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由大跃进想到毛泽东 -- 温相

对周恩来来讲，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无疑是他终生在追求的目标之一。国家建设又是他这个总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1955年和1956年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要求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周恩来认为当务之急，在于防止冒进，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要头脑发热的领导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一些”。他负责削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在中央会议上带头否定了毛泽东要追加建设投资的主张，认为会把经济秩序搞乱。这便埋下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的萌芽。周坚持“既不要右，又敢于抗大流”，和陈云等主持制定稳妥的二五计划方案，还删去了方案中多快好省的口号，强调注意综合平衡，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力图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

如温相所引“我作为总理，良心上是过不去的”，这句话确实分量很重。

周恩来深知知识分子是国家建设必须依靠的力量。1956年，他主持知识分子问题工作，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要依靠知识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尊重知识分子，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加工资，鼓动知识分子心情舒畅。费孝通在57年3月发表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称周的讲话如春雷，对以后双百方针下的知识分子有鼓舞作用。周对知识分子的宽容尊重当然不能列入毛的所谓引蛇出洞策略中的一部份。虽然许多知识分子朋友，文艺界人士，统战对象被冲击被打成右派，周恩来还是尽力而为保护他们，想方设法让他们心情舒畅些，包括在一些公开场合下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打招呼谈话。

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错误，认为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大概是周恩来执迷不悟坚持在政府工作中反对冒进，毛随后又连续十几次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上纲上线，火气越来越大，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毛泽东说周恩来的政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毛还指责说：“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讲究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据明镜出版社《真假周恩来》所引用)毛泽东关于政治局变成“橡皮图章”式的表决机器之说，反映了在大跃进之前由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对国家经济建设决策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连续不断的批评下，周只好违心含泪自己动笔写检讨，短短几天两鬓横生不少白发。陈云检讨后托病休养不再管事，周在一片压力和批评声中始终没有主动辞职。(记得有篇文摘提到邓小平1958年针对一些人要周辞职的提议，在中央会议上强调没有必要要周辞职。但出处忘了)。在周恩来陈云检讨后，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大跃进的总动员，直接指挥大跃进的进展，并多次发出要“顾全大局”，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不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个人之争，而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如何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分歧。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体制上的问题，比如在经济决策上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的矛盾，党政合一的弊病，党内民主作风的问题。作为总理的周恩来的正确主张不仅不能得到最高领袖的赞同，反而被指责成和党的路线唱对台戏，政府的经济建设措施受到最高领袖的错误决策的牵制和反对，又无任何力量来支持周恩来的主张，包括曾和周恩来共同反冒进的刘少奇也没有吱声，因此，即使周恩来公开与毛泽东闹翻下台了事，换个人当总理也无法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决策。

建国后周恩来把一大批非共产党员的人士请进政府和政协，不仅仅是礼贤下士，对他们过去支持共产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力图以他们为监督执政党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中，只有周恩来一直与所谓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周曾经指出，我们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就带来了一个危险，就是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互相监督，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因此，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但建国以后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所谓的监督已经不再存在。

周不想背上分裂党的罪名，他确实没有过几十年“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的历史，邓小平还有因为拥护毛泽东第一次被打倒的光荣历史，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更多的是打击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错误。儒家的委屈求全中庸之道对周也有影响，周的个性和为人风格当然不会象彭德怀那样，“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今天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公开和毛泽东对骂，不考虑后果。即使在外交上和国共谈判中遇到分歧他都没有对骂吵架的习惯，大多是从长远利益考虑不再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清，哪怕是做些让步，然后尽力而为说服对手慢慢接受他的观点。就是用这种礼让三分的风度和魅力，使美国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内战问题时也和他建立了个人友谊，并为以后和美国开展外交活动打下基础。

　　周恩来在党内从来没有要争当最高领袖和第一接班人的欲望，建国后他始终没有过最后决策权，林彪倒台后才是名实相符的党内第二把手。在按得票多少排列的八大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他的得票数是第六位，排在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后面，有一些从井岗山等革命根据地出来的老干部们对周恩来有意见。周恩来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在江西苏区也得罪了一些人。在1958年党内多数领导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刘少奇、邓小平也不明确支持周恩来的主张时，建国后周恩来唯一一次长时间的公开“抗大流”的结果，是他只好顾全大局检讨了。他只好服从中央多数人意志，因为在这以前历史更多的证明是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周恩来当然相信毛泽东讲过的国家经济建设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对自己只有在总理这个位置上才能为中国富强人民幸福作贡献充满自信。对于国家经济如何发展周恩来有自己的具体构思和实施方案，但他确实无力再抗大流了。1959年庐山会议前，薄一波调查整理了一些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材料数据，周严肃地听完后不发评论，只讲彭德怀最近也在搞调查研究，结果薄遇到彭德怀后，也交换了看法。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讲出了刚在反冒进中犯错误挨过批评的周恩来心里要讲的话，被赶下了台。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多年后，1975年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要回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红色高棉的乔森潘时，沉痛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由此引起的灾难的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他继续说：“共产主义应当是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周恩来的反思是深刻的，这不仅仅是对大跃进而且是对文革乃至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的认真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