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谋逆疑云下的谋杀3—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林彪的“政变经”，发现了政变的苗条，但是，却没有想到，幕后黑手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相互勾心斗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少奇对彭真有矛盾，刘少奇本身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更是有黑手，想让彭真罗瑞卿、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相互内斗，把他们一起搞掉。这个黑手，我认为，就是66年8月北京恐怖红八月的幕后黑手。

在《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的文章里提到刘少奇的各种小动作，以及主席对刘少奇的不满。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当权派），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

二月逆流以后，她（江青）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人（指谭震林他们）掌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中，也有刘少奇、邓小平的工作组不得人心的黑材料。文字太长，更多细节可以到原贴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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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了一份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2]

　　这段文字，其震动之处，除了坦率、直接的特点之外，还在于首次点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存在着"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实右方式对群众专政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发生的看来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指的什么呢?今天以控诉迫害为主题的文革回忆录文学，为什么对这"五十多天"竟然缄默无语呢?

　　先来看一看一些最权威的官方史记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只字未提，这时"宜粗不宜细"的典范。由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3]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简史"的风格，对此事记载道："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交点的困难地位。……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伙确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上弥天的罪名。"这是官方史著所能给予的尽量含蓄、尽量客观的说法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另一部比较权威的文革史著作。[4]这部著作记载五十天的篇幅相对较长，从这里我们才隐约看见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如，提到工作组进校后人们对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联想，简要提到六月初上海发生"围攻少数派"的事件，较详细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这样的情节："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这些记述和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判断，然而遗憾的是，学生和工作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头五十天内冲突的线索，在王著里并没有和后来文革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最终王著的叙事基调要和官方结论保持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义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五十天"内的矛盾冲突深入追究、分析下去，就会触及文革运动初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的自圆其说。

　　本文下面将通过笔者现有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有关事件作一番追究，比较各种说法，以图尽量完整地复原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历史。

　　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毛泽东退居二线。许多回忆录都记载了文革前夕政治气氛越来越"左"、各种政治运动越来越严峻的情况。而多数的分析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的结果。然而，难以解释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当时政治运动的领导工作表现出很大不满，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决策权之外，因此才有毛泽东、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公开的分歧，以及毛泽东手拿宪法、党章抗议被剥夺发言权的事情发生。[5]

　　毛泽东的不满之一，是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实行残酷打击一大片干部群众的粗暴作法，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年的形'左'而实右"。事实上，刘少奇领导一线工作期间展开的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刘少奇的个人印记。[6]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所实践和整理出来的"桃园经验"(《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就是渗透着刘少奇的群众观、反映了刘少奇风格的政治运动的一部经典。它的影响普遍渗透到各级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当中，因而"桃园经验"注定要在文革中发挥它的作用，它的执笔人王光美也注定要在文革初期积极运用她的经验，从而导致她后来巨大的个人不幸。。毛刘之间的分歧又要归结于他们对党、对群众看法上、对党群关系、对精英与群众关系看法上的深刻差别。对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抽象原则，他们也许没有争论，而一旦面对生动活泼但非尽善尽美的群众和群众运动，他们的态度就变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当毛泽东正在思考着党内出现"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7]等问题时，刘少奇却在考虑着怎样把"桃园经验"的"集中优势兵力"派工作组下基层、找根子、夺权、人人过关、"洗手洗澡、下楼放包袱"等搞政治运动的标准操作程序进一步完美化，并在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政治运动中把共产党员变得进一步驯服工具化。

　　现有文革史，对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派工作组、订立"八条规定"，以及后来转发北大有关"六.一八"事件简报等领导层的事态发展，叙述较详尽，但对群众层次的言论、行动和发生在基层单位的事件的记载比较稀疏，或有意回避。下面就从刘少奇、邓小平亲自过问、直接干预的两个基层单位的情况入手，来具体说明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领导文革运动的方法和风格。有关事实记录，很多来自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的文章，这里基本引用原话，但去掉一些浮夸而无实际内容的词句。

　　第一个例子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8]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9]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XX(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10]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23093d50101jkwg.html

王友琴：2004年后我找到了新材料：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斗争”五名学校领导人，是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预先安排的；而非自发兴起的。

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建立于1966年7月13日，主任是当时派到该校的“工作组”组长，宋彬彬和刘进是副主任。7月底工作组撤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仍然执掌学校，副主任宋彬彬刘进继续使用工作组长使用过的办公室。8月5日上午，“文化革命委员会”通知此时已成“黑帮”的原校领导人，下午要对他们开“斗争会”。

王友琴的最新资料，可以有两个解释：刘少奇暗中安排了8月5日对卞仲耘的迫害和谋杀；或者有人要打死卞仲耘，以栽赃刘少奇。 我认为栽赃的可行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