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论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更正版] -- 九如

摘要

一直以来，利润率被用来衡量企业的效率。本文指出利润率作为经济效益的缺陷，提出了度量经济的一种新尺度，称为社会效益，并定义了社会效益率，与利润率相对应。社会效益的定义中明确地计入了工资和税收，因而反映了经济活动对分配的贡献；社会效益的定义中剔除了资本用于投机所造成的浪费；社会效益的定义中还包含了连带效益，即经济活动产生的、但在市场中无法交易的那部分价值，因而计入了市场所不能衡量的利与害，反映出GDP的质量。因此，社会效益全面地衡量了经济体的健康状态。本文认为，用社会效益率取代利润率来衡量企业对经济体的贡献、用总社会效益取代GDP来度量宏观经济是正确的方向。

[注：本文初版(2014年6月30日)中，关于GDP的讨论含有错误(虽不影响主旨)。特此改正，并向读者致歉。]

[关键词：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率，连带效益，总社会效益，GDP，利润率]

(6/30/2014发表于中国科技论文网;9/14/2014修改)

I. 前言

经济活动显然是具有社会效益的。例如，各种生产活动维持着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甚至改变社会的需求；企业的经营失败往往造成资源浪费和失业，甚至影响整个经济体的活力。

一直以来，以利润率作为经济效益似乎是天经地义，但其实这只不过是从旧时代继承下来的一个习惯。在“各扫门前雪”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这样定义效益是很自然的：因为至少从短期来看，利润率的最大化的确保证了本企业的生存和壮大。因此，利润率就成了资本家追求的唯一目标。

然而经济活动对社会的贡献和利润率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某个企业对自身利润率有正面作用的一项举措，对社会的效益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不是好事情：这是因为社会需要的是发展生产、满足需求，而需求的满足和利润率最大化常常是矛盾的。假如一种产品人人都买得起，则提高价格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当价格提高到有些人开始买不起的水平时，利润率一般还不是最高，这是因为客户流失还不够多，不足以抵消涨价带来的增收；只有当价格高到相当一部分人买不起的水平时，才有最高的利润率，而这恰好是生产不足、一部分社会需求被压制的一种状态。充分的市场竞争可以暂时压低价格，但并不能长期保会需求的满足：因为竞争的最后结果总是淘汰和兼并，最终形成少数企业的事实垄断。

当一块食物被一群蚂蚁从四面八方拖动时，由于蚂蚁具有很强的集体意识，因此食物的轨迹虽然曲折，但始终大致指向蚁穴；如果一个经济体全部由私营企业（私企）构成，则由于私企之间不存在蚂蚁之间那样的集体意识，该经济体并不总是向前发展：当经济处于增长阶段时，私企盲目地争相扩张，在造成过热之前的确有推动社会前进的效果；而一旦经济出现过热迹象，则大部分私企争相裁员、减产以尽可能地维持利润率，从而将问题“放大”成经济下行的趋势。因此，一群蚂蚁最终能够把它们喜爱的大块食物拖回蚁穴，而一群私企则永远不可能把社会推向充分满足需求的状态，只能在周期性的经济动荡中盲目地挣扎。问题的根源就是大家都把利润率当作最高目标。

换句话说，用利润率来度量宏观经济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只是个“替资本家数钱”的工具；它甚至不能保证资本家的长远利益(因为资本家也不喜欢经济危机)，当然就更不能用来指导经济的发展。既然利润率不能衡量经济活动对社会的效益，就需要一种新的度量。

II. 经济活动的连带效益

要度量经济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就需要引出一个新的概念：经济活动的连带效益。通常的经济活动服务于社会，并依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向服务对象收取报酬、赚钱，同时向政府缴税。如果除此之外不给社会带来额外的利益或损害，则我们说该项经济活动的连带效益为零，这是连带效益的参考点。当一项经济活动有其产品价格所不能代表的、额外的益处时，我们说它具有正的连带效益；反之，若一项经济活动有损于社会，则我们说它具有负的连带效益。与连带效益对应，产品价格所能代表的那部分社会效益可称为寻常效益。

例如，苹果计算机公司研制出iPhone手机，方便了用户，为该企业赚取了丰厚的回报，为美国政府带来了大量税收，这是它的寻常效益；但该手机的流行还带动了智能手机及其配套行业的大发展，从而让其它企业、甚至竞争对手也赢得了巨大的利润。显然，研制iPhone是具有巨大的正面社会效益的举动，其社会效益超过企业出售产品得到的回报，因此我们说这样的经济活动具有正的连带效益。

连带效益是经济活动产生的、但在市场中无法交易的那部分社会价值。仍以苹果手机为例：该产品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惠及其它企业（例如三星公司）；但显然苹果公司无法向这类受惠者收取回报。在很多情况下，正的连带效益惠及全民，甚至包括尚未出生的人，收取回报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正的连带效益早晚将在社会中转化为实在的经济效益。

当然，连带效益也可以是负值，即对社会有害的连带效益。例如在“国际化”运动中，美国企业将制造厂、客户服务等行业外移到中国、印度、南非等工资低廉的国家，大幅降低人工费，使企业利润率显著提高。但是对于美国这个经济体而言，上述“外包”举措在美国国内制造出大量失业，并且在长远看来降低了美国的国力。因此，“外包”运动虽然短期内有利于企业本身，但在美国范围内却具有负的连带效益。又例如在中国，由于收集牛奶的私营承包商以三聚氰胺溶液伪装牛奶谋取暴利，最终不但造成严重健康问题、而且毁掉了几乎全部国产奶粉的声誉。整个过程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当初那一点蝇头小利：无论怎样惩罚造假者都无法补偿整个社会的损失。

当一项经济活动的连带效益为负值时，其社会效益低于其寻常效益，这时企业其实是在损人利己。实际上，具有负连带效益的经济活动是很多的，其中大部分一直被容忍：例如产生污染的、破坏自然环境的、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有损社会风气的经济活动，等等。当连带效益的负值过于巨大时，经济活动本身往往被政府所禁止，例如黄、赌、毒一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公有制企业(公企)相比，私企更可能不顾道德约束，经营具有负连带效益的生意：譬如当前在中国泛滥的地沟油、死猪肉、假货等问题，都是唯利是图的私企所为，都是不择手段追求利润率的结果。

显然，要想度量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连带效益是不能忽略的。

III. 社会效益的定义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度量来代表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应该反映经济活动对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及其前景）的贡献。为方便叙述，我们假设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代表和追求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显然有些国家的政府并非如此）。一般说来，如果将一项经济活动抽象地看作一个把输入转化成输出的系统，则效益可以定义为输出相对于输入的增值。但是，从资本家的视角观察和从政府的视角观察，输入和输出是不同的：

资本家：

输入 ＝ 资本（= 资源费 + 工资）

输出 ＝（产品－赋税）=（资本 + 利润）

效益 ＝（输出－输入）= 利润

政府：

输入 = 资源 + 劳动时间（= 资源费 + 劳动时间的价值）

输出 = 产品 + 连带效益 =（资源费 + 工资 + 税收 + 利润）+ 连带效益

效益 =（输出－输入）=（工资 + 税收 + 利润 劳动时间的价值）+ 连带效益

≈ (工资 + 税收 + 利润）+ 连带效益

为简化讨论，上面的“工资”包含奖金和其它劳工福利；“资源”则包含原材料、水、能源、半成品、工具等一切除劳动力之外的消耗；“利润”指的是税后利润。

显然，资本家和政府都把产品看作经济活动创造的财富。但在进一步的细节上则大不相同。

譬如在资本家看来，工人和工具、机器没有区别，劳动时间只是一种必需花钱购买的资源，能省则省，绝不多买；在政府看来，则劳动时间不能储存(不可能让工人闲一个月，而在下个月干完两个月的工作)，是一种“不用就马上失去”的社会资源：除非经济体中出现显著的劳动力短缺，用掉劳动时间几乎不必算作消耗，而劳动时间闲置不用则是社会浪费；

在资本家看来，工资只是生意的一种必需的损耗，是产品成本的一部分，自然是越少越好；但在政府看来，工资是经济活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主要部分，只要生产能够继续，工资越多越好；

在资本家看来，赋税只是经营过程中一种讨厌的损耗；但在政府看来，税收也是经济活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部分，只要生产能够继续，税收越多越好；

在资本家看来，利润是命根子，是一切的一切；在政府看来，利润作为资本的增值，是否有益于社会，要看新增加的资本用于何方：资本只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用于分配其它资源的使用权。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私企最重要的产出不是利润，而是工资和税收：因为私企的利润不一定全部有益于社会(它至少有助于贫富分化)。

企业的利润对社会的价值，要看企业是私企还是公企：私企的利润通常只有一部分对社会具有效益，此百分比β是利润的公益系数，β随时间变化且与政治、经济环境相关；而公企的利润则是100%对社会具有效益。考虑到劳动力显著短缺的情况极为罕见，我们将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以两种形式定义如下：

社会效益(分配要素定义) = 工资 + 税收 + β×利润 + 连带效益 (1)

社会效益(生产要素定义) = 产品 － 资源 － (1－β)×利润 + 连带效益 (2)

上面(1)、(2)两种定义在一般情况下是彼此等价的：定义(1)直接用货币度量，因此更方便计算；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按分配要素的定义(1)可能比较费解或失去意义，但按生产要素的定义(2)依然适用。

容易看出，社会效益通常是正值：只要产品是本经济体所需的实物商品或服务、并且连带效益不是负值，那么即使利润为零（税收跟着为零），社会也至少获得了工资收益。

上面的公式中，利润的公益系数β对公企为１，对私企和公私合营企业一般在０和１之间。有些私企，例如主要从事投机的所谓投资机构，它们赚取的利润回到生产和服务业的可能性很小，其β值可以认为是零。β还有另外一个定义：即利润最终用于购买实物产品和服务的百分比。“(1－β)×利润”则表示私企利润中不用来购买实物产品或服务的部分(譬如用来购买股票)：这一部分利润对社会没有效益，换句话说是浪费掉的资本。

β对一个私企来说是经常变化的。对整个经济体内所有私企来说，从它们的总利润的数值和用途，可以算出私企利润的平均公益系数βA。βA通常是个相对稳定的数值。例如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联储多次向社会注入的资金，一部分流入华尔街，其余流出国外；期间美国国内生产大致维持了危机初期的萎缩状态：企业减产，利润大致正常，但整体经济复苏却无起色。显然，至少从2007年到2013年之间，不但量化宽松的资金根本没有进入产业，就连美国私企的利润也大多流向了社会效益率接近于零的行业（多半是华尔街），即βA≈０。

IV. 社会效益与GDP的关系

在传统的GDP统计当中，一个企业的贡献是“产品－资源”；将社会效益的定义(1)与(2)相对比可以得出，“产品－资源”等价于“工资+税收+利润”。显然，GDP没有剔除私企在分配环节浪费掉的利润，当然也没有计入连带效益。但总的来看，GDP并不是利润的总和，这说明早有人察觉：真正的经济效益并不就是利润。

将所有企业的社会效益相加，就得到整个经济体的总社会效益，我们有如下关系式：

总社会效益 = GDP － (1－βA)×私企总利润 + 总连带效益　　(3)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如果“虚拟经济”不发达，则在经济上升阶段，私企利润的大部分会被投入企业扩张，这时βA的值接近1，总社会效益与GDP之间的差别就几乎只有连带效益；否则，私企利润的浪费可以成为GDP中显著的一部分，使GDP含有明显的“水分”。在后一种情况下，私企利润就可能主要流向“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停滞，这时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与GDP数值的增长完全脱钩。

当然，不能计入连带效益是GDP的另一个重大缺陷。人们常常谈到的“GDP的质量”其实大部分反映在连带效益之中，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V. 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率；工资不属于资本投入

那么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率应该怎样定义呢？

资本的数量决定了企业可以动用的资源和劳动力的数量；经济的可持续性有赖于投入资本的回收，经济的发展则有赖于资本的增加。因此，将资本投入作为公约数仍然是适当的，不过资本投入的定义需要厘清。

资本家以利润作为效益可以理解；但将工资划归资本投入的一部分，在概念上就是错误的：一般情况下，发工资的资金来自出售产品的收入。与原料、工具、机器的“先买后用”相对照的是，所有的现代企业对劳动力都是“先用后买（即先工作、后发工资，甚至延迟一周再发)”；另一方面，工人在付出劳动后并不一定能收到工资：现实当中不乏私企老板在该发工资之前逃跑的例子。因此工资实际上是分配而不是资本投入。将工资毫无道理地划归资本投入，其实从理论上剥夺了劳动者参与分配的权利。

一个特例是首批产品出售之前所发的工资：当产品生产周期长于工资周期时，雇主确实需要在首个生产周期内垫付发工资的资金。但这笔资金仅仅在特殊情况下（企业在卖出第一批产品之前破产）才可以算作资本投入；在正常情况下，这笔垫付的资金在首批产品出售后立即收回；即使生产周期非常长，垫付资金也将在最初的若干个生产周期之内赚够，而此后不再需要垫付。

工资是分配而不是资本投入，这一点在公企当中更加明显。例如一家集体企业在暂时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只要有足够的资源费，就仍然可以开工，即在卖出产品之前，劳动可以是“免费”的：只要预期出售产品的收入可以超过资源费、从而使工人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获得报酬即可。

因此，传统的资本投入定义是错误的：它实际上是（真正的）资本投入与工资之和；而工资属于分配的一部分，不是投入。所以，社会效益率与传统的利润率在数值上没有可比性。为明确这一点，我们统一采用正确的、不包含工资的资本投入，从而将两种效益率的实际定义对比如下，以看清其间的异同：

利润率（传统的、错误的） = 利润／[资本投入 + 工资]

利润率（改正的） = 利润／资本投入 (5)

社会效益率 = [工资 + 税收 + β×利润 + 连带效益]／资本投入 (6)

可见，传统的利润率定义，不管是无意还是故意，低估了资本的实际增值率。不过，即使是改正了的利润率，也仍然不能代表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上式(6)采用了分配要素定义的社会效益；类似地，将公式(2)除以资本投入，也可以得到与(6)等价的社会效益率定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