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3人人都歌唱的时代 上 -- 桥上

一、汉语史诗之说，由《诗》而及《书》

夫史之传承，自其原始，辄经神话而诗话而载册而书刊，以至于今，此验之人类学相关研究尤明。古国文明如巴比伦、希腊、印度等，都有史诗，我国少数民族亦尔，且繁种竟以百计。岂汉文化独无？必有、实有。盖商代之前文字未得，结绳刻木而已，依文化史发展普适之理，若非盛于口传史，则三皇五帝事迹等等，不得而传也。然则汉语口传史今由何处觅遗迹？曰：神话传说之散见于古籍外，《书》、《诗》尚存史诗之篇幅众数，尤确然可观矣。史诗之程式框定内容，详其事且不致异变，乃非散言传说可收效者。

说汉语有史诗，还宜参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相发明。孔孟之际，风咏犹行于社会，则孟子所谓亡诗，但非比兴之歌诗可晓。而子将亡诗与《春秋》并提，则又明其诗相系于史，是指今人所谓史诗也。西周因简牍之便，本朝史遂凭笔载；而致东周，诸侯亦作编年史俾载于册，有称《春秋》，于是口传史遂自消衰。

《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余且白话之：“先王君临天下事迹的诗唱已然消熄，史诗的编创、传习也便消亡。史诗既亡，诸侯国就依春秋时序来写史。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与鲁国的《春秋》一样，都是编年史，所记则如齐桓、晋文等王公事迹，都为史家的散文。”盖史诗传闻，大人大事，而散文载笔，始存日月琐事，皆针对而言也。

孟子所谓先王，乃尧舜禹汤文武者也，唯唱诵文王之诗，显然有存于《诗大雅》，即《文王之什》。但东周王室式微、诸侯助祭荒废，业庶几熄其诵唱耳。大雅之《文王》《大明》《绵》《棫朴》《旱麓》《灵台》诸篇，均涉文王生平与功业，及其文武良臣，乃至王室婚姻等等。凡此盖古诵之择选耳，合之则略成文王传焉。尤见《生民》为周族之创世纪，乃言姜嫄践大人足迹受孕，为诞周族始祖后稷云。该《生民》类于伏羲女娲蛇身交尾之事也，徵血亲奥秘揭示，父权之交替母权，可推是由神话演而为诗话。孔子删选，存《生民》之主要。又《皇矣》《公刘》，却有似英雄史诗，犹有涉民族迁徙，是亦史诗之常见题材。

宜商朝后期，商史已然载册，但周族居诸侯位，其史仍凭口传，未入正史，此史家之一贯也。周史之笔书始于武王之视天下事：伐纣后二年，武王病，《周书金縢》载周公金装册卷献上，祷请己身替武王死，间有“史乃册”语。周史既见籍，而诗史因庙堂礼赞之需，不当即废，故如《文王之什》亦见编入相关武王、成王之篇。又复《诗颂》也有如《访落》言成王访贤，同于史诗言事；余者唱颂祖先，略其事件唯赞彼功德，则为史诗之遗，亦或为其派衍。乃《诗》、《书》互益，情理中事也。

文武如是，尧舜禹汤何如，曰：存于《书》。《书》载史，其四言文体更一似《诗》。《诗》《书》有类似，故《墨子尚同中》即称《周颂》为“先王之《书》”。孙诒让注：“古书《诗》、《书》常互称”云。复《论语述而》亦尝等视二者之体用：“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并称雅乐，一事两边也；执礼者，乃谓《书》《诗》唱诵，礼乐并作。“雅”之成体，史、诗、乐三面乃具。

《书》缘彼传唱，四言朗朗上口，先贤于《书》之持论，是否不一，但都许其铿锵。有如孔颖达《尚书正义序》之：“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如吴澄《书纂言》之：“排比联贯”；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之：“精诣之语”；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圣谟洋洋，嘉言孔彰”云。比比此况，《诗》言志者，何尝不耶，诗格修辞，雅言固尔。

《尚书》诗格四言之显例，辄其状人物发言，多借兴叹、祈使、呼应之辞，以全音节，例如：“帝曰来禹，汝亦昌言”；“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畴咨，若时登庸”等等，乃亟见诗唱之意图；又及其他倒装，错行等诗术，是也迵异于散文。而上古散文惯遣之“乎、焉、也”，此等却不为《尚书》习用。

四言锵锵，两句一联，与三音阶古调相辅相成；而章节分明，尤宜记诵、传唱，《书》之原本辄尔。今如拉祜族（汉藏语系彝语支）所遗史诗，也四言工整。而《诗》《书》入乐，合调各别，是以《书》或偕于声腔，不必囿于辞韵，尤存原始。我国少数族原态民歌，便每见句尾押以弱拍衬辞者，如藏歌《格萨尔王》，常闻以“呀”衬尾和声。四言诗有衬尾而见诸载文者，则如楚辞《招魏》句末之“些”。该诗格式唯古，乃巫唱。《书》之典、谟等实为铺陈赋体，韵法自当异于比、兴之诗歌。班固曰赋“诵而不唱”，范文澜则曰赋与诗皆入乐，但唱法不同。二者可参观。犹较之《夏书五子之歌》，显见歌体与典谟赋体之异趣。又则，史诗往往采多诗合编一诗。而若《诗经》之长赋，章节有互见用韵、章法相左者，窃意亦此采、编之遗迹。而《书》犹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