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华文明的几个大的转折点 -- jent

1，秦汉之际，由于始皇焚书，以及长期战乱，文化典籍破坏严重。很多经典只能口耳相传。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典籍和传承相对较好，在民间有基础。其他的诸子百家在民间的流传就差了很多。唯一例外的是法家，汉袭秦制，以律令的形式，保持了长时间的影响。

2，儒家是一种思想流派，但首先它是一种文化传递的载体。在大家普遍没文化的时代，儒家这种有理论，有仪式，又确实代表着文化档次的东西，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不难理解，用现在的话说，这是“范儿”。

3，从刘邦开始，以丞相为首的政府官僚，主要的来源是“吏”，还有就是“举孝廉贤良”和“郎”。这期间虽然有儒学门徒立于朝堂，比如窦婴田昐，但他们都不是以“儒生”身份进入朝堂的。

4，一个转折点在武帝时的公孙弘。建元5年，武帝置5经博士；到了元朔5年，公孙弘请为五经博士置弟子50人。在这之前，博士轶位低，虽然较受尊崇，但并不是重要位置；在有了官方弟子之后，事情就变了。博士弟子考核优等的，直接进入中央，差一点的去地方任职，这就打开了儒家弟子直接仕进的路子。而且学生时期的“师生”“同学”，会直接成为仕途上的重要关系网。

这个儒家把控的“中央党校”的生产效率，显然比以往的“举孝廉贤良”要来得快。所以后来不断扩招，到了成帝，一度扩招到3000人。这个是儒家兴盛的基础。“中央党校”出来的官僚，就会把其他人边缘化。类似于今天在社会上混，没个学历，往往就比较吃亏。今天的tg官僚里博士一大把，虽然谁都知道这个文凭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态度还是要有，因为社会风气已经这样了。所以汉代的“吏”出身的官僚，也就会主动向儒靠拢，比如黄霸，在大牢里也不忘向夏侯胜学习，当然这更可能是闲的无聊。官僚对下一代的培养，也自然会学习儒学。外戚进身，也都会以儒学自饰。总之，社会风气如此，想做官，弄个学历总是不错的。

5，另一个转折点是宣帝时期的蔡义。蔡义这个人“以明经给事大将军莫府”，本身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与其说官僚，更像个学者。后来以“光禄大夫結事中”的身份教授昭帝“诗”,霍光为了把持朝政，就把这个路都走不动了的老头扶上了丞相的位置，理由是“天子师当为丞相也”。儒士们仕进的另一个捷径出现了。在此之后，“天子师”为丞相成为一种惯例。韦贤（宣帝）匡衡（元帝）张禹（成帝）孔光（哀帝）都是这样成为官僚系统的首脑---丞相，其中元帝时期还有萧望之，如果不是意外，本来也应该以天子师拜相的。

6，儒家在民间教育占优是从汉朝初立就开始；把持官僚系统的教育，是从武帝立博士弟子开始；从宣帝时期开始，对皇帝的教育也由儒家垄断了。武帝时期，还有汲黯这样的老师；到了宣帝以后，清一色都是儒生了。从武帝支持儒术开始到宣帝大约7、80年时间，到这个时期，其他的思想、学派已经被彻底的边缘化了，儒家已经是绝对的主流，官方的意识形态，皇帝的老师当然也只能从儒生中找。

从上面看出，儒家在汉代成为主流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在于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是统治者天然的同盟军，从汉武开始，统治阶层明显的对儒家感兴趣；偶然性在于，儒家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朝前期的文化沙漠状态，儒家在社会上并没有像样的对手，一片寸草不生的肥沃土地上，儒家的种子最先发芽，如此而已。这与当时社会的风气是否转向保守无关。

儒生充斥官僚系统的直接恶果，就是中上层官僚渐渐缺少实际基层经验。转折点发生在元帝时期：

武帝：公孙弘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敖田千秋

昭帝：王杨敞

宣帝：蔡义韦贤魏相丙吉（萧望之御史大夫）黄霸于定国韦玄成

元帝：匡衡

成帝：王商张禹薛宣翟方进

哀帝：孔光硃博王嘉孔光

平帝：马宫（王莽大司马）

武帝时期的丞相基本都是摆设。公孙弘是武帝时期最后一个有实权的丞相，勉强算得上儒生。公孙弘少时为狱吏，40多岁找了个不入流的导师学习春秋“杂说”，60多岁应征做了博士。公孙弘被重用并不是因为他是儒士，而是因为他“习文法吏事”，儒术只是”缘饰“。最重要的是他为人圆滑，从不违逆武帝，所以元朔3年后被立为丞相。这是一个有基层经验、为人玲珑、手腕圆滑、以学者面目出现的高级官僚。

昭帝和宣帝早期的丞相被霍光压制。魏相丙吉黄霸于定国，都是底层干起来的，除魏相外，年少时都是以熟悉律令，也就是为“吏”，做为进身之道的。

从韦玄成开始，除薛宣硃博外，丞相的人选被学者垄断。从这个时候开始，官僚的选拔标准正式发生变化。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汉朝开始没落。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史书开始无聊了：匡衡在位，折腾得最热闹的，是迁庙毁庙；张禹为相，史书记载的全部内容是如何贪污奢淫、给自己挑坟地、巴结权贵；翟方进最明显的长处是在皇帝面前攻击别人，告一个倒一个；孔光任上最大的事情是傅太后该加个什么样的封号.......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个金戈铁马、威服四夷的大汉朝就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