督教。他戳穿了自己父亲的体面形象，看到了一个曾经诅咒过上帝的穷困男孩，这个男孩成人之后奉子成婚娶了自家保姆（也就是克尔凯郭尔的母亲），而且始终未能摆脱自身罪孽带来的恐惧与绝望。*41*

为了反思城市生活高雅外观背后的苦境，克尔凯郭尔探讨了个体的内在意识，他谴责黑格尔通向绝对物的辩证法路径是对个体性的背叛。罪孽并不是某种非人化黑格尔哲学进程当中的一个方面，而是人类存在的黑暗一半。人类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通向饱受摧残全然无力的基督，另一条则通向罪孽。面对这样的选择，根本不可能有中间地带——所以克尔凯郭尔张牙舞爪地针对自己的教会当中最受尊敬的神职人员明斯特主教表示了厌恶和蔑视。在他看来，主教在上述两条道路之间选择了妥协，并且因此污秽了自己。教会已不再是俗世当中冷眼旁观的他者了，而是沦为了俗世的一部分。他针对不幸的明斯特主教（幸亏此人当时已经去世了）大加鞭笞，认为主教的体面生平无异于犯罪。他宣称：

“原本的基督教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如此剑拔弩张，以至于基督教的世界观根本不打算让人愉快舒适地滑过这个世界，而是要求他们不管不顾地与之对撞……因此在明斯特主教的人生观（这种观点实际上属于伊壁鸠鲁主义，讲究享受生活，热爱生活，归属于这个世界）和基督教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天差地别，后者关注痛苦，热切地期盼死亡，归属于另一个世界。”*42*

这番宏论等于是针对基督教理念的开战声明，不过同时也是针对所有教条式或者其他形式的智识系统的开战声明：“任何一代人都从来没有从另一代人那里学会如何去爱，任何一代人都不能从起点以外的任何地方出发，下一代人的任务永远不会比上一代人更简单。”*43*

克尔凯郭尔的凶恶攻击也混合着笑声，他嘲弄当代宗教和哲学的自满，并且总是按照从苏格拉底那里学来的狡猾手段对两者进行质疑，以此为基础来摧毁它们。克尔凯郭尔的同代人并没有因为他像苏格拉底那样找乐子而审判他或杀了他，但他们的确觉得他莫名其妙，就像很久以前的雅典人曾经因为苏格拉底而疑惑不已那样。这个整天嘻嘻哈哈的神经质从怎么会对当代基督教发动如此刻骨的攻击呢？并不奇怪地是，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在十九世纪立刻造成什么影响——特别是因为他用来写作的语言在欧洲的分布区域比较窄。克尔凯郭尔始终关注着十字架上的神人的受苦与孤独。二十世纪对于人类的自尊心造成了一系列打击，而他的这份关注则迎合了西方基督教的困惑，虽然未必一定提供答案。他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听天由命以及从痛苦当中寻觅几声笑声而已。

有一件事倒是的确让克尔凯郭尔说着了：基督教世界的理念仍然主导着官方北欧新教的愿景。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都深受法国入侵和德国最终胜利的回忆影响，热情地认同普鲁士政府的民族复兴计划，而且还将目光投向了普鲁士之外，不仅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统一德国，还要有进一步的作为。黑格尔的进步观点包含了世界和平的实现，但要实现世界和平就意味着要打造一个在政治组织与文化统御方面压倒一切其他国家的强国，借以承认历史当中的上帝。这样一个国家很可以首先在柏林大学里得到筹划。康德也勾勒出了一幅世界和平的愿景，不过并没有得出如此惊人的必然结果——但如今在拿破仑战败之后，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了自由主义德国新教的特征；接下来在1848年至1849年间，促成各个德意志邦联重归统一的议会努力以失败告终，君权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另一个主要特征。霍亨索伦普鲁士在1867年和1870年之间首先战胜了奥地利皇帝，然后又战胜了法国皇帝。1871年一个第二帝国（Reich）宣告成立，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自觉继承人，当时仍然存在的哈布斯堡家族天主教帝国就这样有了一个新教替代选项。德国学者——包括神学家在内——纷纷以非凡的热情向第二帝国献上了自己的效忠。

伟大的利奥波德.冯.兰克是普鲁士宫廷研究方面的大家，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算得上柏林大学教授群体当中的一位巨头。在他看来，新的德国皇帝可谓是“紧贴上帝”（unmittelbar zu Gott）。这是民族主义和神权理论的融合，其中自由和平等显然要从属于君权与新近成立的帝国宫廷。*44* 这个愿景的重要支柱之一就是新教的神授权利。自从职业生涯早期开始，兰克就在自己的未来愿景当纳入了北欧“条顿”国家统一这一条，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宗教改革。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抱有这种看法。北欧新教国家——其中有几个已经提前实现了工业化——看到了英美两国的迅速帝国扩张以及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因此他们就可以原谅地将英美两国的繁荣与日渐强大当成了上帝对于腐朽的天主教世界的否定。正是本着这种“神选之国”的思想脉络，一本十九世纪末的英国福音派畅销书扯着嗓子唱起了颂歌：“当我们对比教皇的国家与新教土地，谁还可以怀疑哪种宗教更能促进国家繁荣呢？” *45* 这话说得确实俗了一点，但是正是这句话所表现的情绪促使促使马克斯.韦伯撰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在整个十九世纪，福音派一直紧跟着自从敬虔主义起家以来以来就得到维系的跨欧洲大陆联系网，如今英国王室与德国王室之间的家族纽带进一步鼓励了这张网络的发展。普鲁士君主正位于这张网络的中心。这位腓特烈.威廉三世全身充满了无拘无束的宗教精力。有劲无处使的国王力排众议一心想要推进路德宗与归正宗教会的联合。雪上加霜的是，他对于英国的圣公会高派教会也同样抱有古怪且不成章法的热情，并且进行了许多奇怪的礼拜实验，招致了进一步的反感。*46* 更大的问题来自腓特烈.威廉的儿子，这位与乃父同名的继任者在1841年与英国人一起资助了耶路撒冷的盎格鲁-普鲁士主教职位。再也没有其他事件可以更好地象征北欧新教放眼全世界的抱负了，但热情的普鲁士人完全误解了英国当代教会的微妙政治局势。尽管耶路撒冷主教的行动方略一直出自圣公会，但是英格兰高派教会成员还是大为恼火。这场英德两国的联合事业最后落了个无疾而终的结局。时至今日，基于传统构想的圣公会主教职位仍然驻扎在耶路撒冷，在这片矛盾尖锐的土地上坚韧不拔地为大公主义与跨信仰交流贡献着一份力量。*47*

这项事业的另一部分更加持久且真正具有世界意义。这一部分和前者一样关注巴勒斯坦。这是一个成立于1846年的福音派联盟，将英国和德国福音派新教徒联系在了一起。联盟的关注重点之一是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以及针对他们的皈依工作。世界末日始终是新教挥之不去的关切，而这次加速世界末日到来的实际尝试在以前是前所未有的。耶路撒冷主教项目的大部分支持者都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这项事业，而且有一条事实尤其使他们感到兴奋：第一位当选耶路撒冷主教的迈克尔.所罗门.亚历山大是英国籍犹太教皈依者，此前还曾经是一位拉比。现身说法的亚历山大表明了犹太民族的整体皈依迫在眉睫——这是末世之前的必要准备。随着针对福音派世界观的新威胁反复出现，福音派联盟也找到了许多其他值得一战的战斗。但是福音派与耶路撒冷项目之间率先结成的密切联盟其实是一个早熟的讯号，表明甚至早在犹太人之前，国际福音派新教就着手将自身与巴勒斯坦土地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48*

正是在这种胜利主义新教思想的背景下，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筑师、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在1871年发动了一场运动。俾斯麦最严厉的新教批评者之一，思想独立的柏林病理学教授鲁道夫.菲尔绍一针见血地将这场运动命名为“文化战争”。这里指得都是什么文化呢？作战双方分别是自由主义和新教德国的联盟与国际化保守派罗马天主教。令自由派们惊恐万分的是，俾斯麦希望借助新教帝国的力量来遏制庇护九世的各种教义声明，就连无过错权威主张他都不放过——在这方面德国民族主义对于波兰天主教徒的的蔑视和恐惧也可以为他所用，此时一部分遭到肢解的波兰领土已经成了第二帝国的组成部分。首相试图永久性地改变新帝国内部的权力平衡，就此抹杀天主教在欧洲北部作为重要政治力量的地位，不过他并没有成功。到了1887年他被迫放弃这项政策，他的确增进了政府干涉天主教教育以及神职人员任命的权力，但是除此之外并没能取得其他长期成就。一定程度上来说俾斯麦是败给了历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留给德国的宗教势力分布比起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末期所建立的政府模式更强大，而且而这个国家的自由主义本能又禁止采取独裁政策获得成功所必须的极端暴力，以至于难以招架天主教民众对于遭受政策打击的教士的强硬支持。此外，构建德意志帝国的司法管辖区划也十分纠结，在遏制天主教抵抗的时候根本做不到共同进退。

帝国政府针对天主教半心半意的镇压其实还有着更深刻的新原因。帝国境内的一大部分非天主教人口与基督教实践以及基督教痴迷并没有真正的联系，而且本身就敌视俾斯麦的帝国。早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城市里就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们不再去教堂了。日后的模式还要更复杂一些，而且宗教活动的退潮现象不仅出现在城市地区，只要看看国家教会圣餐礼仪式上领取圣餐的人数就行了。1910年，黑森-卡塞尔农村地区的记录体现了典型的高水平，每一百名教友每年领取了140次圣餐。但在德国西北部同样是农村地区的耶弗尔则体现了另一个极端，每百名教友每年仅仅领取了7次圣餐，基本上与当时最极端的城市弃教情况相同：在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基尔，每百名教友每年领取圣餐的次数是6次。当时有一个很显然的因素：大量工人阶级成员背离了认同保守派帝国制度的新教教会，转而投向了社会主义。此时社会主义开始为他们提供一整套包括休闲与福利在内的替代性亚文化，与教会唱起了对台戏。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的第一个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这个政党就像天主教教会一样成为了政府镇压的对象。德国新教就这样夹在了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之间。1869年大约只有1%的工人阶级会前往柏林的新教教区教堂，而且这一数字在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又削减了一半。*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