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论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更正版] -- 九如

摘要

一直以来，利润率被用来衡量企业的效率。本文指出利润率作为经济效益的缺陷，提出了度量经济的一种新尺度，称为社会效益，并定义了社会效益率，与利润率相对应。社会效益的定义中明确地计入了工资和税收，因而反映了经济活动对分配的贡献；社会效益的定义中剔除了资本用于投机所造成的浪费；社会效益的定义中还包含了连带效益，即经济活动产生的、但在市场中无法交易的那部分价值，因而计入了市场所不能衡量的利与害，反映出GDP的质量。因此，社会效益全面地衡量了经济体的健康状态。本文认为，用社会效益率取代利润率来衡量企业对经济体的贡献、用总社会效益取代GDP来度量宏观经济是正确的方向。

[注：本文初版(2014年6月30日)中，关于GDP的讨论含有错误(虽不影响主旨)。特此改正，并向读者致歉。]

[关键词：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率，连带效益，总社会效益，GDP，利润率]

(6/30/2014发表于中国科技论文网;9/14/2014修改)

I. 前言

经济活动显然是具有社会效益的。例如，各种生产活动维持着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甚至改变社会的需求；企业的经营失败往往造成资源浪费和失业，甚至影响整个经济体的活力。

一直以来，以利润率作为经济效益似乎是天经地义，但其实这只不过是从旧时代继承下来的一个习惯。在“各扫门前雪”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这样定义效益是很自然的：因为至少从短期来看，利润率的最大化的确保证了本企业的生存和壮大。因此，利润率就成了资本家追求的唯一目标。

然而经济活动对社会的贡献和利润率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某个企业对自身利润率有正面作用的一项举措，对社会的效益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不是好事情：这是因为社会需要的是发展生产、满足需求，而需求的满足和利润率最大化常常是矛盾的。假如一种产品人人都买得起，则提高价格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当价格提高到有些人开始买不起的水平时，利润率一般还不是最高，这是因为客户流失还不够多，不足以抵消涨价带来的增收；只有当价格高到相当一部分人买不起的水平时，才有最高的利润率，而这恰好是生产不足、一部分社会需求被压制的一种状态。充分的市场竞争可以暂时压低价格，但并不能长期保会需求的满足：因为竞争的最后结果总是淘汰和兼并，最终形成少数企业的事实垄断。

当一块食物被一群蚂蚁从四面八方拖动时，由于蚂蚁具有很强的集体意识，因此食物的轨迹虽然曲折，但始终大致指向蚁穴；如果一个经济体全部由私营企业（私企）构成，则由于私企之间不存在蚂蚁之间那样的集体意识，该经济体并不总是向前发展：当经济处于增长阶段时，私企盲目地争相扩张，在造成过热之前的确有推动社会前进的效果；而一旦经济出现过热迹象，则大部分私企争相裁员、减产以尽可能地维持利润率，从而将问题“放大”成经济下行的趋势。因此，一群蚂蚁最终能够把它们喜爱的大块食物拖回蚁穴，而一群私企则永远不可能把社会推向充分满足需求的状态，只能在周期性的经济动荡中盲目地挣扎。问题的根源就是大家都把利润率当作最高目标。

换句话说，用利润率来度量宏观经济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只是个“替资本家数钱”的工具；它甚至不能保证资本家的长远利益(因为资本家也不喜欢经济危机)，当然就更不能用来指导经济的发展。既然利润率不能衡量经济活动对社会的效益，就需要一种新的度量。

II. 经济活动的连带效益

要度量经济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就需要引出一个新的概念：经济活动的连带效益。通常的经济活动服务于社会，并依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向服务对象收取报酬、赚钱，同时向政府缴税。如果除此之外不给社会带来额外的利益或损害，则我们说该项经济活动的连带效益为零，这是连带效益的参考点。当一项经济活动有其产品价格所不能代表的、额外的益处时，我们说它具有正的连带效益；反之，若一项经济活动有损于社会，则我们说它具有负的连带效益。与连带效益对应，产品价格所能代表的那部分社会效益可称为寻常效益。

例如，苹果计算机公司研制出iPhone手机，方便了用户，为该企业赚取了丰厚的回报，为美国政府带来了大量税收，这是它的寻常效益；但该手机的流行还带动了智能手机及其配套行业的大发展，从而让其它企业、甚至竞争对手也赢得了巨大的利润。显然，研制iPhone是具有巨大的正面社会效益的举动，其社会效益超过企业出售产品得到的回报，因此我们说这样的经济活动具有正的连带效益。

连带效益是经济活动产生的、但在市场中无法交易的那部分社会价值。仍以苹果手机为例：该产品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惠及其它企业（例如三星公司）；但显然苹果公司无法向这类受惠者收取回报。在很多情况下，正的连带效益惠及全民，甚至包括尚未出生的人，收取回报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正的连带效益早晚将在社会中转化为实在的经济效益。

当然，连带效益也可以是负值，即对社会有害的连带效益。例如在“国际化”运动中，美国企业将制造厂、客户服务等行业外移到中国、印度、南非等工资低廉的国家，大幅降低人工费，使企业利润率显著提高。但是对于美国这个经济体而言，上述“外包”举措在美国国内制造出大量失业，并且在长远看来降低了美国的国力。因此，“外包”运动虽然短期内有利于企业本身，但在美国范围内却具有负的连带效益。又例如在中国，由于收集牛奶的私营承包商以三聚氰胺溶液伪装牛奶谋取暴利，最终不但造成严重健康问题、而且毁掉了几乎全部国产奶粉的声誉。整个过程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当初那一点蝇头小利：无论怎样惩罚造假者都无法补偿整个社会的损失。

当一项经济活动的连带效益为负值时，其社会效益低于其寻常效益，这时企业其实是在损人利己。实际上，具有负连带效益的经济活动是很多的，其中大部分一直被容忍：例如产生污染的、破坏自然环境的、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有损社会风气的经济活动，等等。当连带效益的负值过于巨大时，经济活动本身往往被政府所禁止，例如黄、赌、毒一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公有制企业(公企)相比，私企更可能不顾道德约束，经营具有负连带效益的生意：譬如当前在中国泛滥的地沟油、死猪肉、假货等问题，都是唯利是图的私企所为，都是不择手段追求利润率的结果。

显然，要想度量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连带效益是不能忽略的。

III. 社会效益的定义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度量来代表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应该反映经济活动对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及其前景）的贡献。为方便叙述，我们假设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代表和追求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显然有些国家的政府并非如此）。一般说来，如果将一项经济活动抽象地看作一个把输入转化成输出的系统，则效益可以定义为输出相对于输入的增值。但是，从资本家的视角观察和从政府的视角观察，输入和输出是不同的：

资本家：

输入 ＝ 资本（= 资源费 + 工资）

输出 ＝（产品－赋税）=（资本 + 利润）

效益 ＝（输出－输入）= 利润

政府：

输入 = 资源 + 劳动时间（= 资源费 + 劳动时间的价值）

输出 = 产品 + 连带效益 =（资源费 + 工资 + 税收 + 利润）+ 连带效益

效益 =（输出－输入）=（工资 + 税收 + 利润 劳动时间的价值）+ 连带效益

≈ (工资 + 税收 + 利润）+ 连带效益

为简化讨论，上面的“工资”包含奖金和其它劳工福利；“资源”则包含原材料、水、能源、半成品、工具等一切除劳动力之外的消耗；“利润”指的是税后利润。

显然，资本家和政府都把产品看作经济活动创造的财富。但在进一步的细节上则大不相同。

譬如在资本家看来，工人和工具、机器没有区别，劳动时间只是一种必需花钱购买的资源，能省则省，绝不多买；在政府看来，则劳动时间不能储存(不可能让工人闲一个月，而在下个月干完两个月的工作)，是一种“不用就马上失去”的社会资源：除非经济体中出现显著的劳动力短缺，用掉劳动时间几乎不必算作消耗，而劳动时间闲置不用则是社会浪费；

在资本家看来，工资只是生意的一种必需的损耗，是产品成本的一部分，自然是越少越好；但在政府看来，工资是经济活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主要部分，只要生产能够继续，工资越多越好；

在资本家看来，赋税只是经营过程中一种讨厌的损耗；但在政府看来，税收也是经济活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部分，只要生产能够继续，税收越多越好；

在资本家看来，利润是命根子，是一切的一切；在政府看来，利润作为资本的增值，是否有益于社会，要看新增加的资本用于何方：资本只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用于分配其它资源的使用权。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私企最重要的产出不是利润，而是工资和税收：因为私企的利润不一定全部有益于社会(它至少有助于贫富分化)。

企业的利润对社会的价值，要看企业是私企还是公企：私企的利润通常只有一部分对社会具有效益，此百分比β是利润的公益系数，β随时间变化且与政治、经济环境相关；而公企的利润则是100%对社会具有效益。考虑到劳动力显著短缺的情况极为罕见，我们将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以两种形式定义如下：

社会效益(分配要素定义) = 工资 + 税收 + β×利润 + 连带效益 (1)

社会效益(生产要素定义) = 产品 － 资源 － (1－β)×利润 + 连带效益 (2)

上面(1)、(2)两种定义在一般情况下是彼此等价的：定义(1)直接用货币度量，因此更方便计算；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按分配要素的定义(1)可能比较费解或失去意义，但按生产要素的定义(2)依然适用。

容易看出，社会效益通常是正值：只要产品是本经济体所需的实物商品或服务、并且连带效益不是负值，那么即使利润为零（税收跟着为零），社会也至少获得了工资收益。

上面的公式中，利润的公益系数β对公企为１，对私企和公私合营企业一般在０和１之间。有些私企，例如主要从事投机的所谓投资机构，它们赚取的利润回到生产和服务业的可能性很小，其β值可以认为是零。β还有另外一个定义：即利润最终用于购买实物产品和服务的百分比。“(1－β)×利润”则表示私企利润中不用来购买实物产品或服务的部分(譬如用来购买股票)：这一部分利润对社会没有效益，换句话说是浪费掉的资本。

β对一个私企来说是经常变化的。对整个经济体内所有私企来说，从它们的总利润的数值和用途，可以算出私企利润的平均公益系数βA。βA通常是个相对稳定的数值。例如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联储多次向社会注入的资金，一部分流入华尔街，其余流出国外；期间美国国内生产大致维持了危机初期的萎缩状态：企业减产，利润大致正常，但整体经济复苏却无起色。显然，至少从2007年到2013年之间，不但量化宽松的资金根本没有进入产业，就连美国私企的利润也大多流向了社会效益率接近于零的行业（多半是华尔街），即βA≈０。

IV. 社会效益与GDP的关系

在传统的GDP统计当中，一个企业的贡献是“产品－资源”；将社会效益的定义(1)与(2)相对比可以得出，“产品－资源”等价于“工资+税收+利润”。显然，GDP没有剔除私企在分配环节浪费掉的利润，当然也没有计入连带效益。但总的来看，GDP并不是利润的总和，这说明早有人察觉：真正的经济效益并不就是利润。

将所有企业的社会效益相加，就得到整个经济体的总社会效益，我们有如下关系式：

总社会效益 = GDP － (1－βA)×私企总利润 + 总连带效益　　(3)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如果“虚拟经济”不发达，则在经济上升阶段，私企利润的大部分会被投入企业扩张，这时βA的值接近1，总社会效益与GDP之间的差别就几乎只有连带效益；否则，私企利润的浪费可以成为GDP中显著的一部分，使GDP含有明显的“水分”。在后一种情况下，私企利润就可能主要流向“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停滞，这时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与GDP数值的增长完全脱钩。

当然，不能计入连带效益是GDP的另一个重大缺陷。人们常常谈到的“GDP的质量”其实大部分反映在连带效益之中，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V. 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率；工资不属于资本投入

那么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率应该怎样定义呢？

资本的数量决定了企业可以动用的资源和劳动力的数量；经济的可持续性有赖于投入资本的回收，经济的发展则有赖于资本的增加。因此，将资本投入作为公约数仍然是适当的，不过资本投入的定义需要厘清。

资本家以利润作为效益可以理解；但将工资划归资本投入的一部分，在概念上就是错误的：一般情况下，发工资的资金来自出售产品的收入。与原料、工具、机器的“先买后用”相对照的是，所有的现代企业对劳动力都是“先用后买（即先工作、后发工资，甚至延迟一周再发)”；另一方面，工人在付出劳动后并不一定能收到工资：现实当中不乏私企老板在该发工资之前逃跑的例子。因此工资实际上是分配而不是资本投入。将工资毫无道理地划归资本投入，其实从理论上剥夺了劳动者参与分配的权利。

一个特例是首批产品出售之前所发的工资：当产品生产周期长于工资周期时，雇主确实需要在首个生产周期内垫付发工资的资金。但这笔资金仅仅在特殊情况下（企业在卖出第一批产品之前破产）才可以算作资本投入；在正常情况下，这笔垫付的资金在首批产品出售后立即收回；即使生产周期非常长，垫付资金也将在最初的若干个生产周期之内赚够，而此后不再需要垫付。

工资是分配而不是资本投入，这一点在公企当中更加明显。例如一家集体企业在暂时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只要有足够的资源费，就仍然可以开工，即在卖出产品之前，劳动可以是“免费”的：只要预期出售产品的收入可以超过资源费、从而使工人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获得报酬即可。

因此，传统的资本投入定义是错误的：它实际上是（真正的）资本投入与工资之和；而工资属于分配的一部分，不是投入。所以，社会效益率与传统的利润率在数值上没有可比性。为明确这一点，我们统一采用正确的、不包含工资的资本投入，从而将两种效益率的实际定义对比如下，以看清其间的异同：

利润率（传统的、错误的） = 利润／[资本投入 + 工资]

利润率（改正的） = 利润／资本投入 (5)

社会效益率 = [工资 + 税收 + β×利润 + 连带效益]／资本投入 (6)

可见，传统的利润率定义，不管是无意还是故意，低估了资本的实际增值率。不过，即使是改正了的利润率，也仍然不能代表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上式(6)采用了分配要素定义的社会效益；类似地，将公式(2)除以资本投入，也可以得到与(6)等价的社会效益率定义。

【待续】

VI. 案例分析

其实，世界各国的政府，无论其政治体制，都一直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并且有时下意识地运用社会效益这个概念。下面分析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

案例1：天然垄断、必须满足全民需求的经济活动

例如自来水、电力、煤气、垃圾清理…等等行业，之所以是天然垄断，是由于为引进竞争而必须付出的资源代价过于高昂：总不能架设多条重复的输电网或输气管道吧？总不能为每条街道都埋设若干套互相竞争的自来水和煤气管道、让居民选用其中一套吧？可既然是天然垄断、缺乏竞争，则即使私企经营，效率也不会高。如本文开始部分所论证，追求利润率最大化就不可能服务全民；既然必须服务全民，就只好放弃利润率最大化。私企不愿意经营这样“綑手捆脚”、不准随便涨价的生意。因此这类服务全民的行业，在欧美各国中都是由政府直接经营、或委托私企间接经营[1]。对于受委托经营这类行业的私企，政府实行补贴并加以限制：譬如涨价之前，要开听证会论证通过。

如此，一旦摘下“西方经济是完全的私有制”的有色眼镜，我们便“惊讶地”发现，原来欧美各国中一直存在公有资本和公企。显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府也都明白，不能不维持这些看起来必定会赔本的公益服务：否则就没有了社会的稳定，其它“正常的生意”也就都无法进行。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公安、国防等等，看起来也无一不是“肉包子打狗”的赔本生意：政府为此投入大量的公有资本，表面上没有任何收入，可从来没有人会去计较利润率。这其中的道理在于：国防、公安、公益服务等等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并不是什么赔本生意，它们都具有巨大的、正的连带效益，在整体上是有利可图的，只是利润率这个工具无法度量而已。

铁路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铁路是天然垄断的事业：为了引进竞争而建造多条平行的铁路是巨大的社会浪费，因而是不可行的。铁路并非在所有国家都是必须覆盖全民的服务，但在中国、印度这样人口密集、石油依赖进口的国家，铁路必须满足全民的需求：为了利润率最大化而让收入最低的人群坐不起火车，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譬如在中国，要求铁路自负盈亏就是不合理的。即使除开像青藏铁路这样的战略性工程，中国的铁路也担负着扶贫、支持落后地区开发、稳定运输价格等多种公益使命，因此必须由公企来运营。显然，单纯地用利润率来度量中国铁路的效益是不合适的。

案例2：罗斯福公司

当年作者毕业前夕正逢美国经济低迷。在一次聚会上与教授们谈到找工作的艰难，其中一位老教授讲了一个故事。

那是1930年大萧条的时代，美国当时的失业率高达25%，罗斯福政府大搞以工代赈；在教授的家乡也有大量需要救济的人群，但是地方官员似乎一时想不出什么值得做的基建工程，于是组织失业人员，在附近一处山坡上用石头垒墙，没人知道这墙有什么用处。

过了一段时间，当地居民们注意到垒墙的人马撤走了，石头墙似乎完成了；又过了几天，来了另一队人马在山坡上忙了起来：他们努力把石头墙拆掉。

作者认为，这个故事实际上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可笑。我们不妨把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员看作一个公司，就叫“罗斯福公司”，那么“罗斯福公司”的产品价值为零。在“社会效益 = 工资 + 税收 + β×利润 + 连带效益”这个公式中，β＝１（显然是公企），利润是负值，但参加垒墙和拆墙的工人们都收到了工资(恰好抵消负利润)；更重要的是，工人们有活可干，并且都认为自己拿工资是心安理得，这至少不是负的连带效益。

若采用社会效益的定义(2)进行计算，则产品价值为零、资源消耗为零、(１－β)＝０，于是我们也得到同样的结果“社会效益＝连带效益”。

假如把救济金直接发下去，则多数工人不会觉得心安理得，工人的家属们也会轻视这些拿钱不干活的人，从而可能酿成各种社会问题；更麻烦的是，长期没有事情做，其中少数人难免会无事生非，总之会产生负的连带效益。因此“罗斯福公司”既成功地达到了救济的目的，又没有造成社会问题：策划“罗斯福公司”的地方官员是聪明人：他（她）们懂得连带效益的重要性。

案例3：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

美国的铁路客运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上世纪60年代发现货运赚钱、客运赔钱的现象之后，运营铁路的私企尽了最大努力争取停掉客运服务；但美国政府部门认为客运服务涉及运兵的能力，具有战略价值，因而不同意去掉。经过国会中反复的博弈，最后决定另外成立“准国营”的AMTRAK公司来接下客运业务，其运营亏损由政府补贴[2]。可见美国政府懂得连带效益的重要性，并且不惜动用国家税收为此买单。

不仅美国的铁路如此，其实中国铁路的建设、经营当中，战略价值主导的例子也是俯拾皆是，譬如青藏铁路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显然，以当前西藏的经济规模，青藏铁路不可能收回建设成本；即使勾销建设成本、仅仅核算使用和维修，近期也不可能实现自负盈亏。但是稍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认为青藏铁路是赔本的买卖，因为这是稳定边疆的需要。换句话问，给你多少钱能让你放弃边疆的安全？

高铁是另一个值得分析的例子。修建高铁，缩短旅行时间，这一寻常效益可以从票价上反映出来；但此外高铁还显著地缩短了许多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心理距离。许多相距数百公里的城市对，譬如北京和石家庄、石家庄和郑州、郑州和武汉、武汉和长沙…等等，千百年来保持着不同的文化；但是当旅行时间压缩到一小时左右时，量变引起质变，使得两地的人们感觉像住在同一个城市，这一现象称为“同城效应”。在同城效应覆盖的区域，地区经济、文化将逐渐融合，造成极其深远的社会变革，使中国历史上常出现的“合久必分”不再可能。此外，高铁还是解决石油短缺的出路之一：在可见的将来，大型电动飞机可行性很小，因此发展航空运输将受到燃料的限制（石油中可提取的航空煤油仅9%），而高铁则无论用什么能源发电都可以驱动，所以进一步提高高铁的速度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之，高铁具有巨大的正连带效益，惠及后代子孙。

案例4：美国政府救济通用汽车公司[2][3]　

通用汽车是跨国公司。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其美国部分由于强大的汽车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利润大致为零。为叙述方便，下文中我们用GM代表该公司的美国部分。GM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濒于破产，除了市场萎缩的影响之外，另一个原因是GM当年顶不住华尔街的诱惑，玩起了金融游戏，而GM的金融部分损失惨重。尘埃落定之后，为了获得政府救援，GM将其惨不忍睹的金融业务分离出去，成为另一个独立公司。

两届美国政府先后借给GM共510.3亿美元。2009年6月GM申请破产保护、甩掉市场上的所有股票、并赖掉一部分债务。破产保护结束，美国政府获得了新GM共61%的股权。2010年11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出售GM股权的半数，为其重新上市让路。到2013年11月，美国政府售完全部GM股票，先后收回救援资金中的405.3亿美元，救援GM的行动总共损失105亿美元。

那么美国政府岂不是作了冤大头？其实不是。除去玩砸了的金融业务之外，美国汽车工业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困难主要是市场萎缩造成的。当然对GM来说，还有品牌过多、机构臃肿的问题。在重组之前，GM拥有9万1千雇员，重组之后减少到6万8千5百人，减员率近25%；重组之前，专卖GM品牌的6000家专营零售店有数十万员工，重组之后减少到3600家（后来经过法律诉讼恢复到近5000家）。假如美国政府拒绝救援，则GM无力重组，只能拆解破产；或许其拆解的部分会被当时情况较好（规模较小）的福特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买下，但由此造成的减员率将大大超过25%，专营零售店的损失率将远超过GM的减员率；如此则将多损失超过２0万个工作职位（如果每人每年救济2万美元，美国政府为此就要花４0亿），同时进一步减少美国政府的税收。此外，失去GM这个龙头老大，美国汽车工业将会元气大伤，很可能被日本汽车工业彻底打败，这将是巨大的负连带效益。

那么救活之后的GM表现如何？2013年，GM的经营利润为75亿美元，赋税21亿美元；其87000员工的平均年薪约8万5千美元，总年薪约74亿美元。美国员工的福利（含失业保险）大致与年薪相当，因此社会效益率定义当中的“工资”一项就超过每年140亿美元，“工资+税收”则超过160亿美元。假如美国政府拒绝救济GM，则这160亿至少缩水５0亿，再加上２0万失业者的４0亿救济，再加上专营零售店的税收损失……这样年复一年，得失是很清楚的。

GM破产重组的最大受害者莫过于破产之前的股票持有者：投资全部归零。这主要是各种投资基金，其中最重要的成分是退休金，这些人没有从美国政府的救援中得到任何补偿，可见用股票作为投资的风险。但总的说来，救援GM还是得大于失的举动；算利润率当然看不出这样的结论，但只要算一下社会效益，一切都很清楚。

案例５：北京地铁

北京地铁以票价低而闻名：每次两元。一直有人认为，应该调高票价以减少政府补贴负担。但这些人看不到的是：提高票价将使乘客流向地面，加剧地面交通的拥堵，加重环境污染，其社会代价将高于地铁提价的收益。这其中的权衡，光计算地铁本身的利润率当然反映不出来，但在社会效益中很清楚。显然，北京地铁的管理者是懂得其中道理的。

案例６：专门出口的定向生产企业

专门定向生产向某一外国出口的企业，只有当本国需要其出口对象国的货币时（即其出口是换回本国消费的替代产品所必须时），才适用社会效益定义的公式(1)；假若该出口对象国的货币在本国已经过剩，那么公式(1)失去意义，可以采用公式(2)来计算社会效益。换句话说，从政府的角度看来，该企业的产品其实是过剩的外币，其经营效果应该是：

输入 = 资源+劳动时间

输出 = 过剩外币（＝从政府换回的本国货币＝工资+税收+利润）+ 连带效益

社会效益 ≈ 过剩外币 － 资源 － (1－β)×利润 + 连带效益

注意我们在此没有计算工资和税收对社会效益的贡献；由于该外币过剩，政府结汇实际上是增发本币、同时不增加商品或服务，这等于稀释本币的购买力（即：相当于除该企业员工之外的全国人民，减少每人当前消费以支持该企业为外国制造产品，而回报是过剩的外币）。若该外币过剩状态长期维持，则该企业出口换来的外币永不需要、形同废纸，而资源和劳动时间白白消耗。因此，除非有显著的正连带效益，否则该企业对所在国的社会效益呈现为纯粹的负值。

换个思路，假如停掉该企业的生产，把政府结汇用的本币改作另一个用途，例如把该企业的员工组织起来去植树造林，则这个“植树造林公司”的经营效果就应该是：

输入 = 劳动时间

输出 = 树林（＝工资）+ 连带效益

社会效益 ≈ 树林 + 连带效益

仍然假设政府靠增发货币来支撑上述植树造林的活动，则在分配方面（稀释本币购买力），前面的出口生意与植树造林的效果大致相同；但区别也是明显的：前者消耗资源(至少包括电力等；但也可能消耗稀土这类珍稀资源)而不为本国带来物质财富；而后者在几乎不消耗资源的情况下，为本国创造了“树林”这笔物质财富（即：相当于全国人民减少每人当前消费，支援环境基本建设）。除非该企业的出口生意具有重要的连带效益(可能来自生产能力的维持、或那种外币的囤积)，否则植树造林显然更有价值。

当然，植树造林可以换成扶贫、修路、开发落后地区等等活动，有些也许需要消耗资源；但无论消耗资源与否，由于产品留在国内，总是“肉烂在锅里”的好事，胜过换来一堆不需要的外币。

案例７：以连带效益为主要产出的经济活动

有些经济活动，在其对社会的贡献当中，连带效益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样的经济活动就不适合私企经营，而应该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地经营，以保证连带效益不会成为追求利润的牺牲品。这样的经济活动有很多，包括教育、医疗、养老、水务、公交、航天、兵器等等。

例如最近发生的一些和幼儿园有关的案例，包括全国各地数所私立幼儿园为提高孩子的出勤率，对孩子实行集体“预防性喂药”[5][6][7]，北京某私立幼儿园低价雇用不合格教师殴打孩子[8]，和某私立幼儿园使用劣质家具造成孩子集体甲醛中毒[16]等事件。这些丑恶现象的发生充分说明：以连带效益为主要产出的经济活动不应该产业化，亦即不能作为赚钱的工具。在上述幼儿园的例子中，孩子们身心受到的伤害，用相关利润的百倍、千倍都不一定能够补偿。

VII. 连带效益的管理

如果从纯粹的资本主义原则出发，则任何企业只要不偷、不抢、不骗、愿买愿卖地赚钱，利润越高越好。只是如此一来，则贩毒、赌场、妓院等等就会成为优秀企业的样板。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也知道这样不行，因此这类“企业”在世界多数地方都被取缔。然而按照纯粹的资本主义原则，取缔它们简直就是不讲道理：买卖双方两厢情愿，凭什么就不行？

但是从社会效益的观点来看，世界各国政府严惩这类“企业”就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它们都具有巨大的、负的连带效益。以贩毒为例，即使政府罚没所有贩毒的收入用于补偿社会，也不足以修复吸毒造成的巨大破坏。

具有显著负连带效益的经济活动有很多，例如除了黄、赌、毒之外，还包括所有违法的所谓“经济活动”如拐卖人口、制造和销售伪劣食品、制造和销售假药，等等。这类“生意”的确可以让一些目无法纪的人获得暴利，但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远远超出这些人获得的利润。

对于其它具有负的连带效益、但一时又只能容忍的经济活动，目前各国管理制度均不完备。在可行的情况下，应该制定法规强制企业自费治理、至少部分消除其负的连带效益；若治理尚不可行，可以用征收特别税(或特别费)的方法限制这类经济活动的规模；或两者兼用。这类经济活动有很多，例如：

污染水源、空气、农产品的经济活动（事关民生，绝对应该治理）；

破坏自然环境的经济活动（破坏植被，森林等等）；

损害健康的经济活动（譬如香烟的制造和销售）；

炒卖生活必需品的投机活动（如“蒜你狠”、“姜你军”之类，几乎在禁止之列，至少应该重罚）；

消耗和挤占珍稀资源的经济活动（如稀土出口、高尔夫球场、私人会所）；

催化腐败、败坏社会风气的经济活动（如高尔夫球场、私人会所）。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在过去30年中的禁烟工作堪称典范：目前美国一包香烟的价格当中，超过一半是税，其中大部分是专为香烟而设的特别税；社会调查显示，烟价每增加10%，青少年吸烟率相应减少7%。

负的连带效益应该惩罚。那么反过来，具有正连带效益的事业岂不是应该得到政府的奖励？的确，这是非常应该的。

例如，在发达地区修铁路，由于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因此修铁路往往是赚钱的生意。在贫困地区修铁路，对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帮助很大，是“雪中送炭”，有巨大的、正的连带效益；但在当地经济发展起来之前，由于需求远小于运输能力，铁路可能不赚钱。那么如果铁路事业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经营，则铁路公司就应该拒绝在贫困地区修路。又例如与铁路类似的电网建设：在贫困地区，不考虑将来的发展、把电网容量做得很小显然是不合算的；但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前，由于需求远小于输送能力，按照将来所需规模建设电网，可能迟迟收不回建设投资。如果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经营，则电力公司也应该拒绝建设。显然，这类“内在的正反馈”放大地区贫富两级分化，是非常糟糕的。对在短期内以连带效益为主的事业，除非政府直接作为投资者，否则只有实行奖励才能启动和完成。

因此，国家应该建立“社会效益基金”来推动具有正连带效益的事业；对负的连带效益的罚金正好充当“社会效益基金”的资本（当然不够，还需要税收）。像青藏铁路、高铁这类具有重大战略效益的工程，应该从“社会效益基金金”获得一笔不必偿还的资助。如此即可理顺这类工程资金来源的渠道，平息不合理的舆论压力，包括譬如“铁路部门自负盈亏”之类不分青红皂白的要求。

为保障经济体系的健康运行，公有资本必须介入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可能出现实质垄断的领域。有些经济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有足够的竞争，但实际上商家互相攀比维持高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超级市场，由于其商品是日常所需，同时超市一般在地点选择上彼此回避，大部分人不见得有时间跑若干个不同的超市去“货比三家”，而是就近购买，这样就形成了事实垄断。但假如有国营超市存在，即使距离远一点，消费者也还是有了一个参考点，则私营的超市就不能任意涨价了。又例如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采购、批发渠道，一般不总是存在竞争，因此才有了山东的菜农为大白菜卖不到８分钱而自尽、但同时城里的超市照卖一元多这样的怪现象[9]。假如当时有国营的收购、批发渠道存在，这类悲剧多半可以避免。

另一个例子是交通运输。现在中国的运输业中，汽车占主导地位：尽管消耗的石油依赖进口，但由于近期没有战乱威胁，人们还是被汽车的灵活性（相对于不可能到处都有的铁路）所征服。在当前国营、私营汽车公司并存的情况下，私企不能任意涨价，但仍然大玩疲劳驾驶、超载、超速等种种违规把戏，表面上比公企利润率更高，但造成许多恶性事故，牺牲了乘客以及公路上其他人的安全，其连带效益为负值。假如关掉所有的国营汽车公司，则由于失去底线，情况一定会进一步恶化。

甚至在竞争比较充分的经济领域，公有资本也需要适当介入。例如在食材（种植、养殖）、食品、餐饮等等行业中，近年来过量使用农药、使用劣质替代品（如地沟油）、造假、添加有毒物质等等恶行，皆由私企所为，甚至形成“大家都如此，顾客没选择”的窘境。要治理这类乱象，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也要有公企参与，给消费者一些“安全岛”，让信奉利润至上的私企感觉到失去顾客的威胁，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上述例子中公有资本运营的、起杠杆作用的企业可能利润率不够高，或不赚钱、甚至需要一点补贴；但其社会效果是巨大的正连带效益，在总体上比放任私企为所欲为更加值得。

(待续)

VIII. 连带效益的量化；用总社会效益取代GDP

无论是正的或负的连带效益，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就必须进行量化，然后根据量值依法执行赏罚。常有人认为，罚款或特别税应当专用于消除相关经济活动的负连带效益，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以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为例：规定用罚款“专款专用”治理污染，就会被理解成“交了罚款，治理就成了政府的责任；以后我可以继续污染”，这当然是错误的。实际上，有些负的连带效益还缺乏有效治理的方法，这种情况下的特别税就只是一种限制规模的手段。对负连带效益的罚款和特别税应当划归前面提到的“社会效益基金”当中，用来奖励那些最需要资助的、具有正连带效益的经济活动，其中自然也可以包括治理污染的专项经济活动。当然，“社会效益基金”的一部分还需要从政府预算中划拨：正的连带效益往往能够显著扩大未来的经济规模、增加财政收入(如修建道路、电网的效益)，或者显著地节省未来的财政开支(如青藏铁路)，因此财政收入中含有连带效益的回报是正常的。其实在中国这样拥有强大公企的经济体中，财政收入增速超出GDP增速应该是常见现象：极可能是某些公益项目的连带效益，在若干年后带给国企利润的超常回报。

当然，量化连带效益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需要检验、认证、估值、精算等不同专业的支持，需要全面、细致的巨量统计数据。建立这样一个体系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不懈努力。

但是连带效益的量化一般也是有迹可循的。譬如治理污染的费用是可以估算的；吸烟导致的健康问题，其治疗费用和连带经济损失是可以计算的；高尔夫球场浪费的水、高尔夫球场和私人会所占用(剥夺多数国民使用权)的土地，其经济价值也是可以计算的；贫困地区修铁路、建电网的正连带效益，可以通过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预测进行估算，若干年后再用实际数据加以校验。

若某种有限资源不能自给、且在可见的将来不易替代，则消耗该资源的经济活动就应该计入一笔负的连带效益、征收特别税，例如依靠进口石油作为能源的汽车业就是如此(同时应当对电动车制造业给予奖励)。对未来可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稀有资源(如稀土、磷矿等等)，则应该通过某种特别税(或特别费)来限制其出口。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连带效益量化比较复杂，甚至不可能给出近似的数值。例如青藏铁路和高铁，其连带效益的回报期可能长达数十、上百年，人们只能说它们一本万利，却很难给出一个数量。近似地估算多半会得到非常巨大的数值，没有必要全数作为奖励；但是合理地补偿铁路的建设者，使之不至于难以为继，则是应该的。

虽然GDP一直被用来度量经济发展的水平，但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察觉到GDP作为衡量经济的指标有问题，“好GDP”和“坏GDP”的概念呼之欲出。但怎样对经济活动产生的GDP进行定量区分，则一直没有一个看起来自然、合理的标准。其实答案就在于社会效益：“坏GDP”无非是由于负的连带效益或者私企利润的浪费，而两者都会造成社会效益的下降，因此“坏GDP”可以在社会效益的度量中反映出来。

显然，私企平均公益系数βA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βA值低，说明GDP质量低下、私企利润被大规模浪费。而连带效益则更适合用来衡量经济的细节部分的质量：譬如在中国这样拥有强大公企的经济体中，国企的许多经济活动一直具有正的连带效益，因此，整个经济体的总连带效益为正，并不代表其中的私营经济是健康的。至少应该将国营、私营经济的总连带效益分别统计，甚至分行业统计。

随着连带效益量化体系的完善，更细致的计算应该可以在微观经济上反映出GDP的质量。例如降低产品（如衣服、鞋、汽车等等）的质量可以迫使消费者更频繁地购买，从而放大整个行业的营业额，在表面上呈现为更大的GDP；但这样增加的应该说是不好的GDP：因为这样的经济活动浪费了资源，并且给消费者制造了麻烦，具有负的连带效益。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最近发现的浙江奉化低质量住房(建成后20年左右即成危楼)问题[10][11]，就是“坏GDP”的典型例子；又例如街道和公路的质量和维修周期也可以用来区分好的和坏的GDP。如果为产品质量制定与时俱进的等级标准，强制生产者对平均质量进行全寿命担保，并广泛发动消费者参与质量统计，就有可能对GDP的质量进行量化和调控。

IX. 社会效益和公有制企业

曾几何时，“国企的利润率必然低于私企”、“国企必然低效、腐败”似乎成了常识。但事实上，企业中的腐败现象与体制无关，私企中同样存在腐败，富士康最近披露出来的高管索贿问题就是一例[12][13]；广而言之，私企的问题其实超越腐败：为利润而违规、甚至违法经营的总是私企。多年以前，有些国企确实效率较低，但并不是什么“体制问题”，而是管理问题，是因为当年的国企完全抛弃了私企的管理体系；而现在的国企效率已经大为提高。

造成“国企低效”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衡量标准的不合理：即使连带效益的量化一时难以实现，至少应该用“[工资+税收+利润] / 输入资本”来比较国企和私企，而不是用利润率；同时不应该忘记的是：私企的利润不一定100%对社会有益，而国企的利润则100%通过政府用于全民。

私企的管理体系也不都是尽善尽美，而是在不断地改进。前面提到的关于国企的“常识”的形成，与舆论媒体对国企的关注远远多于私企的倾向有很大的关系。形成这一倾向性的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媒体圈内认为：国企是全民所有，因而事无巨细，人人都有权查问；而私企为私人所有，内部“家丑”外人无权过问。一个戏剧化的例子是中国媒体对2011年7月22日、23日的两起交通事故天壤之别的关注程度[注1][14][15]。

除去最高层外，大型国企与大型私企在结构上其实没有区别，完全可以采用同样的管理机制、管理方法、和内部政策。对于国企，只需要有人盯住最高层（董事会）不出现腐败，即可保证不输给私企。如此，国企就应该是越大越好：因为国企与私企的区别仅在于董事会一层，企业越大则此层次比例越小。从社会效益的定义可见，在相同的利润率下，公企的社会效益率天然地高于私企。由于国企的利润归于全民，足够大的国企，其社会效益率将自然超越私企。

另外，由于私企需要竞争才能激发出高效率，因此天然垄断的行业不适合私企经营，这类行业还是应该由大型国企经营，以保证社会效益。最近发生的中国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就是一个反面的例证[17]。

传统印象中的低效率国企，其主要原因的确是管理问题。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上百年的发展，私企的管理体系其实融汇了许多超越体制的经济规律，国企以前的问题恰恰是忽视了其中本应该继承的好东西。例如一些国企在内部保障员工子女的工作分配，迫使自己接受一些不称职的劳动者；地方政府也常常为了局部利益，迫使在当地经营的国企接受一定数量的本地人作为员工，而私企则总是对新员工千挑万选；又例如过去很多国企几乎从来不开除职工，使不合格的劳动者免于被淘汰，等等。长此以往，国企当然会输给私企。但这不能说明国企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只是因为许多国企以前没有按照经济规律来经营而已。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但并非每人都自动具有专门职业的劳动资格；中国国企的历史证明：劳动资格的世袭制行不通。对国企中的每一个专门职业，劳动者必须通过竞争获得劳动资格，这才是对全国劳动者的公平。

但国企在经济下行时不辞退职工的传统，则不属于落后的管理机制。一些私企每逢经济下行就辞退合格的职工，将这些人的生活保障丢给政府，这种“落井下石”的自私行为，使消费市场进一步萎缩。此种“正反馈”造成经济大幅度波动，对社会害处极大，应该为国企所不为。

国企担负着具体实施政府宏观调控措施的义务。但除此之外，在日常运行方面，国企的确应该向私企学习管理经验和方法：社会主义本来就应该继承资本主义的有用部分；资本主义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了一整套符合经济规律的聚财之道，理应为国企所借鉴。在不损害全国总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公有资本也需要追求利润：因为资本增值的确是每一笔资本生存之必需。

其实作为企业，国企有着私企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国企的优势在于可以做私企不能做、做不成的事：一项事业，若社会需要、全国有利可图、但做事的企业赚不到钱，则国企可做而私企则不能；只要连带效益足够高，国企甚至可以在暂时亏损的情况下继续该事业，然后通过政府，从连带效益带来的财政收入中补回亏损；若一项事业是社会在遥远将来需要的，则一般只有国企可以做，因为私企的股东们不可能为投资回报等上数十年。

在法规所限定的框架内，私企当然有追求利润的自由；但作为总览宏观经济的政府来说，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则应该为争取最大的总社会效益“唯利是图”。既然每一家公企都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能产生最大的总社会效益，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就必须在全经济体的大棋盘上有取有舍，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私企与公企形成一种特殊的竞争关系：私企在管理制度上的灵活性常常为公企提供借鉴；公企给予劳动者的较好待遇则为私企设置了底线，有助于限制社会中的剥削程度。政府应该要求企业调整会计制度，为统计社会效益提供便利。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对于私营经济的规模，理论上存在着一个理想的百分比，使总社会效益最大化。

X. 结语

我们迫切需要度量经济的一种新的尺度：它需要计入社会分配、反映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区别对待投资和投机、区分好的和坏的GDP。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分配和生产同样重要、因为经济必须可持续地发展、因为资本用于投机是社会浪费、也因为社会只需要好GDP。我们在本文中将这个新的尺度称为社会效益。

以分配要素定义的社会效益明确地计入了工资和税收，因而反映了经济活动对分配的贡献；以生产要素定义的社会效益则从产品价值中排除了资源消耗和利润资本的浪费，从而演示出GDP的局限性；连带效益则计入了市场所不能衡量的利与害，因而可以反映出GDP的质量。总而言之，社会效益全面地衡量了经济体的健康状态。

我们认为，用社会效益率取代利润率来衡量企业对经济体的贡献、用总社会效益取代GDP来度量宏观经济是正确的方向。

[注1]：2011年7月22日私营大客车在京珠高速上起火，烧死41人；次日甬温铁路两列动车追尾，撞死40人。按说烧死比撞死痛苦、惨烈得多，然而对于前者，媒体在首次报导后很少关注；对于后者，全国媒体穷追猛打数周，名人口诛笔伐，赔偿金额提前曝光并在舆论压力下加倍。至2014年6月为止，百度百科的两个词条差别显著(见[14][15])：前者未给出资料来源；后者含大量参考资料，甚至死者名单。

参考文献

[1] Davis E. and Davis R. Municipalization and Subsidized Utility Competition[OL], Cal-Tax Research, 1997, http://www.caltax.org/research/muni.htm

[2] 佚名，Rail Transpor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OL], Wikipedia, 20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il_transport_in_the_United_States

[2] Amadeo K. The Auto Industry Bailout[OL], About.com, 2013, http://useconomy.about.com/od/criticalssues/a/auto_bailout.htm

[3] General Motors Company, Form 10-K to United States SEC for Fiscal Year 2013 [R], 2014, General Motors Company, http:/www.gm.com/company/investors/sec-filings.html

[5] 刘洋，卫计委：将公布幼儿园擅自喂药查处结果[N]，北京青年报，2014, 北京青年报2014年4月9日A4 版

[6] 佚名，湖北宜昌幼儿园再现孩子被服药[OL]，新浪网，2014， 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4-03-18/104848324.html

[7] 佚名，西安幼儿园吃药事件[OL], 百度百科, 2014,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98064.htm?fr=aladdin

[8] 蒋桂佳，北京一幼儿园幼师打孩子[OL]，法制晚报，2014，http://news.china.com.cn/2014-04/30/content_32247970.htm

[9] 孙姮，卷心菜8分一斤压垮一绝望菜农[N]，山东商报，2011，山东商报2011年4月20日A5版

[10] 张超、曹浩骏，众多危房后有个影子叫奉化市大桥镇城建综合开发公司[OL]，青年时报，2014，http://www.qnsb.com/news/html/2014/zhejian_0406/57540.html

[11] 朱麟华、贺艳，奉化塌楼追踪：住户称预期70年的房子才用20年就倒了[OL]，现代金报，2014，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4_04/07/35526271_0.shtml

[12] 马燕，富士康回应集体索贿案：郭台铭震怒并报案[OL]，证券日报，2014，http://tech.qq.com/a/20140124/016492.htm

[13] 佚名，富士康曝前高管集体索贿丑闻[OL]，中国经营网，2014，http://www.cb.com.cn/companies/2014_0122/1035073.html

[14] Aaron089，7.22河南信阳客车起火事故[OL]，百度百科，2013，搜索http://baike.baidu.com：7.22河南信阳客车起火事故

[15] 侬浓，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OL]，百度百科，2013，搜索http://baike.baidu.com：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

[16] 沈洋、袁慧晶，南昌一幼儿园发生集体甲醛中毒[OL]，新华网，2014，http://fashion.ifeng.com/a/20140507/40008066_0.shtml

[17] 林治波，人民日报记者论甘肃发展之二十二：如何根本解决兰州自来水问题[OL]，人民网，2014，http://gs.people.com.cn/n/2014/0414/c361903-20984771.html

在“社会效益”的定义中，需要人民利益（特别是劳动者利益）的代表方。一时想不到合适简洁的词，就用了“政府”。

本文的出发点：用利润充作经济效益，把劳动者当工具处理，是不公平的；把劳动者放回到“主人”的位置之后，工资、赋税就从“开销”变成了“收入”，从而得到经济效益的新定义。

将经济活动货币化，并通过货币来抹平经济活动的性质上的不同，这是GDP 的极大缺点。

不过即使有了这个理论基础，新的计算方法也需要长期的研究和试验。当然前期可以推出一些简化版本来试试看。

那个“连带效益”是个新概念，需要时间让人们熟悉和接受，一上来就统计连带效益肯定是太难了。

就算暂时不计连带效益，社会效益的其余部分也不是可以直接统计的：因为必须修改现行的会计规则。在美国公司里，生产线上的工人工资计入“产品成本”，和原料、电费等等混在一起；搞研发的工程师们的工资则计入“研发费用”，和买仪器设备、计算机的开销混在一起；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则又是一种不同的名目...因此从现有的公司报表当中不一定能够分离并提取“工资”数据。

当然，对会计规则的修改应该有限，也许在现有基础上增加若干项目(暂时搞“双轨统计”)即可。所以暂时不计连带效益，也许就接近您心目中的那个“简化版本”。至于“利润的公益系数”β，也可以先不去管它，只是把公企和私企的利润分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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