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在我采访过的所有群体当中，少年犯的陈述尤其混乱矛盾，前后不一。他们不信任也不喜欢成年白人男性权威形象，他们这种膝跳反射式的掩饰态度也是将他们送进监狱的部分原因。不过话说得再深一点，他们自己其实也很糊涂，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陈述完全基于自身所在的环境。

监狱浓缩了人类的情绪，因为监狱禁止了大量正常的人类行为，从犯人手中剥夺了大量的日常选择：吃什么、几点吃、什么时候洗澡等等。假如你不在街头自卫，不必从一场犯罪赶赴下一场犯罪，不能借助毒品来摒弃整个世界，那么你就不得不陷入反思当中。在这种惩戒状态下，犯人的心中只剩下了爱与恨，重逢与复仇，容不下其他余地。他们整天琢磨如何报复将他们送进监狱的人：我采访过的犯人尽管未必一定会将自身罪行推诿到别人身上，但是却全都指责别人害得自己进了监狱。他们同样渴望别人向他们伸出援手：例如丈夫或者妻子，男女朋友，子女父母。来自这些人的相对未受玷污的爱成为了无辜时光的珍贵纪念品。

克里什纳遭受的伤害远比他向别人施加的伤害更真实。但是我也遇到过其他类型的孩子，他们成为罪犯的原因是为了给先前的难忍负疚感添加一点分量。我在家教学校里结交了一位泰道.维尔基，他在六岁与担任幼儿园教师的母亲打了一架。然后他告诉幼儿园医务室的护士自己遭到母亲的虐待，并且在社工面前重复了这套说辞。她从没虐待过他，他只是希望给母亲找点麻烦而已。泰道与她的妹妹都被永久性地送进了寄养体系，他的母亲一连五年被禁止担任教职。他的整个人受笼罩在了这件事的阴影里。

在另一所监狱服刑的米特.艾柏特描述了自己八岁那年的一段经历。当时母亲经常独自出门，让他照看妹妹，并且告诫他听到敲门声无论如何不要开门。有一天敲门声持续不绝，他终于忍不住打开了屋门。原来敲门的人是警察，他们收到邻居的投诉说有户人家将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因此过来查看。然后米特的母亲就被剥夺了监护权，而他与妹妹则一直在寄养家庭之间颠簸。就像吉卜林的《吉姆老爷》一样，米特也遭到了一次错误的纠缠。他觉得自己毁掉了母亲与妹妹的生活，一直感到五内俱焚。他后来犯下的贩毒罪与袭击罪其实是满足了他的自我惩罚需求。关于犯罪的传说是犯罪源自父母对于子女的伤害，但是犯罪留下的遗产却是子女对于父母的伤害。此类过犯导致的痛苦往往会涂黑遮蔽其他一切愧疚感。

爱不仅是一种本能，也是一项技能。家教学校提供的治疗性改造项目通过集体谈话、日记与书信提供了促使犯人反躬自省的结构与势头。此外子女被关进家教学校也为父母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对于有些人来说，与无规可循的日常世界相比，监狱其实是更适合表达情感的场所，因为监狱规定了情感表达的范围与界限。你只需要在探视日前来，一直呆到探视结束为止，带来两双新球鞋，并且将孩子的男女朋友当成家人看待。这些显而易见的具体行为并不需要维持特定情绪就能做到，而许多性情暴躁情绪多变的人都很难维持情绪不变。有些人难以时刻维持心态与行为的一致性，不过每周维持一次倒是还能勉力为之。坚实的信任——“我父母说他们会在探视日来看我，他们也真来了”——对于很多少年犯来说简直是破天荒头一回的体验。在有些案例当中，一旦子女出狱，父母的支持就会烟消云散。不过在另一些案例当中，此类服务则为父母提供了由浅入深的辅助训练。等到子女刑满释放之日，父母也养成了全新的信心与技能，做好了独立履行父母职责的准备。

在理想情况下，少年犯重返家庭的过程也映射着他或她面临的重返社会进程。我第一次参加亨内平县社区矫正部家庭访问日的时候与两名处境看似相同的男孩交谈过。他们两个年龄相仿，刑期相近，出狱时间也相差不远。但是我很快就得知，一个孩子的父母每到开庭的时候都会驱车两个小时参加庭审，家庭辅导与探视也是一次不落。他的母亲早在他出狱之前就为他联系了一家包工队，打算让他从事建筑工作。另一个男孩则半心半意地与他这位朋友的家人坐在一起，因为他自己的中产阶级高知父母从来没来过，尽管他们家距离这里只有两英里路程。这两个孩子出狱之后的道路肯定会天差地别。

我曾经访问过英格兰北部纽卡斯尔郊外的卡斯亭顿最高安全等级监狱。与家教学校相比，这里的作风更传统，物质条件也更简陋。在明尼苏达州，管教人员总会告诫犯人，他们没有非得与我交谈不可的义务。在卡斯亭顿，监狱方面处理犯人的时候从来不避讳我，甚至还允许我旁观了对于新入狱犯人的搜身检查。弗兰克.巴克兰的入狱理由是用刀划破了表妹的男朋友的脸。“我在监狱里已经把自己的暴力冲动控制得不错了，”他说。他是一名模范犯人。“但是等我像其他人一样出去以后，喝上两杯酒，见过几个姑娘以后，我就不知道还能不能控制得住了。”他在谈论自己的未来性格的时候就好像他对此根本无可奈何一样。“我们只能等着看了，”他的母亲同样无助地对我说。家教学校始终教导年轻人们要积极思考计划出狱后的生活。相比之下，我在卡斯亭顿从没见过一个知道出狱之后打算干什么的犯人。

身陷监狱反思未来或许只是幻想。但是任何特定幻想的可信程度与希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犯人出狱之后改弦易辙重新做人的能力。克里什纳在牛排晚餐餐桌上津津乐道地向我宣扬帮派生活的好处，卡琳娜则在男友遇害之后化悲痛为力量，一鼓作气拿下了同等学力考试。前者预示着黯淡的未来，后者则预示着光明的未来。家教学校提供了一套渐进式改造项目，服刑人员会在支持服务的帮助下逐渐返回外部世界，而不是一下子就被推回去。泰瑞.巴赫表示，“很多父母已经习惯了向我打电话求助。假如孩子出狱之后的情况不太顺利，他们总会找我商量。”卡琳娜出狱后一直与她最喜欢的管教人员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向她请教人生问题。向管教关系当中注入人性与人情会带来极大的收益。