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1999年4月20日，利特顿县科恩拜伦高中的两名学生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在学校餐厅里放置了炸弹，将爆炸时间设定为午餐时段中午十一点十七分，并且计划堵在餐厅门口射杀逃出来的人们。由于雷管制作有误，炸弹未能如期爆炸。于是克莱伯德与哈里斯劫持了整个学校的学生与教职人员充当人质，杀死了十二名学生与一名教师，最后双双饮弹自尽。这起事件是直到当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右翼势力谴责“家庭价值”的崩溃，左翼势力则悲叹充斥银幕的暴力并且试图加强枪支管控。人们大肆抨击社会整体文化，借以解释此类无解事件。

一般的说法认为那一天在科恩拜伦高中一共死了十三个人，科恩拜伦纪念堂里也只有十三位死者的位置，就好像克莱伯德与哈里斯并没有死在那一天的学校里一样。与至今依然广为流传的猜测截然相反，这两个孩子并非来自残破的家庭，此前也从没有暴力犯罪记录。见证了这场惨剧的世界一厢情愿地认定，良好的家教能够阻止孩子们变成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但是雄性暴力并非总会以可预测或者可理解的方式滋长起来。自闭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父母无法理解，那个他们向来熟悉的、曾经看似健康的孩子为什么会消失不见。罪犯的父母也会难以接受突然做出可怖行径的子女，一心只想知道那个他们以为自己非常了解的好孩子消失到哪里去了。

我刚刚决定要采访汤姆与苏.克莱伯德夫妇的时候，原以为见到他们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儿子的所作所为。但是随着我越来越熟悉克莱伯德夫妇，我的疑惑也越来越深了。苏.克莱伯德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在迪伦死去之前，她一直是一名照顾残疾人的义工），许多遭到忽视或者虐待的孩子都会祈祷自己能有像她一样的母亲。汤姆总是热情洋溢，足以让最倦怠的人也振作起来。在本书写作期间我走访了许多家庭，克莱伯德一家算得上是我最喜欢与之相处的家庭之一。尽管受困于他们自己的俄瑞斯忒亚惨剧，他们却学会了令人惊诧的宽恕与同理心。爱好人总是比爱坏人更容易，但是失去一个你爱着的坏人却比失去一个好人更困难。苏曾经对我说，“有一天晚上我看《罗斯玛丽的婴儿》，结果特别同情罗斯玛丽。”芭芭拉.沃尔特斯曾经在惨案发生后采访过迪伦的同班同学的父亲，此人这样评论克莱伯德夫妇：“他们被锁在了一个玻璃笼子里。他们手中用来解谜的拼图数量一块也不比别人更多。”

苏有两个孩子，迪伦是老二。4月20日那天早上，迪伦跟她说了一声“再见”就摔上屋门离开了家。这是她最后一次听到他说话。那天中午汤姆接到电话，说是学校里发生了枪击案，迪伦是嫌疑人。他马上给苏也打了电话。“我突然觉得自己知道他都干了什么，”苏回忆道。“利特顿的其他母亲们全都在祈祷自己的孩子平安无事，我却在祈祷我的孩子在继续伤人之前赶紧死去。我想假如他当真活了下来，肯定会遭到刑法审判并被判处死刑，而我实在无法忍受第二次失去他。我进行了平生最用力的祈祷，我祈祷他会自杀，因为这样一来我起码知道他一心求死，如果警察的子弹打死了他，那么我心里肯定会留下一大堆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或许我是对的，但是从那以后我一直为了那天的祈祷而后悔：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够自杀，而他也当真自杀了。”

那天晚上警方要求克莱伯德夫妇离开他们家——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警方入室搜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我想迪伦现在已经死了，”苏说，“‘他很年轻也很健康，或许我们能将他的器官捐献出去呢。’接下来我又一想，‘可是谁会接受杀人犯的器官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全世界对我儿子的看法。”克莱伯德夫妇在迪伦的姐姐那里呆了四天，在迪伦出殡那天赶了回来。“我们并不清楚事情经过，”苏说。“我们只知道迪伦死了，是自杀，他开枪打了别人。”

随着利特顿开始哀悼，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木匠在学校附近的山坡上竖起了十五座十字架。“当时我觉得心里轻快了不少，”汤姆说。“我希望成为社区的一份子，我以为我们可以一起伤心。”苏回忆道，“十字架下面堆满了鲜花，迪伦与埃里克的十字架下面的鲜花并不比其他人少。”然后有几位受害人的父母就将迪伦与埃里克的十字架拆掉了。当地教堂的青年社团栽种了十五棵树，然后有几位受害人的父母领着一大帮记者过来砍倒了两棵树。一周后的毕业仪式上，人们为受害者献上了一篇颂词，可是校长却告诉迪伦与埃里克的朋友们不要出席仪式。 没过多久，新闻报道就开始将枪击案死者人数称为十三人而不是十五人。“这种说法浓缩了以下含义，”汤姆说，“十三个无辜的孩子死了，两个纳粹份子杀了他们。责任全在父母身上。当时的气氛简直就像私刑判决一样。”苏有些出神地说道，“我觉得其他父母相信只有他们才遭受了损失，我却没有，因为他们的孩子是宝贝，我的孩子是渣滓。可是我的孩子也死了啊。他做出了糟糕的决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可是他依然还是我的孩子啊，他依然还是死了啊。”

克莱伯德家的律师建议夫妻二人不要接受媒体采访，但是他们的沉默却进一步激发了当地社区的敌意。“你在报纸上读到了好些说法，但是却无法回应，”汤姆说。苏也觉得，“你知道这些说法都是假话，纯粹是在煽风点火，简直就像一直挨打却没法还手一样。”为了释放心中的苦痛，苏亲手给每一家死难或者受伤学生的父母都写了一封信。她并不认为自己要为发生的事情负责任，但是她依然希望能够做点什么来缓解已然发生的惨剧。“在我看来，愈合这个社区的唯一方法就是与每一位受害者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她后来解释道。“我想对这些人说，‘如果你想和我谈一谈，我随时都有空。我可以到你家去，我们可以去教堂，也可以叫上调停人在场。如果这样做有助于你与我交谈，我怎样都行。’直到我说出这番话之前，我的旅程都不算结束。”但是她从没这样做过，因为一位辅导人员告诫她，接触受害人可能会再度伤害他们。“但是我不仅为我的孩子哭泣，也为他们的孩子哭泣，”她说。不过尽管克莱伯德夫妇面对着高涨的敌意，非同寻常的关爱时刻也时有浮现。“科恩拜伦的事情过去几周以后，家得宝的一位收银员拥抱了我，”汤姆说。“邻居给我们家送来了吃的。有一次我去修车的时候，机修工对我说，‘至少你还没改名字呢。’他很尊敬我的做法。”

接下来几个月的调查揭示了笼罩着科恩拜伦高中的校园欺凌氛围。“除非你很合群，而且擅长体育，否则你在学校里就没有地位，”汤姆说。“所以迪伦肯定憋了一肚子气。要想避免科恩拜伦惨案，就必须解除他的心结，可是他的心结就是科恩拜伦本身。他与埃里克并没有开枪打我们，也没有在超市或者加油站里开枪；他们在学校里开了枪。科恩拜伦高中的社交结构很不公平，而迪伦对此无能为力。学校里的世界让一个敏感的孩子积攒了满腔怒火，踏上了复仇的死路。”

克莱伯德夫妇一直都不知道迪伦在学校里遭受了极大的侮辱，尽管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并不是能够轻易被别人推来搡去的孩子。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衬衣上沾满了番茄酱。苏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自己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糟糕的一天，而且不想再说了。迪伦死后过了几个月，苏得知有一回迪伦与埃里克在学校里被一群孩子推来搡去，喷了一身番茄酱，这些孩子还骂他们两个是基佬。“那一天我明明看见了他身上的污渍，可是却没有及时帮助他。如今一想起来我的心就要疼死了，”她说。科恩拜伦惨案过去几周后，汤姆来到警察局提取迪伦的汽车。一位警官告诉她，“有一天我儿子从那所学校回来，他们在礼堂里把他的头发点着了，他的头皮全都烧伤了。我当时就想把那座学校拆成平地，可是他却说我无论做什么都只能是火上浇油。”

惨案过去几年后，警方将迪伦的日记本交还给了克莱伯德夫妇，他们两个都不知道这个本子的存在。“迪伦的文字里充满了‘我比你们更聪明’之类的内容，”苏说。“他看不起那些对他不好的人。他觉得自己十全十美，这种自大的态度也在枪击案当中体现了出来。在高中的最后两年里他越来越内向隐秘，但是这种事很常见。人们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与埃里克是两个可怜的小孩，他们之所以计划杀人是因为他们非常孤僻。这种说法完全是错的。他有时候很开朗，有时候很羞涩，他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很喜欢他。我听说别人都以为我儿子不合群的时候就像我听说他开枪杀人的时候一样惊讶。他很关心别人。”汤姆喃喃说道，“至少看起来如此。”

“无非有两种可能，要么你的孩子生来就是杀人狂，你完全无能为力，要么他是个好人，可是有些事情把他惹急了。我实在不知道哪种可能更糟糕，”苏说。“悲剧发生之后，我们两个也成了被别人排斥的人。这段经历让我了解了我的儿子遭到边缘化是怎样的感受。他让我们体验到了他的现实：下九流，人人避之不及，面对仇恨却无法自卫。”克莱伯德夫妇的律师负责筛选他们的邮件，以免他们看到过于不堪的内容。“或许有三百封信说的都是‘我很佩服你’，‘我为你祈祷’，可是只要我看到一封表达仇恨的信件，一切就都毁了，”苏说道。“贬损你的人们远比所有的爱都更有分量。”

就像迪伦一样，汤姆在上学的时候也很羞涩。他觉得这种相似性让他能够本能地理解迪伦。他与迪伦感同身受，但是并不认同他的行径。苏则看到了多种负面因素的可怕汇流，包括抑郁症，令人怒火满腔的学校环境，以及有严重问题的朋友的坏影响。“迪伦有些害怕埃里克，有些想要保护他，也有些受他操纵。他之所以做出这种恶行，是因为他陷入了某种我不理解的心态。但是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他原本就是这样的人。没错，他作出了有意识的选择，犯下了这样的滔天大罪。可是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呢？他心里有些东西碎了。害死其他孩子的社会病态也害死了我的孩子。”

令我惊讶的是，克莱伯德夫妇至今没有搬家，依然居住在这个曾经为他们带来无尽伤痛的城镇里。“就算我们真的搬了家并且改了名字，也一定会被媒体挖出来，”苏说。“在我遇到的每一个人眼里我都会成为‘那个凶手的母亲’。至少在这里我身边都是曾经因为我是谁而喜欢过我的人，以及曾经因为迪伦是谁而喜欢过他的人，我需要他们——尤其是后一类人。”汤姆说得更直白：“我们要是搬走，他们就赢了。有些人想要把我们按在地上压扁，坚决不搬家就是我们的反抗方式。”我试探着问他们，在惨案发生之后继续爱迪伦是不是更困难了，苏答道：“根本不是。爱是最简单的部分，难道部分在于理解他，在于应对失去他的痛苦，在于面对他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可是爱他——不，对我来说这一点也不难。”

当我与克莱伯德夫妇交谈的时候，总觉得苏像是二战后的德国，汤姆则像是二战后的日本。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心头压着沉甸甸的负疚感；汤姆则简短地承认之前发生的一切很糟糕，然后就不管不顾地继续向前走。“你还能做什么呢？”他问我。“他肯定觉得自己很有道理，他肯定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他已经不在了。我很抱歉我儿子给其他人造成了这么多痛苦，但是我们遭受的痛苦也并不比其他人少啊。我们不仅失去了儿子，还要眼看着他的记忆遭到唾骂。”就像日本一样，汤姆也十分强调外在原因，但是外在原因毕竟不能解释一切。“我总是想象埃里克这样告诉他：‘你要是不动手，我就杀了你还有你爸妈，’”汤姆后来说道。“但是就算这样，迪伦毕竟还是自愿参与了行凶，这一点他是躲不开的。”苏相信，假如谋杀父母是枪击计划的关键因素，那么迪伦肯定能顶住埃里克的压力而不至于下手。她想过迪伦在事发前是否遭受了什么创伤，甚至还考虑过他是否遭到过强奸，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她的想法。苏看过了自从迪伦上中学以来留下的各种文字。“他的文笔很很有思想，很深刻，也很压抑。大部分内容讲的都是他如何暗恋别人，对方却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惨案之前三个月，他说过他想死，‘我兴许会和埃里克一起搞一场NBK。’”后来苏得知NBK是“天生杀手”的缩写。“换句话说直到一月份他还没有打定主意。他只是想死。但是为什么要把学校炸了呢？有一个周一早晨，我坐进车里就开始想迪伦，然后就一路哭着来到了班上。我会在心里与他对话，或者我也会自顾自地唱歌。你绝不能疏远自己的伤心情感。”

这么重大的事情会彻底打乱一个人的现实感。“以前我觉得我看人看得很准，”苏说。“这件事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们给孩子们读童话故事，告诉他们世上有好人与坏人。以后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以后我会说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好事，也都有能力犯错误。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必须好坏两面一起爱。”苏的公司所在的写字楼里有一间假释办公室，因此她经常需要与假释人员一起乘坐电梯。以前她总会害怕这些人，觉得自己与他们隔了一层。科恩拜伦惨案之后她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这些人就像我儿子一样。他们也只不过是出于各种原因做出了糟糕的选择，被甩进了绝望的环境里。每当我听到关于恐怖分子的新闻时都会想，‘这是谁家的孩子啊。’科恩拜伦比起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让我觉得我与全人类是一体的。”

克莱伯德夫妇也收到过其他青少年的来信，这些孩子们将迪伦奉为偶像，还有些女生爱上了他。“他有他自己的粉丝团，”汤姆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挂着讥讽的假笑。意料之外的善意总能让夫妻二人心头一暖。在几年前的一场自杀干预座谈会上，有人来到苏的面前单膝跪地说道：“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多么敬佩你。我简直不敢相信你遭到了怎样的对待。每天我拿起报纸都以为上面会刊登暴民袭击你家的新闻。”还曾经有陌生人在街头拥抱过她。但是正常生活依然可望不可即。最近有一次苏去超市购物，收银员看到了她的驾照上的姓名。“然后她就问，‘你也姓克莱伯德……你认识他吗？’我说，‘他是我儿子。’她立刻接了一句：‘都是魔鬼干的好事。’我只能说‘您先帮我把菜装好吧。’当我离开超市的时候，她还在我身后大喊大叫，说她一直都在为我祈祷。这种事简直要把我累垮了。”

在我第一次见到汤姆与苏之前，有朋友问我是否害怕克莱伯德一家，就好像他们家里的邪恶氛围会侵染我一样。事实证明，真正令人难以认可的事情其实是他们家的正常表现。迪伦的一位朋友表示他曾经采用情景喜剧《留给比弗家》里的主角夫妻姓名将克莱伯德夫妇称作沃德先生与朱恩夫人，因为他们家的氛围太温馨了，也太安稳了，根本不可能发生什么出格的事情。他们两个让我看了他们家的相册与家庭录像。迪伦参加毕业舞会之前的一段录像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仅仅是惨案发生三天之前的事情。他就像典型的青春期少年那样有点气鼓鼓的，但是同样也很可爱。他看上去像个好孩子。只看这段录像，我根本想不到他正站在疯狂杀戮的边缘。他的长发扎成了整洁的马尾辫。他正在调整租来的晚礼服，并且抱怨袖子太短。他的女伴正在整理胸前的插花。“爸，你乱拍什么呀？”他说道。然后他就忍不住笑了出来。“算了，反正以后有一天我也要看录像，到时候我肯定不清楚现在我在想什么。”这番话很有技巧地掩饰了他当下的情绪，因为他流露出了自己在未来的感受：将来有一天，未来的他将会想起自己如何穿戴整齐，挽着一位美丽的姑娘赶赴平生最盛大的一场派对。可是在录像结尾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蹦出来一句：“我绝对不生孩子，孩子只会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然后这团突如其来的怒火立刻就同样突然地消散了。

自从4月20日的血案之后，直到同年10月克莱伯德夫妇都不知道案件细节。他们只知道迪伦在枪击现场并且自杀了。“我们心里一直牢牢抓着一点念想，总觉得他其实没杀人，”苏说。然后警方公布了结案报告。“于是我们又从头伤心了一遍，因为这一回我再不能否认现实了。报告里谈到了他究竟杀死了哪几个人，还附有一张学校地图，上面布满了小小的尸体。”然后克莱伯德夫妇又看到了迪兰与埃里克有意留下的“地下室录像”。这段录像当中的迪伦与毕业舞会录像当中的那个少年简直判若两人，从头到脚渗透了仇恨，充满了自我膨胀的怒火。 “观看这些录像就像经历原本的事件一样苦不堪言，”苏回忆道。 “我们之前用来自我保护的信念全都被粉碎了。我们家里从来不说种族仇恨言论，我有犹太血统，而这段录像里却充满了反犹主义的咒骂。他们两个把所有类似‘黑鬼’与‘包皮佬’这样的侮辱言辞全都说了一遍。我终于看到了我毕生辛劳的最终产品：我生养了一头怪物。一切我拒绝相信的事情全都是真的。迪伦是大屠杀的有意参与者而不是被迫的从犯。大屠杀并不是一时冲动。他购买与制造了大量武器，只为了尽可能多地杀人害命。他的每一枪都瞄准了别人的要害。我第一次理解了别人眼中的迪伦是什么样子。当我看到他如此蔑视世界的时候，我简直要恨我的儿子了。我简直想要毁掉这批录像，因为它们保存了迪伦犯下的最扭曲最害人的错误。从那以后，无论认识他的人们会怎样美好地回忆他，无论他们为他说了多少好话，这些录像都会永久性地堵住他们的嘴。对我来说，这批录像留下了一片令人窒息的虚空。” 不过就像潘多拉的祸匣底部藏着希望一样，在这些录像的结尾也有一段略显善意的时刻。当埃里克提到他们的父母的时候，迪伦说道：“我父母对我很好，我不想把他们牵扯进来。”

假如你与汤姆和苏谈起迪伦犯案之前的回忆，他们的言语多少会流露出一丝轻松。“迪伦太了不起了，”汤姆这样回忆儿子的幼年时期。“她特别有主见，而且好奇心特别旺盛。”每年迪伦过生日的时候，汤姆都会带他去爬山，每次都会带上迪伦最喜欢喝的胡椒博士汽水与考拉布偶。惨案过后，克莱伯德夫妇花了整整三年才彻底清空了迪伦的卧室，将其重新装修成为了客房。我在采访期间就睡在这个房间里。苏说，“他曾经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几乎十全十美。他让我们觉得自己是特别成功的父母，因为他总是很听话。迪伦做什么事情都非常井井有条，而且办事能力也很强。” 三岁的时候迪伦就能数到一百一十，还能用冰箱门上的磁力贴纸拼接各种等式。他提前一年上了小学，成绩名列前茅，还被神童教育项目招录了进去。“小时候他喜欢把五六套拼图掺在一起玩，觉得这样更带劲。他喜欢迷宫，喜欢字谜，喜欢与汤姆下棋。他简直人见人爱。”说到这里，苏在我面前转开了目光，过了半晌才低声说，“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久没有在外人面前夸过我儿子了。”后来他又说，“他是个可塑性很强的人。你只要跟他讲道理，‘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你应当这样做’，那么你几乎总能劝说他改变主意。作为父母，我曾经以为这是他的优点。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或许是他身上最糟糕的缺陷。”

在惨案发生之前一年，迪伦有过一次闯祸的经历，暗示了他身上或许有些不对头的地方。这一年春天，迪伦希望自己能在朋友扎克家里过夜。可是扎克更改了计划，于是迪伦趁机与埃里克一起开车出去兜风。他们原本打算驱车前往郊外放焰火，途中他们路过一个停车场，发现里面停着一辆面包车，前座上放着摄影机。于是他们找来石头砸碎车窗，偷走了摄影机，然后回到自己的车里开灯检查赃物。一名警察碰巧路过，走过来查看情况，结果还没等他多问几句迪伦就立刻承认自己偷了东西。两个孩子都被带回了警察局。“家里的电话响了，”苏回忆道，“是警察局打来的——到那时为止，那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一夜。”夫妻二人来到警察局，发现迪伦与埃里克戴着手铐。警方将两个孩子交还给父母管教，并且将他们纳入了分流计划的帮教范围，该项计划让少年犯进行社区服务，接受教育指导，并且要求他们对事主进行赔偿，从而避免让他们留下案底。事后想来，苏觉得这种宽大处理其实是命运的残忍捉弄。假如他们两个坐了牢，就会被分开，也会脱离令他们感到地位卑下的学校。

直到第二天早上全家人才从警察局回到家里。苏简直气坏了，根本不能与迪伦讲话。第二天汤姆与迪伦出门散步，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儿子居然对于被捕愤恨不已。“他的表现就像没事人一样，他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正当，”汤姆说，“他根本不认为整件事情违反道德。”苏也注意到了类似的态度。分流计划的谈话记录同样表明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我说，‘迪伦，你跟我好好说说，你怎么能做出这么不道德的事情来呢？’他说，‘我又没害人。那些东西都是公司财产，公司都买了保险的。’我说，‘迪伦，你吓着我了！’他说，‘我也吓了一跳啊，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反正我们一下子就做出来了。’”苏认为这件事的元凶是青春期冲动，并且让他承诺再也不会做出类似的事情。“他说，‘我保证。可是我也很害怕，因为就算这一次我在动手之前也没想到自己能真能干出来。’我说，‘现在你不就想到了吗？’”

苏曾经问过分流计划的工作人员，想知道迪伦究竟需不需要心理辅导。他们让迪伦接受了标准心理测验，发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迪伦具有自杀、杀人或者抑郁倾向。“假如现在你让我面向一个礼堂的父母发言，我会说，‘永远不要信任你们看到的东西，’”苏说。他是个好孩子吗？他爱思考吗？在他死前不久我出门散步，走之前我告诉他，‘如果下雨的话就过来接我’，他也的确来了。他很乐意为你效劳，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听众。现在我才意识到这只是因为他不爱说话，而且他心里有所隐瞒。他与埃里克一起在一家披萨店里工作。科恩拜伦惨案之前的几个礼拜，埃里克心爱的狗病了，似乎挺不过去了。于是迪兰就顶了埃里克的班，一个人做两份工。好让埃里克有时间陪他的狗。”

在迪伦与埃里克留下的文字当中，埃里克看起来有杀人的倾向，他的怒火都指向外界。迪伦看起来则是有自杀倾向，他的精力助长了自我贬低与自我批判。简直就好像迪伦迁就了埃里克的杀人动机，埃里克也迁就了迪伦的自杀动机。在文字的结尾，迪伦开始计算自己还剩下多少小时可活。“他怎么能把一切藏得这么严实呢？”苏喃喃自语地说道，“他心里这么苦，我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呢？”

我问克莱伯德夫妇，如果迪伦此刻和我们在一起，他们想问他什么问题。汤姆说，“我肯定要问他，‘你他妈的究竟在想什么？你他妈的以为自己究竟在干什么？！’”苏盯着地板足有一分钟，然后才静静的开口说道，“我会求他原谅我。我虽然是他的母亲，却从来不知道他都经历了什么，从来没能帮助他，从来没能成为让他可以倾诉心曲的人。”后来她又说，“我做过一千个关于迪兰的梦。梦里我和他说话，想让他告诉我他的感受。我梦见将他送到了床上，我脱下他的衬衣，这才发现他身上布满了刀伤。他很痛苦，我却没看见。他的刀伤都被衣服掩盖了。”

有些受害者的家人针对克莱伯德夫妇发动了诉讼。惨案过去四年之后，他们在这些父母面前进行了宣誓作证。照理说宣誓作证的内容应当保密，可是到了第二天，丹佛市的当地报纸却主张全世界都有权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在我们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们依然相信这都是我们的错。‘你们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们怎么能不知道呢？’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就是不知道啊。同一个问题究竟要我回答几遍才算完呢？我们要是真的知道，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怎么可能不告诉别人呢？”

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压力之后，苏被诊断患上了乳腺癌。“我不相信生命能量之类的说法，但是你要是想想这么多心碎，这么多失败的养育，还有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这些因素肯定没起好作用。不过患病之后我终于有机会遇到了一些因为自杀失去孩子的母亲。我们的互助组里有六名女性，其中有算上我有三个人患有乳腺癌。我曾经开玩笑说这里的场面对我来说简直有些滑稽。在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乳腺癌简直有些平淡了。”科恩拜伦的旋风过去两年之后，苏曾经觉得自己想死，但是现在她拥有了新的使命感。“我心想，‘等一下，我还不能死，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我要让人们都知道迪伦是谁，他究竟是什么人。’我遇到了一位母亲，她最近刚刚因为自杀失去了一个儿子，另一个儿子则进了监狱。我对她说，”你现在可能还不理解或者不相信这一点，但是如果你真的一头扎进这一切，你将会得到启迪。这并不是你会主动选择的道路，但是这条路的确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更坚强的人。”

科恩拜伦惨案之后，苏遇到了一位客户。这位女性是盲人，只有一只手，刚刚失去工作，家务事也是一团糟。“她对我说，‘我的人生或许也有些问题，但就算用全世界来交换我也不想成为你。’这话让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残疾人服务，我经常想，‘感谢上帝我还能看见，感谢上帝我还能走路，感谢上帝我还能自己挠头皮以及自己吃饭。’有趣的是，我们全都要通过相互比较来让自己觉得好过一些。”

苏认为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我很幸运，因为迪伦没有向我们两个动手，他对我们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将他自己从我们身边夺走了。科恩拜伦之后我觉得迪伦杀死了上帝，因为任何上帝都不可能与这种事情有关系，因此上帝肯定不存在。当你的世界里的一切都消失之后，当你的整个信仰体系，你的自我概念，你对自己的信念，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家庭全都消失之后，自然会有一个试图重建的过程：我究竟是谁呢？是否真有这么一个人存在呢？公司里的一位女性最近问我周末过得怎么样。枪击案周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我说我感觉不太好，并且我告诉了她原因。她说，‘哦对了，我忘了这里面还有你的事呢。’我拥抱了她，说道，‘这是这些年来别人对我说过的最暖心的话了。’”但是苏并没有忘记。“不久前我在火车上与一位乘客谈得很投机。然后我就感到他要提问‘你有几个孩子啊？’我必须提前堵住这个问题，否则我就要告诉他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都是迪伦的母亲。”

我告诉克莱伯德夫妇，与我在本章当中采访的某些其他人相比，他们对于自己处境的叙述可谓清晰至极。汤姆苦笑着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开诚布公，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已经死了，他的故事已经写完了，我们再也不能指望他改过自新了。假如知道了结尾，讲故事肯定容易得多。”第一次见到克莱伯德夫妇之后又过了几年，有一次苏对我说：“很久以前我们差一点就在加州买了房子。但是我们的报价被回绝了，然后利特顿的房子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们一开始的报价很低，所以当报价得到接受时都很兴奋。当时我们心想，加州的房子没能得手多么幸运啊。我曾经希望我从没有孩子，从没结婚。假如汤姆与我没有在俄亥俄州相识，迪伦就不会出生，这桩惨案也就不会发生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产生了另外的感受。就我个人来说，我很高兴我生了孩子，我也很高兴我拥有了我所拥有过的孩子。因为我对他们的爱尽管伴随着如此痛苦的代价，依然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喜乐。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痛苦只是我自己的痛苦，而不是别人的痛苦，但是我已经接受了我自己的痛苦。人生中充满了苦难，这就是我的苦难。我知道，假如迪伦从未出生，这个世界肯定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我也相信我并不会因此成为一个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