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对于绝大多数水平身份来说，集体无辜都是核心问题。“残疾子女自身无罪，不应遭受惩罚与谴责”这一论点确实很能拨动心弦。在本章当中我们遇到了确实有罪的子女，在有些案例当中还遇到了行止乖谬的父母。许过此类家庭都遭到了边缘化与粗暴对待，在情感与经济层面遭到了孤立、压制与挫折。我遇到了很多想要帮助子女却苦于缺乏有效知识或者手段的父母。就像残疾子女的父母一样，他们也无法获取看似理应获得的社会服务。一味抨击指斥这些父母只会加剧我们原本可以解决的问题。否认这些家庭的生存现实不仅会损害我们的人性，还会危及我们的人身安全。

与本书当中的其他境遇相比，犯罪看上去尤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诚然，任何人都不能仅凭意志力摆脱唐氏症，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成功地摆脱了罪行累累的过去。不过这些人一般中是需要来自外界的极大支持。预防犯罪的相关研究已经孵化了一系列有效解决方案，但我们却忽视了其中绝大部分，一笔勾销了一大批社会人的存在。将近四分之三的青少年犯罪体系工作人员相信确实存在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应对青少年犯罪问题，但是只有3%到6%的人们认为青少年法庭起到了正面作用。我们将少年犯视为贱民，对于他们缺乏同情心，以至于妨碍了他们得到成功改造。常见的偏见认为治疗式干预对于犯人过与软弱，除此之外拒绝提供此类改造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些手段没有效果且耗资不菲。但是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监禁一名未成年人的成本大约是每年两万到六万五千美元。改造项目较多的监狱暴力活动总会相对较少。这一点确实有助于削减成本，但是改造项目的最主要经济效益还是在于控制累犯。一起犯罪会引发巨额连锁成本，包括财产损失，审判成本，人身伤害造成的医保成本，以及惊恐的受害人承担的心理创伤。全国成瘾与药物滥用中心主管约瑟夫.卡利法诺认为，“改造与问责并非互不相容的目标，而是相辅相成的手段。”

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心理学教授威廉.R.沙迪什曾经分析过一百六十三份青少年犯罪的研究报告。根据他的分析，家庭干预是最有效的方法。另一份研究分析总结道：“家庭与父母干预可以显著减少少年犯在监狱与拘留中心等机构当中驻留的时间。”就像自闭症或者唐氏症一样，针对青少年犯罪的干预也是越早越好。2001年美国外科医生总会关于青少年暴力的报告指出，通过产前家访向怀孕母亲教授育儿技巧有助于降低青少年犯罪。当然，要是想让此类项目发挥最大效力，还需要采取后续跟进措施。有研究人员将改造项目比作口腔保健而不是注射疫苗——经常清洁才能保持牙齿健康，而小时候接种一次疫苗就能终生奏效。

缺乏耐心的社会希望改造项目能够更加有的放矢，因此绝大多数家庭改造项目直到有犯罪风险的孩子年纪较大之后才会到位，而且仅仅针对已知少年犯的家庭。这些项目一般都采用字母缩写：BPT, FFT, MST, SFT, BSFT, MFGI, FAST, FET, TFC。绝大多数项目的基础都是认知/表现模型；父母要学会始终如一、公平以及情感开放，子女则要学会辨识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愤怒以及提升交流能力。子女与父母会共同改进解决冲突的技巧。有些改造项目还会应对实际问题，例如帮助全家人获得充分的居住条件以及衣食供给。还有些项目会让刚刚离开少管所的子女暂时居住在寄养家庭里，并且让亲生父母观察子女在寄养家庭的表现，以此作为子女重返家庭的第一步。

耶鲁大学家教中心的阿兰.卡兹丁及其团队一直主张采用不借助暴力或者恐惧的训诫手段。通过调整家庭矫正体系，可以让年轻人远离国家矫正体系。有研究主张行为-沟通改造法能加累犯率下降一半。另一项针对缓刑少年犯的研究显示，对照组的重新犯罪几率是参与家庭治疗的孩子的近十倍。还有研究表明，在监狱里接受过家庭治疗的少年犯的累犯几率是60%，相比之下未曾接受过家庭治疗的少年犯的累犯几率高达93%，致使他们此前受到的改造几乎全都成了无用功。假如高风险儿童的家庭没有接受早期疗法，在么儿童在十八岁以前因为暴力犯罪而被捕的概率就会上升70%。上述统计数据至今仍未能显著影响我们应对青少年犯罪的方式。目前美国少管所当中只有十分之一采用了家庭疗法，其中又只有四分之一一贯采用此类措施。儿童犯下的暴行令我们怒火万丈，但是我们却一次又一次选择了报复的快感而不是预防的效力。

大致说来，基本家庭干预的费用大约是每家人两千到三万美元。高范围佩里学前项目（HighScope Perry Preschool Project）显示，对于每一位高风险的新母亲来说，每一美元的改造项目费用都能节省七美元的司法成本——这个数字还没有考虑非犯罪人口的正面经济贡献。加州的三振出局法每预防一起严重犯罪的成本是一万六千美元，假释每预防一起严重犯罪的成本是一万四千美元，而父母培训项目每预防一起严重犯罪的成本仅仅是六千三百五十一美元。相对廉价的毕业激励法鼓励孩子们留在学校里，从而受到了极佳的预防犯罪效果。佩里学前项目认为，未能及时干预子女年龄低于五岁的高风险低收入家庭使得美国每年要支付四千亿美元。但是尽管预防犯罪的开销或许能在未来十年极大地削减监狱开支，人们依旧很难依靠此类等效性来申请单项预算，尤其是因为财政预算往往要在一届政府任期内收到实效。

任何关于此类改造措施的套路都免不了道德质疑。假如我们用治疗来应对暴力犯罪，那么我们究竟传递了怎样的态度呢？假如我们缩短了服刑时间，原本应当关起来的人们会不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呢？三振出局法的用意是将加州成人犯罪率降低25%——根据来源不同的统计数据，这个目标或许已经达成，或许尚未达成，不过任何犯罪预防或者治疗项目都从未达到过如此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三振出局法的成本昂贵得一塌糊涂，将加州政府拖到了破产的边缘。诚然，我们不能拆毁公检法或者单凭一腔善意来对抗犯罪，以毒攻毒往往是必要之举。不过与此同时，还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治疗项目能够增强惩戒性司法体系的效力。一味推崇治疗而放弃监狱体系是疯狂之举，但是丝毫不采取治疗手段的监狱体系——这正是美国大部分地区的现状——起码也同样懒惰。

有些人无法认识人类行为冲动的多样性，他们因为自己从不会做出某些特定行为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尽管这只是因为此类行为对于他们原本就毫无吸引力。这些人身上总会滋生出一种特殊的傲慢态度。对于性侵者厌恶至极的人们得意洋洋地自夸道自己从未对小孩子动过歪脑筋，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从不觉得儿童有性吸引力而已。天生讨厌抽烟喝酒的人们将瘾君子视为人渣，就像天生胃口小的人们一口一个“死胖子”一样不厚道。一百年前我会因为同性恋取向而锒铛入狱，能够生活在一个允许我公开忠于自我的时代是我的幸运。假如我不得不否认我的内心渴望，那么我的人生经历肯定不同于不必否认内心渴望的异性恋。与罪犯相处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确实自控能力低下、意志软弱或者愚笨暴戾，但是还有很多人只是受到了内心冲动的驱遣。有些人时时刻刻都因为偷东西的渴望而备受煎熬，以至于仅仅管住双手就彰显了极大的勇气。他们无法根除心魔，只能与其竭力缠斗。反之，对于天然厌恶盗窃的人们来说，遵纪守法只是常事。双方尽管行为一致，但是努力与付出的程度却不可同日而语。

罪犯的家庭经常要在看似截然相反的两种心态之间苦苦挣扎：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子女作出了破坏行径，另一方面还不得不继续爱他。有些父母放弃了对于子女的爱，也有些父母对于子女的恶行视而不见。为了避免这两种极端，人们经常会引用“热爱罪人，痛恨罪恶”的理念，但是罪人与罪恶原其实很难一刀两断。爱罪人就意味着爱身负罪恶的人。有些人看到了心爱之人身上的黑暗，也承认这份黑暗的存在，但是他们的爱却得到了强化而非削弱。他们的爱是最为真实的爱，就算面前的景象一片惨淡，他们也能用鹰隼一般的锐利目光看到远方的希望。我见过一户家庭，他们遭受的悲剧使得他们比其他人更加深切地拥抱了上述矛盾。这户家庭的母亲所具有的爱不仅无限深厚，而且充满了对于遭受损害之人的了解。她的爱就像考狄利娅对父亲李尔王的爱一样黑暗、真实、包容而又自我贬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