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3人人都歌唱的时代 上 -- 桥上

以上五首关于周人历史的诗篇，叙述了周这个大家族从姜嫄履迹到武王克商的发迹史，时间跨度有好几百年。不过这几百年也就用了千把字，与荷马史诗几个月的事就用几万字来描述相去甚远，所以只能说是史诗的提纲。

这些诗中虽然也有神祗——上帝、帝、天、上天，但这些神祗从来不自己行动，看上去很像是那些凡人在以神祗的名义行动。

虽然这些诗篇的叙事很简单，但也间或有与荷马史诗中类似的细致描述，例如：

1.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踩了天帝大脚印，心里高兴停下来，立刻肚子有动静，最终生下小孩子，就是我们的后稷。），这描述了从姜嫄受孕到后稷降生的过程。这里提到后稷是由“帝”和凡人“姜嫄”生下来的后裔；还有上面最后一首关于殷人历史的诗篇《玄鸟》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是说殷人的始祖契是由上天降下“玄鸟”才生出来的：而这种半神半人的存在在《荷马史诗》里可说是不胜枚举。

不过在中国古人那里有这样广大神通的神只有一位，就是“帝”或“天”，所以生出来的半神半人的存在不像《荷马史诗》里那么多。

2.

“檀车煌煌，驷騵彭彭。”（檀木战车更堂皇，白马四匹赤鬣扬。）。在《伊里亚特》里描述战车的细节能赶上此处的据我所见只有描述女神雅典娜的战车（第五章《狄俄墨得斯力战群神》“烈火的战车”等等）、描述宙斯的战车（第八章《特洛亚人打到壁垒》“铜蹄金鬃”等等）、描述阿喀琉斯的战车（第十章《夜间的插曲》“嵌花战车”等等）。

3.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还有太师姜子牙，尚父勇武像鹰扬。）。在《伊里亚特》里是用老鹰来描述地震之神波塞冬的（第十三章《船边的战斗》“如鹰鹯之逐鸟雀”）；《伊里亚特》中用老鹰来描述的还有埃阿斯（第十三章《船边的战斗》）、萨耳珀冬和帕特洛克罗斯（第十六章《帕特洛克罗斯出战阵亡》）、奥托墨冬（第十七章《帕特洛克罗斯遗尸上的争夺战》）、赫克托尔（第二十二章《赫克托尔之死》）、狄俄墨得斯（第二十三章《葬礼和竞技》）。

多说一句，这里的姜太公竟然是用“鹰扬”来形容的，与传统的姜太公“愿者上钩”的飘逸形象大相径庭，想象埃阿斯或者赫克托尔与姜太公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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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诗经》中的诗篇毕竟不够长，细节描写并不太多。

虽然上述《诗经》中的诗篇中提到过好几次战争，但到底怎么打的几乎没说过。上述诗篇中还提到不少人物，有男有女，但对他们长什么样则几乎没提，当然真正吟唱时会不会添油加醋就未可知了。

也有一些地方，主要是《公刘》和《绵》，描述了对土地的开垦，这是《荷马史诗》中描述得不那么详细的，反映了周人农耕民族的特点，特别是“茀厥丰草，种之黄茂”一句，反映了后稷以下的周人在农业技术方面的两项看家本事：中耕和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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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说唱形式的，叙事的，表现传说中英雄人物和神话故事的诗歌只会在认同这些英雄人物和神话故事的族群内部流传，所以子姓殷家和姬姓周家各自有不同的史诗。至于这些史诗为何没有形成长篇的说唱，还得从头说起。

希腊史诗的创作和传承者是所谓吟游诗人，这一类吟游诗人往往都是盲人，但是他们往往在音乐才能和记忆力方面有超越常人的造诣。而在古代中国，也有一类与这些盲诗人非常类似的人群，就是所谓“师”。

这些“师”掌管诗歌和音乐，但当时的诗歌和现在的作用是大不一样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按孔子的说法，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第十六》）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第十七》）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第十三》）

《诗》和《书》都是当时的统治阶层——的“君子”必须要掌握的。而《诗》和《书》都是通过“师”传承下来的。所以，“师”还成了“君子”的诗歌老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周礼春官宗伯第三》）

在《左传》中，提到过师服、师悝、师触、师蠲、师曹、师旷、师茷、师慧、师己，还提到主音乐的大师；在《国语》中则提到过師存、師亥、師曠，还提到主音乐的周太師以及音乐人的统称——師工；在《礼记》中则提到过师旷、师乙，还提到主音乐的大师以及音乐人的统称——乐师；在《论语》中则提到过师挚、师冕，还提到主音乐的鲁大师；《周礼》中也提到过主音乐的大师。这些典籍中还都提到过从事音乐的工，这是比师低一等的音乐人。典籍中还将那些师称为瞽或矇，突出了他们作为盲人的身体缺陷。

这些师虽然身体有缺陷，但其中一些人充分发挥了人体其它方面的潜能，成为智慧的象征，例如师服、师旷、师慧：

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禮(礼)，禮以體(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桓二年传》（p 0092）（02020802））（015）。

这是师服预言了晋国的变乱。

师慧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shèng)之相易淫乐之矇？必无人焉故也。”子罕闻之，固请而归之。（《襄十五年传》（p 1023）（09150402））（089）。

这是师慧机智的通过语言改变了宋国的政策决定，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又被送回了自己熟悉的老家。

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chéng)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叔向告晋侯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襄十八年传》（p 1038）（09180304））（101）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襄十八年传》（p 1043）（09180404））（103）

师旷在这儿还掺合到打仗的事里边了。

但这些和古希腊盲诗人的路数大不相同，“师”们是在政治上发挥了作用，而古希腊盲诗人的发挥则主要是在民间娱乐方面。按“累积的形成”的理论，《荷马史诗》繁缛的内容有很多是在反复演唱的过程中逐渐丰富起来的。而中国的那些史诗的提纲，由于没有娱乐演唱的功能，那些有潜质的片段也就未能成为《荷马史诗》这样极具娱乐功能的长篇史诗。而《荷马史诗》这种极具娱乐功能的长篇史诗和中国的那些提纲式的朴素史诗相比，其实已经偏离了“史”的原点。

这就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师”与古希腊盲诗人的重要区别：“师”是当时的各诸侯国家族体系的一部分，是周人及其亲族的同族。而古希腊盲诗人却是流浪于民间的，与当时希腊的各邦国或各族没有固定的关系。

这种现象在我看来是与当时中国和希腊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进程相关的：

一、地理条件

当时中国的地域范围，即当时中国人眼中的天下，大约纵横达一千四百公里左右，中间的交通虽有关隘阻隔，但大都尚可顺畅的通行。而古希腊的地域范围，即希腊人眼中的世界，大约也就纵横七百公里左右，中间还包括爱琴海。希腊人的互相交往虽然要克服风涛之险，但也有了充分交往的中间枢纽。

当然古希腊人还模模糊糊了解一些更外面的世界，但就像《山海经海外经》之于当时中国的古人，对他们各自的世界没有重大影响。

显然，当时中国的地域范围数倍于古代希腊，如果刨去海洋，二者有效地域的差距当在一个数量级以上。

由于地域相对较小，人口也不太多，在古希腊时代，当地文化的统一相对需时较短，而在荷马史诗创作的当时，这种统一已经完成。

下面是《商代图》（出自《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编者顾颉刚 章巽,校者谭其骧）：

下面是《西周时代图》（出自《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 ---编者顾颉刚 章巽,校者谭其骧）：

下面是从河友西瓜子一个帖子《他们的地方先天禀赋太差》借来的两张古希腊地图。

希腊公元前431年，在东地中海的势力范围示意图：

二、政治条件

在当时（周代），中原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是同一族群，即姬姓周家这个核心族群以及他们的姻亲族群。他们及他们的部属占据着遍布当时中国各地的农耕族据点，对抗生产方式不同，风俗习惯乃至语言文化亦异的游牧族，成为广大土地上的一个个孤岛。这样，在政治上姬姓周家还是采取家族式的统治方式，以便最大限度的调动“兄弟甥舅”们的同仇敌忾之心。

而古希腊当时似已完成了从按血缘区分到按地域区分的转变，这样族群的区分就不那么严重了。

其实我认为，原来子姓殷家所分布的核心地区——所谓“邦畿千里”，是有像古希腊那样迅速统一成为同一文化地区的条件的，但姬姓周家不取此道，而要“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要在更广大的地区内传布自家的文明，虽然一时之间很困难，但依靠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最终为后来大一统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但是这样的过程可能也形成了中国政治与西方不同的特点。

三、吟游诗人和“师”面对的条件

看了上面的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就知道在古代的中国和希腊，当时的吟游诗人和“师”面对的生存条件是大不一样的，古希腊有吟游诗人生存的条件，但古代中国没有：

那些属于姬姓周家的“师”们如果出了“国”（城），面对的是有敌意的异族，而且与那些人连语言都未必相通，所以他们只有在自家“国”族的庇护下才能生存。虽然他们到别的“国”（城）也能适应，但不能自主地前往。

而古希腊盲诗人则可以在文化语言相通的各城邦之间辗转流徙，只要他们的吟诵受欢迎，就不愁生存，他们也就会发展出如中国后世说书艺人那样的长篇说唱。

这样，中国传承下来的诗篇中夸张的意味较少，教化的意味则更重。到了孔老夫子手里，即使原来还有更精彩、更夸张的史诗，也都被删掉了。这样一来，“师”们与后来的说唱艺人之间史诗传承的线索就断掉了。

又及：孔老夫子祖上其实属于子姓殷家，但为何经他删定的《诗经》中子姓殷家的史诗遗留下来这么少，似乎也没有自家独特的风格。这恐怕与孔老夫子已经归顺姬姓周家的文化有关，他曾大声宣布，“吾从周”。

还有一点：孔老夫子云“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第十七》），或被解为孔老夫子要拥护东周王室的宣言，我觉得可能并非如此，这句话还可解为：“我说不定就能在东边建成一个新的周呢！”这里的背景是当时人已认识到东周王室倾覆大势已成，所谓“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定元年传》（p 1524）（11010103））。如此，孔老夫子志不在小，他是要行周公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