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谋逆疑云下的谋杀2—林彪的政变经

文革中，是否存在政变等谋逆，我这个人人微言轻，说的话没有分量，还是请有分量的人来说。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5月16日开始，林彪的“政变经”，则是在1966.5.18说的。

林彪罗哩罗嗦一大堆，其实就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矛盾，经激化到有可能发生政变的地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92065f0100h3jb.html （有删节）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 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 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 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治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 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甚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 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 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 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 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 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了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6年中间，每年平均11次。

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闹闹，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 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 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15年。秦始皇只有12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26人。汉高祖在位12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晋朝司马炎统治了25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南北朝的时候，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隋文帝在位24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 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宋朝赵匡胤，在位17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16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13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31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3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 去找。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 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取得政权已经16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 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们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 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 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 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整个形势是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也是大好形势。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 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岁。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 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 他们待机而动。

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 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要“审判”党。

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 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 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文选第三卷，1968年9月版，第108—123页）

http://history.sohu.com/20150626/n415649781.shtml

　1966年8月，文革正在拉开序幕，在林彪“政变经”发表三个月后，紧接着就发生有人从杭州发信，内容为策动朱德老帅起来发动政变的匿名信案件。具体案件情况如下。

　　据当时公安部一局派专人来浙江省公安厅介绍称：8月中旬，朱德乘专列从北京到兰州刘澜涛处，刚下车就收到从杭州寄发请刘澜涛转交朱德老帅的匿名 信，信中要朱德以他的威望把毛主席搞掉。朱德接信后立即调转专列赶回北京将信呈交给毛主席。公安部谢富治部长将其定为第一大案，因为是杭州发信，邮戳日期 为8月8日，所以立即派专人带来信封与部分信笺的影印件（当时没有复印机）来浙江公安厅督办案件的侦查工作。

　　浙江省公安厅由副厅长丛鹭丹负责，抽调刘德芳、谢士栩和我一共六七人成立专案组着手侦破。此案因发信邮戳为8月8日，故称为“八八大案”。

　　此信书写笔迹没有伪装，判断为作案者大胆妄为：语词流畅，有颜体功底，字体端正，每字小核桃般大（1956年毛主席在杭州，厅领导要我将海外重 要情报照上述要求抄报毛主席），判断为首长秘书；全信没有一个简体字，判断作案者年龄为40岁以上。作案者信件从杭州投寄，到达兰州与朱德同时到达时间十 分接近，对朱德行踪如此了解，恰恰留下破绽。

　　在此期间我们对湖滨投邮点的大华饭店（内部高级宾馆）、民航班机、车站、饭店展开调查，毫无结果。为此我们曾建议应该从北京中央警卫局内排查， 从中突破，并准备派人去公安部详细汇报。当公安部得知我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浙江查浙江的线索，北京的线索由上级安排……此后公安部不再了解过问我们工作 情况，对这么一起大案从此偃旗息鼓实属反常。

　　同年12月，我在丛鹭丹办公室谈起对此案的看法（我与丛关系较好，1957年反右时他私下要我多听少讲，当时算是保护部分骨干的措施）。我大胆 地提出怀疑作案的动机，认为它不像是反革命案件，因为警卫工作内部干部挑选严格，纪律森严，电话一律用保密机，首长不直呼姓名而用代号，专列调度也是十分 严格保密的。从作案者如此了解朱德与刘澜涛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列的出发和信件到达兰州的时间看，连中央警卫局一般成员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警卫核心机密。会不会 是一支体温表？丛听懂我的话，立刻沉着脸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在我这里说算了，千万别在外面乱说。”僵持几秒钟后他关上门，轻轻地对我说：“我也有想 法，回去什么也别提……”我点头说：“我懂。”

　　1967年2月传出所谓“贺龙兵变”之类传闻，张张扬扬一阵后又偃旗息鼓，无非配合林彪的“政变经”的正确预见性。不久，戚本禹提出“打倒黑司 令朱德”口号的大字报，北京红卫兵举城响应，毛主席出面阻止说：“这样提不妥，朱毛朱毛，国民党的时代他们要杀朱拔毛，他是司令，我是政委，他成黑司令， 我算什么？朱德是红司令。”一时间所有攻击朱德的大字报销声匿迹。这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亲自出面保护一位领导层干部的讲话。事后从传闻中知道毛主 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认为朱德的发言是“隔靴搔痒”而表示不满。文革开始时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林彪在毛主席的授意下，借批判彭罗陆杨的 同时批判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与会的纷纷跟从批判朱德老帅，甚至有的说“毛主席说你是党内中常委中的定时炸弹”。然而不到一年，毛主席来个大转变，亲自表 态：“朱德是红司令！”应该说是那支测量朱德忠诚的体温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老帅能躲过一场灾难。

　　不久，在砸烂公检法中，王芳、吕剑光、丛鹭丹三位厅领导被押往北京审查，我则在机关被隔离审查，我一直为自己讲过“此案是一支体温表”而忐忑不 安，按照当时的《公安六条》是属于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大罪，是必死无疑的。直到后来我与丛鹭丹先后被解除审查，见面时会心一笑，才卸下了一个沉 重包袱。

　　此文倘能得到有关人士的补充或纠正，我将十分感激。因为历史不能被歪曲和掩盖。

　　（据《炎黄春秋》 杨宪澄 文 作者为原浙江省公安厅侦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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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的文章，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